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治六年（1867 年），杜凤治揣着吏部任命书赴广东广宁当知县，车马还没进县衙，先把堂兄杜凤筠、杜凤诰叫到跟前：“四哥（杜凤筠）你管教读，县考时帮着阅文；八哥（杜凤诰）你心细，总管账房，一文钱都得记清楚。”

壹

同治六年（1867 年），杜凤治揣着吏部任命书赴广东广宁当知县，车马还没进县衙，先把堂兄杜凤筠、杜凤诰叫到跟前：“四哥（杜凤筠）你管教读，县考时帮着阅文；八哥（杜凤诰）你心细，总管账房，一文钱都得记清楚。”

广宁县

没过半年，女婿陶志焕、儿子杜子榕也陆续到任 —— 陶志焕管钱谷，每年给 500 元脩金，顺带管妻儿生活费；杜子榕刚成年，就交给他 “独掌账房利权”，连县衙监印的活，都交给亲戚娄玉林（菊臣）。

这不是杜凤治独有的 “私心”，是他在日记里明明白白记着的常规操作。署理罗定州时，他一时找不到靠谱的钱谷师爷，直接把女婿推上去顶班；再任广宁时，账房先让外甥莫雨香管，后来嫌 “外姓终究隔一层”，换成内弟娄又庵；连教读、朱笔墨（管文书抄写）这些 “小活”，也优先给堂兄、族侄。用他的话说：“账房、监印是要害处，外人靠不住，还是自家人贴心。”

更有意思的是“待遇差别”。杜子榕管账时，不仅能拿 “同知” 虚衔，还能自己做买卖，杜凤治在日记里夸他：“四会、二次广宁、初任南海三年，均伊独掌账房利权，身上早捐同知，性善贸易，一切经理颇有条理。”（《杜凤治日记》）

女婿陶志焕管钱谷，虽说是 “临时顶替”，脩金 500 元（约合 330-410 两）虽比不上大幕，却比普通 “小席” 幕客还高两成；反观外聘的幕客金玉墀，就算 “品学无可瑕疵”，也只能处理刑名等专业性极强、却不易直接牟利的事务。说白了，县衙里的 “肥差”“稳差”，早被杜家亲属圈成了自留地。

贰

现在人看 “任人唯亲” 会觉得离谱，但在清代州县衙门，县令不用亲戚，反而可能坐不稳位置。杜凤治刚到广宁时，试过用外聘的账房先生，结果不到三个月，发现对方偷偷给书吏 “做账放水”，把 300 两税银算成 “损耗” 私分。气得他在日记里骂：“外人只认银子，不认差事，还是亲戚不敢乱伸手。”

这背后是清代州县制度的先天漏洞：

第一，县衙财政公私界限极其模糊。虽有《赋役全书》等账册名目，但实际操作中县令常视官帑如私产，俸禄、养廉银与赋税、陋规收入混为一体，美其名曰 “家产制”—— 既然 “县衙像自家产业”，管账的自然得是 “自家人”。

杜凤治在南海任上，连 “暂存账房的公款” 都能被儿子杜子榕挪用 1100 两，事后还得帮着遮掩，就因为 “公钱私用在州县是常事，只要别捅大篓子”。

第二，外人难防贪腐。书吏是本地人，常年把持政务，跟衙役、绅士勾连；幕客虽专业，却可能 “拿东家钱，办西家事”（比如顾学传据实上报抢案，坑了杜凤治）。只有亲戚，才会因为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不敢乱搞 —— 杜凤诰管账时，连书吏多报的 “纸笔费” 都要抠出来，不是他清廉，是怕 “账错了连累姐夫的官帽”。

第三，官场惯例默许。当时的县令，几乎都这么干。高要知县孙铸，把刑幕、钱谷、账房全交给胞叔、堂叔、堂兄弟；东莞知县直接让女婿管收粮，就算引发 “罢考案”，也只想着 “换个亲戚顶班”，没人觉得 “任人唯亲” 是大问题。杜凤治要是不用亲戚，反而会被同僚笑话 “不懂规矩”。

叁

杜凤治以为 “亲戚 = 靠谱”，可现实给了他好几记耳光。

最丢人的是儿子杜子榕。光绪元年（1875 年），杜凤治卸任南海知县，交代账目时发现，杜子榕挪用的 1100 两公款仍未补回。催缴的差役堵着县衙门要账，杜凤治只能变卖私藏字画填窟窿（不是没钱，是谨慎）。他在日记里骂儿子 “糊涂”，可转头还是让小儿子杜子杕接着管账 ——“总不能让外人看笑话，还是自家人犯错好遮掩”。

杜子榕只是贪财，东莞知县的女婿则直接闯了祸。那位知县让女婿高居北管收粮，高居北与秀才黎凤梧起冲突后，竟锁押黎家兄长并加以威胁，黎凤梧也是刚烈，竟自杀了。最终东莞绅士集体 “罢考”，闹到总督衙门，知县被降职，女婿也被赶走。杜凤治看到这事儿，在日记里庆幸：“还好我家亲戚没这么横，不然我这官也当不成。”

就算没闯大祸，亲戚间的 “内斗” 也够头疼。杜凤筠管教读时，觉得女婿陶志焕 “管钱谷太宽松”，天天向杜凤治告状；陶志焕反过来嫌杜凤筠 “阅文太慢，耽误县考”。最后杜凤治只能 “各打五十大板”，把教读和钱谷的活彻底分开 ——“用亲戚是为了省心，结果比用外人还累”。

肆

从杜凤治的日记里，能摸清当时官员安排亲属的潜规则，总结下来就三条：

1、要害岗位给 “最亲的”：账房、钱谷、监印，必须是儿子、女婿、亲兄弟 —— 这些岗位管钱、管印，是 “命门”，只有 “血浓于水” 的人才敢托付。杜凤治把账房先给堂兄、再给儿子，就是因为 “儿子比堂兄更亲，不会藏私”。

2、边缘岗位给 “沾亲带故的”：教读、阅文、朱笔墨，交给堂兄、族侄、内弟 —— 这些岗位不用担大责，还能给亲戚 “混个身份”。杜凤筠本是秀才，管教读后，在乡里说起来是 “县衙的人”，腰杆都硬了。

3、犯错了 “内部消化”：亲戚捅了篓子，先捂盖子，再换个亲戚顶班，绝不让 “外人抓把柄”。杜子榕挪用公款，杜凤治不声张；陶志焕管钱谷出小错，只 “提醒两句”。若是外聘幕客或书吏犯错，早被 “革职押解” 了。

当时还有个不成文的 “待遇标准”：儿子管账，每月给 “零花钱” 20 两；女婿管钱谷，年脩 500-800 两；堂兄、内弟管边缘岗位，要么给粮食、布匹等 “实物补贴”，要么帮着 “捐个虚衔”。除了离不开的专业 “大席” 幕客，杜凤治给亲戚的待遇，比 “小席” 幕客还高 ——“外人是雇来的，亲戚是‘合伙人’，待遇能一样吗？”

伍

之前写杜凤治系列文章时，提到知府小舅子在杜的辖地活动，有读者质疑：清代规定异地为官，杜凤治怎么会遇上知府小舅子？

他的日记早有答案：初到广东，肇庆知府徐嵩生便递来两张 “家人荐条”，说 “这是内弟的远房亲戚，懂钱粮”（《清代稿钞本》第 12 册）；署理南海时，收到的各类荐条更是 “积至数百张”（《清代稿钞本》第 13 册），连总督幕客都来推荐 “妻舅能管仓库”。

这不是个例。高要知县把刑名、钱谷、账房全交给叔伯兄弟，杜凤治自己也让儿子管账、女婿管钱谷。清代州县虽设 “异地为官” 制度，却挡不住亲戚网络 —— 上司推荐妻舅、同僚安插族侄、师爷帮带同乡，层层关系把县衙变成 “家族铺子”。

杜凤治光广宁任上，管过账房的亲戚就有外甥、内弟、儿子三人，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家人管钱，总比外人少贪几分”。

这些荐条里其实也有门道：知府推荐的 “懂钱粮” 亲戚，要的当然是肥差；总督幕客推荐的妻舅，也不过是想分走仓库 “陋规”。杜凤治在日记中抱怨过 “某荐来的巡检表侄，连‘徒流斩绞’都分不清”，但仍给了他 “朱笔墨（文书闲职） —— 在清代官场，拒绝上司的亲戚荐条，比用错人更危险。

说白了，清代县令的 “任人唯亲”，看着是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本质是 “制度漏洞下的无奈选择”：县衙没有规范的财务制度，没有可信的监督机制，只能靠 “亲戚关系” 填补信任空白，恰如古代将军 “上阵父子兵” 的逻辑。

可亲戚靠得住，是因 “利益绑定”；靠不住，也因 “利益绑定”—— 一旦亲戚把 “自家利益” 放在 “县官利益” 前面，就会捅出大篓子。杜凤治在日记中屡屡叹息 “非用亲戚不可”，却终其任未能挣脱这张血缘与利益交织的大网 ——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困局，更是清代地方治理中 “制度失灵” 的缩影。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