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看他,眼睛肿得像个桃,准是又挨欺负了。"母亲叹息着,用温热的毛巾敷在二哥红肿的眼眶上。
"你看他,眼睛肿得像个桃,准是又挨欺负了。"母亲叹息着,用温热的毛巾敷在二哥红肿的眼眶上。
我站在门外,握紧了拳头,心里像揣了一团火。
那是1958年的春天,我们老周家的三个男孩子,在村子里像是一群被剪了尾巴的小老鼠,走到哪儿都抬不起头来。
大哥周建国十二岁,二哥周建军十岁,我周建民才八岁,都在村里的同一所小学读书。
那时候,成分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老周家被划为地主成分,在新社会里就像是长了一层癞疮,谁也不愿意挨近。
学校里,同学们不肯和我们同桌,甚至有人往我们的墨水瓶里扔秽物,有时候连刚发下来的作业本都被人故意踩上一脚泥印。
老师布置扫地任务,总是点我哥仨的名字;发新课本时,我们总是最后一批,常常拿到的是角落破损的旧书,上面还留着前人的笔迹和折痕。
大哥生性沉默,从不抱怨,每天放学就埋头做作业,好像多看几页书就能洗净身上的"地主"二字。
二哥心思细,常常偷偷抹眼泪,有时候半夜还能听见他在被窝里啜泣的声音。
我年纪最小,心里却憋着一股不服气的劲儿,常常和欺负我们的同学争执,结果往往是鼻青脸肿地回家。
"地主崽子,地主崽子!"放学的路上,村里的顽童跟在我们身后起哄,嘴里喊着刺耳的话,有时还会远远地朝我们扔石子。
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
爷爷年轻时是村里的私塾先生,在村东头有几亩薄田,算不上大地主,却也被扣上了"剥削阶级"的帽子。
爷爷年岁已高,两鬓如霜,终日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手里捧着一本泛黄的《论语》,眼神迷离地望着远方。
我知道,爷爷心里装着许多说不出的苦楚。
"咱们家祖上没做过亏心事,你们抬头挺胸做人就是。"爷爷常这样对我们说,声音轻得像是怕惊醒了什么。
我们家住在村子东头的一座青砖小院里,院墙斑驳,门框上的红漆早已褪色。
院子里有棵枣树,是爷爷年轻时种下的,如今枝繁叶茂,每到秋天,红枣累累,可却没人敢来我们家串门了。
以前,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的,都爱找我爷爷看看,如今却绕着我家走。
母亲每天起早贪黑地做活,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
父亲在生产队干活,比别人多出一倍的力,却只能拿到别人一半的工分。
每到傍晚,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煤油灯下吃饭,光影摇曳中,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
那年春天,我们学校来了一位姓王的知青老师,二十出头,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的。
他穿着一件略显宽大的蓝布衫,裤脚有些磨损,肩上总是背着一个旧书包,里面装满了书本和备课笔记。
他教我们语文,第一堂课就讲了鲁迅的《风波》,讲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宽容。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哄地跑出教室,只有我坐在那儿没动。
"小朋友,你有什么问题吗?"王老师走到我跟前,和蔼地问道。
"王老师,我想问,人为什么要分成分呢?"我仰着脸,眼睛直视着他。
王老师愣了一下,随即蹲下身子,平视着我说:"成分只是一种标签,真正重要的是人心。"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你的心里装着什么,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小建民,记住,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
这话像一盏明灯,照进了我幼小的心灵。
第二天,我把王老师的话告诉了大哥和二哥。
大哥点点头,眼里闪过一丝光亮;二哥却撇撇嘴说:"可别人还是不会跟我们玩。"
教室里的位子是两人一桌,可我们哥仨总是单独坐着,大哥最角落,二哥倒数第二排,我在教室中间,孤零零的一个人。
放学后,我们总是抱着书本飞快地往家赶,生怕被人堵在半路。
有一回,村里李主任的儿子带着几个孩子拦住了回家的二哥,把他的书包抢过来,倒了个底朝天。
"地主家的娃娃念什么书,怕是想翻身把歌唱吧!"他们哄笑着,把二哥的作业本踩在脚下。
二哥当场就哭了,跪在地上一页一页地捡起被踩脏的作业本,他刚写完的钢笔字晕成了一片片蓝色的花。
那天晚上,二哥发烧了,母亲用冷毛巾给他敷额头,却怎么也不问为什么。
我悄悄把事情告诉了大哥,大哥沉默了许久,第二天起得特别早,陪着二哥一起上学,从此再没人敢明目张胆地欺负二哥了。
一天早上,校长宣布要在校园里挖一个小池塘,美化环境。
高年级的同学都要参加劳动,领到了新发的手套和毛巾。
大哥作为五年级学生本该参加,校长却当众宣布:"地主家的孩子,就不用参加集体劳动了。"
大哥脸上火辣辣的,低着头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雨打弯的小树。
"这不公平!"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望着我。
校长皱了皱眉,正要说什么,王老师走了过来,轻声对校长说了几句话。
校长的脸色变了几变,最后点点头:"那就一起参加吧。"
放学路上,王老师追上了我们:"周建国,你和弟弟们明天也来参加劳动吧,我已经和校长商量好了。"
"谢谢王老师。"大哥难得露出了笑容,眼睛里闪着光。
第二天,我们早早地来到学校。
大哥二哥拿着铁锹,我提着小水桶,一起加入了劳动队伍。
王老师把我们安排在一个角落,让我们负责挖一小块地方。
我们三兄弟像打了鸡血似的,干得特别起劲,汗水湿透了衣背。
"你们看,地主崽子干活倒是卖力气!"有人酸溜溜地说。
"可不是嘛,怕被批斗呢!"另一个人附和道。
大哥闻言,下铁锹的动作顿了一下,随即又埋头继续干活,好像什么都没听见。
二哥的眼圈红了,我握紧铁锹的手指关节都发白了。
"他爹!那老周家的几个娃娃,干活还挺利索嘛!"不知何时,村里的老刘头站在围墙边,叼着旱烟袋看着我们。
"老刘叔好。"大哥停下手中的活,恭敬地问好。
老刘头"嗯"了一声,吧嗒吧嗒地抽着烟,又自言自语道:"想当年他爷爷在村里教书,连我这老骨头都承过他的情啊。"
说完,他摇摇头走了,只留下一缕青烟袅袅飘散在空气中。
那天晚上,天突然变了脸,下起了倾盆大雨。
雨点打在屋顶的瓦片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偶尔还夹杂着几声闷雷。
我们三兄弟挤在一张床上,盖着一床旧棉被,听着窗外的风雨声,谁也睡不着。
夜里的雨越下越大,雨水顺着屋檐流下来,在院子里汇成了一条小溪。
"糟了!"大哥突然坐起来,"今天我们挖的池塘边,那堵土墙没有加固,这么大的雨,恐怕会冲垮!"
"管他呢,反正明天还有人去干活。"二哥翻了个身,闷闷地说。
"就是,大哥,别管他们了,他们又不把我们当人看。"我也跟着说道。
大哥沉默了一会儿,在黑暗中摸索着穿上衣服,找到角落里的雨衣准备出门。
"大哥,你干啥去?"我急忙问道。
"去加固土墙。"大哥的声音很平静,"咱家虽是地主成分,但做人得有担当。"
我和二哥对视一眼,也赶紧穿上衣服跟了出去。
门外雨下得更大了,像是要把世界淹没一般。
我们顶着风雨来到学校,借着闪电的光亮,看到池塘边的土墙已经开始松动,雨水冲出了几道小沟,池塘里的水位正在迅速上涨。
大哥二话不说,拿起工棚里的铁锹就开始加固土墙,用土块堵住那些被雨水冲开的小洞。
我和二哥也各自找了家什,帮着干起来。
雨水顺着我们的脖子往衣服里灌,裤子湿透了贴在腿上,手上的泥浆被雨水冲刷着,又不断添上新的。
"老周家的娃娃们,这是在干啥呢?"一个声音突然从背后传来。
我们回头一看,是村里的老支书,他撑着一把破旧的油纸伞,站在不远处。
"池塘墙快冲垮了,我们来加固一下。"大哥解释道。
老支书走近了,看了看我们的工作,又看了看已经平稳的水位,点点头道:"做得好,懂事。"
然后他放下伞,也加入了我们的工作。
那一夜,我们三兄弟在瓢泼大雨中干了整整四个小时,直到天微微亮起,确保土墙不会再被冲垮,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等回到家,我们的衣服都能拧出水来,手上的皮肤也皱皱巴巴的。
母亲见了,又是心疼又是埋怨:"你们这是去哪儿淋了一夜的雨?"
大哥实话实说了,爷爷听了,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叹了口气。
第二天,大哥发起了高烧,一连三天没去上学。
他躺在床上,嘴唇干裂,眼睛半睁半闭,额头滚烫。
母亲用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煮了蛋汤,又把自己的米饭分给大哥一半。
"快吃吧,别饿坏了身子。"母亲心疼地说。
第四天,大哥的烧退了,但人还很虚弱。
这天下午,院子里突然响起了一阵脚步声,然后是敲门声。
"谁呀?"母亲疑惑地放下手中的针线活,起身去开门。
门外站着王老师和几个同学,他们手里提着一个竹篮子。
"我们来看望周建国同学。"王老师微笑着说。
母亲愣住了,赶紧擦了擦手上的面粉,请他们进屋。
王老师和同学们带来了一筐鸡蛋和几本书,放在床头。
"这是全班同学的心意,大家都很佩服你们三兄弟。"王老师坐在床边,看着面色苍白的大哥,眼睛湿润了。
"孩子,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那天晚上的坚持,池塘的工程就要前功尽弃了。"
大哥虚弱地笑了笑:"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二哥站在一旁,嘴角抿着,眼睛却亮晶晶的。
我的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这是我们兄弟仨第一次受到学校同学的"正式拜访"。
"冒雨护堤,可不简单哪!"一个我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同学忽然开口,"我爸说了,这事儿换了他,都未必做得到。"
王老师在我家待了很久,他和爷爷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聊了很长时间。
他们聊得很投机,爷爷的眼睛在夕阳的余晖中闪闪发亮,像是回到了年轻时代。
后来我才知道,爷爷告诉了王老师很多往事:解放前,爷爷虽有几亩地,却从不苛刻佃户,遇到荒年还免除租金。
村里有贫困学生,爷爷总是免费教他们读书认字,甚至还会送些粮食回家。
如今村里的老刘头、张木匠、李铁匠,都是当年受过爷爷恩惠的学生。
"那为什么这些年他们都不来看望爷爷呢?"我不解地问。
母亲摸摸我的头,轻声说:"各人有各人的难处啊。"
几天后,这些事情在村子里传开了。
先是老刘头来家里看望大哥,带了两条用荷叶包着的鲜鱼;然后是张木匠登门,给我们家修好了摇摇欲坠的院门;最后连李铁匠也来了,送了一把他亲手打的小锄头给我。
"这些年,实在是对不住老先生了。"他们有些愧疚地对爷爷说。
爷爷只是笑笑:"知道你们心里有我,我就满足了。"
老支书公开表示,当年定成分时,有些事情可能考虑不周全,对老周家的评价应该重新审视。
村里的氛围开始变得不一样了,邻居看见我们,不再绕道走,有时还会打声招呼。
开学典礼那天,大队长在全校师生面前表扬了我们三兄弟,说我们"不计个人得失,为集体着想,是新时代的好少年"。
那一刻,我们站在操场上,阳光洒在脸上,温暖而明亮。
我看到有些同学低下了头,也有人朝我们投来钦佩的目光。
从那以后,学校里渐渐没人再提我们的成分了。
课间,有同学主动来找我们一起玩;上课时,老师也开始公平地对待我们。
那个池塘在雨后变得清澈见底,学校在四周种上了垂柳和野花,阳光照在水面上,泛起金色的波纹,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村里人给这个池塘起了个名字,叫"团结塘"。
每当经过那里,我都会想起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想起我们三兄弟在雨中并肩劳作的场景。
秋天的一个傍晚,村里的大喇叭里传来了好消息:我们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创了新高,每家都能多分些口粮。
村民们聚在一起,脸上洋溢着喜悦。
爷爷知道学校池塘的事后,却没有表现出多少喜悦,只是把我们三兄弟叫到身边,轻声说道:"孩子们,人这一辈子,身上的标签会变,但做人的根本不能变。"
他摸着我们的头,语重心长地说:"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你自己心里要明白,善良和坚韧才是一个人最珍贵的品质。"
那年冬天,天气格外寒冷,北风呼啸,大雪纷飞。
我们家的煤炭不多了,爷爷省着点烧,每天只在做饭时才点火。
晚上,我们三兄弟挤在一起,互相取暖,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和雪花拍打玻璃的声音。
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打开一看,是村里的几户人家,每家提了一篮子煤球或柴火,说是来送温暖的。
这一幕让爷爷老泪纵横。
那年冬至,爷爷摆了一桌饭菜,请来了村里的老邻居们,一起喝酒叙旧。
桌上有肉有菜,还有母亲亲手蒸的白面馒头。
爷爷举起酒杯,声音有些哽咽:"多谢乡亲们这些年的照顾,老周今天借这杯酒,给大家赔个不是。"
老刘头一把按下爷爷的手:"老哥,你这是说的哪里话,要赔不是的是我们啊!"
"就是,就是!"大家纷纷附和。
那一夜,欢声笑语充满了我们家的小院,爷爷许多年没有这样开怀大笑了。
过完年,爷爷从箱底翻出了一个旧木匣子,里面是他珍藏多年的几本书。
他郑重地送给我们每人一本。
大哥的是《论语》,二哥的是《史记》,我的是一本《岳飞传》。
书页已经泛黄,封面上还有一些茶渍和指印,是爷爷多年翻阅留下的痕迹。
"这是爷爷最宝贵的东西,今天送给你们,希望你们能明白其中的道理。"爷爷说着,手指轻轻抚过书脊,眼神深邃。
我们把书放在枕头下,每晚都要翻看几页,仿佛这样就能汲取到先人的智慧和力量。
春天来了,学校里又开始新的劳动:在池塘边种花种树。
这次,我们三兄弟被安排作为小组长,各带一队同学干活。
大哥负责种树,二哥负责翻地,我负责运水。
校长站在一旁,满意地看着我们忙碌的身影,时不时还会鼓励几句。
放学回家的路上,再也没有人朝我们扔石子,也没有人喊"地主崽子"了。
相反,村里的大人见了我们,都会亲切地打招呼:"建国,建军,建民,放学了啊?"
我们昂首挺胸地走在村子里的小路上,再也不是那个低头躲闪的样子了。
"哎,你们说,人为什么会变呢?"有一天,二哥突然问道。
大哥思考了一会儿说:"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真实的我们,而不只是那个'成分'吧。"
我点点头:"王老师说得对,重要的不是你是什么,而是你做了什么。"
那个春天,我们村子里的樱桃树开满了花,粉白的花瓣随风飘落,像是下了一场花雨。
爷爷坐在老槐树下,看着我们在院子里写作业,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如今,我们三兄弟都已长大成人,融入了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大哥成了一名中学教师,教的就是语文,他常说这与当年的王老师有关;二哥在县里的工厂当工程师,设计了许多实用的机器;我则留在村里,成了一名基层干部,致力于改善村里的环境和生活条件。
每年清明,我们都会回到那个小山村,站在爷爷的坟前,静静地思念。
池塘依然在那里,只是周围已经种满了花草,春天时开得灿烂。
村口的老槐树更加高大了,夏天里,老人们还是喜欢在树下乘凉,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我们家那个青砖小院被好好地保留着,墙上爬满了爬山虎,门框上重新刷了红漆,每逢节假日,我们都会回去住上几天,感受那份熟悉的温暖。
那段被成分困扰的童年往事,如今想来,宛如隔世。
但爷爷的那番话,却一直铭刻在我们心中:身份不重要,做人品德才是根本。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们学会了如何在逆境中坚守善良与坚韧,也终于等来了黎明的曙光,赢得了他人的尊重。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没有那场暴雨,如果我们没有冒雨去加固池塘,我们的命运会不会不一样?
也许会吧,但我相信,爷爷教导我们的那些品质,终究会在某个时刻闪耀光芒。
正如王老师所说:"成分只是一种标签,真正重要的是人心。"
池塘边上的那棵小柳树,如今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枝繁叶茂,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就像我们的生活,虽然起点艰难,却依然能够长成挺拔的模样,在风雨中站立,在阳光下成长。
每当我回到村子,站在池塘边,看着水中倒映的自己,已是两鬓斑白,但眼神依然明亮如昔。
。
就像爷爷说的:"善良和坚韧,才是一个人最珍贵的品质。"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