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四光的名字在全国都很有名，一提起他，大家自然就会想到中国的地质、石油，还有地震预报这些大事儿，不过其实这位老科学家这一辈子遇到过不少复杂又麻烦的事情，很多细节外界都没怎么说过。比如，他回国的过程，就和钱学森一样，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里面挺曲折。
李四光的名字在全国都很有名，一提起他，大家自然就会想到中国的地质、石油，还有地震预报这些大事儿，不过其实这位老科学家这一辈子遇到过不少复杂又麻烦的事情，很多细节外界都没怎么说过。比如，他回国的过程，就和钱学森一样，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里面挺曲折。
有人打趣说他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地质巨人”，这话虽然带点玩笑，但也不是完全没道理，要知道毛主席曾经七次单独接见过他，还跟他闲聊过家常；周总理也抽时间专门关心过他。能得到两位领袖这样的重视和评价，可见李四光在他们心里分量极重，这些事过去却很少有人讲细。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在湖北黄冈的一个小村子。家境清贫，但父亲在私塾读过书，也在塾里教书，这让李四光从小就有机会接触文化。父亲的书卷气深深影响了他，他很早就表现出对学习的执着。
十四岁之前，父亲还能教他基础知识，但随着学业深入，家中已无法再满足他的求知心。那一年，他主动提出要离乡求学。父母虽不舍，却没有阻拦，父亲还四处筹钱供他上路。
李四光的第一站是武昌，他考进武汉高等小学堂，成绩优异，很快脱颖而出。1904年，他被选派公费赴日，成为最早出国留学的中国学子之一。在东京宏文学院，他遇到马君武，第一次接触到革命思想。很快他毅然剪掉辫子，投身留学生的聚会，并追随孙中山，成为中国同盟会最年轻的成员。
辛亥革命成功后，李四光一度被任命要职。但很快，他对现实失望，愤然辞职。两年后，他再次选择出国深造。1913年，他来到英国继续求学。这一次他先进入采矿专业，随后又转攻地质学。
他对岩石、矿藏的研究格外投入，常常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待到深夜，也会独自走进野外考察，做笔记、画剖面图。他意识到，中国要想摆脱“贫弱”的帽子，必须掌握自己的矿产资源与地下财富。正是这段留学经历，为他未来在祖国地质与石油勘探上的贡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7年底，李四光和夫人一起去了英国。他熟悉那里，曾在英国留学过，而且正好收到了世界地质学会的邀请。第二年他如约在伦敦阿尔伯特纪念堂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还代表中国发表了地质力学的论文，引起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
会后他应朋友邀请，到英国南部海滨城市伯恩茅斯小住，一边休养身体，一边继续钻研学术。这期间他不断收到国内的消息：解放战争中共产党连战连捷，国民党节节败退。李四光听到这些，激动不已，常和夫人商量回国的日子。
就在此时，朋友陈西滢打来电话，说有一件要紧的事关他安危。陈西滢当时是国民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席代表，与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有联系，所以第一时间知道了情况。
原来中共中央已宣布将李四光列入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国民党得知后，立刻指示驻英大使要找上门来，逼他拒绝这份任命，不然就要扣押甚至限制他的人身自由。李四光听完消息，先谢过朋友的提醒，但态度十分坚决：绝不可能向国民党妥协。他立马告诉夫人，收拾行李，当晚就离开。临走前还在桌上留了一封信，明明白白写着自己绝不会听从国民党的安排。
夫妻俩连夜去了普利茅斯海湾，换乘货轮悄然离开。第二天，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果然赶到伯恩茅斯，却扑了个空。几经周折，李四光夫妇到了瑞士巴塞尔，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终于找到机会回国。
1950年5月6日，两人抵达北京，住进北京饭店。消息传开，宾客盈门。走在北京街头，他惊讶于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市面已井然，百姓神采焕发。他由衷佩服共产党让国家焕然一新的能力。
第二天，周总理亲自登门，紧握他的手，连声说：“你终于回来了！祖国需要你！”李四光打量总理，笑着调侃：“比在重庆时胖了！”两人畅谈三个小时，他直言：“我只想回研究所，继续搞科研。”
回国后，他马上投入建设，被任命为科学院副院长，在各种会议上发言。毛主席当面称赞：“李四光先生，你回来了，讲得很好！”1952年，他出任新成立的地质部部长。
1953年12月，毛主席在菊香书屋接见李四光，谈的就是石油。面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疑问，李四光斩钉截铁地说：中国并不“贫油”，地下蕴藏很丰富，必须立即展开大规模勘探。毛主席当场拍板，决定在松辽和华北平原率先普查。
次年李四光提交报告，指出新华夏系构造带具备储油条件，为国家勘探指了方向。与此同时黄汲清、谢家荣两位专家同样功不可没。他们绘制了《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并建议在准噶尔、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松辽等盆地全面普查。尤其是黄汲清，多次坚持要求勘查松辽平原，后来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由于国内技术力量不足，中央还请来匈牙利地质队协助。他们一边做勘探，一边培训中国技术人员。最终，在专家判断和实地钻探的结合下，松辽盆地发现了油砂。
1957年春，周总理看望正在疗养的李四光，还关心他的入党申请。李四光沉吟后说出心结：旧社会时没投身革命，愧疚得没脸入党。周总理笑着劝他：“共产党要的是实干的人。”在总理鼓励下，李四光郑重提出入党申请。
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喷出工业油流，大庆油田横空出世。“中国贫油”的帽子彻底摘掉。这一成就不是某个人的功劳，而是李四光的远见、黄汲清和谢家荣的坚持、外援的经验，以及无数地质工人的智慧与汗水共同汇聚的结果。
1964年初，毛主席在卧室请李四光、钱学森、竺可桢谈话。三人说笑随意：聊天气，能扯到地震；讲地质，毛也插上几句见解。李四光回去感叹：“有毛主席这样的掌舵人，中国科学的发展不是偶然。”毛的卧室堆满书，连床边都是。李四光怕外文资料让毛看得费劲，八十岁还坚持亲手改成大字版、加图表，直到满意才交。
1965年，医生诊断李四光患上了动脉硬化性心脏病。消息传到周总理耳中，他立刻指示地质部减少李四光的工作量，并要求医院安排国内最好的专家负责治疗。但李四光的反应与常人不同，他没有因此停下脚步，反而像在和时间赛跑一般，把更多精力投入工作。他常常伏案到深夜，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数据和思考，好像害怕一停下来，生命就会被病魔追上。
两年后，北京医院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严峻的报告：李四光的动脉瘤明显增大，随时可能破裂或导致栓塞。医生建议他采取保守疗法，静养才是唯一的办法。但那时的李四光已78岁高龄，他却不愿“静养”，而是把剩下的日子看成了必须全力以赴的“最后冲刺”。
1966年，河北邢台突发7级以上地震，举国震动。周总理紧急主持会议，研究震情与救灾。李四光坚持参加，病体支撑着，却在会场上掷地有声地提出：“地震是可以预测的！”这句话让现场一片寂静，也让不少科学家重新燃起信心。
会后，他不顾身体虚弱，亲自参与观测设备的设计、选型和安装。他一再叮嘱助手：“仪器要送到震区去，必须保证数据真实。”最终，这批设备被送往尧山，用于监测震情。几次请示之后，李四光还是坚持亲赴震区。他拄着拐杖、带着药片，和年轻人一起蹲在废墟边做记录，目光炯炯，仿佛病痛从未存在过。
1971年4月24日，李四光走完了他的一生，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国家，他在临终前告诉女儿：“地热我放心，地震预测还没引起重视。”他的科研观念也有过转变，年轻时主张吸收国外经验，晚年却坚持“土法创新”。矛盾，却真实。
女儿李林整理遗物时，发现父亲写下的字条：“中国人有志气，有力量攻破科学难关，开启无比庞大的热库……”她抄给周总理。
追悼会上，周总理本打算低调来送老朋友最后一程，可一到会场，心里立刻压不住火。李四光一辈子为国家操劳，到头来，竟然连一份正式的悼词都没人准备！
周总理想起早上收到的那封信，是李四光的女儿转交的。原以为是交代家事，谁料一打开，全是他临终前对地质工作的思考和对未来的叮嘱。想到这里，周总理心头更堵：李四光走到最后一刻，牵挂的还是国家，可组织方面却疏忽到连悼词都没有。
周总理当场训斥了相关工作人员，言语中满是愤怒与惋惜。告别仪式开始时，他径直走到台前，声音沉重而坚定：“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没有为李老准备悼词。现在，我就用他最后留下的叮嘱，作为悼词。”
话音落下，全场鸦雀无声。随着周总理一字一句念出李四光对地质事业的期望，许多人眼泪止不住涌了出来。那一刻，悼词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更有分量。
李四光一生没空为自己留名，却无可避免地改写了中国地质、石油和地震事业。他未必清楚自己是否改变了命运，却始终在洪流中不停奔走。外界觉得他成就斐然，而他心里满是“未完成”。毛与周给过他肯定，这种温度，比任何奖章都沉重。
他不是完人，不善说场面话，有时也会犯错。但时代推了他一把，他就往前冲，不管是实力还是运气。能被记住的那些瞬间，本身就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注脚。
来源：明写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