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刚接到老陈电话的时候，我正蹲在菜场挑土豆。天气闷热，菜贩子的吆喝声黏在耳朵上甩不掉。老陈说村里原来的顾家老宅要卖了，问我有没有兴趣。

刚接到老陈电话的时候，我正蹲在菜场挑土豆。天气闷热，菜贩子的吆喝声黏在耳朵上甩不掉。老陈说村里原来的顾家老宅要卖了，问我有没有兴趣。

“顾家？就是那个祠堂后面的大院子？”我一边挑土豆一边问，右手指尖碰到一块烂掉的，小指甲磕到了石头地面，疼得我轻抽一口气。

老家那个地方叫”塘仔口”，村子不大，出门十步远就能碰到熟人，老陈比我大五岁，从小跟我爹混，我喊他陈叔。去年爹过世后他总来看我，有时候带点村里种的菜，有时候就带点消息。

“对，就是那个，据说老顾的后人在广东做生意，不回来了，宅子要便宜卖掉。”

我眯起眼睛在脑子里寻找那所房子的模样。记得小时候，那确实是村里最气派的宅子，深灰色的砖墙，朱红色的门，两进的院落，门楣上有些模糊的雕刻。可惜后来无人居住，听说大门都被拆了做柴火。

菜贩子瞪了我一眼，我才发现自己拿着土豆发呆太久了，赶紧挑了两斤付钱。

“多少钱？”我突然有了兴趣。

“八万，院子都还在，房子破了点，但地基好，还有六分地。”

六分地在乡下不算多，但对我这个刚从城里被裁员的中年人来说，或许是个新起点。

我就这么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老家，鬼使神差地买下了顾家老宅。

第一次走进宅子时，我愣住了。

记忆中富丽堂皇的宅院如今只剩断壁残垣。院墙有半人高的地方垮塌了，长满了牵牛花和野草。主屋的房顶部分塌陷，几根椽子像断了的肋骨戳向天空。旁边的厢房情况稍好，至少还有完整的屋顶。

“唉，多好的房子啊。”老陈站在我身后叹气，手里摇着一把蒲扇，扇得身上的汗味儿和烟味儿四处飘散。

我踩着碎砖和杂草走进去，地上有几个空了的啤酒瓶，墙角堆着一摞发霉的杂志。一只黑猫从墙洞里窜出来，吓了我一跳，它望了我一眼，轻巧地跃上院墙，消失在另一侧。

“先别住这吧，我家有空房间，你先住我那。”老陈拍拍我的肩。

我摇摇头：“不麻烦你了，厢房还能住，我带了行军床。”

老陈啧了一声：“你这倔脾气，跟你爹一模一样。”

夜里，蚊子嗡嗡地叫，我躺在行军床上，盯着漏着月光的屋顶，听着不知从哪儿传来的蛐蛐声。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或许是城里的日子太累了，或许是想找回一些什么。睡着前，我想起了小时候在村里玩耍的情景，那时候院门还在，朱红色的漆已经斑驳，门环上总是系着一根麻绳，好让村里的孩子拉着玩。

清晨醒来时，我的腰酸得厉害，一个趔趄差点踩到地上的一只大蜘蛛。

屋外，阳光正好，这个角度看过去，老宅还挺有意思的。破败中藏着某种尊严，就像那些舍不得休息的老人，明明腿脚不便，还硬撑着去地里转一圈。

我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发在朋友圈，配字：人生新阶段。

没想到点赞的不多，倒是好几个人私信问我是不是被骗了，买了个烂尾房。

修缮工作比我想象的要麻烦许多。

先是请了村里的几个闲汉帮忙清理杂物和残砖。他们干活时总喜欢讲顾家的旧事，说以前的顾老爷有多阔气，家里请了两个长工，还养着一匹白马。说话间就把烟蒂随手弹到刚扫干净的地上，我也懒得说什么。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大家席地而坐，我打开从镇上买来的啤酒分给大家。其中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大家都叫他老汪，接过啤酒后没急着喝，而是用袖子擦了擦瓶口，然后若有所思地看着这栋老宅。

“以前顾家可热闹了，”他啜了一口啤酒，嘴角的泡沫被他舌头一卷，“顾老爷是地主，但人很好，粮食欠收的年份从不催着交租。他儿子顾铭学，那可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北京回来的。”

我第一次听到顾铭学这个名字，不知道为什么，这名字让我心里一动。

“后来呢？”我问。

老汪摇摇头，又灌了一口啤酒，话题一转：“今年的西瓜好贵啊，五块钱一斤呢。”

第二天，我买了一辆二手电动三轮车，装上工具和材料，开始了正式的修缮工作。

我从厢房开始。把破损的门窗卸下来，清理墙面，准备重新粉刷。当我用铁锤敲打西墙检查结实程度时，突然发现一处声音不对——有些空洞。

仔细检查后，我发现这面墙有一段大约一米见方的区域，敲起来的声音和其他地方不同。我用铁锤小心地敲开砖缝，发现里面确实是空的。

又敲了一会儿，一块砖松动了，我把它拿下来，露出一个黑黢黢的洞。

借着手电筒的光，我看到洞里似乎有东西。

我把洞口扩大，伸手进去，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盒子。小心翼翼地把它拖出来，是一个铁皮盒子，已经锈迹斑斑，但锁扣还算完好。

锁已经锈住了，我用螺丝刀撬了半天才打开。

盒子里面是几叠用草纸包着的东西。最上面那叠是一叠发黄的照片，有大概二十多张，下面是几本发霉的笔记本和一些信件。

照片很老旧，显然是五六十年代的产物。我小心翼翼地翻看，大多是一些人物照片，有的是单人，有的是合影。照片背后用钢笔写着日期和简短的说明。

一张合影上站着一群穿着整齐的年轻人，背后写着：“1956年7月，北京大学毕业留念”。

我仔细端详照片中的面孔，突然被其中一个人吸引——那是个英俊的年轻人，眉目间有一种执着的神情，他站在第二排靠左的位置，嘴角含笑。照片背后他被圈了出来，旁边写着”我”字。

这就是顾铭学吧？

我继续翻看，有几张是他和一个年轻女子的合影，两人在某个公园的湖边，在图书馆门口，在一棵大树下。女孩长得清秀，扎着马尾辫，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这些照片背后都写着”与舒安”三个字，偶尔还有日期。

我的心跳突然加速，因为我发现这个叫”舒安”的女孩，和我母亲年轻时长得有几分相似。

但这不可能。我母亲姓张，叫张美玲，早年在县城中学教书，跟这个舒安应该没有关系。何况，如果两人真有关系，为什么从来没人跟我提起过？

一定是我看错了。

我继续翻看，下一张照片让我呼吸一滞——这是一张顾铭学和一个小男孩的合影，小男孩大概四五岁，穿着一件对他来说有点大的衬衫，鼻子上还有一小块污渍。顾铭学半蹲着，一只手搭在小男孩肩上。照片背后写着：“1965年春，与小磊”。

我找来放大镜，仔细看那个小男孩的脸，心跳如鼓。

因为那张脸，就是我父亲年幼时的样子。

我记得家里有一张我爸小时候的照片，就是这个年纪，一模一样的圆脸和塌鼻子。

但我父亲姓李，叫李建国，从小在这个村里长大，他的父亲——我的爷爷——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据说年轻时做过短工，后来靠种几亩薄田度日。

我爸怎么会和顾铭学有合影？为什么照片上把我爸叫做”小磊”？

我头有些晕，拿出几本笔记本翻阅起来。

其中一本似乎是日记，字迹工整，从1952年开始记录，断断续续一直到1966年。

我随手翻开一页：

1963年4月7日 晴

今天舒安告诉我她怀孕了。我们都很高兴，但也很担心。现在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我的出身成了最大的障碍。舒安说不怕，她愿意陪我回乡下。我何德何能，能得此良人。

我又翻了几页：

1963年10月18日 多云

儿子出生了，取名顾磊，愿他像块璞玉，光明坚强。舒安坐月子，我守在旁边，看着他小小的脸蛋，有说不出的感动。从未想过自己会有为人父的一天。抚养和教育好他，是我们今后最重要的事。

我的手开始颤抖。

再翻几页：

1965年7月2日 雨

情况越来越不妙。今天有人来家里调查，说我藏匿反动文章，还给学生传授资产阶级思想。舒安劝我暂时低调，但我知道躲不过去了。如果真的有不测，只希望舒安和小磊能平安。

最后几页字迹潦草，显然是在极度情绪化的状态下写的：

1966年8月5日

他们要来抄家了。舒安带着小磊回她姐姐家暂避。我把所有可能连累他们的东西都烧了。这本日记和照片不忍销毁，就藏在墙里吧，也许有一天小磊能看到，知道他的父亲不是懦夫。

如果有来生，还愿做你的丈夫，舒安，对不起，我本该给你们更好的生活。

我身子一软，靠在墙上，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下来。

多年来的疑惑突然有了答案。为什么我父亲从不提起自己的童年？为什么他对我说起他父亲时总是含糊其辞？为什么每当我问起爷爷的事情，奶奶总会岔开话题？

原来，我的亲爷爷是顾铭学，一个北大毕业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村里那个老实巴交的李老汉。

我回忆起父亲的样子——高高的鼻梁，深邃的眼窝，还有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村里人都说他不像李家人。现在我明白了，他确实不是李家的血脉。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老陈家。

“陈叔，我想打听顾家的事。”

老陈正在院子里修理一台旧电风扇，闻言手上动作停了停：“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就是好奇。”

他看了我一眼，把手上的螺丝刀放下：“顾家的事啊，我知道的不多。顾老爷早年是个开明地主，解放后被定为富农，但因为表现好，没受什么罪。他儿子顾铭学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文革开始那会儿出了事，听说是自杀了。”

“他…有孩子吗？”我小心地问。

老陈挠了挠头：“好像有个儿子，但后来不知道去哪了。那会儿我还小，记不太清了。”

这条线索断了。

回到老宅，我继续翻那些信件。大多是顾铭学和舒安的通信，从字里行间能感受到两人的深厚感情。有几封是舒安的姐姐写来的，内容多是关心妹妹的生活和小孩的健康。

最后一封信引起了我的注意，信封上的邮戳是1967年的，寄信人是”张美玲”。

我的心跳几乎停止。张美玲，我母亲的名字。

信中写道：

姐姐：

收到您的来信，得知您和侄子平安，我们都很高兴。关于您提到的事，我和建民商量过了，我们愿意帮忙。如果您决定把孩子送来，我们会视如己出。现在的形势这么严峻，您和孩子都不容易，希望一切平安。

弟妹美玲

我双手捧着这封信，泪水模糊了视线。

原来我父亲真的是顾铭学和舒安的儿子。文革期间，舒安担心孩子的安全，把他送给了自己的妹妹——我的母亲张美玲和她的丈夫李建民抚养。

我爸从小就被告知自己是李家的孩子，而我的”奶奶”——也就是李建民的母亲，配合着这个善意的谎言。我的亲奶奶舒安，可能在某个地方看着儿子长大，却不能相认。

窗外下起了雨，雨滴打在破旧的瓦片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我坐在地上，手里拿着那些照片，想象着半个世纪前发生在这个院子里的故事。想象着顾铭学和舒安曾经在这里生活，欢笑，憧憬未来；想象着小小的”顾磊”——也就是我父亲，在这个院子里蹒跚学步；想象着他们是如何被时代的洪流冲散。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边继续修缮老宅，一边试图寻找舒安的下落。

我去了县城的档案馆，查询了那个年代的档案，只找到了顾铭学的一些记录，证实他确实在1966年8月自杀身亡，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代表”。关于舒安的记录寥寥无几，只知道她是一所小学的教师，1967年调离，去向不明。

我又托老陈打听村里老人的记忆。有一位已经九十多岁的老太太记得舒安，说她是个漂亮温柔的女人，会弹琴，对孩子很好。“她走的那天，”老太太说，“抱着个小男孩，坐了一辆黑色的吉普车，再也没回来过。”

最让我震惊的发现是在修缮主屋时无意中发现的。当我们拆掉一面墙时，墙内竟然藏着一副油画，画的是一个年轻女子抱着婴儿，背景是这座老宅的院子。画的右下角签着”顾铭学 1964”。

画中的女子，正是舒安，而她怀里的婴儿，就是我的父亲。

通过县志记载，我得知舒安的姐姐——也就是我母亲的姐姐，后来去了广州生活。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顾家的后人在广东做生意。

春节前，我终于修好了老宅。主屋重新铺了地砖，换了新的门窗，刷了墙。厢房改造成了简易的工作室，我打算在这里开始我的第二职业——木工。院子里种了几棵果树，还辟出一小块菜地。

搬进去的第一天晚上，我把那些照片、日记和信件摆在八仙桌上，点上一盏灯，倒了一杯酒。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我对着空气说，泪水再次模糊了视线，“我会好好照顾这个家。”

第二天一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请问是李先生吗？我是从广州打来的。听说您在塘仔口买了顾家老宅？”

“是的，您是？”

“我姓顾，我的祖父是顾铭学。”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颤抖，“我奶奶舒安前几天去世了，她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再看看塘仔口的老宅，和她的儿子…也就是您的父亲。”

我握着电话的手无法控制地颤抖：“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我知道，奶奶一直在远远地关注着他，也关注着您。她不敢相认，怕给您父亲带来麻烦。直到临终前，她才让我联系您，告诉您真相。”

我突然想起前几年父亲住院时，病房门口经常站着一位老太太，远远地看着，却从不进来。当时我们以为是医院的志愿者。

“您…什么时候能来塘仔口？”我哽咽着问。

“明天。奶奶的骨灰，我想带回她和爷爷相爱的地方。”

挂了电话，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初升的太阳照在老宅焕然一新的墙面上。

有只黑猫从墙头跳下来，是我第一天来时见到的那只。它优雅地踱到我脚边，蹭了蹭我的裤腿，然后跳上了门廊，找了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卧下。

一切都在回归原位。

我掏出手机，拍下这一刻，发在朋友圈：

“血脉流转，终有归途。新一年，与故人同行。”

主屋门楣的雕刻已经修复一新，上面是”顾”字家徽。但在背面，我特意刻了四个字：

“顾李一家人”。

外面又开始下雨了，雨水顺着青瓦流下来，滴答作响。我站在檐下，看着院子里雨水漫过青石板，心中百感交集。

想起父亲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人这辈子啊，不管走多远，都得记得自己是谁。”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他话中的深意。

来源：云朵棉花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