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去年冬天，县城西边的老街终于等来了拆迁令。我爷爷的那栋老房子也在拆迁范围内，说实话，那房子都快九十年了，墙皮剥落，木梁腐朽，我们早就劝他搬出来，跟我们一起住在新小区，但老人家就是不肯。
去年冬天，县城西边的老街终于等来了拆迁令。我爷爷的那栋老房子也在拆迁范围内，说实话，那房子都快九十年了，墙皮剥落，木梁腐朽，我们早就劝他搬出来，跟我们一起住在新小区，但老人家就是不肯。
奶奶走后，他一个人住在那儿已经十三年。前年冬天，他摔了一跤，惊动了半条街。要不是隔壁的李大爷恰好出来倒垃圾听见，后果不堪设想。那之后，我们几乎是轮流去老屋看他，但爷爷还是那句话：“我把你奶奶埋在这，就不能走。”没人懂他的固执，奶奶明明葬在郊外的公墓里。
拆迁令一下，全家都松了口气，这下爷爷总该搬了。我们几个商量着给他腾出最好的房间，买了新床单，还特意选了跟老屋那张床一样大小的席梦思。谁知道，电话那头的爷爷语气出奇地平静：“搬是要搬的，但得我自己来。”
“爷爷，您都八十三了，搬什么搬啊，我们帮您。”我急了。
“就这么说定了，你们忙你们的。”说完就挂了电话。爷爷从来不用”再见”作结束语，仿佛这两个字会带来什么不祥似的。
我没把爷爷的话当回事，第二天一早就开车去了老屋。刚拐进巷子，就看见几个小贩在议论，说是今天凌晨杨家老头（我爷爷）搬了一晚上东西，还雇了三轮车。
推开门，老屋里一片狼藉。厨房的锅碗瓢盆倒是搬空了，客厅的老柜子和八仙桌也不见了，但墙上的挂历还留着——一本已经翻到去年十月的挂历，上面用红笔圈了个日子，可能是什么药方子的取药日期。
爷爷正在后院，拿着把生锈的铁锹挖着什么。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中山装，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瘦得只剩筋的手臂。那件中山装是奶奶生前最后一次缝补的，大概是舍不得扔吧。
“爷爷！您这是干啥呢？这些不是拆迁队的事吗？”我喊道。
爷爷像是没听见，继续挖着。他的动作很慢，但很坚决，铁锹每一下都稳稳地戳进土里。黄土层下有些砖石，可能是老宅的旧地基。他的背微微驼着，却始终挺着腰，就像是在完成一项神圣任务。
他挖了大概半个小时，额头上的汗珠顺着皱纹流进眼睛里，也不擦一下。我劝了几次没用，就在一旁看着。突然，铁锹碰到了什么硬物，发出”咚”的一声。
爷爷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更加小心地挖掘起来。慢慢地，一个铁质的盒子露了出来，约莫有鞋盒大小，上面已经锈迹斑斑。盒子很沉，爷爷抱起来有些吃力，我赶紧过去帮忙，却被他一眼瞪了回去。
“爷爷，这是什么啊？”我好奇地问。
他没回答，用袖子擦了擦盒子表面的泥土，然后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把小钥匙。钥匙也有些年头了，泛着青铜色。他试了几次才打开锁，里面是几本发黄的笔记本，还有一些照片和一些纸张。
“这是……”
“你奶奶的日记。”爷爷终于开口，声音有些颤抖，“和一些她写给我的信。”
我一时语塞。奶奶生前从不说出口的话，原来都藏在这里。
“你奶奶不会写字。”我下意识地说。这是全家都知道的事，奶奶是个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签不了。
爷爷抬起了头，眼里闪着我从未见过的光：“谁告诉你的？”
一阵风吹过，卷起院子里的落叶。老院子角落里的那棵石榴树不知何时已经干枯，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记忆中奶奶总爱在那树下纳鞋底，手指被针扎了也不吭一声。
“走吧，回你家去。”爷爷抱着铁盒，头也不回地走出院子。
爷爷安顿在我家已经一个星期了。他不太适应这里的生活，每天早上四点就起床，坐在阳台上发呆。那个铁盒子被他锁在了卧室的柜子里，谁也没看过里面的内容。
直到那天晚上，爷爷突然敲开了我的房门。他手里拿着那个铁盒和一瓶二锅头，还有两个小酒盅。
“陪爷爷喝一杯。”他说。
我有些惊讶，爷爷从不喝酒，甚至连酒味都闻不得。他把盒子放在桌上，倒了两杯酒，自己先干了一杯，然后把钥匙递给我。
“你看吧，也该让你知道了。”
我打开盒子，小心翼翼地拿出第一本日记。封面上用工整的字迹写着：“1958年-1960年”。翻开第一页，映入眼帘的是奶奶秀气的笔迹：
“今天，县城来了几个大学生教我们读书写字。杨家小子（爷爷）也来了，听说他爹不同意，他偷偷溜出来的。他坐在最后一排，倒比我们这些女娃子还害羞。”
我惊讶地看着爷爷：“奶奶会写字？而且写得这么好？”
爷爷点了点头，眼里有些湿润：“她是村里学得最快的。脑子灵，手也巧。”
我继续往下读：
“今天学了’团结’两个字。杨家小子送我回家，路上捡了两朵野花插在我的辫子上。他说我比花好看，我打了他一下，他居然笑得像偷了蜜的熊。”
日记中的奶奶活泼而聪明，与我记忆中那个沉默寡言的老人判若两人。她写道自己如何在夜里点着煤油灯学习，如何教村里的其他妇女认字。
翻到1960年，字迹变得潦草起来：
“又饿了一天。杨家小子偷偷给我送了半个红薯，自己却瘦得像根竹竿。我问他吃了没，他说吃了两个，我知道他在撒谎。”
接着是一段空白，好几页都没有内容。再往后翻，日期跳到了1962年：
“今天结婚了。没有新衣服，没有鞋子，我穿着姐姐的旧袄子。杨家小子倒是人模人样，虽然那身衣服明显是借的，袖子短了一截。他一直笑，好像娶了全世界最好的姑娘。”
我看着爷爷，想象着他年轻时的模样。他只是默默地喝着酒，眼神飘向远方。
“爷爷，为什么从来没人知道奶奶识字？”
他叹了口气：“你往后看。”
1966年的日记写道：
“今天村里开批斗会，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因为我爹在解放前开过小杂货铺。他们要我交出所有’反动’书籍，还说我这种出身不配识字。我把日记本都埋在了后院，只留了认字课本给他们烧。小杨（爷爷）说，以后就当我不识字，保护我。”
原来如此。那个年代，奶奶的知识成了她的负担，而爷爷选择了用一个谎言保护她。我继续翻阅，发现从此以后，奶奶的日记变得断断续续，只在重要日子才写上几句。
1976年的一页上写着：
“小女今天考上了高中，全村第一个。我多想告诉她，妈妈也会写字，会算数，会画画。可是不行，习惯了这么多年的伪装，都快忘了自己曾经的样子。小杨说，再等等，风向迟早会变。”
这个”小女”是我的母亲。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每次我写作业，奶奶总是坐在一旁静静地看，从不指点，但眼里满是向往。
后面还有几封奶奶写给爷爷的信，都没有寄出。有一封写于1992年：
“老杨，今天我又梦见自己站在讲台上教书了。我本可以当个老师的，对吧？不过没关系，看着咱闺女当上了老师，我已经很满足了。只是有时候，我真的很想拿起笔，写下所有这些年的故事……”
最后一本日记的扉页写着：“写给老杨，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请把这些都埋了吧。有些记忆，带走就好。”
我翻到最后一页，是奶奶住院前几天写的：
“老杨，我知道你会找到这些字的。别难过，我活得挺好。这辈子，能遇见你，是我最大的幸运。我走后，你一定要把这些秘密带进土里。现在的世道变了，可我已经习惯了沉默。让我就这样离开吧，做一个普通的、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
“但是啊，老杨，我心里一直记得，那年你教我写的第一个字是’爱’。”
我抬起头，眼泪已经模糊了视线。爷爷静静地坐在那里，脸上的皱纹在灯光下格外深刻。
“奶奶其实……”我哽咽着说不出话。
“你奶奶很聪明，比我聪明多了。”爷爷的声音异常平静，“她本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可时代不由人啊。”
“为什么现在要告诉我这些？”
爷爷沉默了一会儿：“老屋拆了，我答应她的事也完成了。这些记忆不该就这么消失，得有人记得她真正的样子。”
我想起奶奶总是坐在石榴树下，一针一线地做着活计，看似粗糙的手指动作却那么灵巧。她从不在外人面前多说一句话，却能把家里的账目记得清清楚楚——她说是靠”脑子记”的，原来都是骗人的。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爷爷这些年宁愿独自住在那个破旧的老屋，也不肯搬走。那里埋藏着他和奶奶共同守护的秘密，埋藏着一位女性被时代掩埋的才华和梦想。
爷爷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你奶奶常说，人这辈子能有一个真心对你好的人，就值了。我觉得我挺值的。”
窗外下起了小雨，雨滴打在玻璃上，发出轻微的声响。我看着爷爷布满老茧的手，想象他是如何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用一个善意的谎言，保护了奶奶一生。
“爷爷，我能……”
“留着吧，都给你。”爷爷打断我，“你奶奶要是知道她写的字被人记住了，应该会高兴的。”
那天晚上，我和爷爷喝完了那瓶二锅头。我扶他回房间时，他突然停下脚步，指着客厅墙上挂的那幅字问：“知道那是谁写的吗？”
那是一幅”家和万事兴”的字画，我一直以为是在市场上买的。
“是你奶奶写的。”爷爷说，“她偷偷练了一年，用了假名送给我做生日礼物。我一直挂在老屋堂屋正中央。”
我这才注意到，那字的确有几分奶奶的风格，笔锋坚定中带着几分柔和，就像她本人一样。
后来，我把奶奶的日记本重新装订好，放在书柜的显眼位置。偶尔拿出来翻阅，总能发现一些以前没注意到的细节。比如在某些页角，奶奶画了一些小花小草；在记录艰难岁月的那几页，字迹虽然潦草，却从未显得绝望。
前段时间，爷爷的眼睛不好了，常常坐在阳台发呆。有一天，我看见他手里捏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老杨，今天又下雨了，我想起你刚认识我那天，也是下雨。你把伞给了我，自己却淋得像只落汤鸡。我当时就想，这个傻小子，怕是要跟我过一辈子了。”
这不是出自任何一本日记，而是爷爷自己写的。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和奶奶对话。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奶奶生在今天，会不会成为一名作家，一名教师，或是任何她想成为的人。但转念一想，也许正是那些被掩埋的才华和被迫的沉默，塑造了她坚韧而温柔的性格，让她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也能写下：
“今天，老杨又给我偷偷塞了块糖，说是从城里带回来的。我知道他肯定是省了自己的口粮。这辈子，能遇到这样一个人，已经很幸运了。”
老房子拆了，秘密浮出水面，但爱的故事却永远留了下来，就像那个埋在后院的铁盒子，历经风霜，依然完好。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