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历史上的辽和金，其版图有一部分现在属于俄罗斯（比如外东北部分地区），俄罗斯的历史书和俄罗斯学者怎样看待辽和金？中国历史上的匈奴、柔然、突厥、铁勒、黠戛斯、丁零、坚昆、骨力干、曷刺、驱度寐等少数民族曾经在今俄罗斯境内（如贝加尔湖周边、西伯利亚南部）部分地区生
中国历史上的辽和金，其版图有一部分现在属于俄罗斯（比如外东北部分地区），俄罗斯的历史书和俄罗斯学者怎样看待辽和金？中国历史上的匈奴、柔然、突厥、铁勒、黠戛斯、丁零、坚昆、骨力干、曷刺、驱度寐等少数民族曾经在今俄罗斯境内（如贝加尔湖周边、西伯利亚南部）部分地区生活过，俄罗斯历史书和俄罗斯学者怎样看待这些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
在历史叙事的多元坐标系中，不同国家与民族对同一历史客体的认知，往往受制于地缘格局、学术传统与文化语境，呈现出兼具独特性与关联性的解读范式。俄罗斯作为与中国共享漫长边疆、历史互动深远的国家，其学界与历史典籍对中国古代辽金政权及匈奴、柔然等游牧民族的阐释，不仅承载着俄罗斯自身的历史观，更折射出欧亚大陆历史认知的交叉与对话。系统梳理这一视角，既能丰富我们对中国古代边疆史、民族史的多维理解，也为跨境历史研究与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参照。
一、俄罗斯学界与典籍中的辽金政权
（一）研究脉络与核心关注
俄罗斯对辽金的学术研究可追溯至19世纪末的东方学传统，其核心阵地集中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等机构。学界早期聚焦辽金的考古遗存与文献整理——例如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有的契丹文《辽实录》残卷（编号SI 382），经学者尼古拉·马卡罗夫（Николай Макаров）的释读，为辽代政治制度研究提供了中原文献未载的细节；20世纪中后期，研究重心转向辽金的政治治理与文化融合，代表性成果如弗拉基米尔·科罗夫金（Владимир Коровкин）的《辽代南北面官制研究》，系统分析了辽朝对游牧与农耕族群的二元治理模式。
在俄罗斯的历史教育体系中，辽金虽未被纳入“俄罗斯史”主线，却在《东亚历史》《欧亚大陆游牧帝国史》等教材中占据重要篇幅。教材普遍将辽金定位为“10-13世纪东亚多元政治体系的核心力量”，强调其在连接中原与漠北、东北亚的枢纽作用——如莫斯科国立大学出版的《东亚中古史》（2018年版）明确指出，“辽金的存在重塑了北宋与漠北部落的关系，推动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技术、文化交流”。
（二）历史地位的多维认知
1. 政治维度：制度创新与区域制衡
俄罗斯学者高度认可辽金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推崇辽朝的制度创新。科罗夫金在研究中指出，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并非简单的族群隔离，而是基于生产方式差异的治理智慧——北面官统辖契丹部落事务，保留游牧传统；南面官仿中原官制管理汉人州县，兼顾农耕需求”，这种模式为后续金朝的“猛安谋克制度”、元朝的“行省制”提供了借鉴。对于金朝，学者安德烈·彼得罗夫（Андрей Петров）在《金代与东亚政治秩序》中认为，金朝灭亡北宋后“并未摧毁中原政治体系，而是通过‘以汉治汉’的策略整合北方资源，形成了‘中原-漠北’双重统治的新格局”，这种格局间接影响了蒙古帝国的统治模式。
2. 文化维度：多元融合与传播辐射
辽金的文化独特性是俄罗斯学界的另一研究重点。在契丹文化研究中，学者们关注契丹文字的创制与使用——苏联时期学者鲍里斯·符拉基米尔佐夫（Борис Владимирцов）通过对辽代墓葬出土的契丹文墓志铭解读，证实契丹大字、小字不仅用于官方文书，还渗透至宗教、艺术领域；对于辽代佛教，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娜塔莉亚·伊万诺娃（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а）在《辽代佛教建筑研究》中，以应县木塔、独乐寺等遗存为例，指出辽代佛教“融合了中原禅宗与漠北萨满信仰，形成了独特的‘辽式佛教’，并通过草原商路传播至西伯利亚南部”。
金朝文化则被视为“中原文化北传的关键环节”。学者叶卡捷琳娜·斯米尔诺娃（Екатерина Смирнова）在《金代文学与艺术》中分析，金代文人既继承北宋诗词传统，又融入女真族的尚武精神，形成了“豪放与婉约并存”的文学风格；金朝的冶铁技术、陶瓷工艺则通过榷场贸易传入漠北，推动了游牧部落的技术进步。
（三）领土认知的潜在张力
受现实地缘政治影响，俄罗斯历史典籍与学界对辽金版图的表述存在“学术客观”与“叙事倾向”的微妙平衡。在学术研究中，多数俄罗斯学者承认辽金对今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例如学者亚历山大·沃罗比约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оробьев）在《辽金时期的漠北边疆》中，通过对辽代“西北路招讨司”、金朝“东北路招讨司”的史料考证，指出辽金曾在今外贝加尔地区设置行政与军事机构，对当地部落实行“纳贡管理”。
但在面向公众的历史教育中，这种表述往往被弱化。俄罗斯中小学教材《俄罗斯史》（2020年版）在提及外贝加尔、远东地区时，更强调17世纪后俄罗斯的“开拓历程”，对辽金时期的统治仅以“古代游牧政权曾在此活动”一笔带过。这种差异本质上是“历史事实”与“国家叙事”的张力所致，反映了地缘政治对历史认知的影响。
二、俄罗斯视野下的中国古代边疆少数民族
（一）历史记载的整合与定位
在俄罗斯的历史叙事中，匈奴、柔然、突厥、黠戛斯等曾活跃于今俄罗斯境内（贝加尔湖周边、西伯利亚南部）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被视为“西伯利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编写的《西伯利亚史》（多卷本），将这些民族的活动纳入“西伯利亚早期文明”章节，系统梳理其迁徙路线与社会状况——例如对匈奴的记载，既引用《史记》《汉书》的中原史料，也结合俄罗斯境内的匈奴墓葬考古（如外贝加尔的伊沃尔加遗址），还原其经济生活与军事组织；对黠戛斯（今柯尔克孜族先民）的记载，则重点考证其在叶尼塞河流域的活动，以及与唐朝的朝贡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学界对这些民族的分类遵循“语言学-人类学”标准，而非中原史料的“族群称谓”——例如将匈奴归为“阿尔泰语系未知语族”，将突厥、黠戛斯归为“突厥语族”，将柔然归为“蒙古语族可能分支”，这种分类方式为跨民族、跨区域研究提供了便利。
（二）文化与社会研究的深度展开
1. 文化研究：语言、宗教与习俗的多维解码
俄罗斯学者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以“语言考古”与“宗教演变”为两大核心。在语言研究领域，俄罗斯突厥学奠基人瓦西里·拉德洛夫（Василий Радлов）通过对鄂尔浑-叶尼塞碑铭的解读，还原了古代突厥语的语法结构与词汇系统，其著作《突厥语方言词典》至今仍是国际突厥学研究的经典；对契丹语、柔然语的研究，则通过对比中原文献中的音译词汇与蒙古、突厥语族语言，推测其语言特征。
在宗教与习俗研究中，学者们关注“原始信仰与外来宗教的融合”。例如对突厥的研究，指出其“狼图腾”信仰与萨满教仪式，同时分析佛教、景教对突厥上层社会的影响；对黠戛斯的研究，则通过叶尼塞河流域出土的青铜器、岩画，还原其“祭天”“狩猎仪式”等习俗，以及与中原文化的互动（如黠戛斯贵族佩戴的汉式玉佩）。
2. 社会结构研究：从部落联盟到军事组织
俄罗斯学者对少数民族社会结构的研究，注重“经济基础与政治组织的关联”。例如对匈奴的研究，学者谢尔盖·科瓦列夫（Сергей Ковалева）在《匈奴部落联盟研究》中指出，匈奴的“单于庭-左右贤王-万户”层级结构，本质上是“游牧经济分散性与军事集中性的平衡”，这种结构使其既能适应草原迁徙，又能组织大规模军事行动；对柔然的研究，则聚焦其“可汗-俟利发”制度与军事贵族的关系，认为柔然的衰落与军事贵族的分裂直接相关。
此外，俄罗斯学者还通过考古发现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例如通过外贝加尔地区的突厥墓葬出土的武器、马具，推断其军事装备水平；通过黠戛斯墓葬中的谷物遗存，证明其“半牧半农”的经济形态，这些发现均丰富了对少数民族社会的认知。
（三）民族关系的双向解读
1. 与中国历史的深度绑定
俄罗斯学界普遍承认，这些少数民族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西伯利亚史》明确指出，“匈奴与秦汉的和战、突厥与隋唐的册封关系，不仅塑造了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也影响了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轨迹”。学者们广泛引用《史记》《汉书》《突厥语大词典》等中原文献，将少数民族的历史置于中国历史的时间框架中分析——例如认为匈奴的分裂（南匈奴附汉、北匈奴西迁）是“中原政权与游牧政权互动的结果”，突厥的兴衰与唐朝的“羁縻政策”直接相关。
同时，俄罗斯学者也关注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例如在《中国边疆史》（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2015年版）中，指出“柔然、突厥的军事压力推动了北魏、隋唐的军事改革，少数民族的游牧技术（如骑兵战术、马种改良）也丰富了中原的军事文化”。
2. 对俄罗斯民族与文化的影响
俄罗斯学界同样重视这些少数民族与俄罗斯境内民族的历史关联。学者们认为，匈奴、突厥、黠戛斯等民族的迁徙，推动了“欧亚草原民族的融合”——例如匈奴西迁过程中与西伯利亚南部部落的互动，为后来蒙古语族、突厥语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黠戛斯在叶尼塞河流域的活动，与今俄罗斯境内的柯尔克孜族、哈卡斯族存在直接的族源联系。
在文化层面，学者们指出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元素”（如游牧生活方式、金属工艺、口头文学）融入了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本土文化，例如今布里亚特共和国的萨满教仪式中，仍保留着与柔然、突厥相似的“自然崇拜”习俗，这些都是历史文化传承的直接体现。
结语：多元视角下的历史对话
俄罗斯对中国古代辽金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认知，是其“欧亚史观”与“学术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承认这些历史客体与中国历史的深度绑定，也注重其对俄罗斯境内地区、民族的影响。这种视角虽与中国学界存在差异（如中国视辽金为“中国古代王朝”，俄罗斯更强调其“东亚-欧亚双重属性”），但并非“对立”，而是“互补”。
从学术价值来看，这一视角为中国边疆史、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外部参照”，帮助我们跳出单一叙事，更全面地理解辽金及游牧民族的历史意义；从现实意义来看，它为中俄跨境历史文化研究、民族交流搭建了桥梁，有助于化解因历史认知差异可能产生的误解。未来，随着中俄学术交流的深化，这种多元视角的对话将更加频繁，为人类文明史的研究注入更多活力。
俄罗斯是否认为辽金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
俄罗斯并不认为辽金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
从俄罗斯对辽金政权的称谓和认知来看，俄罗斯教科书中将中国称为“Kitay”，这一词汇源于契丹，说明俄罗斯在历史认知上是把辽金视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将其视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政权。俄罗斯学者承认辽金在当时的政治影响力，认为它们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在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构建、经济交流以及文化传播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从历史事实角度，辽金是中国古代契丹族和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其统治中心和主要活动区域在中国北方地区，虽然其版图有一部分现在属于俄罗斯，但在历史上这些地区是中国古代边疆的一部分，与中国中原地区有着紧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俄罗斯学者普遍认识到匈奴、柔然等少数民族与中国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理，对于建立辽金的契丹族和女真族，也认同它们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其建立的政权属于中国历史范畴。
来源：橘子洲头望明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