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三八年前，我家住在台儿庄南门里的园上。爷爷这一辈有兄妹四人，哥哥被日本鬼子抓了壮丁后便没了音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爷爷九岁时父因染温疫离世，他没念过书，解放前后全靠种菜卖菜谋生，性子忠厚又谦和，一九六四年正月十三夜病故，享年七十四岁。

一九三八年前，我家住在台儿庄南门里的园上。爷爷这一辈有兄妹四人，哥哥被日本鬼子抓了壮丁后便没了音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爷爷九岁时父因染温疫离世，他没念过书，解放前后全靠种菜卖菜谋生，性子忠厚又谦和，一九六四年正月十三夜病故，享年七十四岁。

那些年的台儿庄，日子虽不富裕却也算安稳。蒋桂战争时虽有军队经过或驻守，倒也没对民众造成大的伤害。直到一九三八年春，台儿庄大战打响，平静被彻底打破。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加入了“跑大反”的队伍，临走前，他们把家里唯一值钱的锡茶壶埋在院子里，盼着回来时还能寻到。那会儿日本飞机天天来轰炸，百姓们四散逃命，顺河四街朱宪友的姐姐，就是在跑大反的路上被炸弹夺走了性命。

等麦黄时节再回到台儿庄，家早已成了焦土，房屋全塌了。爷爷他们在凤凰台北原糖厂找了间东头没完全倒的草屋安身——那是座土木结构的老房，西头两间塌得彻底，东头这间稍修修才勉强能住，院子里的其他屋子早已烧成了灰烬。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院子里挖山芋窑，一米深的地下还能看见燃烧的痕迹，唯有原来的地基石依旧完整。

解放后，日子才算有了盼头。家里分了八亩地，就在涛沟桥河东、史庄村西，因为外爷爷家在史庄，我小时候基本是在外爷爷家长大的。今年春节去史庄看望九十六岁的妗子，隅遇儿时伙伴，俩人都不知道对方的大号，张口就是乳名，一对白发老人站在那儿呵呵笑，满是岁月的温厚。

奶奶章氏这一辈子，过得太苦。她生了七个孩子，可先后有五个没能熬过艰难岁月，或冻或饿或病，最后只剩我父亲和一个姑姑。奶奶性情温良恭俭，即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总跟我们说“糠菜能吃饱就行，一天一顿饭也比打仗时到处跑强，要好好感谢共产党”。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时，小杨、小汤、小姜三个青年女子来家里访贫问苦，那会儿正下雨，屋顶漏得要用盆接着，奶奶却没提一句困难，只说没人手修。结果第二天，生产队就派人拉着麦草把房顶修好了。后来我们才听说，那个小杨，是杨得志司令员的女儿。奶奶一九七七年腊月病故，享年七十六岁，她活着时总念叨，当年埋在南园上的那把锡茶壶，不知还在不在。

父亲的人生，也和时代紧紧绑在一起。一九五三年五月，他应征入伍，在零零九八部队一支队七连，本是准备去参加抗美援朝的。可同年七月底，停战协议一签，他终究没能踏上朝鲜的土地——这成了他和战友王召军、苏化友一辈子的遗憾。父亲当兵后，政府特意给家里盖了两间新房子，也是那年，二弟出生，爷爷给他取名“新房”，就是要记着共产党的恩情。一九五六年父亲复员，先去了枣庄矿务局山家林煤矿，一九六四年调去新汶矿务局协庄煤矿，一九八五年退休回了台儿庄。二零零三年五月二日夜，突发心梗走了，享年七十四岁。

到了我这一辈，日子是越过越红火。我们姊妹六个都有了工作，儿孙满堂，家里的房子也跟着一次次“升级”。前后在老地基上翻盖了四次：一九六九年，生产队出工帮忙，把政府盖的老房拆了，盖起三间更好些的草屋，总共花了七十五元工料钱；一九七七年，靠亲朋帮衬，盖了三间瓦房和一间平房，花了六百八十元，出力的都是亲邻，全是义务工；一九八三年儿子出生，一九八五年秋又翻盖成四间八米宽的平房，用大米在彭楼煤矿换的钢筋，请了王正民师傅帮忙，那会儿大工小工都是一块二毛五一天，他弟兄俩一分钱没收，最后总共花了八千六百多元；二零零零年底，我买福利彩票竟中了一等奖，税后拿了一百三十多万，二零零二年便把平房推倒，找区建委设计师杨玉堂按抗八级以上地震设计，请华夏建筑工程公司周广建承建，花了四十六万，盖起一栋四百六十四平方的别墅式楼房，中央空调、暖气炉、闭路电视、乒乓球室，啥都配齐了，可二零零八年台儿庄古城恢复重建，我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拆迁，从此离开了那个承载了三代人记忆、至死都留恋的家。

回头看这一路，从埋在院子里的锡茶壶，到抗震的别墅楼房；从“跑大反”时的颠沛，到如今的安稳富足，我家的变迁，就是国家一步步发展的缩影。只愿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昌盛！

责任编辑:黄振

来源：台儿庄视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