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华夏文化的璀璨星空中,京剧无疑是一颗最为耀眼的明珠,被誉为 “国粹”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历经数百年的岁月洗礼,至今仍在舞台上熠熠生辉,不仅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的心中,更在世
在华夏文化的璀璨星空中,京剧无疑是一颗最为耀眼的明珠,被誉为 “国粹”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历经数百年的岁月洗礼,至今仍在舞台上熠熠生辉,不仅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的心中,更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散发着迷人的东方韵味。京剧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如今的艺术瑰宝?这背后蕴含着一段跌宕起伏又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
京剧并非一蹴而就,它的诞生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原始歌舞。
原始社会,人们以歌舞来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神灵的祈愿 。在这些歌舞中,巫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其舞蹈、咒语和仪式,代表着天地链接和祸福转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知的进步,尤其是医学的发展,人们意识逐渐开化,对自然现象有了更理性的认识,巫师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转变,他们逐步从单纯的宗教仪式执行者,转向以模仿生活原形的表演职业。这种转变标志着表演艺术的萌芽,为后来戏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到了汉代,出现了 “角抵戏”,这是一种融合了歌舞、杂技、表演等各项技能的早期戏曲表现形式,用以表现提前预设的人物情景故事。角抵戏的出现,是戏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不再是简单的歌舞表演,而是有了情节和角色的设定,具备了戏曲的基本要素。据记载,当时的角抵戏规模宏大,常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观看。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剧目是《东海黄公》,讲述了黄公年轻时能用法术制服蛇虎,但年老体衰后,在与白虎的搏斗中因法术失灵而被虎所杀的故事。演员在表演时,会通过特定的装扮、动作和道具来展现角色的特点和故事情节,如黄公用红绸束发,手持赤金刀,白虎则由人扮演,通过模仿虎的形态和动作来增强表演的真实感。这种表演形式不仅具有娱乐性,还蕴含了一定的文化内涵和教育意义,对京剧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为京剧的表演形式和内容提供了早期的范例。
三国时期,戏曲已经发展到因人物、剧情等的需要可男扮女装的程度,这表明戏曲在角色塑造和表演技巧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各地区文化交流的频繁,戏曲艺术也在不断吸收和融合各种文化元素,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特点。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脸谱的前身 —— 假面具。假面具的使用丰富了戏曲的表现形式,使演员能够更加生动地塑造角色形象,通过不同的面具造型和色彩来表现角色的性格、身份和情感。这一时期的戏曲表演更加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为京剧脸谱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
隋唐时期,戏曲结合歌舞以散板 — 慢板 — 快板 — 散板的音乐结构形式来演唱故事,这种音乐结构的出现,使戏曲的演唱更加富有节奏感和表现力,能够更好地表达人物的情感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唐代寺院开始采用边唱边讲的方式讲说佛经和世俗故事,这种文体后来发展为鼓子词,对戏曲的剧本文学和音乐唱腔的形成具有关键的影响。它不仅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故事题材,还推动了戏曲音乐唱腔的发展,使戏曲在文学性和音乐性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戏曲艺术在元代发展到了高峰,这一时期具有戏曲形态的元代南戏和北杂剧共存。杂剧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富的内容,成为元代戏曲的代表形式。杂剧的剧本结构严谨,一般由四折一楔子组成,每折都有固定的宫调、曲牌和套曲,通过唱、念、做、打等表演手段来讲述故事、塑造人物。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一大批杰出的剧作家纷纷涌现,他们创作的作品如《窦娥冤》《西厢记》《梧桐雨》《汉宫秋》等,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对后世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和人民的生活状况,同时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剧情的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语言的优美精炼,都为后世戏曲的创作提供了典范。
南戏则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它以其清新自然的风格和贴近生活的内容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南戏的音乐风格婉转细腻,演唱形式更加灵活多样,剧本内容多以民间故事和爱情题材为主,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南戏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戏曲的艺术形式和内容,为京剧的形成提供了更多的艺术元素和创作灵感 。
从原始歌舞到元代戏曲,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京剧的诞生积累了丰富的艺术元素和表演经验,从表演形式、音乐唱腔、剧本创作到角色塑造等各个方面,都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清时期是京剧发展历程中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戏曲声腔的丰富和融合,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戏曲艺术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并称 “四大声腔”,它们各具特色,在不同地区广泛流传,对后世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
余姚腔起源于浙江会稽,形成于元末明初,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风格淳朴流畅,表演形式生动活泼,在明中叶成为遍及南北的重要剧种之一。它的演唱风格独特,采用 “滚调” 的方式,即将唱词进行通俗化的解释和发挥,使剧情更加通俗易懂,深受普通百姓的喜爱。余姚腔的伴奏以打击乐器为主,节奏明快强烈,能够营造出热烈的演出氛围。
海盐腔起源于浙江海盐,在明代上层社会十分流行,风格典雅优美,流唱多用官话,表演形式庄重肃穆,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海盐腔的音乐结构严谨,曲牌丰富,演唱时注重字正腔圆,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和优美的旋律展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它的伴奏乐器主要有锣、鼓、拍板等,与唱腔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弋阳腔元代出现于江西弋阳,流传地区广泛,除两京、湖南、两广以外,明代还传至云南、贵州等地。弋阳腔的音乐风格粗犷豪放,演唱形式为 “一人唱而众和之”,即一人演唱众人帮腔,这种独特的演唱形式增强了戏曲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弋阳腔的伴奏乐器只有打击乐器,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其唱腔高亢激昂,能够表达出强烈的情感,深受民间百姓的喜爱。弋阳腔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吸收各地的民间音乐和方言土语,形成了多种变体,对后来的许多剧种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京剧、湘剧、川剧、秦腔等。
昆山腔因元末居于昆山附近的顾坚始创而得名,明代魏良辅等一批戏曲音乐家对昆山腔的唱腔做了进一步加工提高,改革后的昆山腔曲调细腻婉转、轻柔舒缓,人称 “水磨腔”。昆山腔的演唱注重声音的控制和旋律的婉转,讲究 “启口轻圆、收音纯细”,以悠扬的唱腔和优美的舞蹈动作展现出高雅的艺术气质。它的伴奏乐器有笛、箫、笙、琵琶等,音乐优美动听,与唱腔完美融合。昆山腔的剧本多为文人创作,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其剧情丰富多样,涵盖了爱情、历史、神话等诸多题材,对京剧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四大声腔在明代的广泛流传和发展,不仅丰富了戏曲的声腔体系,还为后来京剧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借鉴。它们在表演形式、音乐唱腔、剧本创作等方面的经验和特色,都被京剧所吸收和融合,成为京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
清代初期,京城戏曲舞台上盛行昆曲与京腔(弋阳腔)。乾隆中叶后,昆曲渐渐衰落,京腔兴盛逐渐取代昆曲一统京城舞台的局面。但在 1780 年,秦腔艺人魏长生进京,其扮相俊美、唱腔委婉、嗓音甜润,一演出即轰动京城。魏长生以《滚楼》一剧声名大噪,他的表演风格独特,融合了秦腔的高亢激昂与细腻婉转,为京城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听享受。自此,京腔开始衰微,京剧六大名班也无人过问,纷纷搭入秦腔班谋生。
1785 年由于魏长生表演有伤风化,于是明令禁止秦腔在京城演出。秦腔艺人失去了演出机会,为了生计,他们纷纷搭入徽班。徽班以唱二黄调为主,同时兼唱昆曲、梆子、啰啰诸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秦腔艺人的加入,为徽班带来了新的声腔和表演技艺,形成了徽、秦两腔融合的局面,史称 “徽秦合流”。徽秦合流是京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它为徽班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徽班的艺术表现力,为后来徽汉合流以及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
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为庆祝乾隆帝八十寿诞,浙江盐务选派擅长秦腔、京腔、二黄腔的三庆班(又称 “三庆徽”)入京。三庆班入京后,以强大的阵容和出色的表演广受欢迎,遂留京演出,时人称之为 “京都第一”。乾隆六十年(1795 年)后,又有许多南方戏班入京,如四庆徽、五庆徽等。这些戏班经过一番角逐,有的渐渐衰落,有的则持续兴盛。道光年间,举人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写道:“京师梨园四大名班,曰四喜、三庆、春台、和春。” 这就是后人所称的 “四大徽班”。
徽班进京后,与当时京城流行的昆曲、京腔、秦腔等剧种相互交流、融合。在演出过程中,徽班不断吸收其他剧种的优点,丰富自己的表演形式和内容。与此同时,剧坛上出现了 “花雅之争” 的局面。“雅部” 即指宫廷和士大夫推崇的昆腔,其风格典雅细腻,注重唱功和舞蹈,剧本多为文人创作,具有较高的文学性;“花部”,也叫 “乱弹”,即指其他地方戏曲声腔,如徽调、秦腔、弋阳腔等,它们的风格更加贴近民间,通俗易懂,表演形式丰富多样,注重剧情和表演。“花部” 与 “雅部” 的竞争,促进了各种声腔的融合,京剧正是在这种融合中逐渐发展而来。徽班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强大的适应性,在 “花雅之争” 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京城戏曲舞台的主流。
嘉庆、道光年间,徽班在北京兴盛之时,又有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来北京搭徽班唱戏。汉剧流行于湖北,其声腔中的二黄、西皮与徽戏有着血缘关系,徽、汉二剧在进京前已有着广泛的艺术交融。道光初年,一些著名的汉剧艺人如余三胜、王洪贵、李六等人分别入京,搭入徽班春台、和春班演唱。汉剧演员的加入,使徽戏的唱腔日益丰富完善,唱法、念白更具北京地区语音特点,易于北京人接受。徽、汉合流后,促成了湖北的西皮调与安徽的二黄调再次交流,进一步融合了昆曲、秦腔等剧种的部分曲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同时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京剧。
在京剧形成初期,余三胜、张二奎、程长庚被票友称为 “老生三鼎甲”(又称 “老生三杰”“前三杰”)。余三胜是湖北人,为汉派,他的演唱风格抑扬婉转,流畅动听,能 “融合徽、汉之音,加以昆、渝之调,抑扬转折,推陈出新”,对京剧皮黄腔的形成有很大贡献。
程长庚是安徽人,为徽派,他的演唱字音清晰,行腔自如,高亢沉雄,韵味无穷,成为后辈效法的榜样,他不仅擅演本行老生,而且能替演其他各门角色,甘当配角,其掌管三庆班时,规矩严明,并能以身作则,不谋私利,关心同人,并废除 “站台” 等行业陋习,三庆班能久盛不衰,对京剧的形成做出重要贡献,与程长庚的艺品、人品及具有凝聚力的组织管理能力密不可分;张二奎自幼在北京长大,能 “采取二派而搀以北字”,北京观众喜闻易懂,对徽、汉融合及语音的京化上有所创造。“老生三鼎甲” 在京剧的唱腔、表演、念白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艺术成就和表演风格对京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标志着京剧作为一个新剧种的正式诞生 。
19 世纪中叶,京剧在音乐声腔、字音、伴奏、身段动作及舞台布局、演出规制等各方面,都基本确立了自己的艺术特点,舞台艺术的程式规范化逐渐完备。至同治、光绪年间,京剧逐步走向成熟,在北京舞台上占据主要地位,并开始向外地流传,开创了兴盛局面 。
回顾京剧的起源与发展历程,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见证了这一艺术瑰宝从萌芽到成熟的伟大历程。京剧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精神追求。它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多种艺术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出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
在现代社会,京剧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让我们能够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寻找到一份宁静与归属感。京剧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如忠诚、正义、勇敢、善良等,始终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 。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京剧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我们不能让这颗璀璨的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黯淡无光。每个人都应当成为京剧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让京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走进剧院,欣赏一场精彩的京剧演出;参加京剧社团,学习京剧的表演技艺;向身边的人讲述京剧的故事,传播京剧的魅力…… 让我们携手共进,让京剧这一国粹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
来源:闲云野鹤九重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