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最神秘的作家，找到了女性自己的语言

摘要：2024年，《纽约时报》书评栏目评选出“21世纪最佳书籍100本”书单，其中第一名的书，是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我的天才女友》。这本书以及改编的影视剧，中国的读者们一定不陌生，然而埃莱娜·费兰特其人，我们对她的了解却甚少。

2024年，《纽约时报》书评栏目评选出“21世纪最佳书籍100本”书单，其中第一名的书，是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我的天才女友》。这本书以及改编的影视剧，中国的读者们一定不陌生，然而埃莱娜·费兰特其人，我们对她的了解却甚少。

她是意大利当代最著名，也最神秘的作家，她长什么样子，真名叫什么，何时出生，她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这些全是未知，在一切信息都公开化的网络时代，她绝对能称得上一位异类。除了《我的天才女友》以外，她的其他作品如何呢？这位神秘的作家，是如何成为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的。

下文选自著名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的《真看》，在本文中，他分析了埃莱娜·费兰特基本最著名的作品，来帮助我们走进这位神秘作家的文本与内心。

本文摘选自《真看》。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神秘且著名的埃莱娜·费兰特

埃莱娜·费兰特是意大利最著名而最不为人知的当代作家之一。她写过几部杰出的、明晰的、严谨诚恳的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 2002 年在意大利出版的《被遗弃的日子》。

据说埃莱娜·费兰特不是作者的真名。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她对记者的提问做出过书面回答，她的一些信件也被收集出版。从这些信中，我们了解到她在那不勒斯长大，并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生活过一段时间。她有古典学学位。她曾提到过自己是个母亲。从她的小说和访谈中还可以推断出，她现在不在婚姻状态。（“这些年来，我经常搬家，总的来说是不情愿的，都是出于不得已……我不再依赖别人的行动，只依赖自己”是她的加密信息。）除了写作之外，“我学习，我翻译，我教书”。我们就知道这么多。

她长什么样子，真名叫什么，何时出生，她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这些全是未知。1991 年，她的第一部小说《烦人的爱》即将在意大利出版（L’Amore Molesto 是最初的书名，暗指比单纯的麻烦更麻烦的事），费兰特给她的出版商去了一封信，和她的小说一样，她的信有着令人愉悦的严谨和直率。信中列出了她此后多年从未偏离的原则。

她告诉出版商，自己不会为《烦人的爱》做任何事情，因为她已经做得够多了：她创作了它。她不会参加任何会议或讨论，如果得了奖也不会去接受奖项。“我只会接受书面的采访，但我更希望将这种采访限制在有必要的最低限度内”：

我认为，书一旦写成，就不再需要作者了。如果它们有什么要说的，它们迟早会找到读者；如果没有，它们就不会……我非常喜欢那些神秘的书，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它们没有明确的作者，但已经并将继续拥有自己强烈的生命。

在我看来，它们是一种属于黑夜的奇迹，就像我小时候等待的主显节的礼物一样……真正的奇迹是那些创造者永远不会被人得知的奇迹……以及，推广的费用据说很贵是吗？我会是出版社里最省钱的作者。我甚至连出现都给你省了。

这种隐退的逻辑是很难反驳的，意大利媒体对此孜孜不倦的打探——你为什么选择这样隐姓埋名？你是否在隐瞒你作品的自传属性？关于你的作品实际上是多梅尼科·斯塔诺内所作的谣言是真的吗？——这种追问像面对自杀事件时压抑的愤怒。费兰特可能是对的，她声称一个做宣传的作家就已经接受了，“至少在理论上，他整个人，连同所有的经历和感情，都将和这本书一起出售。”我们的语言出卖了我们：如今，你把一本小说成功地卖给了出版商；30年前，出版商只是简单接下了那本小说。

只要你翻开她的小说，就会意识到费兰特的克制似乎是明智的自我保护。她的小说是强烈的、极度个人化的，正因为如此，它们像是——看上去像——在毫无戒备的读者面前抖动着一大串忏悔的钥匙链。

作品英文版已经出了四本，都是由安·戈德斯坦翻译的：《烦人的爱》《被遗弃的日子》《暗处的女儿》，现在又出了《我的天才女友》。每本书都有一个女叙述者：《暗处的女儿》中的学者，《被遗弃的日子》中的作家。《我的天才女友》中讲述自己的那不勒斯青春故事的女人叫埃琳娜，她似乎很珍惜写作和成为一名作家的机会。

除了这些偶然的、相当琐碎的生活往复重叠之外，其早期小说所探寻和重温的材料是私密的，而且往往有着令人震惊的坦率：虐待儿童、离婚、为人母、想要孩子和不想要孩子、性的乏味、身体的排斥，以及叙述者在传统婚姻和养育孩子的负担中，为维持一个不至于散架的身份而进行的绝望斗争。

这些小说将它们自己（最新那本除外）像个案史一般和盘托出，充斥着火焰般的愤怒、背叛、失败，还有微妙的精神胜利。但这些都是虚构的个案史。我们可以理解，费兰特无意将自己的隐私添加进小说的火葬堆中。

02“可怜的女人”

《被遗弃的日子》是费兰特小说在英语世界里被最广泛阅读的一本，这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它攻击资产阶级的教养和家庭礼节，它撕下了习俗的外皮。

奥尔加38岁，丈夫叫马里奥，住在都灵，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分别是伊拉利亚和贾尼。“四月里的一个下午，刚刚吃完午饭，丈夫宣布要离开我。”

平静的开篇遮蔽着即将到来的愤怒和混乱。马里奥的声明让奥尔加措手不及。首先是明面上的反应：厌恶、嫉妒、绝望。她失控地对马里奥咆哮：

去他妈的神经质，我不管了。你伤了我，你正在毁掉我，而我得像一个有教养的好妻子那样说话？去你妈的！我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你对我所做的一切，你正对我做的一切？我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你和那个女人在一起的事呢！我们来谈谈吧！你是不是做了所有你从未对我做过的事？告诉我！我看得到你！用这双眼睛我看到了你们在一起做的每件事，我看到了成千上万次，我日夜都在看，睁着眼睛看闭着眼睛看！

对奥尔加更大的威胁是她整个自我的解体。如果没有了完整的家庭，她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马里奥用谨慎的夫妇之爱提供了一种仪式，而我却在仪式中封闭了我存在的意义，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她反思道，“把我自己的感觉托付在他的满足、他的热情上，托付在他日益丰富的人生历程上，这是多么大的错误啊。”

她对自己那不勒斯童年时代的一个黑暗人物有着挥之不去的记忆，那是一个住在她公寓楼里的女人，她的丈夫离开了，在她被抛弃的过程之中，她失去了所有的个人特征：

从那一刻起，每一个晚上，我们那位邻居都在哭泣……这个女人失去了一切，甚至连名字（也许是艾米利亚）也没有了，对所有人来说，她成了“poverella”，意思是“可怜的女人”，当我们说起她时，我们就是用这个词称呼她的。

小奥尔加当年很反感“如此浮夸的悲伤”，而现在，在自己被抛弃的情况下，她绝望地想要避免像“poverella”那样，她不愿“被泪水耗尽”。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奥尔加勉力面对现实。她必须照顾孩子，遛狗，付账单。有一天，她看到马里奥和他的新情人在一起，才意识到那是卡拉，一个20岁的女孩，某个老朋友的女儿；马里奥曾经辅导过她。

奥尔加动手打了丈夫，把他打趴在大街上，撕破了他的衬衫。而同时，家里的一切都在分崩离析。蚂蚁入侵了公寓；贾尼发烧了；电话因为账单没有付清而罢了工；大门门锁坏了；狗病了。

费兰特把普通的家庭烦恼变成了表现主义的地狱，她可以凭空扯出一声尖叫。这么多小小的考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象征性的审判。当奥尔加喷洒杀虫剂意图灭杀蚂蚁时，她心情很是不安，“觉得那喷雾器很可能是我的有机体的活体延伸，是我体内怨恨胆汁的雾化装置”。打不开大门让她挫败，觉得是性失败的过度象征；安装新锁的工人也似乎在暗示，说门锁“认得主人的手”。“我记得那个年纪大的人给我名片以备我还需要他帮助时发出的嘲笑，”奥尔加告诉我们，“我很清楚他想插手的是什么锁，当然不是什么防盗门的锁。”

《被遗弃的日子》在文学上令人兴奋的点在于它所描绘的处于非常时刻中的心智，在条理和体面都触及极限的状态下，这样的人类心智已经成为理性与疯狂、隐忍存活与爆破的战场。

03对母性展开的猛烈抨击

费兰特曾说过，她喜欢写作那种“文笔清晰、诚实的叙事，并且其中的事实——日常生活里的事实——格外扣人心弦”。她的文笔的确有一种赤裸裸的明晰，而且在安·戈德斯坦优雅、细细打磨过的英文译笔中常常接近于箴言、镇定克制。但她早期小说的兴奋惊人之处在于，在带着同情、投入地追随小说人物直到其陷入绝境的过程中，费兰特自己的写作是没有极限的，她愿意把每一个想法向前推到它最激进的结果上，再往回推到最激进的迸发点上。这一点在她的女性叙述者对孩子以及母性的大胆思考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费兰特的小说可以被视作印着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印记，虽说时间上稍迟了些，这波女性主义在七十年代产生了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关于女性面临的家庭陷阱的小说，还有埃莱娜·西苏的女性书写理论。（女性书写，是将“女性”蚀刻进文本语言中的行动计划。）

然而，费兰特对母性和女性主题的抨击之猛烈几乎是后意识形态的。她似乎很享受她笔下主人公们出演的家庭戏剧中的心理过剩、粗暴震撼，还有可怕又独特的复杂性。奥尔加的困境，尤其是她的担心，对我们来说似乎再熟悉不过了——当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成为一个母亲的过程中，她岌岌可危地变得毫无价值，而她那“越来越高产”的丈夫则只在外面的世界盛放。

但她围绕母亲身份表达绝望和强烈反感时的修辞，我们也许并不那么熟悉。当孩子们被视作恐怖电影中的丑恶敌人时，就几乎没有给意识形态留什么进退权衡的余地：

我就像一块食物，被我的孩子们一刻不停地咀嚼着；我就像一团用活体材料做成的肉块，不断地融合和软化它里面还活着的物质，好让两个贪婪的吸血鬼滋养自己，在我身上留下他们胃液的气息和滋味。哺乳，太可憎了，一种动物的功能。

奥尔加顺着自己的思路，开始相信“母性的恶臭”一直紧紧缠绕着她，它也背负着丈夫背叛她而去的部分责任。

有时候马里奥把自己贴在我身上，在我快睡着的时候抱着我，下班后他也很累，没有任何情绪。他在我的几乎不真实存在的肉体上坚持办那件事，这具肉体尝起来是牛奶、饼干、麦片的味道，带着他自己的绝望，与我的绝望重叠，只是那绝望他意识不到。我这具乱伦的身体……我是被侵犯的母亲，不是情人。他已经在寻找更适合去爱的人了。

费兰特在坚守住奥尔加不合逻辑的逻辑上有一种可怕的才华，她让一句再普通不过的对养育孩子之难的抱怨变成了一种超大号的厌恶，而母性的恶臭也无情地导致所有婚内情欲走向乱伦结局。这种任性的严谨，不仅本身令人沉迷，并且在奥尔加狂暴嫉妒的上下文里，也绝对合理。

“对她们的爱会让我无法去成为自己”

《暗处的女儿》的叙述者勒达是一位47岁的学者，和奥尔加一样，她不得不兼顾母亲的身份和职业发展。她与科学家丈夫已经分开，丈夫住在多伦多，她两个已经成年的女儿玛塔和比安卡也去那里生活了。关于她的女儿们，勒达的想法很矛盾，而且常常怀有尖锐的敌意。她想知道，她是真的想要自己的孩子，还是说她的身体只是在以一种繁殖动物的身份表达自己？

我那会儿想要比安卡，一个人带着被大众信仰不断强化的动物性的糊里糊涂，想要一个孩子。比安卡很快就来了，我当时二十三岁，和她父亲都处在保住大学工作的艰难挣扎中。他成功了，而我没有。一个女人的身体做着千万种不同的事，劳作、奔波、学习、幻想、发明、厌倦，与此同时，乳房膨胀，肉体和一团圆润的生命一起跳动，那是你的生命，是你的，却又推到别处，从你身体抽离，尽管它栖息在你的肚子里，快乐又沉重，感觉像是一丝贪婪的冲动，却又令人厌恶，像昆虫的毒液被注入了血管。

对于费兰特早期小说的叙述者来说，生活似乎是一个关于依恋和分离的痛苦难题。令勒达感到震惊的是，女儿们与她肉体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同时她们又总是被推着去往“别处”，是如此地陌生和相异。

在女儿分别长到6岁和4岁的时候，勒达抛弃了她们三年。“所有青春的希望似乎都被摧毁了，我似乎在向我的母亲、我的外婆、我那一溜儿或沉默或愤怒的女性先人上倒退而去。”悬吊在一根母系锁链上——外婆们、母亲们、女儿们，所有肉体都来自自己的肉体——唯一办法就是切断锁链，逃脱出来。

勒达觉得这是活下去的办法：“我太爱她们了，在我看来，对她们的爱会让我无法去成为自己。”她回想着自己站在厨房里，女儿们看着她，她被她们俩拉着，但外面的世界也拉着她，力道更加强烈：

我感觉到她们的目光渴望驯服我，但更灿烂的是在她们之外的生活的光明，新的颜色，新的身体，新的智慧，一种最终将拥有的语言，仿佛那会是我真正的语言，没有任何东西，在我看来不会有任何东西，是可以与有她们满怀期待盯着我的家庭空间调和的。啊，让她们隐形吧，别再让我把她们肉体的要求当作比来自我的肉体的更迫切、更有力的要求。

费兰特或许永远不会提到埃莱娜·西苏或法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但她的小说是一种实用的女性书写：这些反映工作和为人母、反映在母职工作之外争取工作空间的小说，必然反映出它们自己的成就。把这些困难的文字写在纸上，就等于抑制了家庭空间的要求，让孩子们的要求在宝贵的幕间休息时间安静下来，并找到“一种最终将拥有的语言，仿佛那会是我真正的语言”。

在作家成为成年人之前，她是个孩子。在她组成一个家庭之前，她继承了一个家庭；而为了找到自己真正的语言，她可能需要逃离这第一个、原生的社会的要求和禁令。这也是费兰特的最新小说《我的天才女友》与她早期作品联系起来的主题之一。

乍看之下，她于2011年在意大利出版的新书，似乎与其极度痛苦、纤弱的前作们迥然不同。这是一部宏大的、有磁力的、充实友善的成长小说，显然它是三部曲的第一部。它的叙述者埃莱娜·格雷科回忆了自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在那不勒斯的童年和青春期。书中有一种在前作中不容易碰见的快乐。

埃莱娜童年的城市是一个贫穷、暴力的地方（费兰特的第一部小说《烦人的爱》中也有这座城市的身影）。但生活的匮乏让细节有了一种用力抢夺得来的丰富浓烈。一次海边旅行，一个新朋友，和父亲一起度过的整整一天（“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整天，这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一天，我记忆中再没有其他这样的日子了”，埃莱娜有一回说），一段短暂的假期，从图书馆里借出一些书的机会，一位可敬的老师的鼓励，一双漂亮鞋子的设计草图，一场婚礼，一句让你的文章在当地杂志上发表的承诺，与一个头脑比你更深刻、更开放的男孩的交谈——在贫穷、无知、暴力夹杂着父母威胁的背景下，在这个某个人物角色可以被若无其事地描述为“努力用意大利语说话”（因为这本书里的大多数人都在使用那不勒斯方言）的世界里，这些看似普通的事件呈现出了意想不到的光芒。

埃莱娜在一年级的时候，在学校里认识了她的天才女友。两个孩子都来自相对贫困的家庭。莉拉·赛鲁罗是鞋匠费尔南多·赛鲁罗的女儿；埃莱娜的父亲在市政厅做搬运工。莉拉起先给埃莱娜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因为她“很坏”。她凶猛、敏捷、无所畏惧、言行残忍。对于每一次冲着她来的暴力行为，莉拉都能迅猛反应。

当埃莱娜拿起石头向一帮男孩砸回去时，她脑子里没什么确定的信念；但莉拉做任何事情都带着“绝对的决心”。没有人能够真正跟得上那个“厉害、耀眼的女孩”的步子，大家都害怕她。男生对她避而远之，因为她“瘦得皮包骨头，脏兮兮的，身上总有割伤或淤青，最要命的是牙尖嘴利……她说尖酸刻薄的方言，满口脏话，从源头上切断了任何爱情的感觉”。

莉拉的名声是在人们发现她3岁就已经自学阅读时开始增长起来的：书中有一个着实可以与维尔加作品旗鼓相当的精彩场景，当时莉拉的老师兴奋地把孩子的妈妈农齐亚·赛鲁罗叫来，要求莉拉读出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一个词。莉拉正确地读了出来，但她母亲却迟疑地、几乎是害怕地看着老师，“老师起初似乎不明白为何自己的热情一点没有映照进这位母亲的眼睛里。但之后她一定猜得到，农齐亚不识字。”

原本是班上最聪明女孩的埃莱娜，也只能落在天才的莉拉后面了，莉拉在学校里和她在街上一样聪明：所有考试她都是第一名，还能进行复杂的心算。这两个女孩似乎注定要通过教育摆脱自己原本的出身。小学最后一年，她们对金钱着了迷，并像“小说中人物谈论寻宝一样”谈论金钱。

但《我的天才女友》是一部用单声道播放的成长小说，而不是立体声的；我们很早就感觉到，莉拉会一直困在她的世界里，而作家埃莱娜会走出去——就像《暗处的女儿》中的那位学者，她这样描述自己需要离开暴力和局促的那不勒斯：“我像一个烧伤的受害者一样跑开了，尖叫着，撕掉烧伤的皮肤，相信她是在撕掉燃烧本身。”

在这个关于汇合与逆转的美丽而微妙的故事中，流向改变的时刻是很难确定的。也许有一次是发生在埃莱娜的学校里，奥利维耶罗老师告诉她，她必须参加中学入学考试，此外她的父母要为她支付备考的额外课程的费用。埃莱娜的父母先是抵触了一阵，接下来答应了；莉拉的父母则拒绝了。

莉拉告诉埃莱娜自己无论如何都要参加考试，而且也没有人怀疑她的能力：“虽然她外表很脆弱，但每一项禁令在她面前都失去了意义。”但莉拉最后还是灰心了，没有去上中学。当埃莱娜后来向奥利维耶罗老师提起才华横溢的莉拉时，老师问她是否知道什么是庶民？知道，埃莱娜说，人民。“如果一个人想继续做一个庶民，”奥利维耶罗老师继续说道，“他、他的孩子、他孩子的孩子就什么都不配得到。忘掉赛鲁罗，多为自己想想吧。”

这一警告像古典悲剧中的预言一样给小说的其余部分投下了阴影。在这本书接近结尾处有一个十分有力的场景，莉拉·赛鲁罗，年方十六，即将嫁给一个杂货铺老板的儿子，她决定亲手将结婚请柬送到奥利维耶罗老师手上。埃莱娜陪着她一起去。老教师假装不认识这个没能去上中学的天才女孩，转而对埃莱娜说：“我认识赛鲁罗，但不知道这个女孩是谁。”就这样，老师在她们面前把门关上了。

在莉拉的婚礼上——在那儿出现了一个典型的生动细节，当客人们意识到“不是所有桌子上的葡萄酒都是一样的质量”时，人们开始喧闹起来——埃莱娜看着那些卑微的客人，回想起了老师的提问：

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是庶民，比多年前她问我的时候清楚得多。庶民就是我们。庶民就是为了食物和酒打架，是为给谁先上菜、给谁上的菜更好而争吵，是服务员在肮脏的地板上来来回回跌跌撞撞，是那些越来越粗俗的祝酒词。庶民是我的母亲，她喝了酒，现在正靠在我父亲的肩上，而他，端坐着，为着五金商人的黄色笑话咧开了嘴。他们全都在笑，就连莉拉也在笑，一副既然拿到了这个角色，就要把它演到极致的表情。

这就是《我的天才女友》的结尾，埃莱娜看着地平线，莉拉也被埃莱娜看着。一个女孩面朝着书之外，另一个女孩则陷在书页中。埃莱娜·格雷科，就像费兰特早期小说中担任叙述者的女性一样，是一个幸存者；和她们一样，她不得不从依恋和分离的戏码中挣脱出来求得生存。她感到一种幸存者的内疚，就好像是她从莉拉的宝藏中抢走了允诺给她的财富。

最后的一处反讽就盘绕在小说的标题中，这是最大的反转，是用了整部小说的篇幅来实现的视角的反转。婚礼之前，当埃莱娜在帮莉拉整理婚纱时，两个女孩简单讨论了埃莱娜继续上学的问题。莉拉力劝埃莱娜继续学习，如果有必要，她——即将成为一个安稳的已婚妇女的她——可以帮忙付学费。“谢谢你，但学校总有念完的时候。”埃莱娜紧张地、无疑是自嘲地笑着说。“你可不会，”莉拉热切地回应道，“你是我的天才朋友，你必须是最好的，所有男孩儿女孩儿里，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