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就业机会趋紧、职场竞争加剧的当下，一些年轻人被迫停下脚步，成为“全职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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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业机会趋紧、职场竞争加剧的当下，一些年轻人被迫停下脚步，成为“全职儿女”。

江苏省社科院副研究员何雨指出，中国式“全职儿女”并非像西方青年主动选择的 Gap Year，而是在“发展机会总体性收缩”的环境下，被动作出的避险选择。

全职儿女，既是一个社会标签，也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处境。

不少读者来信向我们倾诉自己的故事：有人因为身份被误解为“啃老”，有人在陪伴与角色定位中二次成长；也有人在跌跌撞撞中，重新找到生活的支点。

我用“全职女儿”身份，赚到了第一桶金

留学回国那年，我正好赶上行业洗牌，原本想开的服装工作室成了奢望。

半年里，亲戚朋友前前后后给我介绍了六份“正经”工作。每一份都像是在演职场短剧：老板冷漠，同事攀比，打卡加班到脑袋发懵。

最要命的是钱。在上海，白领平均月薪一万出头，我勉强也在这个水平之内，但社保一扣，工作餐每天一百，周末应酬吃饭AA人均两百，还不谈买衣买包之类支出。

月底一算账，银行卡两位数的余额，连生活费都不够。

一次家庭聚会，我听爸妈和外公外婆在聊退休金。我在心里一盘算，外公、外婆加上爸妈，每个月的养老金总和是三万八，比我季度收入都高。

我憋不住了，试探性地宣布：“不如我在家伺候你们养老吧！”

妈妈差点喷出茶水：“疯了吧？花那么多钱供你出国，你在家啃老，外面唾沫星子都能淹死我！”

爸爸向来开明，没急着反驳，反而问我：“你打算怎么安排？”

我赶紧拿出准备好的方案：“我算过咱们全家人的收入，完全能支撑。我会像上班一样每天打卡，每周交工作报告。内容包括洗衣、跑腿、代陪体检、整理家务账目，偶尔处理退休手续，帮外公外婆安排医院复查。”

“以月为单位，按项目收费，全家人一万五，包社保！”我笑着补充。

爸爸挑了挑眉：“脑子还挺活络。”

“你就惯她吧！”妈妈白了我们一眼，纯当开玩笑。

爸爸边翻看我的方案，边说：“试试也无妨。”

说干就干。

上海清晨的街道

每天早上七点半，我背着环保袋，拎着水杯，挤进菜市场，像个上工的保姆。

买菜的同时，顺路去新开的面包店薅羊毛。三袋全麦吐司、两盒1L装进口奶，折扣完才20块。妈妈查看购物单据：“嘿，比我算得还精。”

我把家务当公司项目来做：洗衣服分颜色，贴上小纸条写好预计干燥时间；冰箱里的食材用便利贴标注保质期，临期的统一放到最上层；买药、体检我做成流程表，打印出来贴在冰箱门口，连爸爸每天的血压数值，我都生成了图表。

爸爸打趣说：“你这是在做企业KPI吧？”

我笑笑：“差不多。”

后来，我做了个“躺平系”的视频号，认真记录“全职女儿的一天”。

早上8:05，帮爸妈整理药物清单，冲好温水泡茶；9:30，陪他们去社区理疗，顺便在大厅排号挂号；12:15，路边小店吃馄饨，爸妈嫌贵，我拿出团购券抵扣10块，他们瞬间眉开眼笑；15:00，陪外公散步，外婆要出门买布，我提前半小时教她用手机扫码坐公交；18:30，在家做晚饭，老爸爱吃烤鸡翅，老妈只吃带点焦的茄子；晚上，我在电脑前整理账目、更新打卡表，再上传当天的vlog。

我的工作计划

刚开始点赞只有三五个，有人冷嘲热讽：“啃老也拿出来讲。”

妈妈呵斥我：“这种丢人的事也往网上传，赶紧删了！”

意外的是，一次直播时，爸爸走路踉跄了一下，我顺口调侃：“您这一身零件比我还金贵，我还指望您养老金呢，千万别把自个儿摔了！”

没想到，这个插曲被疯狂截屏做成图片转发，越来越多观众涌入直播间围观，几百人的号72小时涨粉过万。

我第一次感受到流量的力量，摸索到一点窍门——做视频得直击痛点才行。

几个月后，我发布了一条视频，内容是爸妈去医院做肩颈理疗，详细记录挂号、理疗、取药，还拍了他们背影。并配文“从前他们接我放学，现在我陪他们看病。”

没想到，这条视频爆了。

留言区里，有年轻人说：“有条件谁还去打工？陪父母不香吗？”

也有退休丁克阿姨留言：“小妹，啥时候来啃阿姨？阿姨一个人住很寂寞。”

原来陪伴父母，也是一种能被认可的价值。

之前我妈一直觉得这事挺丢人。但随着亲友、邻居都夸她有福气，女儿能干，她心里才舒坦些。

一年下来，爸妈给我的薪酬加上平台广告和流量收入，我攒下了12万。

看着家人每天在我的安排下过得井井有条，我突然觉得，这条路虽然意外，但好像正合适。

正如网友辣评：“软饭硬吃，也是个人才！”

全职儿子，靠一辆烧烤车重启人生

一场投资失误让我赔得底朝天，紧跟着婚也离了。35岁的人，只能带着个孩子搬回爸妈家。

拎包行李进门的时候，我心里空得像破了个洞，突然想起周星驰的台词——他好像条狗啊。

幸好，爸妈的90平米的家，成了我最后的兜底。

我爸是本地老船厂的高级技工，干了一辈子精密活，手搓一块钢板能精确到毫米。他脾气也像钢板的边——直、硬、不爱弯。

重新住回父母家，最难熬的不是空间小，而是气氛。

饭桌上，只要我爸提起“谁家儿子进了国企”，我夹菜的手一僵，心里便酸得厉害。

妈妈愁眉不展，热水端到我手里，嘴里却绕不过一句：“要不要再找个工作？你不是会的蛮多嘛！”

“他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当不了饭吃。”我还没吱声，爸爸先开了腔。

我其实是有点“手艺”的。咖啡会冲、吉他会弹、视频会剪，甚至下水道坏了也能修两下子，不过，没一样能养家。

“看我碍眼，我就去摆摊卖烧烤，总能糊口吧？”我忍不住顶嘴。

父亲“啪”地放下筷子：“你能吃得了那苦头？净瞎折腾！”

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失望。

孩子晚上睡了，我坐在电脑桌前，耳边传来隔壁妈妈咳嗽的声音，心里反复问自己：是不是彻底废了？

半个月后，我看见父亲在院子里忙活。

他先是量三轮车的轮距，然后画图纸，接着切金属板、焊接支架。问他干啥，他冷着脸：“没你事。”

可我一眼就认出来，他用的是船厂留下的精密工具，还翻出了落灰的老焊机。

一周后，院子里多了一辆三轮烧烤车。

炉台能折叠收起，侧边伸缩架放调料，遮雨棚一摇就开，雨水顺着弧形边缘滑下。炭槽打了特制通风孔，火候稳得像船厂的锅炉房。

父亲只淡淡说：“既然要干，就别糊弄。”

他嘴上不饶人，却已经把我的退路搭好了。

之后，摆摊成了我们全家的重要项目。

天刚蒙蒙亮，我就把娃交给老妈，冲去菜场抢当天最新鲜的牛肉。中午哄娃睡着，我再踩着滑板赶去大市场，守着摊贩卸货，挑第一批鱼虾。

下午，全家一起穿串。

孩子数着：“一、二、三……”妈妈一边递葱段，一边嘀咕：“这竹签太扎手。”父亲找来刀片，手腕一转就把整根竹签的毛刺刮得干干净净。

“这玩意实惠，钢的成本高了，咱们能省则省。”

第一次出摊，鲜少有人光顾。三小时只卖出几串鸡皮和一份烤韭菜。

父亲双手背在身后，摇头到：“你这生意，不如我去修锁。”

我不服气，学着网红餐饮的模式策划了几款套餐。烤牛心叫“补铁神器”，麻辣鱿鱼须叫“三秒脱单串”。女儿学习的小黑板成了烧烤菜单，上面画着一只只胖乎乎的串串。

热气腾腾的烧烤摊

慢慢地，烧烤摊有了点活力。有小情侣下班特地绕路，也有回头客带朋友过来尝鲜。

一次，城管路过，笑着一口气点了三十串火爆牛肉：“味道不错，当宵夜刚好。”我笑着说：“您站在这里吃，就是我们店的活招牌。”

一听这话，父亲猛地站起身来招呼，嘴角忍不住上翘。

收摊是我的固定戏份——算账、灭火、打包剩余食材。父亲从不过多插手，只是无论多晚，总会准点出现，在我身边帮着抬炉子，忙前忙后。

有一晚下雨，我急着收摊，火炉冒出的烟呛得人眼泪直流。父亲撑开他设计的雨棚，小心翼翼把火灭掉又推着车往回走。

路面湿滑，他在前面喊我：“小心点，别踩那边，有坑。”

三轮车后挂着的那盏暖黄小灯，在风雨中温柔地漾开。

回家后，他又复盘我的菜品：“鸡皮差半分钟，太焦。”“鱿鱼要多刷酱，才香。”

我笑他不懂吃，他却把孙女举过肩头满屋跑：“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全城一半的电烤炉都是我焊的。”

其实，我知道，他每天都偷偷看我发的摆摊视频，甚至记下顾客的评价。

有一次，视频里有个小伙子夸烧烤车设计出彩，父亲看完淡淡地说：“造船的手艺，用在这上面，不算丢人。”

日子久了，摊子渐渐热闹起来。老顾客带新朋友，聊得来的年轻人会主动帮我拍照发社交平台。

烧烤的收入虽然不多，但一家四口也算过得去。

摊位边，父亲聊船厂的故事，妈妈熟练收钱递纸巾，孩子兴冲冲把盘子递给顾客，我埋头翻串。

炭火噼啪，油脂嗞啦，孜然香辣在夜风里弥漫。曾经的失败、赔钱、离婚，好像都在这一刻，被火光一点点熔化。

离婚后回到父母家的日子，我才明白什么叫“全职儿女”。

日子最灰暗的时候，是他们给我一张床、一口热饭、一辆烧烤车。

父亲造了一辈子的船，把无数陌生人送往远方。

如今，他造了一辆烧烤车，把我和孩子从残破的人生里托了起来。

当“失业”遇上“照料”

那天刚开完季度大会，我一落桌，就收到了来自公司HR的邮件。那是封格式化通知，封面暖心，文体工整，宣布的却是整个原画项目组被裁掉。

我就这样成了“失业人口”。

搬离租住五年的单间，床底下的塑胶行李箱已经发脆，裂开一道口子。房东扣着押金不松口：“你们这些小地方来的，没一点契约精神，还想要押金？”

一番争辩后，我拿回一半的押金——那时，我卡里只剩一千，公司说赔偿金要到下个月才发。

想起毕业时，我憋着一口气离开老家，跟父母说：“要混出个人样。” 五年过去，我攒下的只有满配的电脑和劳损的肩颈。

裁员第二天，我拖着裂口的行李箱，坐了十几个小时硬座回小城。

天刚蒙蒙亮，街边豆花的热气与冬日的雾气混在一起。冷空气割在脸上，我却不敢多呼吸。

母亲包了一辆面的，在雾气里等我。她只是轻声说：“回来就好。”

路上，她提起父亲肺部的阴影：“前段时间查出来的，不太好。”

我心口猛地一紧，像被人攥住喘不过气。

回到家，老房子的家具、地板明明熟悉，却像隔着玻璃。白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里，不是摆弄手绘板，就是躺着发呆。

父亲看不下去，每隔半个小时推门进来，不敲门，像小时候检查作业。他看见我坐在电脑前，皱眉道：“都失业了，还玩电脑？”

小镇老人怎么能理解，我的职业就是玩电脑。

在这里，大城市的边界感成了奢侈品。

亲戚来家里串门，问起我工作，母亲只得顾左右而言他，我听在耳里，像针一样扎心。

那种“寄生”的感觉，比失业本身更磨人。

很快，令人不安的事降临。一天夜里，父亲疼得从床上摔下来，我和母亲慌忙把他扶起，他呼吸急促，脸色发白。

那一刻我明白，这里已经不是我的避风港，而是另一场硬仗的起点。

父亲住院后，身体状况直线下降。我成了“全职儿子”，生活被切成三点一线：医院、药店、家。

每天清晨五点，我要赶在主治医生查房前，帮父亲刷牙、洗脸，把病床调到合适角度。然后是各种检查，抽血、CT，每次都得提前准备食物、病历、药片。

医院食堂门口，我天不亮就去排队。一手拎着热水壶，一手拿饭卡，急切地想在父亲打针前让他吃上热乎的早餐。

那段在病房当“全职儿子”的日子刻骨铭心

排在我前面的一个大妈回头，惊讶地说：“小伙子，这么年轻就干陪护啊？”

我只能苦笑。

县医院床位紧，有时我便睡在走廊的铁椅上。醒来时，脖子僵得像石头。

病痛的父亲像颗定时炸弹，我和母亲每天轮流守在病床边，帮他翻身、递水，盯着输液瓶里的气泡一格格上升。

但他习惯性抗拒我的照料，说“男做女工，一辈子不得行呐。”

半夜他喊背疼，我急忙去扶，他一把推开我，手背的针管被扯掉，血顺着流下来。护士冲进来，他还骂我：“玩电脑把脑子玩坏了。”

我强忍着不发作，说：“要不是我玩电脑手快，你刚才可就要摔地上了。”

父亲嘟囔了一句，没再开口。那天夜里，他睡得比平常安稳。

我渐渐明白，我不仅是儿子，还是父亲的“情绪护工”。病痛让他像刺猬，而幽默是唯一能把刺拨开的方式。

我算过一笔账：在大城市月租三千，通勤外卖最少也得两千多。现在寄生在家，不仅省了房租，还省了请护工的钱。

可心里的坎儿却始终过不去。

朋友圈里，同学们晒升职加薪带娃，我却发医院陪护。大家夸我“真孝顺”，背后却像在提醒我是个“混不下去”的loser。

父亲连续手术，家里的积蓄和我的遣散费一点点见底。我卖掉一些画册和数码设备换钱。

母亲问：“够用吗？”

我开玩笑：“我得多贡献点，不然就是啃老了。”

母亲轻轻叹气：“是家里拖你后腿了。”

我半天说不出话，只能低下头，把手里那本准备卖掉的画册翻来覆去地看。

父亲弥留那天，病房里只有我们三人。

父亲的手指紧紧攥住我，气息断断续续：“对不起……儿子。”

手上的力道一点点松开，紧接着，我感觉像有人重重拍了拍我的肩。

一瞬间，我被抽去所有的力气，扑倒在他身上。

葬礼过后，家里安静得不像话。母亲坐在屋檐下，常常望着空荡荡的院子发呆。我知道，她比我更需要人陪。

就在这时，我收到上海一家公司二面的通知。朋友帮忙内推，机会难得。

我支支吾吾地说：“妈，要不我再陪你一阵……”母亲却把一张火车票塞进我口袋：“再去试试，不成再回来。”

我重重点头。

父亲一走，母亲只有微薄的退休金，我若继续留在家，那可真是啃老了。

车开动，我回头望见母亲在站台背过身的那一刻，我才明白，“全职儿女”不是 Gap Year，它只是一段过渡。

这个家的重任，到底还是需要我去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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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安徽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