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今天开始，我要揭露三个在国内互联网上一直盛传的谣言，它们分别是“鲁迅郭沫若矛盾”、“圆明园四劫”、“边区组织大规模种YP”，这些都是顶尖的文科谣言，罗织水准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不是都存在致命破绽，根本没办法辟谣。

文/胡铁瓜

从今天开始，我要揭露三个在国内互联网上一直盛传的谣言，它们分别是“鲁迅郭沫若矛盾”、“圆明园四劫”、“边区组织大规模种YP”，这些都是顶尖的文科谣言，罗织水准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不是都存在致命破绽，根本没办法辟谣。

要知的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中国人民民族自信的恢复是必然的。可是有些专业的团队，由歪果仁精英和一些败类组成，在系统性的阻碍这一进程。投入认知战资源，妄图在中国维持一个自我贬低的、自恨的社会氛围，这对它们来说是极其有利的。比方说，它们的商品在中国就会有更高的声誉（因为自恨，不信任自家的产品，无脑坚信洋牌子），就能卖的更好，赚取更多的超额利润；一个白色皮肤的，在老中婚恋市场就有碾压中国人的优势；顶着歪果仁的脸，在老中的土地上无论是经商还是旅游，都能被大开绿灯。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好处，所以哪怕我只让一个人知道这些谣言的荒谬，那也算不枉费我的努力！今天我就先揭露这个关于圆明园被谁毁掉的谣言！

1860年10月18日，3500名英军士兵在北京西北郊有组织地纵火，将“万园之园”变成一片废墟。一个半世纪后，竟有人声称“圆明园是中国人自己先抢的”——这种谣言不仅无耻，更是对历史的公然践踏。

在上世纪80年代，一篇署名“圈外人”的文章突然抛出圆明园“四劫论”，声称这座万园之园是被中国人四次自毁的结果。这种看似专业的学术观点，实则是经过精密策划的历史造假。

所谓“四劫”，把1860年英法联军的系统性焚毁、1900年八国联军的再次洗劫、北洋时期的战乱破坏和建国后的无序开垦并列，试图模糊侵略者的核心罪责。但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圆明园的毁灭始于1860年10月18日英军统帅额尔金的纵火令。程演生先生在《圆明园考》中通过比对英法联军档案与中国目击者记录，清晰还原了焚毁过程：10月6日联军入园劫掠，10月18日英军纵火，大火持续了三天三夜，将这座万园之园化为灰烬。当时在园内服役的太监陆纯元亲眼见证：“咸丰十年八月廿五日火方灭，廿六日后园中差役仍在服役”。这些细节都证明，圆明园的毁灭是外敌入侵的直接后果，而非所谓中国人自毁。

炮制出“四劫说”的团队在编造这个谣言的过程中展现出了惊人的专业素养。他们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精准截取陆纯元证词中“贵族穷者倡率奸民”的只言片语，却故意忽略上下文——这些劫掠行为发生在英法联军洗劫之后，是战乱时期的次生现象。就像考古学家在发掘现场，只展示被扰动的表层土壤，却隐瞒下面完整的文明层。这种选择性失明的学术操作，本质上是为殖民主义洗白的文化阴谋。所以说四劫说的提出者一直刻意淡化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圆明园的核心毁灭发生在1860年英法联军的系统性破坏，后续的破坏只是文明废墟上的次生灾害。

更令人作呕的是，这些谣言最初源自英法联军为自己暴行辩解的言论。侵略者抢掠放火后，还要往受害者身上泼脏水，而一个多世纪后，竟有中国人捡起这些唾余，当作“新发现”来宣扬！

而在圆明园自毁论的叙事体系中，龚半伦（龚橙）的传说被反复提及。这个龚自珍之子被描绘成引导英法联军焚园的罪魁祸首，甚至在《清史演义》等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谁人不晓得我龚孝拱”的戏剧性对话。

但历史的真相绝不是文学演绎。据程演生考证，英法联军抵达圆明园时，清军主力已溃败：“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夷匪亦衔尾而来”。英军在作战日志中明确记载，他们是通过侦察清军溃退路线找到圆明园的，根本不需要所谓“带路党”。至于龚半伦，他在上海为英国使馆工作期间，主要负责翻译事务，并无参与军事行动的记录。清末文人黄浚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直言：“导毁圆明园者，相传为龚定庵子龚橙，实不能考实”。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研究进一步指出，龚半伦引导英军焚掠圆明园的说法主要来自野史和小说，缺乏官方档案支持。咸丰谕旨未提及龚半伦，恭亲王的奏折提到英法联军是跟随清军溃败路线找到圆明园。王韬日记显示龚半伦确实随英军北上，但无直接证据证明其带路。

而且这个谣言的传播路径耐人寻味。它最早出现在民国初年的野史笔记中，随着《孽海花》《清史演义》等通俗小说的流行而扩散。这种历史发明家的手法，与西方殖民者炮制中国威胁论如出一辙——通过虚构野蛮人形象，为侵略行为寻找道德正当性。正如法国汉学家伯纳·布立赛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指出：“当侵略者需要为暴行辩护时，他们总是习惯于把责任推给受害者”。更讽刺的是，龚半伦的父亲龚自珍曾因抨击清廷腐败被满族官员迫害致死，这种家族悲剧竟被某些人歪曲为汉奸动机，其用心之险恶可见一斑。

另一个流传甚广的跟圆明园被毁有关的谣言说的是，是周边汉人百姓先去劫掠的圆明园，英法联军是为了制止暴行才入园。这种说法其实就是直接抄袭了英法联军当年的辩解话术，可以说是不要脸到家！

1860年10月7日，英军士兵在日记中记录：“我们到达圆明园时，发现宫殿大门已被砸开，里面的珍宝散落一地”。但这些劫掠痕迹并非百姓所为，而是英法联军先头部队的试探性抢劫。法国军官阿尔芒·吕西在回忆录中承认，联军在6日夜间就已潜入圆明园，抢走了大量小件珍宝。所谓百姓劫掠，不过是侵略者为大规模洗劫寻找的借口。程演生在《圆明园考》中引用陆纯元证词：“自咸丰八年文宗北狩后，圆明园进入抢劫时期，但以廿二至廿五日为烈。”这里的抢劫指的是英法联军有组织的军事行动，而非普通百姓的零星偷窃。

还有就是‬清代恭亲王奕䜣的奏折说得也‬非常‬清楚‬：“嗣因夷兵退出，旋有匪徒乘势聚众抢掠”。这八个字“夷兵退出，旋有匪徒”可以说‬是直接戳穿了这个‬谣言。

晚清学者李慈铭在10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闻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效余物，至挽车以运之”。注意“劫掠后”三个字——洋人抢完了，当地百姓才去捡洋落。

这就好比一伙强盗闯进你家，把值钱东西洗劫一空后，有邻居捡走了剩下的破碗烂瓢。结果有人说：“看啊，主要是邻居把你家搬空的！”天下哪有这种道理？

另外‬参与抢劫的法国士兵高第而坦白：法军在晚上7点攻打圆明园，打败守园清军，驱逐太监宫女，然后开始拿“纪念品”。园内原有清兵守卫和大批太监宫女，老百姓根本进不去。

英军随军牧师虽然‬记载了中国人从园中搬走布匹瓷器，但这是在英法联军已经将园中财物瓜分完毕之后！当地人拿取的只不过是一些粗重劫余物品。

最特么‬不要脸‬的‬是，英法两军各委派三人，“合议分派园内之珍物”——这其实‬就是在‬瓜分战利品！法军司令孟托邦还写信表功：“予命法国委员注意，先取在艺术及考古上最有价值之物品。”

还有个叫赫利思的英国军官，一次就从园内窃得二座金佛塔及其他大量珍宝，找了7名壮夫替他搬运回军营。这个强盗因在圆明园劫掠致富，得了个“中国詹姆”的绰号，享用终身。如此明火执仗的抢劫，居然有人说成是“中国人先动手”？脸皮之厚，堪称无敌。

英军火烧圆明园根本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精心计算的惩罚行动。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以清政府曾将巴夏礼等囚于圆明园为借口，将焚毁圆明园列入议和先决条件。

额尔金甚至在北京全城张贴公告，公然宣称：“圆明园将于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这种嚣张气焰，哪里是什么“跟着中国人捡便宜”？

额尔金自己都得意地宣称：“此举将使中国与欧洲惕然震惊，其效远非万里之外之人所能想象者”。明明是一场杀鸡儆猴的威慑行动，到了某些人嘴里，却成了英军“不得已而为之”！

圆明园并非一次性被毁灭。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西郊诸园再遭劫掠。这一次，清政府已完全失去了对圆明园‬的控制，当地人的破坏确实更加严重。但究其根源，如果没有八国联军入侵打破秩序，怎会有后续的混乱？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受害者有罪论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历史中可以说是反复出现。19世纪末，西方媒体在报道义和团运动时，同样将中国民众描绘成暴民，却绝口不提教会育婴堂95%的婴儿死亡率才是中国人民起来反抗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广州圣婴育婴院在1933-1951年间死亡约4万名婴儿，死亡率高达94%；福州仁慈堂的孩子被老鼠咬伤、被迫劳动，死后尸体被随意丢弃。他们打着慈善旗号，实则进行着惨无人道的虐婴行为。正如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痛斥：“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

西方人善于伪造历史，这没什么奇怪的，但是如果一个中国人把西方的伪史奉为圭臬，并以此为依据来贬低整个中华民族，那么这种行为不但很蠢而且很坏！

来源：胡铁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