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国军对张家口发起了进攻，9月30日，周恩来发出了措词强硬的备忘录，正告：“如果国民党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地放弃了政治解决方针。”

由于国军对张家口发起了进攻，9月30日，周恩来发出了措词强硬的备忘录，正告：“如果国民党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地放弃了政治解决方针。”

但蒋介石认为张家口必须由政府收复不可。为此，中共中央开始为最后的破裂作出安排，电告周恩来：蒋既已进攻张垣（即张家口），则我应表示一切不谈，对马（马歇尔）、司（司徒雷登）退出调处的姿态，亦不必表示挽留。如蒋停止攻张垣，可同意召开三人会议，并在会上坚持无条件恢复1月13日前双方军队的位置。蒋不答应上述条件，周即借此回延。

因为马歇尔的力争，蒋介石最终同意停止进攻张家口10天。对此，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美蒋备忘录所提十天停攻张垣计划，完全是为了蒋军增援再攻，我绝对不能接受。我应声明攻张垣即为全面破裂，要求恢复1月13日位置，在外交宣传上，应采取强硬的立场和态度。

国军顺利攻占张家口后，蒋介石宣布国民大会将定于11月12日如期举行。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目前谈判与军事无联系，不发生配合问题。你们只把握教育群众，表明分裂责不在我一点便好，对美蒋欺骗取坚决揭露方针，对马、司退出调停之表示不要表示挽留之意，再过一时期我即应考虑退出执行部。”

13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周恩来重申：“在全国大打条件下，一切谈判是为彻底暴露美蒋反动面目，教育群众。只要美蒋一日不主动放弃政治谈判，以欺骗群众，则我亦不应主动对美蒋宣告谈判最后的破裂，使自己陷于被动。”

心领神会的周恩来，当即复电中共中央：“中心的环节是争取第三方面，揭穿蒋的和平攻势，虽不能争取到全部不参加‘国大’，如能争取民盟大部不参加就是胜利。”

此时，民社党主席张君劢和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等人应国民政府的请求，出面劝说周恩来返回南京，为争取和平作最后的努力。为此，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给第三者面子，参加三人会商与政协综合小组，不参加非正式五人小组。“在会上提出我们实行停战令及政协决议的主张，对于美蒋背信弃义，破坏和平，作历史性的解释。”

16日，蒋介石发表了由马歇尔、司徒雷登提议并作过修改的声明，开出具体的谈判条件（即八项条件），具体就是要共产党接受在46年1月停战令发布后占领解放区大片土地的既成事实。

18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严正拒绝蒋介石提出的八项条件。声明历数重庆谈判以来中国共产党所作的八次重大让步，指出：蒋提出八项条件，是“再一次蒙蔽人民，以达到自己的野心，乃故意装出和平姿态”。强调谈判欲有真实结果，必须承认恢复1月13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

10月21日，周恩来等同第三方面人士返回南京。当晚，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称：目前谈判中心工作在向第三方面解释一切系蒋美骗局，但必须证明此点，方能收极大教育意义。

26日，周恩来与马歇尔进行会谈。马歇尔把蒋介石的八条称为政府的让步，周恩来逐一作出驳斥，说：这八条有些政协早已规定。本来政府破坏了政协协议，现在的八条仅破坏得少一些，这不能算是让步。

他提醒马歇尔注意八条内所包含的三套公式：（一）政府占的，他不退出；而我占的，还要我退，例如，东北仍要我退至两省半。（二）政府要，我们答应了的，他还要，如哈尔滨之类；而我们要，他们答应了的，又不给了，例如恢复一月十三日和六月七日的位置。（三）政府要，我未答应的，他现在还要，例如苏北要我不驻兵，东北的地方政权要我退出；而我们要，政府不允的，他决不给，如我驻兵承德的事。

周恩来还称：照蒋的公式，不仅驻军如此限制我们，把我们分开、包围，而且地方自治缩到最小，在联合政府中使我们毫无作用，想这样迫我屈服。蒋介石的八项条件就像哀的美顿书。全面破裂的局面已定，这是蒋造成的。

第三方面人士经反复磋商，于10月28日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分送国、共和马歇尔方面。该方案与共产党主张的恢复1月13日双方军队位置的主张相去甚远，并规定共产党军队在东北的驻地和接收共产党各县政权。看到方案后，周恩来悲愤不已，指责第三方面违背约定。第三方面人士自觉理亏，设法将方案收回。于是，由第三方面主导的调处也宣告失败。

司徒雷登在七月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时候，和平的大门只还剩下一条缝隙。司徒雷登几上庐山牯岭，试图说服蒋介石打破谈判僵局，成立一个“非正式五人小组”，由他任主席，国共各派两名代表，商谈改组政府事宜。蒋介石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是附加了中共撤出陇海线、胶济线、承德及以南地区等条件。

司徒雷登满心欢喜，回南京与周恩来长谈了五个小时。当周恩来听到蒋介石所提条件时，好久没有开口说话，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出乎司徒雷登的预料，中共方面拒绝了他的提议。司徒雷登问：“考虑到为了避免内战蔓延，有没有商量的余地？”

周恩来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回答说：“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司徒雷登目瞪口呆。

马歇尔与司徒雷登继续徒劳地奔走了几个月，但注定不会再有结果。由于国军在战场上节节取胜，蒋介石则踌躇满志地对司徒雷登说，他有把握在六个月内粉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

司徒雷登最后能做的只有促成“制宪”国大的召开。他对蒋介石说，你一生中有两大决定，一个是参加国民党，一个是成为基督徒，现在即将到来的是第三个——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司徒雷登建议蒋介石趁六十大寿的机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

抗战胜利后，中共提出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组成联合政府，但为了限制蒋介石的权力，联合政府拟实行内阁制，总统被设为虚位元首。

国民政府原本预定11月12日为国大预定开幕日，为了表示诚心，欢迎中共参加，国民政府发言人表示会议推迟3天，在大会主席团成员中为中共、民盟分别保留了5个和4个名额。

同一天，周恩来最后一次参加三人小组的非正式会议。他指出：“这个‘国大’不是根据政协决议或通过协商来召开的，这个大会一开即表示政治是分裂了。”

第二天，周恩来在政协综合小组会议上告知国民政府代表，共产党不参加也不承认这个由国民党单方面召集的国民大会。民盟主席张澜也发表声明，表示民盟绝不参加一党国大。

中华民国首届国民代表大会原定于1936年召开，任务是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的日期。代表总额一千二百名。选举办法规定：凡年满20岁之国民有选举权，年满25岁之选区内居民有被选举权。除上述一千二百人之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及候补执监委为当然代表，国民政府还可直接指定代表二百四十名。

1936年，国民政府陆续公布了宪法草案、国大组织法及国大代表选举法，并进行了代表选举（有部分省区未完成）。但因抗战爆发，原定当年召开的国大不得不延期。

鉴于自1913年以来情况的变化，为确保国大的公平民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国大代表应进行适当调整。经各方协商，决定原选举的一千二百名代表继续有效，取消当然代表及指定代表，增加台湾、东北收复区代表一百五十名，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总计二千零五十名。各党派代表经分配后，由各党派自行提出，计国民党二百二十名，共产党一百九十名，民盟一百二十名，中国青年党一百名，社会贤达七十名。

按照政协决议，国民大会必须在内战停止、政府改组、训政时期结束、宪草修正完成后，始能召开。1946年10月，因国共军事冲突扩大，且双方就改组国民政府后的中共代表名额问题和东北问题僵持不下, 国民政府为及早结束训政，决定单方面召集国民大会（其实并非单方面召开，还有以张君励为首的民主社会党、以曾琦为首的中国青年党参加了此次国民大会），此举立即招致中共反对。

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缺席，但制宪国大代表仍超过法定人数的情况下于南京召开。这次制宪国民大会应到代表2050人，实到代表1701人，到会率82.98%，超过3/4。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在野党共产党、民盟对大会进行了抵制，两家270名代表，一个都没有与会，并宣布将参加国大的中国民社党开除出盟；一些民社党人员，如梁漱溟等也退出该党。

11月15日，国大正式召开时出席的代表有1381人，大多数是1936年前选举的旧代表。会议的中心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宪国民大会讨论宪草的蓝本来自当年四月底根据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的宪草审议委员会审议版本，即政协宪草。该宪草经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推荐，民社党的张君劢主持起草，保留了三民主义的基本思想并贯彻政协宪草决议案内容并落实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以及内阁制的民主宪政等精神。宪草期间中共代表与张君劢多次私下协商宪草问题，并在达成一致后再提交审议会审议。但中共独立要求地方法官民选问题，以及行政院等问题而对宪草审议委员会四月底的宪法草案仍持保留意见。又加上此时国共军事冲突扩大，宪草审议工作从此未能继续。故四月底政协宪草版本为制宪国民大会实际开始审议时之蓝本。

张家口被国军占领，国民政府宣布召开国大，这让忙于调停的马歇尔也感觉疲惫了、他对司徒雷登伤感地说：“我真想退出调停处，回到家乡去享受清新的空气，这里的硝烟太浓，我受不了。”

国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同一天，周恩来专门走访了马歇尔，称：由于“国大”的召开，国民党已经关上了谈判的大门，我及中共代表团将不得不返回延安。董必武留在南京，中共在南京、北平、重庆均留一些工作人员。

周恩来接着又指出，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一切，我们绝不会屈服。中国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马歇尔也没有挽留周恩来，表示愿意为周恩来回延安提供飞机，将尽义务保护以上各地中共人员之安全，负责送他们回延安。

后来，马歇尔检讨调停失败的原因，认为是国共双方的“极端派”破坏所致。此刻，马歇尔也陷入了尴尬的两难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不再被中共视为可以信任的朋友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被蒋介石所利用。《马歇尔传》写道：

共产党责怪马歇尔。9月14日的延安广播攻击他没有反对“加剧的中国内战”，并宣称他的调解已失败。广播还声称马歇尔的威望已降至最低点，甚至他的公正性也成了问题。

马歇尔曾对司徒雷登说，他认为国民政府是在利用他作为掩护，以继续进攻共产党。马歇尔曾致函蒋介石称，除非找到协议的基础以终止战争，他将向总统提议将他召回，美国将终止其调停的努力。​

来源：方忆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