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晚年修订《金光大道》，无奈感叹：集体化已不再是时代潮流！

摘要：《金光大道》作为浩然创作生涯中的重要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着独特的位置。它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以其宏大的叙事和对农村生活的细致描绘，展现了那个时代农民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风貌。浩然对《金光大道》一、二部初版本的修订，犹如为这部作品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其在文

《金光大道》作为浩然创作生涯中的重要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着独特的位置。它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以其宏大的叙事和对农村生活的细致描绘，展现了那个时代农民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风貌。浩然对《金光大道》一、二部初版本的修订，犹如为这部作品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其在文学性和思想性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这一修订过程不仅反映了浩然作为作家对作品的精益求精，更引发了我们对文学创作、时代背景以及作家心态等多方面问题的深入思考。

浩然对《金光大道》一、二部初版文字的修改，可谓是精雕细琢，犹如一位工匠精心打磨一件珍贵的艺术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光大道》第一部中，诸多文字的改动都体现了这一用心。比如正文第一页第二段，“黑夜，没头没脑的黑夜，好像把一切都扣在锅底下了” 被修改为 “黑夜，没头没脑的黑夜，好像把人世间的一切都扣在锅底下了” 。这看似简单的一处修改，在 “一切” 前面加上 “人世间的”，却极大地增强了艺术效果。“人世间的” 这一修饰词，使原本抽象的 “一切” 变得具体而富有内涵，让读者更能真切地感受到黑夜笼罩下人间的压抑与迷茫，仿佛能触摸到那个时代人们内心的焦虑与不安。

再看第三段，“火珠” 前添加了修饰词 “微弱的” 。这一小小的改动，却生动地描绘出火珠那若隐若现、黯淡无光的状态。读者眼前仿佛浮现出在黑暗中，那一丝微弱的火光在风中摇曳，随时可能熄灭，进一步烘托出周围环境的阴森和未知的恐惧。第四段中，“男人” 前加入修饰词 “受着病魔摧残的” 。通过这样的描述，读者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个男人所承受的痛苦和磨难。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形象，而是一个被病魔折磨、在生活中苦苦挣扎的个体，让读者对他的命运产生深深的同情和关注。第五段的 “女人” 前加入修饰词 “满脸愁苦的” 。这几个字，将女人的神态和内心的愁苦展现得淋漓尽致。读者似乎能看到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生活的无奈和忧愁，仿佛能听到她内心深处的叹息。

在语言表述的调整上，也能看出浩然的匠心独运。如第六段中的 “你们先去” 被改为 “你们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 比 “先去” 更加口语化、亲切自然，仿佛是在面对面地与读者交流，拉近了读者与书中人物的距离。第七段中的 “这夫妻俩一边商量，一边哭，反反复复地折腾了一夜，才把逃荒的事情定下来。他们听别人说，一个表侄女婿在河北混得不错，想投奔他那儿去，闯一闯活下去的道路” 。修改后，在 “商量” 后面加上了 “生存的门路”，将 “一边哭” 改为 “一边叹息和哭啼”，“表侄女婿” 前面加上了 “搬到河北的”，“闯一闯活下去的道路” 改成 “试一试运气” 。

这些修改使文本内容更加充实，语言更加生动形象。“商量生存的门路” 比简单的 “商量” 更能体现出夫妻二人在困境中对生存的思考和探索；“一边叹息和哭啼” 则更细腻地描绘出他们内心的痛苦和无助；“搬到河北的表侄女婿” 让人物关系更加明确；“试一试运气” 则更符合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充满了对未知的期待和迷茫。

在第一部第一章《新生的芳草地》中，也有多处精彩的修改。第六段中，将 “黑粗布的小棉袄却有一半纽襻没有系” 的 “棉袄” 与 “却” 之间用逗号隔开，“紫红色的胸脯子露在外边” 改为 “露出一片紫红色的胸脯子” 。逗号的使用，使句子的节奏发生变化，读起来更加自然流畅。“露出一片紫红色的胸脯子” 则比 “紫红色的胸脯子露在外边” 更具画面感，让读者能清晰地看到人物的形象。

第七段中的 “好往上边汇报” 改为 “好给区里的同志做汇报” 。“给区里的同志做汇报” 明确了汇报的对象，使表述更加具体、准确。在第二章第一段最后一句之前加上了 “他们还垒了一个猪圈，搭了个柴禾棚子，编了个小排子门儿”，并将此段最后一句中 “这里” 改成 “这所宅院” 。这些添加和改动，丰富了场景描写，使读者对这所宅院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仿佛能看到这个农家小院的布局和生活气息。

在第二部的修改中，同样体现了浩然对文字的精雕细琢。在第一章的开头，添加了 “常言说：三秋不如一麦忙” 这富有乡土气息的一笔。这句俗语的运用，不仅增添了作品的生活质感，更让读者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节奏和氛围。在第二段中，又在 “麦收” 和 “象” 之间插入了 “倒挺容易” 的短语。这一短语的加入，使句子的表达更加自然、生动，也体现了农民对麦收的一种看法。在第八章第一段将 “中午” 改为 “晌午”，一字之差，却更符合农民群众的口吻。“晌午” 这个词充满了浓郁的乡土味，让读者更能贴近书中人物的生活。

第二段中的 “他们就跑到地里，等一阵子，还是不见高大泉；大伙干了一阵活儿，开始在地头上歇着了，高大泉依旧没有露面” 被改为 “他和几个组员先后脚地来到地里，叨叨咕咕地等一阵子，就开始干活儿。可是依旧不见高大泉的踪影” 。此番改动，表意变得更为流畅，原来口头语的随意性也得以收敛。“先后脚地来到地里”“叨叨咕咕地等一阵子” 等表述，使场景更加生动形象，人物的行为和状态更加具体可感。

浩然在对《金光大道》一、二部初版本进行修订时，删繁就简是一个重要的策略。他不仅删去了那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说教内容，还大刀阔斧地删减了大量直白的、与宣教无关的描述，其中包括人物对话中的语气词。这些删减使小说文本更加精练，情节发展更加流畅，让作品更符合以情节为中心的小说特质。

除了说教内容，那些直白的、对推动情节发展作用不大的描述也被浩然毫不留情地删除。比如一些冗长的环境描写、人物琐碎的日常行为描述等。这些描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展现生活的细节，但如果过于繁琐，就会使作品显得拖沓。浩然的删减，使小说的节奏更加紧凑，情节更加集中。在人物对话中，语气词的大量存在往往会使对话显得琐碎和随意。浩然将许多人物对话末尾的语气词删去，使对话更加简洁明了。这样一来，人物的语言更加干脆利落，能够更直接地表达人物的情感和思想。这种简洁的对话风格，不仅使文本更加精炼，也增强了人物形象的鲜明性。例如，原本可能是 “我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啦” 这样充满语气词的表述，在修改后可能变成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修改后的句子更加简洁有力，更能突出人物的焦急情绪。

浩然对《金光大道》一、二部初版本的修改，在某种程度上是他遵从内心对文学性的召唤。他早期的创作虽然具有重视思想教育、感染力、情节以及人物精神活动的特征，但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他对文学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追求。这种追求在他对《金光大道》的修订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值得一提的是，文学前辈叶圣陶对浩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叶圣陶初读《艳阳天》时就委婉提出相关意见。他发觉 “作者说明人物性习与心理状态之处，似稍嫌其多” 。在给叶至善的信中，叶圣陶认为 “高大泉在书中，长篇说白多，有些空议论，有些重复” 。这些意见虽然是针对《艳阳天》提出的，但也反映了叶圣陶对文学创作中人物描写和语言表达的一些看法。

当《金光大道》第一部出征求意见本时，叶圣陶甚至提出愿为浩然看校样。1972 年，叶圣陶花费 16 天时间认真校对《金光大道》，期间与浩然多次交流。他在书页旁边记下了许多细小问题，包括对一些北方话的不习惯和不理解之处。叶圣陶的这些意见和建议，无疑为浩然的修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浩然对叶圣陶非常尊敬，一直珍藏着叶圣陶先生的修改本。

从《金光大道》再版本的删改情况来看，尤其是在人物描写、议论说教等方面的删改，与叶圣陶所提的建议有着一定的契合度。虽然目前没有确切的史料依据能够完全证实再版本《金光大道》的修订受到了叶圣陶校勘本的直接影响，但从浩然对叶圣陶的敬重以及他对作品文学性的追求来看，这种推测是合理的。叶圣陶作为文学界的前辈，他的文学素养和创作理念对浩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浩然在修订《金光大道》时，可能会不自觉地参考叶圣陶的意见，试图使作品在文学性上达到更高的水准。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文字的修改上，更体现在浩然对文学创作的整体认知和态度上。他开始更加注重作品的艺术性，努力摆脱早期创作中一些过于直白和繁琐的表达方式，追求一种更加精炼、含蓄的文学风格。

20 世纪 70 年代末，对于浩然来说，是一段充满痛苦与挣扎的艰难岁月。彼时，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文艺领域也面临着重新的审视和调整。浩然作为一位在特殊时期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作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时代浪潮的冲击。他接连不断地遭受批评与检讨，曾经备受赞誉的作品也面临着质疑和重新评价。在那个思想激荡的年代，人们对过去的文学创作进行反思，浩然的创作风格和作品内容与新的时代思潮产生了碰撞。他的作品大多创作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承载着当时的政治理念和社会价值观，在新时期的语境下，这些作品的一些元素被认为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面对这些批评和检讨，浩然内心充满了困惑和无奈。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道路和作品价值，思考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找到自己的文学定位。

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总结自己多年的创作经验，浩然开始着手整理旧作。在这个过程中，他翻阅着自己曾经创作的作品，那些文字仿佛带着他回到了过去的岁月。望着已经出版和尚未出版的作品，他心中感慨万千，不禁发出 “青春，一去不复返了” 的喟叹。这些作品是他青春岁月的见证，也是他文学梦想的结晶。然而，时过境迁，它们如今却面临着不同的命运。此时的浩然，渴望能够振作起来，重新找回自己在文学创作中的自信和热情。

他深知，自己不能被眼前的困境所打倒，必须要寻找新的方向和动力。于是，他前往京郊通县安家，开启了一段 “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 的生活。在通县的生活中，浩然与农村的土地和农民们紧密相连。他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喜怒哀乐，从他们身上汲取创作的灵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重新认识历史、生活、文学和自己。在与农民的相处中，他看到了生活的真实面貌，感受到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这些经历让他对文学有了新的理解，他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创作，思考如何才能创作出更贴近生活、更能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

浩然在这一时期与亲友的书信往来中，也充分表达了他试图振作的决心。1980 年 11 月 29 日，他在致胡世宗的信中写道：“过了年，虚岁五十了，哪有权利不珍视分分秒秒呢？ …… 为此，一九八一年我想‘大干一场！’” 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急切和对未来的憧憬。他渴望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新的突破，证明自己的价值。

1984 年 10 月 16 日，当张和平安排他参加赴日本访问的文化代表团时，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下：“我舍不得花时间。人各有志。我的志在于趁没老化，写几本自己满意的书。” 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创作出让自己和读者都满意的作品。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喜欢捉弄人。浩然全身心投入创作，却未能得到他所期望的认可。

在创作《苍生》时，浩然深入农村，与农民们朝夕相处，收集了大量的素材。他试图通过这部作品，展现农村在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以及农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挣扎与奋斗。作品出版后，虽然得到了一些好评，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得茅盾文学奖。这一结果对浩然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原本希望通过这部作品重新获得文学界的认可，证明自己在新时期的创作能力。然而，这个奖项的错失，让他感到自己的努力似乎付诸东流，也在某种程度上泯灭了他通过创作重新获得认可的想法。

此后，浩然将自己晚年的生命付诸 “文艺绿化工程” 。他希望通过这个工程，在农村培养作家，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他深知农村是文学创作的沃土，有着丰富的素材和创作源泉。他希望能够挖掘和培养更多来自农村的作家，让他们用自己的笔描绘出农村的生活和变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浩然不惜将自己宝贵的写作时间全部用于 “文艺绿化工程” 。

他亲自指导那些热爱文学的农村青年，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和技巧。他组织文学培训班、讲座等活动，为他们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台。然而，在农村这块土地上培养出像赵树理那样的作家，谈何容易。这不仅需要时间和耐心，还需要各种条件的支持。短时间内，这个目标的实现希望渺茫，这无疑加剧了浩然的苦闷。他看着自己付出了大量心血的 “文艺绿化工程” 进展缓慢，心中充满了焦虑和无奈。他意识到，自己的文学理想在现实面前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除了文艺事业上的不顺，家庭琐事和个人健康状况也给浩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1993 年，浩然的老伴生病之后，脾气变得喜怒无常。生活的压力和老伴的病情，让浩然感到身心俱疲。他不仅要照顾生病的老伴，还要应对生活中的各种琐事。这些家庭琐事分散了他的精力，让他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同时，晚年的浩然面对衰老深感焦虑。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越来越有限，而还有许多文学理想尚未实现。他更加渴望能够利用有限的时间，做一些有益于文学的事情。

1992 年，他在致陈利争的信中写道：“我老了。再老下去就得死。这是谁也抗拒不了的自然法则。然而，文学事业不能老，更不能死。”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文学事业的执着和担忧。他担心自己在有生之年，无法看到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无法为文学的传承和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直到生了一场大病，浩然 “心有余，力不足” 之感愈发沉重。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创作也变得愈发困难。曾经年轻时激昂乐观的情绪逐渐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晚年的浩然在修订《金光大道》时，内心满是复杂的感慨。这部凝聚了他多年心血，从1970年12月就开始动笔创作，历经七载春秋、四卷共计约190万字的宏篇巨著，承载着他对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历程的深刻记录与宏大叙事梦想。在创作初期，浩然雄心勃勃，一心想为新中国农村写一部“史”，为农村立一部“传”，如实展现几千年来如散沙般个体单干的中国农民，如何在短短几年间转变为集体劳动者。他在那个特殊时期，以满腔热忱投入创作，试图全景式呈现农业合作化运动，如小说通过高大泉带领芳草地农民修水渠、抗灾荒、斗富农等情节，串联起近300个章节，形成“滚动式”叙事节奏，其结构布局宏大，人物塑造典型，历史意识自觉。然而，时代的变迁太过迅猛。随着社会发展，包产到户等新政策推行，曾经被视为农村发展“金光大道”的集体化合作模式发生转变。

1994年，当《金光大道》再版时，浩然虽在序言中称保留其原汁原味，但实际上对初版本第一、二卷做了大幅删改，删节突显农民新人高大泉与老一代农民积极分子周忠、邓三奶奶被过度拔高的政治觉悟、思想理论水平与阶级斗争意识的描写，删去大量援引毛泽东语录、合作化政策、“道路”“路线”之争等相关文字及作者议论。即便如此，作品的再版仍引发诸多争议，艾青等撰文批评小说用“十年”时期主流思想表现50年代“两条道路、路线之争” 。浩然在修订过程中，看着那些被删改的文字，无奈地感叹：“属于我的时代也许结束了！”

他清楚，自己创作《金光大道》时所处的时代，对集体化运动的推崇与歌颂，在新时期已不再是社会主流。曾经作品中承载的宏大叙事与理想情怀，在新的社会思潮冲击下，显得格格不入。他以笔为录，记录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变迁的创作初衷未改，可时代已对农村发展模式有了新的选择，文学创作的风向也已转变，他所擅长、所坚持的创作风格与主题，不再如往昔那般被广泛认可与追捧，那种时代更迭带来的无力感与落寞感，萦绕心间，让他不得不直面属于自己创作黄金时代已然远去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