摘要：2025年8月的一个傍晚，北京海淀区的写字楼楼下，39岁的丁远昭骑着电动车，车筐里放着三份外卖，其中一份是给某互联网公司加班员工的奶茶。路过便利店时，他停下车买了瓶矿泉水，店员认出他：“你不是那个清华博士吗？怎么还在送外卖？”丁远昭笑了笑，擦了擦额头的汗：“送

2025年8月的一个傍晚，北京海淀区的写字楼楼下，39岁的丁远昭骑着电动车，车筐里放着三份外卖，其中一份是给某互联网公司加班员工的奶茶。路过便利店时，他停下车买了瓶矿泉水，店员认出他：“你不是那个清华博士吗？怎么还在送外卖？”丁远昭笑了笑，擦了擦额头的汗：“送外卖挺好的，能挣钱，还能锻炼身体。”

这个场景，放在五年前几乎不可想象——清华本科、北大硕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博士，这样的学历履历，在多数人眼里该是“进科研院所、当大学教授”的标配。可如今，丁远昭却穿着外卖服，穿梭在街头巷尾。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土木硕士小杨，在小学门口卖造型像“AK枪”的烧饼；复旦保研生费宇，在川大校门口摆摊卖土豆泥；北师大心理学硕士老范，骑着电动车送外卖……

这些新闻一出来，总有人感叹“学历不值钱了”“读书无用”。可真的是学历崩塌了吗？2024年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平均薪资仍比高中及以下学历高62%，就业稳定性高45%。真正变了的，不是学历的价值，而是我们对“高学历该做什么”的刻板印象——我们总觉得高学历就该进写字楼、做精英，却忘了，生活的答案从来不止一种。

丁远昭的“转行”，始于2024年3月。当时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博士后，合约到期后没续签，本想继续从事科研，却发现“科研岗位竞争太激烈，39岁的年纪没了优势”。十几场面试下来，要么石沉大海，要么薪资远低于预期。“房租要交，家人要养，总不能坐吃山空。”丁远昭说，他偶然看到外卖平台在招骑手，“门槛不高，当天就能上岗，就试了试”。

一开始在新加坡送外卖，后来因为家人在国内，他回到北京继续干。有人质疑他“用博士身份博眼球”，他却很坦然：“外卖这份工作，不用看老板脸色，不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送完一单就有一单的钱，心里踏实。”他甚至在网上记录送外卖的日常，有次遇到一个考研失利的学生，他跟对方说：“高考、读研都不是人生的终点，哪怕现在没找到方向，先把日子过下去，总会有转机。”

这种“放下身段”的选择，不是被迫妥协，而是对生活的主动调整。中国就业研究所2024年调研显示，35岁以上的高学历劳动者中，有28%会因“行业萎缩、岗位减少”调整职业方向，其中43%表示“新工作虽然看似‘下沉’，但幸福感更高”。就像丁远昭说的：“以前做科研，每天担心论文能不能发表、项目能不能结题，压力大到失眠；现在送外卖，累是累点，但晚上能睡踏实，这种踏实比什么都重要。”

还有北师大硕士老范，毕业后在教育机构做了两年讲师，后来机构裁员，他选择送外卖。“一开始觉得没面子，怕遇到熟人。”老范说，直到有次送外卖时，一位大姐每次都会多给他一瓶水，说“小伙子不容易”；有次电动车没电，同行小哥主动帮他换电池——这些陌生人的善意，让他慢慢放下了“硕士的架子”。“现在我觉得，工作没有高低贵贱，能靠自己双手挣钱，能感受到生活的温度，就是好工作。”

小杨的烧饼摊，在郑州某小学门口，每天下午5点出摊，十几分钟就被抢空。他做的烧饼不一般：有“沙漠之鹰”“AK枪”的造型，还有Hello Kitty、皮卡丘的卡通模样，小学生们拿着烧饼，会互相炫耀“我的枪比你的酷”。

这个28岁的土木硕士，曾经也有“进设计院、做工程师”的梦想。2023年毕业时，他投了几十份简历，要么石沉大海，要么面试时被告知“我们要35岁以下、有5年经验的”。“房地产行业不行了，很多设计院都在裁员，我们这些应届生，根本没机会。”小杨说，他后来在培训机构当老师，每天对着摄像头讲课，“感觉自己像个机器人，一点都不开心”。

辞职回老家后，他在整理杂物时发现了父亲闲置的烤炉，突发奇想“不如做烧饼”。一开始做普通的圆烧饼，生意不好，直到有个小学生问他“能不能做一把枪”——这个需求，让他找到了方向。他用做土木图纸的细致，琢磨烧饼的造型：画草图、调面团硬度、控制烤制时间，甚至还查了“儿童审美偏好”的资料，确保造型既好看又好拿。

“以前学的土木知识，好像跟做烧饼没关系，其实不是。”小杨笑着说，“做结构设计需要精准，做烧饼控制火候也需要精准；画图纸需要耐心，捏烧饼造型也需要耐心。这些能力，是相通的。”现在的他，不仅烧饼卖得火，还在网上开了账号，分享“创意烧饼”的做法，粉丝有40多万，甚至有商家找他合作开发“儿童辅食烧饼”。

小杨的故事，戳破了一个误区：不是学历没用，是我们总把学历和“特定职业”绑定。2024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调研显示，65%的“跨行业就业”高学历者表示，“以前学的知识和能力，能在新工作中用到”——比如法学专业的去做新媒体，用法律知识写科普；计算机专业的去开奶茶店，用编程思维做库存管理。学历给的不是“职业说明书”，而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像费宇，复旦保研生退学卖土豆泥，却用做科研的态度对待这份小生意：50斤土豆要选大小均匀的，调料要精确到克，甚至还做了“客户反馈表”，根据意见调整口味。“以前在实验室里调配试剂，现在在摊位上调配酱料，本质上都是‘把事情做好’。”费宇说，他现在每天能卖200多份土豆泥，月收入比在培训机构当老师还高，“更重要的是，我不用再失眠、干呕了，这种踏实感，是做科研时没有的”。

今年高考，杭州考生小朱考了600分，超过浙江省本科线120分，却选择了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的城市轨道交通设备与控制技术专业。有人惋惜“重点本分数读职校，太可惜了”，小朱却很坚定：“这个专业就业率98%，毕业就能进地铁公司，比读个普通本科找不到工作强。”

类似的选择，正在变得越来越多。2024年，浙江考生贺显贻考了604分，放弃双一流大学，选了武昌职业学院的定向培养军士专业；重庆考生677分，放弃北大，报考了西湖大学；江西三名过了清北分数线的考生，选择了其他名校的热门专业，让班主任在网上“破防”。

这些选择的背后，是就业市场的变化，也是家长和学生心态的转变。麦可思研究院2024年数据显示，普通本科毕业生平均求职周期为3.2个月，而职业本科和定向培养专业的毕业生，求职周期仅为1.8个月；在人工智能、轨道交通等领域，职业本科毕业生的起薪甚至比普通本科高12%。“以前家长觉得‘名校=好工作’，现在发现‘好专业=好就业’更靠谱。”北京某中学班主任说，“去年我们班有个学生，考了580分，选了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无人机应用专业，今年毕业就被农业公司录用，月薪8000，比很多普通本科毕业生都高。”

这种务实，不是“放弃理想”，而是“认清现实”。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今年首次招生，浙江考生韩冬煦考了691分，够上清华的分数，却选择了这所民办高校。“我想做人工智能科研，这所学校大一不分专业，能让我先打好基础，大二再选专业，比在清华被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强。”韩冬煦说，他的父母一开始反对，后来看到学校的师资和实验室设备，也慢慢理解了，“现在他们觉得，只要我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在哪里读书都一样”。

我们总觉得“放弃名校是可惜”，其实是被“名校光环”绑架了。就像罗翔老师说的：“功利性读书的底层逻辑是成功主义，觉得高学历就该光宗耀祖；可非功利性读书，是让你在任何处境下，都有把日子过好的勇气。”那些放弃名校的考生，不是“傻”，而是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们知道，比起“名校毕业生”的标签，“能找到喜欢的工作、过踏实的生活”更重要。

当我们看到清华博士送外卖、土木硕士卖烧饼时，之所以会觉得“可惜”，是因为我们的成功观太窄——我们总觉得，成功就该是“进大厂、当高管、住大房子”，却忘了，有人喜欢“朝九晚五，安稳度日”，有人喜欢“自由职业，随心生活”，有人喜欢“做小生意，每天有烟火气”。

丁远昭送外卖时，会在休息间隙看专业书，他说“说不定以后还能回到科研领域”；小杨卖烧饼的同时，在考注册建造师，“万一行业好转，还能回去做本行”；费宇卖土豆泥的间隙，在准备雅思，“想以后去国外读公共卫生，圆自己的科研梦”。他们不是“放弃了学历”，而是“不被学历绑架”——学历是他们的底气，不是枷锁。

2024年，全国有50多所大学出现“新生放弃入学”的情况：广州某本科院校有167名新生放弃入学，江西某师范大学有160人没报到，湛江技术学院预计招生7544人，实际只招到1189人。这些数据，不是“教育失败”的证明，而是“学生觉醒”的信号——他们不再盲目追求“名校”“高学历”，而是更看重“专业匹配度”“就业前景”“个人兴趣”。

蔡崇达在《命运》里写：“只要我们还活着，命运就得继续，它会让你难受，让你绝望，但你只要不停，它就奈何不了你。”清华博士送外卖，不是“学历崩塌”，而是他在“不停”；土木硕士卖烧饼，不是“读书无用”，而是他在“不停”；复旦保研生卖土豆泥，不是“自甘堕落”，而是他在“不停”。他们都在用力活着，用自己的方式，找到生活的意义。

我们该放下对“高学历该做什么”的执念了。学历从来不是“成功的唯一门票”，它只是给了你更多选择的可能——你可以选择做科研，也可以选择送外卖；可以选择进大厂，也可以选择卖烧饼。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工作，而是你是否喜欢这份工作，是否能在这份工作中找到价值，是否能把日子过好。

就像丁远昭说的：“无论高考考得好或不好，心态都放平，大家以后工作都差不多——不是说薪资差不多，是说只要你努力，都能把日子过踏实。”真正的学历价值，不是让你“高人一等”，而是让你在任何处境下，都有把日子过好的勇气和能力。这，才是教育的终极意义。

来源：清华妈妈养二宝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