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天清晨，我都会点一炷清香敬祖、拜佛。祭坛左侧是先祖的牌位，是我向祖先敬拜和向已故爱人祈福的地方。我会先鞠躬敬我母亲，再鞠躬敬我二哥鹤龄，然后再鞠躬敬我已故的前妻碧蓉。
每天清晨，我都会点一炷清香敬祖、拜佛。祭坛左侧是先祖的牌位，是我向祖先敬拜和向已故爱人祈福的地方。我会先鞠躬敬我母亲，再鞠躬敬我二哥鹤龄，然后再鞠躬敬我已故的前妻碧蓉。
我认为鹤龄是一位十分出类拔萃的人，拥有他所属时代的伟大素质。他一生只关心社会的草根阶层，希望社会能得以改革，让天秤不至完全向当权者倾斜。
鹤龄对我的影响跟母亲一样重要，并且十分根深蒂固。如果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占70％到90%，那鹤龄则占10％到30%。除了母亲和鹤龄外，无人能有此影响力：父亲、鹤举、任何一个朋友或老师都不能相比。
鹤龄博览群书。13岁时已深入阅读过各大哲学家的英文著作，包括希腊、德国、法国、俄国和英国的哲学巨著。他不但醉心于语文和哲学，后来更对政治产生了兴趣。
鹤龄展现出梦想家的气质，我所指的是高尚的"梦想家"。他对美好、乌托邦式的大同世界充满着憧憬。相反，我却从小至今都是脚踏实地的现实派。
他从小已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体能。他和友侪在海边玩摔跤游戏，输掉的人会被推到水中。鹤龄常常是赢家，还能把比他重很多的人推进海里。
鹤龄一直主张公平和正义，绝不容忍任何不公义。这是他与生俱来的品质，并由于耳闻目睹父亲对母亲的行径而加以强化。他是一个大孝子，我认为他也爱父亲，但却无法认同父亲那黑暗的一面。
午饭过后，父亲会躺到床上小睡。他会唤我们其中一个去帮他捶腿。我们会紧握双拳在他大腿和小腿间来回捶打。他认为鹤龄按摩得最舒服，因此可怜的鹤龄成为了最常被传唤的一个，而鹤举和我则时有被唤去。这通常一捶就一个小时或更久，占用了我们温习功课或外出玩耍的时间。
鹤龄比鹤举和我更同情父亲。他明白到老头子的问题所在﹣﹣由于父亲只接受过最初级的中式教育，因此受到很大的局限。相比我，鹤龄更愿意站在父亲的角度来看事情。但是我能看出，他陷入了极度矛盾中。一方面，他自觉不应批判父亲的行为，但另一方面，他却目睹母亲身心所受到的磨难，为持家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
在学校，鹤龄总是喜欢与那些比较内敛而非浮夸的同学交往。他在那些青年人身上发掘到一些我们没有察觉的特质。他们的相处甚至愉快得让人感到惊讶。
鹤龄的朋友不多。其中一个是詹姆斯·普都遮里（ James Puthucheary )。后来，又与亚奇科( Jacko Thumboo ）成为好友，他是鹤举在农业大学的同窗，他的父亲是在新加坡行医的印度籍医生。
从1936年起，鹤龄开始不断写信给新加坡《海峡时报》的编辑。他使用了不同的化名，如民主党人、宇宙人、理性主义者。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尽管当时我们仍被英国高压统治着，他却在信中大胆指出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裕仁的法西斯专政，实际上与英、法、荷、意及其他殖民压迫者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1939年初，一个公众假日的早上，鹤龄、詹姆斯·普都遮里和我骑着破旧不堪的自行车去我们学校的网球场打网球。我们只玩了一会，一辆轿突然驶近，坐在里面的欧亚教师问道："你们来玩有得到批准吗？"
因为我们是高年级生，又是学校尖子，所有老师都认识我们。我们说："没有，先生，我们找不到老师给批准。"
鹤龄是一个直率的人，他问："如果我现在向你请示，你能给我们批准吗？"
这位老师答道："不行。总之，你们已经违反规定了。"
鹤龄说："这不是很不合理吗？你又不用球场，为什么不准许我们玩呢？"
老师认为这是一种不服从的表现，并严厉指斥道："我会向校长告发你。"说罢便开车扬长而去。当时，玩兴已被破坏，我们赶快收拾东西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会前，校长召了鹤龄去见他，那位老师告发鹤龄带头滋事。校长说："鹤龄，你是被当场抓住的。你承认未经准许去玩吗？"
鹤龄答道："是的。"
校长说："这样的话，我要用藤条在你背上打六下作为惩罚。"鹤龄答道："我不介意被打六下，先生。但我不承认我做错了事。"
鹤龄拒绝妥协，校长越发生气。他说："你要么接受处罚，要么就会被立即开除。"
鹤龄说："先生，你想怎样处置我都可以。我已经说了，我拒绝接受指控，因为这明显就是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合理。"于是，鹤龄被当场开除出校。
校长来到大礼堂时，仍怒气冲冲的说："我有一件事要宣布。高年级优等生郭鹤龄因严重不服从校规，已被开除。"他接着点了我和詹姆斯·普都遮里的名字说："我在此警告你们两个，如果你们再有类似行为，也会被开除。"
鹤龄被无故开除出校，让我感到气愤难平。我认为这再一次引证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粗暴行径。
冷静数周之后，鹤龄进了一家教育水准相对低的私立学校。他以插班生身份报考并获得取录。毕业后，他加入了《新加坡自由报》当记者，第二年就晋升为副编辑。
鹤龄希望世界能够变得更为美好，人民受到尊重。这些基因一定是从母亲身上传承的。父亲在很多方面也是一个正派的人，但我必须承认，郭氏的基因是商人和营商赚钱的基因。母亲家人则从来不计较金钱。我的外祖父也不在乎钱，他看重的是人的价值。
母亲常说，对我们三兄弟的爱无分彼此。但在我心里，我总觉得她爱鹤龄深一些。在她眼里，鹤龄拥有完美的人格，他痛恨任何形式的欺压。母亲在他身上看到了鹤举和我不具备的品格：鹤龄是一个无私的人，他不但关心同学，他还关顾同乡，甚至新加坡和柔佛毗邻城市人民的福祉。
他特别关心弱势社群，这是他与生俱来的基因。我在三菱工作的几年中（他也在那里工作过），他曾经因为我对下属员工的严厉管理方法，而跟我发生过几次激烈的争执。他认为这样待人是不人道的。但是，这就是我的处事方式，在我建立郭氏兄弟集团的整个过程中，我也一直如此。相反，鹤龄则将他的一生都献给了穷苦大众和弱势社群。
我相信鹤龄是在1945年末或1946年加入马来亚共产党的。他从未向我们透露过。我想他是不想因此而牵连全家，因为当时英国人正四处搜捕和迫害，还迫得他们都遁入深山丛林躲藏。
由于共产党在抗日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盟军司令无法在战后马上抵制抗日运动，所以他们只能伪装着，但内心深处恨不得斩草除根。
1946年，鹤龄搬了去吉隆坡，与两三个助手一起办了一份小报，充当左派喉舌。其中一个助手就是他的朋友亚奇科。在英国人看来，左派必须斩尽杀绝。
鹤龄办报的地点就在吉灵街，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吉隆坡办事处在同一座大楼内。1946年初我去吉隆坡，看到那里的华人士兵身穿如在深山丛林中一样的训练装束。
马来亚共产党内主要是华人，大多是福建人、客家人和海南人。马来西亚抵抗运动的始创成员大多接受华文教育。而鹤龄却是接受英式教育，属于稀有少数。
1946年，英国人捏造一个借口，关闭了鹤龄所办的报纸。鹤龄于是重返家中，但我们常常几周也见不到他。他开始活跃于激进的新加坡港务局工会，并担任顾问。由于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因此他便为工会撰写宣传册子。夜以继日的工作，困了就睡在办公桌上，身穿的衣服几天也不换不洗，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更是从不关注。
1947年10月4日，我与谢碧蓉成婚，她是鹤举之妻谢碧莲最年幼的妹妹。无论在婚礼和婚宴上，鹤龄对我和碧蓉都特别爱护有加。碧蓉尤其喜欢鹤龄。讽刺的是，我们小时在学校里，鹤龄就对碧莲很有好感，但当他发现鹤举爱上碧莲时，便马上退出了。我与鹤龄的关系不如鹤举跟他那么亲近，鹤龄其实是鹤举的精神支柱，帮助他度过了人生中各种艰难困境。
鹤龄认为碧蓉品格高尚、为人诚实，并深受兄弟姐妹的敬重。他羡慕我能与碧蓉婚，并衷心祝愿我们幸福美满。我觉得他好像看到我有偏离婚姻的倾向。所以在我结婚那天，他把我叫到一边，跟我说了一席很严肃，让我获益良多的话。他叮嘱我一定要信守婚姻，永远不要辜负碧蓉对我的信任。
我从未嘲笑过鹤龄帮助贫苦大众或支持工会的行为，但我认为商业和政治不应混为一谈。相反，鹤龄认为我只顾赚钱。1948年的一天，他与我促膝谈心，他认为我的想法是错的，总有一天我会了解到他忠告内的深意，明白到政治与经济、政治与商业之间根本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
鹤龄说："年，我知道你不会听我的，因为你有自己的人生观，并正努力朝成功资本家这一条路进发。这是无可厚非的。我虽与你的想法不同，但你也应该关心政治。当你的生意做得越大，政治就会紧缠着你，因此你越早开始关心政治就越好。"
鹤龄对我的忠告当然是正确的。政治与经济是紧密相连的，政治与生活更是密不可分。
鹤龄后来升至马来亚共产党的宣传负责人，是党内前十名的领袖。由于他是一个受过英式教育的华人，对于共产党来说他是很重要的。但对英国来说，所有共产党员都是恐怖分子。
当英国开始围捕共产党员时，鹤龄与亚奇科逃进了深山丛林。我相信共产党总部已发布消息，命令党员撤退到丛林基地以逃避英国天罗地网式的追捕。
我记得鹤龄决定离开前，我问他："鹤龄，为什么非走不可呢？让他们逮捕你好了，然后驱逐到中国。到有一天，我们可以请求未来的马来亚政府把你送回来，让你重回你的出生地（我那时已认为马来亚独立是指日可待的事）。
"鹤龄，你知道英国人会怎样对待你们吗？如果他们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他们最终可能会用原子弹轰炸彭亨州的森林，把你们全部炸死。他们才不在乎炸死几千个无辜土著或珍稀的野生虎，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你们全部铲除消灭。你能活下来的机会实在太渺茫了。"
1948年7月，当鹤龄撤入深山丛林时，我意识到人生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我的亲哥哥，我所认识的人中，拥有最完美人格的人，可以为帮助被欺压的人而置自身安危于不顾。母亲得知鹤龄走后，虽然没说过一句话，但我觉得鹤龄是她的亲生骨肉，对她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牺牲。
鹤龄遁入深山后，我对他的思念就仿如失去恋人般强烈。我深深地爱着鹤龄。
碧蓉和我婚后住在新山一幢不错的房子里。我们的卧室有穿堂风，所以，大多数的晚上，我们都打开窗户，睡在蚊帐里。有的夜晚，热带的马来亚会遭遇暴雨侵袭，大雨宛如巨大的瀑布从天而降。这时，我总会担心鹤龄在森林的情况，就算再茂密的森林也挡不住如此滂沱大雨。由于受到英军追捕，我怀疑共产党员都不可能安营扎寨。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苦。
我记得自己因为担忧鹤龄在森林中的生活，常常躺在床上痛苦地啜泣。碧蓉会安慰我说："他会没事的。他是一个坚强的人。"
我感慨地说："可怜的哥哥，你的一生是何等的不幸。"
我记得鹤龄曾从深山丛林里写过信回来，信总是寄给鹤举，然后鹤举会给我看。如果他写了七至十封信，鹤举也只会给我看四五封。我觉得有些信，对于鹤举一定是很私密的。无论在意志和心智上，鹤举应该是我们三兄弟中最薄弱的一个，所以他最需要鹤龄。
鹤龄走后，一个在新山的英国特务部官员，来过我刚成立的郭氏兄弟有限公司的办公室几次，他叫梁康柏（ Leon Comber )。我在鸡尾酒会上和新山皇家国际俱乐部曾见过他。郭氏兄弟公司在一楼有一间小办公室。
梁康柏会突然出现，说："嗨，罗伯特。我能坐下吗？"
我答道："当然，请。这儿有椅子。请坐。"
然后他说："你不打算请我喝杯咖啡吗？"
于是我差人为他泡一杯咖啡，但他却只顾四周张望，尝试寻找一些蛛丝马迹。你知道他们是如何行事的。他从来没问过我有关鹤龄的任何问题。他会说："最近怎么样？生意好吗？你家里都好吗？"他们处理得很巧妙，不得不令人佩服。
梁康柏后来跟著名欧亚人作家韩素音( Han Suyin ）结婚。她的《餐风沐雨（ And the Rain My Drink ）内的角色，很明显是依据鹤龄、我和其他一些人而撰写的。她的丈夫可能提供了内幕资料给她。她在书中讲述了一个相当富裕的中产家庭，兄弟中一人逃入深山丛林，另一人则成为大资本家。
1953年8月，英军伏击了鹤龄和他的两名保镖，三人在森美兰和彭亨州交界的丛林中全部遇害。一天，詹姆斯·普都遮里跑来找我，给我看了一张鹤龄的照片。照片中，鹤龄躺着，身上覆盖着树叶。
我感到悲痛欲绝，但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她如此深爱鹤龄。她虽然知道他在野外很苦，但也只敢隔几个月才问一下他的消息。我决定立刻就跟詹姆斯一起去母亲房间，告诉她这个噩耗。
我请詹姆斯在门外等着。我决定收起照片不让母亲看，因为这个打击实在太残酷了。我进门说："妈，我有一个坏消息。"我当下便感觉到她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是有心灵感应的。她的脸突然变得像纸般白。我本该就此打住，但我又能编什么说呢？
我说："鹤龄被杀了。"我的话像插入她心脏的刀子。母亲晕倒了，身体往后跌，"砰"的一下倒在木地板上。幸好她骨架很轻，没受大伤。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她弄醒。但过了多月，家中仍然被一片哀痛深深笼罩着。
从那以后，母亲就不断劝诫我们不要从政。她说："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这个损失已经太大了。你们千万不要从政。"鹤龄惨死后，母亲对佛教的虔诚十倍于从前。
鹤龄为公义献出了生命。他眼见英国殖民主义可怕和丑陋的一面，人们对它的盲从附和。他因为不公平的对待才被开除出校。他更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愚昧行径。但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1945年英国和印度军队以占领军的身份回归执政。
一个如此优秀的人，在三十岁之盛年，白白牺牲了宝贵的生命。这着实是一个伟大而沉重的悲剧。
郭鹤年（Robert Kuok），1923年10月6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祖籍福建福州，先后就读于新山英文学校及著名的新加坡莱佛士学院。1942年，进入日本三菱公司新山分公司工作。1947年，创立力务克公司。1949年与郑格如等人入股成立郭氏兄弟有限公司。1959年与马来联邦土地发展局合资创办马来西亚糖厂。1968年成立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1970年，收购了大批原糖，并在白糖期货贸易中获得丰厚回报。1971年在新加坡创立香格里拉酒店品牌。1974年旗下的嘉里集团在中国成立了嘉里粮油中国有限公司，以知名食用油品牌“金龙鱼”成功打开了中国市场。1978年在杭州打造了中国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1981年投资建设了香港香格里拉酒店。1984年在北京长安街兴建了国家贸易中心。1988年以20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电视有限公司31.1%的股权，成为最大股东。1993年收购《南华早报》。2005年6月成立益海投资有限公司。2012年在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盛典上获得“终身成就奖”。2013年排名世界华人富豪榜第7位。2025年，101岁的郭鹤年以114亿美元身价，蝉联2025福布斯马来西亚富豪榜首富。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