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细菌部队司令石井四郎中将

摘要：石井四郎，日本陆军中将，医学博士，关东军防疫给水部（731部队）的创始人和部队长。以进行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而知名。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000人在活着的情况下被石井四郎进行人体实验。日本战败后，他用731部队的绝密细菌资料私下同美国军方进行了秘密交易，逃过了

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日本陆军中将，医学博士，关东军防疫给水部（731部队）的创始人和部队长。以进行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而知名。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000人在活着的情况下被石井四郎进行人体实验。日本战败后，他用731部队的绝密细菌资料私下同美国军方进行了秘密交易，逃过了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1959年，因喉癌死于东京。

千代田村

石井四郎，1892年6月25日出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家族是占有千代田村一带土地的豪族，有一家酿酒厂，还经营蚕丝生意。当地农民对石井家族十分信服和效忠，石井四郎在伪满洲国从事细菌实验研究时，还利用这种“愚忠”，招募了不少家乡农民为其效力。

石井四郎全家照

石井四郎高大魁伟，在家中排行第四。石井四郎记忆力超强，据说念中学时，能在一夜之间背出整本课文，但就是经常沉默寡言，不愿与人交流。1916年4月，石井四郎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1920年12月毕业。石井四郎决心成为一名陆军军医，为日本陆军和天皇效劳。日本规定，军医的最高军阶为中将，而石井四郎却野心勃勃，明确表示：“我非晋升为大将不可。”所以大学毕业后不到1个月，他便进入了近卫步兵第3联队，作为见习士官，开始接受军事训练。1921年4月9日，石并四郎被任命为中尉军医，分配到近卫师团。

京都大学（原京都帝国大学）

1924年4月，石井四郎以代培学员的身份再入京都帝国大学，进研究生院学习和研究细菌学、血清学、防疫学、病理学和预防医学，石井四郎对这些医学知识的研究进入痴迷程度，几乎废寝忘食。当时，日本爆发了一种奇怪的昏睡病，仅仅几个月，就死亡3000多人，而医学界又束手无策。身为学员的石并四郎提议军建调查小组，查找病因。为了解决调查经费不足问题，他甚至让家人卖掉了一部分林地，并且不顾传染的危险，亲临现场对病人进行观察。他对细菌研究的狂熟劲，让许多人惊叹和佩服。

石井四郎博士

1927年6月，石井四郎获得微生物学博士学位，被分配到京都卫戍病院，此后，他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在医学界渐渐地有了名气。促使石并四部下定决心从事罪恶的细菌战，源自于他发现了二等军医（相当中尉）原田撰写的有关细菌战的报告书，他内心产生了强烈共鸣。无论是原田，还是石井四郎都十分清楚，在1925年日内瓦召开的国际裁军大会上宣布，使用化学战和生物战（细菌战）为非法。可是细菌战所具有的杀人威力深深地吸引了石井四郎。1927年，石井四郎频繁地向陆军部和参谋本部兜售细菌战的作用。远藤三郎（当时为尉官、后为陆军中将）曾在日记中记载：“当时石井经常在参谋本部露面，大家都知道他，向各参谋游说细菌战的重要性。”

远藤三郎

1928年8月至1930年，石井四郎到欧洲考察，陆军中将军医北野政次说。“石井最初是自费，后来才变成公费。”当时日本军事机构惯例，经常派遣所谓“最优秀的年轻军官”到海外学习、考察军事，同时尽可能地收集情报。

北野政次

历时两年，石井四郎先后到过新加坡、锡兰、埃及、土耳其、意大利、法国、瑞士、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挪威、芬兰、苏联、爱沙尼亚、加拿大、美国等国，考察的重点是调查德国及其他国家秘密研制细菌武器的情况。

永田铁山

1930年，石井四郎回到日本，即开始进行细菌战的准备。石四郎认为：“军事医学不仅仅是治疗和预防，真正的军事医学的目的在于进攻。”随后，向时任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的永田铁山少将汇报，在结束汇报时，石井四郎建议：“我认为，研制细菌武器已刻不容缓，迟延一日，必将使日本遗恨无穷。”石井四郎回到东京4个月后，被任命为陆军军医学校防疫部教官，同时晋升为陆军少佐。他继续到处游说细菌战的重要性，所持的最重要的理由竟然是“细菌战无疑具有特殊的可能性，否则联合国也不会禁止”。

小泉亲彦

石井四郎的目的是在陆军军医学校设立一个以他为首的“防疫研究室”，开始细菌战研究，“防疫研究室”逐步成为日本细菌战的大本营。石井四郎力主研究和利用细菌战的建议，得到了日本统治集团的赞赏，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少将、参谋本部铃未率道大佐等人都予以了积极帮助。此外，石并四郎还得到了号称日本“化学战之父”小泉亲彦的大力支持。

日本陆军军医学校

1932年8月，在陆军军医学校内，终于设立了所谓的“防疫研究室”。尽管当时是设在防疫部的地下室，规模较小，石井四郎也仅有5名助手，但却是石井四郎“食人魔窟”起始的雏形。

防疫研究室

1932年末，为了加紧细菌战的研究，日本军部下令：要“以物质和名望来满足石井四郎的需要”。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批准，在秘密账户上拨款20万日元。在当时的日本20万日元可算是一笔很大的经费。其他日本陆军部队的经费都在压缩，而石井四郎细菌战的研究经费却在逐年地增加，可见其在陆军军部的地位。

防疫研究室

1933年8月，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校长小泉将自己实验室后面的一块地给了石井四郎，在此处又建成一栋面积达1795平方米的新楼,与防疫部原来的建筑相接连，并改称为“防疫研究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里一直是石井四郎在东京的细菌战大本营。石井四郎曾洋洋得意地说：它是日本“制造军火工厂的楷模”。

荒木贞夫

石井四郎并不满足于仅在日本本土上研究细菌战，他亲自执笔撰写报告，请陆军省军医总监西汉行藏中将转交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报告中提出请求：“我们感到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是必须加以实验的时候了，我们要求军部，把我们全体调到满洲,使我们用来维护皇军的细菌武器得以高度发展。”日本大本营研究后,批准了他的报告。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石井四郎率人花费了1个多月的时间在中国东北选择建立细菌研究基地的地址，之所以选择东北，主要是考虑在中国东北属于日本势力范围，有日本关东军坐镇，容易得到细菌研究的“材料”活人和东北丰富物质资源；另外，中国东北靠近苏联，气候也与其相似，一旦与苏军交战，可以直接地实施细菌攻击。石井四郎的主张得到了日本大本营的支持，也得到了关东军的大力支持。关东军高层认为细菌战能起击败苏军的重要作用，细菌战将能抵消日军在对苏作战中兵力上的劣势。

1933年8月，石井四郎等人选择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与文庙街交义附近秘密设立了细菌研究所（石井部队），密称“加茂部队”。此外，这支细菌部还常冠名为“东乡部队”，这是因为石井四郎十分崇拜在日俄战争中的东乡平八郎元帅。

石井四郎侧脸照

1941年夏，为掩护日本细菌战的罪恶活动，这支日本细菌部队启用“清洲第731部队”的番号。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加上这里确实生产滤水器这个半公开的事实，起到了掩盖罪恶真相的作用。早在1931年，石井四郎便公开展示自己发明的滤水机，为了证明这种滤水机能把浊水、污水变成可饮用水，他多次在大规模的公开场合表演。

日本昭和天皇裕仁

1933年，昭和天皇视察陆军军医学校时，就曾观看过石井四郎的演示，日本陆军、海军参谋长也曾亲眼看见。为证实滤水机的功能，石并四郎甚至当场亲自喝下经过滤水机的尿液。这种石井式滤水机后来在硫黄岛战役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很多官兵就是靠它解决了饮水困难。

松村知胜

松村知胜少将在回忆录中,对此曾有过描写：“被称为“陆军的狂人军医’的石井，是一个坚毅果断、擅长宣传、有行动能力的军医。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行为古怪。昭和十二年（1937年）前后，在军医学校当教官时，当时松村知胜少将正在参谋本部编成班任职，石井四朗经常不请自来，强烈要求给防疫给水方面预算和编制。为此，或当众舔从人尿中提炼的盐，或饮用污水处理来的清水等，让参谋本部的大人物们目瞪口呆……总之是一位善于策划、富有实干能力的人……”防疫给水部成了日本疯狂从事细菌战的最好隐身衣，以后，石并四郎以此为名，在中国东北及关内各地，成立了20多个“防疫给水部”，即细菌部队及分支。

尽管石井四郎采取了极为严格的各种保密措施，但是，如果在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里实施大规模的人体细菌实验，显然有诸多不方便。石井四郎对此早有考虑，他选中了距哈尔滨市70公里以外的五常县背荫河镇（现五常市）。在石井四郎看来，此地不但交通方便而且较为隐蔽，是大规模进行人体细菌实验场所的理想地址。

1933年秋，“加茂部队”在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圈定了500多平方公里的地盘，修筑“兵营”。不到1年时间，便建成了约100栋的砖瓦房。营区不仅有营舍，还有到背荫河火车站的专用线和飞机场。背荫河细菌实验场实行严格保密，不仅不许中国人靠近，就连火车经过背荫河车站时，也要放下车窗帘，严禁旅客向车外探望。细菌实验场的日本人员很少外出，并都使用假名，即使与国内家属通信，也经过关东军的审查。背荫河细菌实验场完全成了与世隔绝的军事要塞。

731部队实验室

在背荫河细菌实验场中央是监狱和人体实验的综合设施。当时监狱按关押1000人的规模建造，通常关押着500-600人。牢房很小，“犯人”几乎总是戴着手铐和脚镣。每个被囚禁的人平均3-5天内采血500mL左右，采血从未停止。等囚徒衰弱不再具有“研究价值”便注射毒液或枪杀，然后进行解剖，最后送到焚尸炉焚烧灭迹，焚尸炉由化名“细谷”的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负责。

731部队焚尸炉遗址

石井四郎在背荫河进行的细菌人体实验重点，放在炭疽、鼻疸、鼠疫和霍乱等几种接触传染病病菌上；此外，还利用人体进行毒气瓦斯、毒液实验；同时以人体为“材料”进行冻伤实验。时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曾到背荫河视察，对冻伤实验尤为关注，因为关东军在中国东北镇压抗日武装及日后与苏军作战时，面临的严重问题便是严寒下的冻伤。视察后，冈村宁次给上司的报告书中写道：“冻伤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在37摄氏度的水中浸泡”，这一发现是“根据使用人体用各种方法经过反复的实验所获得的宝贵数据而得出的”。

731拿活人作冻伤实验

1933年下半年，石井四郎在实验场复合设施还没完成便迫不及待地启动使用。1934年秋天，在中秋节因看守的日本兵警戒松懈，有30余名“囚徒”越狱，其中王子阳等12人侥幸逃脱。这次越狱事件，使石井四郎感到将实验场选择在抗联第3军的游击区域，是选错了地址。但为了减轻和推卸责任，石井四郎还是采取了暂时维持，看看情况再定的办法。但此后，抗联第3军赵尚志部曾几次袭击实验场及附近日军驻地，甚至发生了攻城未克事件，迫使石井四郎不得不下定决心重新选择“基地”。

从731部队逃出抗联战士王子阳

1934年12月28日，石井四郎以背荫河细菌实验场发生“意外的火灾”为借口，向日本参谋本部提出迁移和扩大“加茂部队”的计划，很快便获批准。石共四郎将设备和机器装运至哈尔滨，把关押的人员秘密杀死，不久，背荫河细菌实验场变成了废墟。。

732部队楼房

1935年初夏，关东军强占距哈尔滨市约20公里的平房地区，圈定6平方公里范围，并于1936年春动工，开始了营建细菌部队的设施。这是一项极为保密的，巨大的、综合性的工程，石井四郎在长春招募了4个日本建设株式会社承担，经时两年多才告完成，工地上使用中国劳工有时超过1500人。从细菌部队设施蓝图上看，区内至少建有76栋建筑，包括指挥中枢所在的两层楼，由3栋、4栋、5栋、6栋组成的细菌研究中心的“四方楼”，占地约为15000平方米，内有各种细菌研究室，可供全年使用的冻伤实验室、监狱、解剖室等，还有处理人体和动物尸骸的3个焚尸炉。

1936年，平房地区的年度预算为“人力费300万日元，各支队20万至30万日元，试验研究经费600万日元”。石井四郎掌握着每年1000多万日元的经费，而在当时即使指挥几个师团的将官们如果得到如此一笔经费也会高兴不已。1938年6月30日，关东军司令部发布了第1539号命令，确定了平房“特别军事区”范围及规则，“特别军事区”总面积120多平方公里。

731部队营房建筑全貌

731部队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德国法西斯“波兹南细菌研究院”，是世界上最大的杀人工厂。731部队人员配备比其他培训部队高出一等，配有1名中将和4名少将，全员时为2600人。1939年末，关东军副参谋长远藤三郎少将来到平房，看到石井部队的“惊人规模”并与此前背荫河细菌实验场相比，不由发出“大有不胜今昔之感”。

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石井四郎千方百计地与日本国内的细菌和医学教授学者建立联系，几乎所有的日本大学都被吸收进来了，与731部队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陆军军医学校、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东京的传染病研究所等等。731部队这里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人才，许多在中国东北与石井四郎共过事的同僚部下，战后都成了大学里的医学部部长、主任教授、大学校长，有些人或是创造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技术骨干力量，或是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据资料披露：共有79名日本细菌战犯在战后受到日本新政府重用。

关东军防疫班

1939年5月，日军与苏、蒙军发生冲突，石井四郎视为进行细菌战试验的最好机会，他制订了具体实施计划。6月，石井四郎在海拉尔储备了2000多枚载有炭疽、伤寒、霍乱菌的炮弹，准备发射到苏军阵地。

细菌炮弹

到了7月，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为挽回日军的败局，终于答应了石井四郎所求。石井四郎将731部队当时仅有的400余名从事细菌战的人员抽调一半，以“关东军防疫班”名义参战。7月13日，细菌部队派出22名敢死队员，在哈拉哈河乘2只胶皮筏顺水将22.5公斤伤寒、霍乱、鼠疫、鼻疽等细菌撒入河水中，向苏、蒙联军进行细菌战。由于苏、蒙联军防范严密，不饮用河水，没有人受伤。竟有1340名没有防护的日军官兵染上伤寒病、赤痢病和霍乱病，其中731部队军医和敢死队员，被细菌传染而死亡达40多人。随后，石井四郎又将储存在海拉尔的细菌弹运至前线，发射到苏军的阵地上。1939年10月1日，731部队作为卫生部队在日军军史上首次获得战功奖励，第6军司令官荻州立兵中将亲自授勋，石井四郎获四级金鸦勋章。

731部队的特设监狱可关押四五百人，该部队的细菌部队长川岛清供认：“每年有600名左右的“特移处理’者被送到这里。”保守推测从1939年8月到1945年8月，大约超过3000人被当作“实验材料”遇害。而这个数字不包括1939年8月以前的被害者，及在安达、海拉尔等地被731部队支队杀害者，还没计算因他们在中国内地投撒细菌而被害的人数、战败前后释放带菌动物所造成的死亡人员数字。

当时报纸报道

1940年7月，石井四郎细菌部队组织了第一批远征队，在石井四郎亲自带领下，在浙江宁波上空投撒伤寒、霍乱、鼠疫菌；10月4日在衢州、22日在宁波飞撒细菌；11月和12月又在金华、上虞、汤溪等地投撒细菌。1941年春，石井四郎细菌部队按照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命令，派出第二批远征队，由第2部队部队长太田澄大佐带领，开始时为60人，后增加到100余人，其中有30名细菌学专家。远征队在常德一带撒布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引发该地区鼠疫流行，死于鼠疫达400多人。4月21日，又在新登县上空投下细菌；11月4日，在常德市区投微佩疫策；12月19日，日机在诸暨上空散布鼠疫菌。

因日本细菌投放实验死亡的平民

用铁制的弹壳装细菌或跳蚤，爆炸时发生高温常会杀死细菌或跳蚤；低空投，飞机又易被击落，石井四郎一直为此头痛。1942年春天一个深夜，石并四郎突然召集731部队高级军官开会，当众宣布想出了用陶土制造弹壳的方法，这种陶土制的弹壳，被称之为“石井式陶瓷细菌弹”

石井式陶瓷细菌战

1942年，石井四郎因贪污实验经费被撤职降级，调任第1军的军医部部长。然而，石井四郎后来对此解释为：如果他继续从事研究，他的仕途也就走到头了，陆军军医最高军衔只能到此，为了获得更高的官衔，他需要有实战的经历。1942年5月，中日展开了浙赣会战。日军在作战中俘虏了数千名中国军人，俘虏收容所分别设在玉山等处，每处关押1500余名。8月下旬，石井四郎从南京飞抵衢县，他利用这几千名俘虏，来传播剧烈的传染病。在给俘虏的3000多个馒头中注入伤寒菌等，在饼干上也涂上了这些细菌，然后将这些馒头、饼干分发给又累又饿的俘虏食用，最后释放了这几千名俘虏。数日后，日军迅速撤离该地区，传染病迅猛地蔓延起来。

细菌馒头

1942年9月，石井四郎到山西，大肆布置细菌战，山西的日军曾多次使用细菌武器。1944年夏，石井四郎奉命离开山西回国。1945年3月，石并四郎奉命重返731部队，晋升为中将，再次被任命为部队长。石并四郎利用职权，马上把举报调查自己贪污，曾任731部队总务部部长的中留金藏中佐，调到太平洋战场，使其不到1个月就丧了命。

细菌弹陶瓷弹头

日本战败前夕，石井四郎严令督促全部队拼命突击生产细菌武器，打一场大的细菌战。石井四郎建议将731部队储存的细菌和数吨含毒菌的跳蚤、老鼠放撒到苏联各都市，然后，致命的传染病就会迅速蔓延全欧洲，但石井四郎的意见未被上司采纳。

各类型细菌武器

石井四郎自称进行过20年的细菌战研究，其罪恶成果有：（1)石井式滤水器；（2)石井式细菌培养箱；（3)石井式陶瓷细菌弹；（4）石井王牌武器——带鼠疫菌的老鼠和带鼠疫菌的跳蚤弹；（5）最残酷丧失人性的“人体实验和活杀观察”。他的“发明创造”造成了人类的灾难，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石井四郎

1945年8月9日，日本战败在即，石井四郎随731部队全体撤回日本。为防止罪行曝光，关东军司令部密令石并四郎赶在苏军到来前毁灭一切证据。石井四郎在撒高前命令销毁证据，还向部下发出威胁，要他们把有关731部队的一切带入坟墓，而部分731部队奉石井四郎杀人灭迹的指令，除炸毁“四方楼”以销毁罪证外，还杀害了所有供实验用的被关押的人。石井四郎还乘坐飞机在731部队上空盘旋，从上往下对爆破毁坏的研究设施进行拍摄。日本人走得匆匆忙忙，本想彻底破坏，但由于规模巨大且设施过于坚固，一些建筑没有彻底销毁，两根烟囱依旧在吃立着，没有来得及炸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