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忘带伞,只能站在县医院的屋檐下等雨小点。医院对面停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车尾贴着掉了一半的”平安”贴纸。
下雨了。
我忘带伞,只能站在县医院的屋檐下等雨小点。医院对面停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车尾贴着掉了一半的”平安”贴纸。
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医院走出来,眯着眼在雨里找出口。他抬头看见我时愣了一下,然后用那种我记忆中从没变过的温和笑容喊了一声:“表哥。”
堂弟阿兴。
“大伯怎么样了?”他突然问我。
我怔住,茫然地看着他。
“你不是来看我爸的?”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甚至不知道大伯还活着。
阿兴请我去医院旁的小饭馆吃饭。饭馆生意不太好,只有一桌老头在打麻将,麻将声和雨声混在一起。墙上的电视播着十几年前的老电影,音量开得很低,像是从另一个时空传来的声音。
“你爸他…回来多久了?”我小心地问。
“十二年了。”阿兴夹了一筷子青菜放在我碗里,“这个炒得还行,你尝尝。”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在上个月,我还在跟老婆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那个欠债跑路的大伯。
“他当初究竟欠了多少钱?”阿兴突然问。
我放下筷子,脑海中浮现出那些被翻来覆去说了无数遍的故事:二十年前,大伯做生意失败,借了我爸五万块钱(那时候五万块相当于我爸三年工资),然后人间蒸发。那几年我爸被债主追得到处躲,最后得了重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我上大学的钱都是东拼西凑借来的。
“五万。”我说。
阿兴点点头,没再说话。他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医院的短信提醒。
“我爸肝癌晚期,”他擦了擦嘴,“医生说撑不过这个月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沉默地吃饭。饭馆的灯忽明忽暗,像是随时会断电。
“表哥,我想带你去个地方。”
雨停了,我们走在县城老旧的街道上。阿兴的步子不快,时不时停下来看路边的小摊。他在一个卖塑料花的摊前停下,挑了两束仿真百合。
“你爸喜欢这个?”我问。
“不知道,”阿兴笑了笑,“但便宜。”
我们拐进一条巷子,巷子两边是废弃的老厂房,墙上贴着褪色的招聘广告和养生讲座的宣传单。巷子尽头有一堵围墙,围墙上爬满了不知名的绿色植物。
阿兴推开墙上一扇生锈的铁门,里面是一片荒废的空地,长满了齐腰高的杂草。远处有几座残破的砖房,看起来像是废弃的厂区宿舍。
“这是哪?”我问。
“老造纸厂,”阿兴说,“倒闭十五年了。”
他在杂草丛中走出一条路,我跟在后面,裤脚被打湿了。空地尽头有一棵大榕树,树下有一块不起眼的石碑。
“来,”阿兴说,“看看。”
我走过去,石碑上刻着”罪人陈建生之墓”八个字。陈建生是我大伯的名字。
“这是…”
“我爸自己立的,”阿兴说,“十二年前。”
他把塑料花放在石碑前,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中华烟,抽出一支,点燃,插在石碑前的泥土里。
“我爸说,他对不起你爸,活着没脸见他,死了也得给自己一个提醒。”
我盯着那支燃烧的香烟,突然觉得喉咙发紧。
天又开始飘小雨。我们找了棵大树坐下,阿兴从包里掏出两瓶啤酒,一人一瓶。啤酒是温的,喝起来有股怪味。
“我爸回来以后,在造纸厂的废料堆里捡纸箱卖,”阿兴看着远处说,“后来厂子拆了,他就去建筑工地扛水泥。”
我喝了一口啤酒,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每个月会把工资的一半存起来,说是还债。”阿兴笑了笑,“那时候我们住在工地的铁皮房里,冬天冷得要命,夏天热得睡不着,他还是坚持存钱。”
雨水顺着树叶滴在我的脖子上,冰凉的。
“十年前,他存够了五万块,让我陪他去你家,”阿兴继续说,“到了你家楼下,他在门口站了一个小时,最后还是没敢上去。”
我想起十年前的某一天,好像确实在楼下看到过一个熟悉的背影,但那时我刚考上研究生,忙着准备离开家乡,没多想。
“后来他知道你爸病了,偷偷去医院看过几次,”阿兴低头玩着啤酒瓶盖,“有一次差点被你妈发现,躲在厕所里半天不敢出来。”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七年前我爸病危那次,护士说有人半夜送来一万块钱,说是还债的?”
阿兴点点头:“我爸听说你爸病情加重,怕来不及了,就…”
我没让他说完,站起来走到一边,假装看风景。远处,废弃的厂房在雨中显得更加破败。我想起小时候,大伯经常带我去钓鱼,教我做风筝,那时他在我眼里是个英雄。
医院的走廊上,消毒水的气味混合着食堂飘来的饭菜味。
大伯躺在病床上,比我记忆中瘦了太多,皮肤蜡黄,眼窝深陷。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旧闹钟,时针的顶端缺了一小块。
“建生,你表侄来看你了。”阿兴妈妈轻声说。
大伯慢慢转过头,看见我时,眼睛突然亮了一下,然后迅速暗淡下去。他挣扎着想坐起来,被阿兴按住。
“大伯,您别动。”我说。
“你爸…还好吗?”大伯的声音很低,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爸已经走了五年了。
“他很好,”我听见自己说,“他让我代他问您好。”
大伯的眼睛湿润了,他摇摇头:“我对不起他…”
“大伯,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我握住他的手,“我爸早就不记得那些事了。”
大伯的手很冷,骨节突出,像是一把老旧的钥匙。
我和阿兴在医院门口的小店买夜宵。店里的电视正在播放一场足球比赛,声音开得很大,但没人在看。
“其实我爸不是故意跑路的,”阿兴边吃边说,“他做生意赔了钱,怕债主找上门伤害家人,就一个人躲起来了。后来在外地打工的地方出了事故,差点死了,在医院躺了半年多。”
我喝了一口啤酒,听他继续说。
“等他养好伤,想回来还钱时,已经过去好几年了,觉得更没脸见人,就在外面又漂了几年。”阿兴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最后是我妈生病了,他才回来的。”
小店的灯管发出嗡嗡的声音,偶尔闪烁一下。店主趴在柜台上打瞌睡,脚边蹲着一只花猫,正在舔爪子。
“回来后他才知道,当年那个最凶的债主其实早就不追了,是你爸替他还了钱。”
我愣住了:“什么?”
“你爸替我爸还了两万块钱,那是最大的一笔债,”阿兴说,“其他几笔小的,你爸也出面说情,让债主们再等等。”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有段时间家里特别拮据,连买学习用品的钱都没有。我爸说是公司效益不好,减了工资。
“这些事我爸回来才知道,”阿兴看着我,“他哭了一整夜。”
我低头看着桌上的啤酒瓶,瓶底有一圈水渍,像是一个模糊的圆。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趟家乡的烈士陵园。我爸的墓在山坡上,视野很好,能看到整个县城。墓碑前种着几株我妈精心打理的月季,花期刚过,只剩下几片凋零的花瓣。
我把从医院带来的百合花放在墓前,想了想,又拿出一支烟,点燃,插在花瓶旁边。
“爸,大伯病得很重,可能快不行了,”我低声说,“他让我代他向您道歉。”
风吹过墓园,带来远处松树的气息。
“我一直以为他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原来…”我哽咽了一下,“原来我错怪他了,您也从来没告诉我真相。”
墓碑上我爸的照片微笑着看我,那是他四十岁时拍的,眼角已经有了皱纹,但笑容依然年轻。
“我今天去看了大伯立的那块墓碑,上面刻着’罪人陈建生之墓’,”我摸了摸墓碑上冰凉的大理石,“大伯这么多年一直活在愧疚里,您知道吗?”
一只麻雀落在附近的树枝上,歪着头看我,然后又飞走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请了长假,每天去医院陪大伯。我给他讲我爸生前的故事,讲我的工作,讲我的孩子。大伯大多时候只是静静地听,偶尔问一句,声音越来越微弱。
有一天下午,阿兴从大伯的旧皮箱里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二十多年来大伯写给我爸的信,没有一封寄出过。最上面的一封信纸已经发黄,字迹有些模糊:
“建国,我对不起你,欠你的钱我一定会还上,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封一封地看下去,每一封信里都有同样的歉意和承诺。最近的一封是三个月前写的:
“建国,我这辈子做过最错的事就是借了你的钱还不起,如果有来生,我一定…”
我看不下去了,把信件重新装回信封。
“这些年,我爸每次想你爸,就会写一封信,”阿兴说,“有时候一个月写好几封。”
病房的窗外,一棵老槐树的影子投在地上,随风摇晃。
大伯走得很平静,像是睡着了一样。
我和阿兴按照大伯的遗愿,把他葬在了那块自己立的墓碑旁边。葬礼很简单,只有几个人参加。雨后的空气很清新,远处工地的声音和鸟叫混在一起。
葬礼后,阿兴给了我一个旧皮箱:“这是我爸留给你的。”
我打开皮箱,里面是一叠存折和欠条。大伯这些年存的钱,还有借给别人但没要回来的钱,总共十三万六千五百元。
“我爸说,这些钱是还给你爸的,还有利息,”阿兴说,“虽然晚了,但他想还清。”
我合上皮箱,摇摇头:“你留着吧,这是大伯的心意,但不是给我的。”
阿兴坚持不肯收回:“那怎么办?”
我想了想:“捐给县医院吧,就说是陈建国和陈建生两兄弟的名义。”
回家的火车上,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想起大伯生前最后对我说的话。
那天,他拉着我的手,气息微弱地说:“小强,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爸,最遗憾的是没能当面向他道歉…”
我握紧他的手:“大伯,我爸早就原谅您了。”
大伯摇摇头,眼泪顺着干瘪的脸颊流下来:“我怕啊…怕他恨我,又怕见到他…现在好了,我可以去见他了…”
火车驶过一段隧道,车厢里一片漆黑。我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两块墓碑并排的画面,一块是我爸的,一块是大伯自己刻的那块”罪人陈建生之墓”。
或许在另一个世界,两兄弟已经重逢,他们坐在小溪边,像小时候那样,一起钓鱼,一起说笑,没有愧疚,没有误解,只有手足之情。
我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照片,那是我小时候和爸爸、大伯一起去钓鱼时拍的。照片已经泛黄,边角有些磨损,但三个人的笑容依然清晰。我轻轻抚摸照片,心里默默对大伯说:“大伯,您不是罪人,您只是一个遇到困难的普通人,一个始终想要偿还的负责任的人,一个深爱自己兄弟的人。”
窗外,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半边天空。火车驶向远方,带我回家,也带走了我二十年的误解与怨恨。
那块刻着”罪人陈建生之墓”八个字的墓碑,将永远提醒我:人生没有真正的罪人,只有被命运捉弄的普通人;没有永远的仇恨,只有来不及说出口的爱与愧疚。
来源:情感共鸣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