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航海考古学家J.理查德·斯特菲(J. Richard Steffy)制作的亚斯阿达岛拜占庭沉船1:2比例模型，清晰呈现了船体的外形与构造细节。对这艘沉船的水下发掘及后续研究，不仅还原了7世纪的造船工艺，还揭示出该船曾参与“古代最后一场大战”的历史背景。｜国家地

地球是一个奇迹

历史｜土耳其

航海考古学家J.理查德·斯特菲(J. Richard Steffy)制作的亚斯阿达岛拜占庭沉船1:2比例模型，清晰呈现了船体的外形与构造细节。对这艘沉船的水下发掘及后续研究，不仅还原了7世纪的造船工艺，还揭示出该船曾参与“古代最后一场大战”的历史背景。｜国家地理图片集

1961年的博德鲁姆(Bodrum)，鲜少能见到游客的身影。这座静谧的小镇坐落在土耳其西南部的爱琴海沿岸，当时仅有约5000名居民，公共交通工具只有一辆，港口里则挤满了从事海绵捕捞的船只。

因此，当一群外国人带着大批新奇的水肺潜水装备前来，租下一栋破旧的大房子准备在此度夏时，当地人对他们既好奇又警惕——尤其当消息传开，说这些人要去探查一艘古老沉船残骸时，这种复杂的情绪更甚。

那艘沉船是几年前当地一位海绵潜水员发现的，就位于亚斯阿达岛(Yassı Ada)附近。这座小岛地势低矮、岩石遍布，乘船过去大约需要两小时。

这支团队由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考古学家组成，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这艘船承载的早期拜占庭历史、早已腐朽的船体木材，以及近1400年前随船沉没的双耳陶罐货物。可当地没几个人相信这番话。

在博德鲁姆这样以海绵捕捞为生的社区里，人们心里都有个默认的道理：要是没明确的好处，谁也不会冒着风险去潜水。所以在当地人看来，这些外国人的行为只有一种可能——寻宝。

“当时的局势变得相当紧张，”现年92岁的弗雷德里克·范·多宁克(Frederick van Doorninck)回忆道。他曾是这支考古队的一员，“最后，当地一位伊玛目(imam)召集了一场会议，跟所有人保证我们是正经的考古工作者，真的是来进行水下考古发掘的——尽管这事听起来确实有些离奇。

从那以后，情况才慢慢好转。” 要说服更广泛的学术界认可他们，难度则更大。如今，水下考古学与海洋考古学已是备受推崇的领域，但在1961年，“有人要在海底开展严谨的考古发掘”这个想法，在不少人眼里简直是天方夜谭。

“当时大家都觉得这就是场噱头，”范·多宁克说。可接下来的三个夏天，他都在这艘沉船上忙着潜水作业。 倒不是考古学家对船只或海洋历史不感兴趣，而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到海底开展研究既不安全，也不现实。

深海潜水风险极高，大家都觉得这活儿只能交给专业人员来干。1900年，有位海绵潜水员在安提基特拉岛附近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船上装满了精美的大理石雕像和青铜雕像。

希腊政府随即从文物部门派了代表去监督打捞工作，可这些考古学家全程都待在水面上，只负责记录专业潜水员捞上来的那些看起来价值不菲的文物。

考古学走进“水下世界”

到了20世纪50年代，二战期间研发的水肺装备逐渐普及，这让身体条件尚可的人也能潜入海底探索了。人们不再需要戴着笨重的铜头盔、穿着帆布潜水服、踩着铅鞋，也不用靠团队在水面上操作抽水泵和空气软管供氧。寻宝和沉船潜水也顺势成了新兴的冒险运动。

1958年，有位名叫彼得·思罗克莫顿(Peter Throckmorton)的美国人，既是记者，也是考古爱好者，还擅长运动潜水。他专程前往博德鲁姆，追踪一则新闻线索：当地一位海绵潜水员在沿海的一艘古代沉船里，发现了一座希腊得墨忒耳女神(Greek goddess Demeter)的青铜雕像——这样的古代沉船在当地沿海有不少。

思罗克莫顿带上自己的水肺装备，在一艘海绵捕捞船上住了一个月，跟着潜水员们一起下海，还把遇到的沉船信息都一一记录下来。后来，当地一位海绵捕捞船船长凯末尔·阿雷斯(Kemal Ares)，成了探索这些沉船的考古团队里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思罗克莫顿回到美国后，找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系，提出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正式发掘其中一艘沉船呢？就像发掘陆地上的古代陵墓或寺庙那样。该校博物馆的馆长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同意为1960年夏天的考察活动提供资金。

随后，一名叫乔治·巴斯(George Bass)的研究生接到邀请，负责带队。他在当地基督教青年会(YMCA)参加了六次潜水培训后，便动身前往土耳其西南部。在那里，他和团队发掘了思罗克莫顿此前记录过的一艘沉船——那是一艘位于地中海格利多尼亚角附近的青铜时代船只。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在水下对沉船进行发掘。从沉船里发现的铜锭、武器和青铜工具来看，它们的来源表明，青铜时代近东地区的航海活动和贸易往来，比历史学家之前推测的更丰富、范围也更广。

不过，这艘青铜时代的船在海里浸泡了3200多年，留存下来的残骸已经所剩无几，团队几乎没法画出完整连贯的遗址平面图——可这偏偏是任何考古发掘都少不了的关键环节。就像勘察犯罪现场的侦查人员一样，考古学家在移动哪怕一泥铲泥土之前，都会先把遗址的详细地图绘制出来。

他们会测量、画草图，还会给现场所有物品拍原位照片。在发掘过程中，随着土层一层层被揭开，绘图工作也会一直进行。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像侦探还原案情那样，弄清楚遗址的情况：比如某物是怎么建造的，或是围绕它发生的事件有着怎样的先后顺序。

时间转眼到了1961年夏天，地点依然是博德鲁姆。这一次，乔治·巴斯、他同为考古学家的妻子安妮·巴斯(Anne Bass)，以及团队里的其他成员，计划对亚斯阿达岛附近的那艘拜占庭沉船进行发掘。

范·多宁克是古典考古学家，之前在古希腊遗址发掘时，就展现出了出色的绘图能力。于是，团队邀请他加入，负责绘制遗址平面图——这次考察能不能成功，最终就看这些图纸了。“要是海洋考古学想成为考古学的正统分支，我们就得证明，我们勘察遗址的能力，丝毫不逊于陆地上的考古学家，”范·多宁克说。

当时，他对船只和航海建筑几乎一无所知，但这个挑战让他很感兴趣，于是便答应加入团队。和大多数考察队成员一样，范·多宁克也是潜水新手。“我在基督教青年会参加了潜水课程，结果没通过，到了土耳其之后还得重新学，”他笑着回忆，“我从来就不喜欢潜水，一点都不喜欢。可一旦下到沉船那里，我就把别的事全忘了。每次都得别人提醒，我才记得要回到水面上。”

1943 年水肺装备发明之前，潜水员需穿戴笨重的装备，还得连接输气软管才能下潜。｜国家地理图片集

这些金币是在船用厨房附近的储物柜中发现的 16 枚拜占庭金币中的一部分。｜国家地理图片集

开创水下考古新技术

在海底，要做的事、要看的东西确实不少。亚斯阿达岛周围的爱琴海海域，一千多年来一直是船只的“葬身之地”，海底至少沉睡着十几艘船——它们都是被岛屿周围的暗礁困住而沉没的。

在他们正在发掘的拜占庭沉船不远处，就躺着另一艘罗马时代沉船的残骸。“我们要发掘的沉船属于7世纪拜占庭时期，这其实不是最关键的，”范·多宁克说，“我们选它，是因为这艘沉船保存得比较完整：船体残骸留存较多，800个双耳陶罐货物也堆得很整齐。用它来测试水下考古遗址的勘察技术，再合适不过了。”

他们的作业深度达到了约36.6米，已经接近当时水肺装备的使用极限。接下来的三个野外考察季，他们都待在亚斯阿达岛。“我们当时确实是在摸索着前进，每一步都在突破极限，”范·多宁克说。 他们把自行车辐条磨尖，用来固定发掘出的船体残骸，防止残骸在水流中漂走；还把油毡切成条，做成标签给各种物品做标记。

就这样，艰辛的水下发掘工作开始了。他们还请当地铁匠打造了脚手架、金属网格和支架，方便从固定位置拍摄遗址。“要是某个设计原型不管用，我们就从错误里总结经验，再重新设计，”范·多宁克说。

美国海军对他们的工作很感兴趣，可当海军潜水员听说这些考古学家的操作方式后，都惊呆了：他们居然会随意取下呼吸管，用气泡把双耳陶罐灌满空气，让陶罐自己浮到水面上。“水下精准勘察和绘图技术，在军事领域其实有不少潜在用途，”范·多宁克解释道。

随着团队研发出更多新的研究技术和安全措施，最初那种直接把双耳陶罐往水面送的简陋方法，很快就被更稳妥的方式取代——他们开始用结实的金属篮，还会单独用充气气球辅助。

对于那些觉得水下发掘永远比不上陆地考古、只能算“二流考古”的质疑者，团队用事实给出了反驳：潜水员能在遗址上方悬停，不会干扰遗址本身，还能用手轻轻拂去淤泥——这种细腻的操作，在陆地上根本做不到。

虽说在广大的学术界里，范·多宁克和他的同事们或许算是“非主流”，但开拓水下考古这一全新领域的，并非只有他们。在瑞典，考古学家已经着手打捞17世纪的“瓦萨号”战舰(the Vasa)——这艘船是1956年在斯德哥尔摩港海底被发现的。在丹麦，为了发掘罗斯基勒峡湾的五艘维京时代船只，考古学家在船只周围建了一座隔水围堰，然后把水抽干，让船只暴露出来，方便发掘。

1963年，亚斯阿达岛考察队完成了最后一个野外考察季。此时，范·多宁克已经能逐钉、逐板地画出这艘60吨重的7世纪拜占庭货船的立面图。从设计上看，这艘船更看重航速，而非载货量。船上配备了11个锚、一整套工具，还有足够的钉子和铅板——这样一来，船上的木匠要是在航行中遇到问题，就能在海上及时维修。

船上人员的饮食也相当讲究：船上有个格外精致的厨房，屋顶铺着瓷砖，设备齐全，能做出精致的餐食，还能体面地供应。“据我所知，在已发掘的古代和中世纪地中海沉船里，还没有哪一艘有这样的设施，”范·多宁克说，“那个年代，乘客通常得自己准备食物，晚上只能睡在露天甲板上。

可这艘船却能为不少人提供舒适的饮食和住宿，待遇相当不错。” 后来，通过对双耳陶罐的类型学和来源的研究，再加上从其他已发掘沉船中获取的信息，考古学家梳理出了一段比所有人预期的都更有意思的背景故事。

对沉船里发现的硬币、双耳陶罐和个人物品的深入研究显示，这艘船可能归基督教教会所有，说不定就是属于萨摩斯岛修道院——从这里向北航行几天就能到达该岛。

这艘船沉没于公元626年夏天，当时正运送着一船葡萄酒和橄榄油，前往支援在东部与波斯人作战的拜占庭军队。那一年，正是历史学家所说的“古代最后一场大战”的最后一年。这场令人唏嘘的人类悲剧，只是无数被遗忘的往事之一。而正是因为有了投身水下考古这一新兴领域的考古学家，这些沉睡在海底的故事，才得以被一一唤醒。

撰文：Roff Smith

编译：Arvin

校对：钱思琦

版式设计：钱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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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地理中文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