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陈，这个协议你签了吧。＂她将一叠纸放在餐桌上，眼神游离不定，声音平静得近乎冷漠。

老来伴：半世情缘的重量

＂老陈，这个协议你签了吧。＂她将一叠纸放在餐桌上，眼神游离不定，声音平静得近乎冷漠。

那一刻，三十五年的婚姻好似突然被人抽去了骨头，我的手指在空气中颤抖，心跳如擂鼓。

我叫陈建国，今年五十七岁，刚刚光荣退休。

在北方这座工业城市，我平凡地走过了大半生岁月，像一粒尘埃，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柴米油盐的日复一日。

八十年代末，我从技校毕业分配到国营四机厂当钳工，那是个充满朝气的年代。

厂里几千号人，三班倒，烟囱日日冒着白烟，每天早晨六点，厂区广播站的大喇叭准时响起《东方红》，食堂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收工铃声一响，自行车流如潮水涌向厂门口。

师傅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手艺是傍身的本钱，人穷志不能短。＂

那时候，我们住的是单位筒子楼，一层楼共用一个水房和厕所，大家出出进进抬头不见低头见，串个门儿借个酱油盐啥的方便着呢。

夏天晚上，楼道里热得睡不着，大家就搬着马扎蒲扇到院子里乘凉，收音机里放着《今日说法》和《评书》，大人们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唠嗑，小孩子追逐打闹，蝉鸣声和爽朗的笑声交织在一起。

小芳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厂的。

她是纺织车间的女工，头扎两条细辫子，穿着蓝色的工装裤，腰间别着一块抹布。

清清爽爽的，不像有些姑娘喜欢烫发、擦口红。

八八年那个秋天，厂里组织联谊晚会，我在台上吹了一曲二胡《江河水》，台下掌声如雷，可我的眼睛只看到了第三排那个微笑的姑娘。

＂陈师傅，拉得真好听。＂她递给我一块手绢，我这才发现自己满头大汗。

＂叫我建国就行，陈建国。＂我结结巴巴地回答，像个毛头小子。

＂我叫王小芳，大家都叫我小芳。＂她的声音清脆，像山涧的小溪。

从那以后，我总是＂不小心＂在下班路上碰见她，有时候帮她修自行车链子，有时候送她一本《读者文摘》。

＂贵宾楼那家照相馆搞活动，照相送放大，去不去？＂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问道。

＂去啊，我正好想照一张给我妈寄回老家呢！＂她答应得那么痛快，让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我们的恋爱就像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一样简单。

每周日，我骑着二八大杠带她去人民公园划船，一个小时五毛钱，或者去国营照相馆拍一张两寸的合影，三块钱洗出来六张，她拿两张我拿四张。

有时候一起去百货大楼看看，那时候＂万元户＂还是个稀罕事，我们只敢看不敢买，然后在楼下的冷饮店分享一个五毛钱的冰砖，她总是先舔一口然后递给我。

小芳还特别喜欢看露天电影，每到夏天，厂里的大操场上就支起白色的幕布，放《上甘岭》《英雄儿女》之类的电影，我们就搬着小板凳去看。

有一次放《牧马人》，她看得哭得厉害，我笔直地坐在她旁边，手足无措，只敢递过去一块手帕。

＂我没事，就是觉得电影里的人真不容易。＂她擦着眼泪，小声说。

就是在那个夜晚，电影散场后，我第一次牵了她的手。

她的手有些粗糙，但很温暖，我能感觉到她的手在微微发抖，但她没有挣脱。

九零年春天，我们领了结婚证，厂里分了十八平米的筒子楼，一间屋，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台缝纫机，墙上贴着朱时茂和陈佩斯的海报，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

结婚那天，我们没有婚礼，也没有婚纱照，只是请了几个要好的同事吃了顿饭，然后一起把为数不多的家当搬到了新房子。

小芳从老家带来了一床她亲手缝的被子，棉花是她妈妈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

＂妈说这是嫁妆，要好好珍惜。＂她轻声对我说，眼里闪着泪光。

日子虽然清苦，却也有滋有味。

早上起床，我们一起骑车去厂里，中午在食堂吃工作餐，晚上回家做一顿简单的饭菜。

小芳会把粮票和肉票精打细算，每月留出一点钱，偷偷存进那个红色塑料储蓄罐。

＂等咱们攒够五百块，就买一台十四寸彩电！＂她像个小孩子般憧憬着。

对了，那时候电视台还只有两个频道呢，每天晚上七点《新闻联播》一开始，楼道里就安静下来，偶尔传来几声咳嗽。

收工回家，远远地就能听见邻居家传来的电视声音，有时候我会敲门去蹭一集《渴望》或者《篱笆女人和狗》。

那几年，小芳怀了孕，厂医院的大夫说是个男孩，我高兴得一连三天请同事喝汽水。

九二年夏天，儿子出生了，我们给他取名陈向阳，希望他像太阳一样朝气蓬勃，永远向上。

小向阳白白胖胖的，哭声洪亮，我第一次抱他的时候，手抖得像筛糠，生怕把他摔了。

单位发了十天的产假，我天天起早贪黑地伺候小芳和孩子，用搪瓷盆给孩子洗澡，学着用尿布，晚上听到孩子一哭就立刻爬起来。

＂建国，你瞧你，比我还紧张。＂小芳虽然累得黑了眼圈，但脸上的幸福怎么也掩饰不住。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平淡而充实。

儿子满月后，小芳就上班了，我妈来帮忙带孩子。

三代同堂，虽然屋子小了点，但也热闹。

有时候下班回家，老远就能闻到饭菜香，推开门，妈正在灶台前忙活，小芳在给儿子喂奶，我就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心里满是踏实。

九十年代中期，厂里开始不景气，连轴转的机器少了，闲置的厂房多了。

工资发不出来，发些土豆白菜顶工资，我们就把多余的拿到市场上去卖，换点现钱买奶粉和尿布。

＂咱们厂能挺过去吗？＂有一天晚上，小芳轻声问我。

我握着她的手，故作轻松：＂当然能，国家这么大的厂子，咋可能垮？＂

可我心里也没底，每天看着厂领导愁眉不展的样子，听着车间里的议论纷纷，总觉得日子不会那么好过了。

九七年冬天，厂里贴出告示，宣布改制，让我们这些工人买断工龄。

我拿了四千八百块钱的遣散费，捧着那叠钞票，站在厂门口，看着高高的烟囱，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那段日子，我和小芳都沉默了许多，她的辫子也不知什么时候剪短了，脸上的笑容少了，眉头上的皱纹多了。

晚上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恍惚间听到小芳轻轻的啜泣声。

＂别哭，日子总会好起来的。＂我搂着她的肩膀，轻声安慰，可心里却没有半点把握。

＂建国，咱去摆个小摊吧，卖早点。＂一天晚上，小芳突然说，＂我小时候看我妈做过，应该不难。＂

就这样，我们在单元楼下搭了个棚子，天不亮就起来和面、蒸包子。

小芳的豆浆煮得好，放了红糖和桂花，香气四溢，很快在附近打工的人和学生中有了口碑。

我负责和面蒸包子，她负责卖。

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忙到早上九点，然后回家睡两小时，起来收拾家务，接孩子放学，准备第二天的材料。

日子虽然忙碌，但总算有了稳定的收入，儿子的学费不用发愁了。

那些年，不知道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下岗工人，有的卖菜，有的开出租，有的去建筑工地，大家都在努力重新站起来。

生活虽然艰难，但比起互相埋怨，我们选择了互相扶持，一起面对。

＂建国，你手艺那么好，肯定能找到好工作的。＂小芳总是这样鼓励我。

零三年，我通过老同学的介绍，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私营厂做技术员，工资虽然不高，但比摆摊强多了。

小芳还是继续早点摊的生意，儿子也上初中了，懂事多了，放学后会帮着收拾摊子。

我们的日子刚刚有了起色，那年冬天，小芳查出了类风湿关节炎。

一开始只是觉得手腕疼，以为是干活累的，没当回事，后来手指开始变形，天气一变就疼得厉害。

我记得那天医生说这病没法根治时，她只是点点头，问了句＂还能干活吗＂。

医生说可以，但不能受凉。

回家的路上，她挽着我的胳膊，说：＂没事，不耽误干活就行。＂

其实我知道她疼，特别是阴雨天，她的手指会肿得像小馒头，拿东西都费劲。

但她从来不喊疼，只是晚上偷偷用热水泡手。

我常常醒来，看见她坐在床边，借着月光揉搓着自己的手指。

＂老陈，你睡吧，我就是手有点不舒服。＂她总是这么说，还怕吵醒我。

我心疼，又无可奈何，只能多做些家务活，尽量不让她太操劳。

儿子高考那年，我们的小摊生意最好。

小芳天天四点起床，准备好早点，然后赶去学校门口，就为了给儿子递上一碗热豆浆和两个肉包子。

＂考得好不好？＂她每天都这样问。

＂还行，妈，你别担心。＂儿子总是这样回答，脸上还带着稚气。

可高考成绩出来那天，儿子没考上他想去的大学，差了三十多分。

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我们敲门不应。

晚上，小芳端了一碗鸡蛋面放在门口。

＂建国，咱儿子不会想不开吧？＂她担忧地问，眼圈都红了。

我摇摇头：＂不会的，他比咱们强，他会想通的。＂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罕见地一句话都没说，电视里正播着《焦点访谈》，但我们谁也没心思看。

直到儿子开门出来，说要复读一年，小芳才松了一口气，笑着说：＂好，妈支持你！＂

第二年，儿子如愿考上了大学，我们省吃俭用凑了学费，送他去了外地。

火车站送行那天，小芳一直强忍着泪水，直到儿子的火车消失在视线中，她才扑在我怀里哭了出来。

＂没事，咱儿子有出息，会孝顺咱们的。＂我抚摸着她日渐花白的头发，心里五味杂陈。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城里找了工作，又谈了女朋友。

我和小芳的日子也好过了一些，搬了套六十多平的新房子，虽然不大，但总算是我们自己的了。

二十年间，小芳的病时好时坏，特别是阴雨天，痛得厉害，但她从未停下手里的活。

她常说：＂人这辈子，哪有十全十美的，知足常乐。＂

日子好像终于要踏上正轨，儿子和女朋友谈婚论嫁，我们也开始筹备退休后的生活。

直到去年冬天，我退休前的体检，医生说我肾上有个囊肿，需要进一步检查。

我没太当回事，也没告诉家里人，不想让他们担心。

谁知道回家翻抽屉找药时，无意中看到一叠纸，第一页赫然写着＂离婚协议＂几个大字。

我的手顿时冰凉，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

婚姻三十五年，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为什么？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看着身边熟睡的妻子，想着这三十多年来的点点滴滴。

下岗时她陪我一起哭，创业时她陪我一起闯，她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突然要离婚？

是因为我生病了吗？还是她有了别的心思？我不敢问，也不愿问，怕问出来的答案会让这个家彻底散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留意她的一举一动。

她似乎比以前更忙了，常常接电话走到阳台上小声说话，有时候出门好几个小时才回来，问她去哪了，她只说有点事。

我的心一天比一天沉重，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有一次，她洗澡的时候，我偷偷查看了她的手机，但除了几个陌生号码，没发现什么异常。

我试着多陪她说话，多帮她做家务，但她好像心事重重，有时候看着我欲言又止。

那天傍晚，我在小区门口碰见了王大妈。

她是我们的老邻居，当年在厂里就认识，是个热心肠但嘴巴不严的人。

＂老陈啊，最近小芳忙什么呢？看她这段时间老往外跑。＂王大妈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我勉强笑笑：＂可能是跟姐妹们逛街吧。＂

王大妈摇摇头：＂我昨天在不动产中心看见她了，好像在办什么手续。＂

＂不会是...要把房子过户给别人吧？＂她小声补充道，一脸八卦的表情。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感觉整个世界都要崩塌了。

回到家，小芳正在厨房切菜，见我回来，笑着问：＂回来啦？今天炖了排骨汤，你最爱喝的。＂

我勉强应了一声，坐在沙发上，心乱如麻。

王大妈的话像一把刀子，深深地插在我心口。

小芳难道真的要和我离婚，然后卖掉房子另过生活？

＂吃饭了！＂小芳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饭桌上，她絮絮叨叨地说着儿子最近的工作情况，说他女朋友家的条件不错，婚后可能会给买房子。

我食不知味，只是机械地点头。

那晚上，我又失眠了，听着小芳均匀的呼吸声，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终于，在我退休第一个月的那天下午，小芳郑重其事地将那叠纸放在我面前：＂老陈，这个协议你签了吧。＂

我的手在发抖，心想：终于还是到了这一步。

深吸一口气，我低头看去，却愣住了——那不是离婚协议，而是一本房产证。

小芳的父母在城东留下一套老房子，一直空着，这房产证上却写着我的名字。

＂这...这是怎么回事？＂我结结巴巴地问，一时反应不过来。

小芳的眼睛红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检查结果啊？医院打电话来让你去取报告的时候，我接的。＂

＂我...我怕你有什么万一，就把爸妈的老房子卖了，准备给你治病用。＂

＂这房子是新买的，位置好，以后方便看病。我这段时间就是去看房子，签合同，办过户。＂

我的眼前一片模糊：＂可是...可是我看见...＂

＂看见什么了？＂她疑惑地问。

＂离婚协议...我在抽屉里看见的。＂我的声音几乎是哽咽的。

小芳愣了一下，随即苦笑起来：＂那不是离婚协议，是我起草的遗产分配方案。＂

＂我...我这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加重，怕我先走了，你和儿子无依无靠，所以提前做了安排。＂

她拉开抽屉，拿出那叠纸，指着上面的文字：＂你看，这是我写的，关于房子怎么分配，存款怎么处理，还有我那些首饰...＂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这些日子的怀疑和不安，在这一刻显得如此可笑。

而小芳，我朝夕相处三十五年的妻子，竟然一个人默默承受着这些，还为我筹划未来。

我一把将她搂在怀里，泪水打湿了她的肩膀：＂傻瓜，你怎么不跟我说实话？＂

＂我怕你担心啊，＂她轻轻拍着我的背，＂你这个人我还不知道，一着急上火，病情肯定会加重。＂

＂你看你，不也瞒着我检查结果吗？＂她笑着擦去我的眼泪，眼里却满是心疼。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新房的阳台上，看着窗外的月亮。

小芳的手指依然有些变形，但她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老陈，咱们经历了这么多，你可不能先走。＂她轻声说，语气里带着几分撒娇。

＂傻话，咱们还要一起看儿子结婚生子呢。＂我紧紧回握她的手，＂咱们要一起看着外孙长大，一起走过六十年，七十年。＂

＂那你答应我，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和我商量，不要一个人扛，好吗？＂她认真地看着我。

我点点头：＂好，我答应你。＂

检查结果最终显示，我的囊肿是良性的，只需定期观察。

在得知这个消息的那天，我拉着小芳去了小区门口的那棵老银杏树下，那里是我们每天晨练的地方。

＂小芳，咱们在这儿补办个婚礼吧。＂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她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恍惚间又变成了那个扎着辫子的姑娘：＂都什么年纪了，还婚礼呢，羞不羞啊你？＂

＂怎么，嫌我老啦？＂我故意逗她。

＂哎呀，谁说的，我们家老陈可精神了，比那些小年轻都强。＂她打趣道，脸上泛起红晕。

王大妈和其他几位老邻居不知什么时候围了过来，笑着祝福我们。

＂瞧瞧人家老陈，多浪漫！＂王大妈调侃道，＂我那死老头子，一辈子也没给我买过一朵花。＂

小芳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但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我拉着她的手，在那棵老银杏树下，对着大家说：＂这是我媳妇小芳，我们已经走过了三十五个年头，我想说，她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小芳红着脸，轻轻捶了我一下：＂去你的，大老爷们儿，肉麻兮兮的。＂

大家哄堂大笑，掌声在小区里回荡。

十月的风轻轻吹过，银杏叶缓缓飘落，像一场金色的雨。

在这场简单的＂婚礼＂上，我终于明白，平凡生活中的相互扶持，才是最珍贵的情感。

。

回家路上，小芳挽着我的胳膊，就像当年一样。

＂建国，你的二胡好久没拉了，今晚拉一曲吧，就拉咱们当年那个《江河水》。＂她轻轻说。

＂好啊，咱们晚上再跳支舞，就跳咱们年轻时候跳的交谊舞。＂我笑着回应。

＂得了吧你，我这腿脚，跳不动了。＂她撇撇嘴，但眼睛里满是期待。

晚上，我从柜子底下找出尘封多年的二胡，小心地擦拭琴弦，调好音，拉起了《江河水》。

悠扬的琴声在小小的客厅里回荡，小芳坐在对面，安静地听着，脸上的皱纹在灯光下显得那么柔和。

琴声里，似乎有我们这一路的欢笑与泪水，有下岗时的彷徨，有重新创业的艰辛，有儿子成长的喜悦，也有相濡以沫的温情。

拉完琴，小芳拿出一本老相册，里面是我们这些年来的照片。

年轻时的合影，结婚时的留念，儿子出生时的喜悦，工厂门前的告别，小摊上的忙碌，新房子的乔迁...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段故事，每一段故事都是我们共同的回忆。

＂建国，你说咱们这辈子，值不值？＂她突然问我。

我看着她，这个陪我走过半生的女人，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痕迹，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如同初见时一样。

＂值，当然值。＂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有你在，苦日子也是甜的。＂

她靠在我肩头，轻声说：＂老了，就图个平平安安，安安稳稳。＂

我点点头，握紧她的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咱们一起走到最后。＂

窗外，月光如水，洒在那棵老银杏树上，树影婆娑，像是在见证我们的誓言。

人这一辈子，起起落落，苦辣酸甜，原来最珍贵的，是身边那个与你同甘共苦的人啊。

他们说，爱情是山盟海誓，是轰轰烈烈；可我知道，真正的爱情是柴米油盐，是春夏秋冬，是病榻前的一杯水，是深夜里的一声叹息。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找到一个懂你、护你、陪你一起慢慢变老的人，就是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