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犯罪心理学是研究犯罪心理与对策的应用学科，对犯罪动机的探索是其核心主题。近二十年来，随着生物技术的突破，对于犯罪人特异的生物因素及其神经机制研究成为犯罪心理探索中最具有挑战性的领域，而神经犯罪学正是这一挑战的突出代表。

犯罪心理学是研究犯罪心理与对策的应用学科，对犯罪动机的探索是其核心主题。近二十年来，随着生物技术的突破，对于犯罪人特异的生物因素及其神经机制研究成为犯罪心理探索中最具有挑战性的领域，而神经犯罪学正是这一挑战的突出代表。

暴力犯罪基因：从单基因到蛋白折叠机制

暴力犯罪行为的遗传学基础是神经犯罪学的核心议题。一项对双胞胎（1210名）进行的研究表明：反社会行为之遗传可能性数值介于0.4—0.5之间，即人类40%—50%关于反社会行为的变异性由基因决定。

许多暴力犯身上存在MAOA基因（单胺氧化酶A）缺陷。MAOA参与多种神经递质的代谢，从而帮助人们控制情绪、提高注意力，完成许多认知功能，而MAOA缺陷有较高的可能性导致情绪冲动性或反应性暴力行为。除MAOA基因外，还有一些基因与犯罪行为相关，如5HTT（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DRD2（多巴胺D2受体）基因、DAT1（多巴胺转运体）基因、DRD4（多巴胺D4受体）基因。动物体内多巴胺浓度的提升，往往伴随着攻击性行为的增强。近年研究揭示了反社会行为更为复杂的分子机制。例如，CCT3基因的突变会干扰伴侣蛋白TRiC的正常功能，从而导致蛋白折叠过程出现障碍，这进一步影响了神经系统的发育，具体表现为智力发育迟缓、癫痫发作以及攻击性行为异常。另外，TCF4基因的突变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情绪调控障碍存在关联，这种突变可能通过扰乱前额叶与杏仁核之间的神经环路，间接地提升了患者的暴力倾向。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进一步表明，多巴胺受体基因（如DRD2）和神经递质转运蛋白基因的变异，可能通过改变奖赏系统与冲动控制功能影响犯罪倾向。

自主神经系统（ANS）与犯罪行为：应激反应的双刃剑

良心（conscience）的神经基础取决于他的自主神经系统，良心在犯罪预防中具有良好的效果。有些杀手的自主神经系统与常人不一样，他们更不容易紧张焦虑，所以可能更容易实施犯罪。良心被视为一种经典的情绪反应，犯罪者与精神变态者在面对条件性恐惧时反应迟钝，这归因于他们长期维持的低唤醒状态。这种条件性恐惧的缺乏，进而使他们缺失良心，更倾向于通过犯罪行为来满足个人欲望。

剑桥大学进行的犯罪行为相关因素分析显示，低静息心率和注意力差是与暴力行为最为相关的两个因素。对此有几种解释：“无畏理论”（低静息心率是无所畏惧的象征）；“移情理论”（低静息心率的人缺乏移情能力）；“寻求刺激理论”（低唤醒让人长期处于不愉快的生理状态，而反社会行为能够增加他们的唤醒水平）。自主神经系统通过调节心率变异率（HRV）与皮质醇水平，影响个体的应激反应水平与情绪控制。例如，在SIRS患者中，HRV与皮质醇浓度的相关性分析显示，HRV降低与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不良有关。研究发现，暴力犯罪者常表现为HRV降低和皮质醇节律紊乱，提示其交感神经亢进与副交感神经抑制失衡。这种生理异常可能导致个体在压力情境下更易、更快速地采取攻击性行为来应对人际冲突。

大脑损伤与前额叶：执行功能的崩塌

前额叶皮层（PFC）是人类执行功能与道德决策的中枢，其损伤与反社会行为高度相关，其中眶额部（OFC）是人类的道德情感中枢，OFC存在功能缺陷则较可能驱使行为人无视基本的道德准则与规范，自私自利又心安理得（甚至自鸣得意）地实施掠夺性犯罪行为。临床案例及神经影像学证据明确表明，前额叶灰质体积减小或白质完整性降低，可导致冲动控制能力下降与风险决策倾向增强。例如，由外伤、脑卒中或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所导致的前额叶损伤，可能会破坏背外侧前额叶（dlPFC）与腹内侧前额叶（vmPFC）之间的协同作用，进而削弱个体对社会规范的内化能力。对此，相应的干预策略聚焦于神经可塑性修复。神经反馈训练通过实时调控前额叶脑电活动，增强自我监控能力；认知行为疗法（CBT）则通过重塑认知模式补偿前额叶功能缺陷。

杏仁核功能损伤与犯罪型精神病态：共情的神经基础

精神病态（psychopathy）是极端犯罪研究的典型对象，也是持续性极端犯罪群体的代表。精神病态者的杏仁核与前额叶功能存在异常，同时伴随着自主神经系统（ANS）的低反应性，这通常表现为冷酷无情（即共情缺失）、病态的自恋倾向、无所畏惧以及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但是，精神病态者的认知发展正常，相当部分还具有较好的认知水平。研究显示，青少年的反社会行为与特定的身心特质紧密相关，这些特质通常被称为“暗黑三人格”。正是这些特质导致了青少年中某些特殊人群持续不断地进行精心策划的犯罪行为。

杏仁核是情绪加工与恐惧学习的核心脑区，其功能损伤与精神病态型犯罪密切相关。fMRI研究显示，精神病患者在观看他人痛苦场景时杏仁核激活显著减弱，且其与腹内侧前额叶的功能连接异常，导致共情缺失与惩罚敏感性降低。动物模型进一步表明，杏仁核损毁的个体无法形成条件性恐惧反射，从而无视社会规范。基于此，生物反馈训练与经颅磁刺激（TMS）被用于调节ANS功能，例如通过低频TMS抑制前额叶过度激活，或通过高频TMS增强杏仁核情绪反应，以改善冲动控制。针对杏仁核的干预还包括药物调控（如催产素增强共情）与特异神经刺激技术。例如，深部脑刺激（DBS）靶向杏仁核—前额叶环路，可部分恢复情绪反应与社会认知功能。

营养不良与犯罪：微量元素的隐形推手

研究发现，喜爱甜食的人体内糖分沉积速度加快，易引发低血糖症和脾气暴躁。同时，重金属摄入过量会直接损害神经结构，进而增加暴力行为的风险。营养不良问题，特别是锌、铁及维生素B的缺乏，会干扰神经递质的合成过程并阻碍脑部的正常发育，从而间接地提升犯罪的风险。举例来说，铁元素的缺失会导致多巴胺的合成量减少，这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及冲动性行为有着密切的关联；而维生素B12的不足则会引发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上升，进一步加剧神经元的氧化损伤。研究显示，儿童期营养不良与成年后暴力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例如，南加州大学的研究表明，儿童期尤其是出生头几年的营养不良，可能导致青少年时期及成年后出现更多的暴力行为。此外，营养不良可能影响前额叶与边缘系统的发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种相关性。干预方案强调营养补充（即BDNF，脑源性营养素）与饮食教育，如补充ω-3脂肪酸可改善攻击性青少年的冲动控制。

生物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早期精神创伤的烙印

早期精神创伤（如虐待、忽视）通过表观遗传修饰与神经可塑性改变，长期影响大脑功能。创伤经历可导致杏仁核过度激活（增强恐惧反应）与前额叶功能抑制（削弱情绪调节），形成“高警觉—低控制”的行为模式。表观遗传学研究发现，童年虐待可降低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NR3C1）的甲基化水平，增强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反应，进而升高应激相关暴力风险。对此，生物社会模型强调基因易感性与环境压力的叠加效应。例如，MAOA低活性基因携带者在创伤环境下，其暴力行为发生率较普通人群高3倍；来自良好家庭背景的孩子条件性恐惧反应较弱，其反社会倾向较高；而家庭环境恶劣的孩子，条件性恐惧反应较强，更易走向反社会行为。由此可见，家庭背景在条件性反应恐惧与反社会程度中起到了调节作用，这也被称为社会调节作用。

总之，作为犯罪心理学自然科学化路径的神经犯罪学，通过解析犯罪行为的生物学基础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为犯罪预防与矫治提供了革命性视角。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整合多维数据资源，能够开发快速而精准的干预技术。同时，也要注重平衡科学技术进步与伦理风险的关系。唯有如此，方能在深刻理解“犯罪心理动力”的同时，构建更具人性化与实效性的司法矫治体系。

来源：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