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傍晚，我正在店里清点库存，算着月底该进多少锁具。刚下过雨，门口的地砖上映着晚霞，颜色像是打翻了的橘子汽水。姑父突然出现在门口，背着光，一时看不清他的表情。他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在滴水。

我是个在县城开五金店的普通人，日子平淡如水，直到去年夏天表弟小军的事情打破了这平静。

那天傍晚，我正在店里清点库存，算着月底该进多少锁具。刚下过雨，门口的地砖上映着晚霞，颜色像是打翻了的橘子汽水。姑父突然出现在门口，背着光，一时看不清他的表情。他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在滴水。

“吃饭没？”姑父问。

我知道他不是为了问饭。姑父从不在这个点来我店里。他是个早睡早起的老派人，五点半就得回家看新闻联播，顺便帮姑妈择菜。

“刚忙完，准备关店。”我招呼他进来坐，顺手把柜台前的塑料椅擦了擦。那把椅子上有个烟头烫的洞，不知道哪个客人留下的。

姑父坐下后，把塑料袋放在柜台上。我这才看清，是两条湿漉漉的鲫鱼，尾巴还微微动弹。

“你姑妈说你爱吃鱼，”他顿了顿，“你记得小军不？”

这转折太突兀，我心里一沉，表弟小军已经三年没回县里了。当初他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是我们家族第一个大学生，姑父置办了一桌十二个菜，专门拉着支书陪酒。后来听说他毕业后去了深圳的电子厂，再后来就很少有消息了。

我点点头，拿出久放的烟盒，是去年过节亲戚送的，包装都起皱了。

“昨天晚上，赌场的人找到家里来了。”姑父盯着鱼尾巴的摆动，好像那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说小军欠了钱，一百二十万。”

县城的傍晚很安静，我听见电线杆上的喜鹊在叫，那声音刺耳又尖锐，让人心慌。

“一百二…多少？”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一百二十万。”姑父又重复了一遍，表情平静得不像话，“他们拿着欠条和视频，说如果再拖，就把小军的手给…”他没说完，用手在桌子上比划了一个剁的动作。

这事太大了，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姑父家总共就那套老房子，还是姑父年轻时靠开拖拉机攒下的，在县城东头，七十多平，老式单元楼，厨房的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后墙，夏天热得要命。

“小军呢？人在哪？”

“跑了，电话打不通，朋友都联系不上。”姑父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红梅，拆开时手抖得点不着火，我帮他点上，“他妈一晚上没合眼，血压高得很，我怕她…”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店里的日历停在去年冬天，那时候我刚换了新的收银机，忙着调试就忘了换日历。页面上印着穿红衣的笑脸娃娃，显得格外刺眼。

“我打算把房子卖了。”姑父突然说。

“卖房子？那你们住哪？”

“暂时去你三姑家，她家有个杂物间，收拾收拾能住人。”

我想说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县城就这么大，姑父一家搬去三姑家的事，不出三天，整个街道都会知道。姑父是老师，教了一辈子书，在县里有些名望，这一搬，无异于当众宣布家里出事了。

“姑父，要不我这边…”我试探着说。

“不行，”他斩钉截铁地打断我，“这是小军的事，得我们家自己解决。”他的倔脾气上来了，跟平时判作业本一样，一笔一画都得认真对待。

那天晚上我做了梦，梦见表弟小军站在我店门口，穿着高中时的那件蓝白校服，鼻梁上架着眼镜，笑嘻嘻地朝我招手。醒来时天还没亮，窗外能听见卖豆浆的小推车咯吱咯吱的声音。

一个月后，姑父的房子卖掉了。他没找中介，怕节外生枝，直接低价卖给了街对面开服装店的王老板。这事办得很快，前后不到半个月，拿到钱那天，姑父直接去了银行，把一百二十万转给了讨债的人。

我去搬家那天帮了忙。姑父家的东西不多，大件家具都留给了下家，只带了些生活必需品和几个装满老照片的纸箱。收拾到姑妈的梳妆台时，发现角落里有个落满灰的红木盒子，打开一看，是姑妈结婚时的金手镯和一对金耳钉。

“这个…”我拿着盒子不知如何开口。

姑妈看了一眼，眼睛湿润了，“留着吧，等小军回来了…”她没说完，转身去整理别的东西了。

搬完家，姑父非要请我吃饭，我推辞不过，跟他去了楼下的小馆子。店里的电视正放着世界杯，老板围着油腻的围裙，一边擦杯子一边骂裁判。姑父要了两个家常菜和一斤二锅头，平时他从不喝这么烈的酒。

“小军从小就聪明，认字比别的孩子早，”酒过三巡，姑父开始絮叨，“上学时我每天接送，只要考了满分，就给他买冰棍，天天都是满分，家里电冰箱都放不下冰棍了…”

我点点头，不知该接什么话。姑父的眼神有些恍惚，映着桌上的酒瓶，像是浸在水里。

“他第一次离家去省城上学那天，我送他到车站，他回头对我说：‘爸，我以后一定会让你和妈妈过上好日子’…”姑父的声音哽咽了，“我就不明白，他怎么会…”

酒馆里的灯忽明忽暗，隔壁桌的顾客在大声谈论着最近县里要盖购物中心的事，老板娘在后厨咳嗽。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压得人透不过气。

“姑父，小军会回来的。”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只是觉得应该说点什么。

姑父摇摇头，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人没事就行，房子没了可以再买。”

回去的路上下起了雨，我撑着伞送姑父回三姑家。路过小区的花坛时，看见一只花斑猫蜷缩在长椅下躲雨，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姑父突然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掏出半块没吃完的鸡块，蹲下身子轻轻地放在长椅旁。

“这猫跟小军小时候养的那只好像，”他低声说，“那只后来被车撞死了，他哭了好几天。”

我不知如何接话，只能假装对雨中的路灯很感兴趣。灯光被水汽模糊，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姑父在学校继续教他的语文课，姑妈找了份超市收银的工作。家里的债还完了，日子却过得紧巴巴的。三姑家的杂物间虽然收拾干净了，但地方实在太小，姑父和姑妈的床只能贴着墙摆，中间连过道都没有。

小军的事情好像成了禁忌，谁也不提，但我知道姑父每天晚上睡前都会看手机，等着那个可能永远不会亮起的微信头像。

转眼到了年底，我店里生意还算稳定，主要是靠给新建小区配钥匙挣点零花。腊月二十三那天，我正在店里准备过年的货，电话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请问是五金店老板吗？”对方是个年轻女声，有点客套的味道。

“是我，您需要配什么钥匙？”我条件反射地问。

“不是配钥匙的事，”她顿了顿，“我是县农商行的客户经理，您有个叫李建国的亲戚吗？”

李建国是姑父的名字。我心里一惊，“是我姑父，怎么了？”

“是这样的，李先生的账户最近有一笔大额入账，我们例行核实一下。能不能请您帮忙转告他来银行一趟？我们联系他的电话打不通。”

“大额入账？多少钱？”我有些困惑。

“两百万整。”客户经理的语气很平静，好像在说”两百块”一样。

我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您再说一遍？”

“两百万人民币，是一笔跨境转账，来自香港的一个账户。”

挂了电话，我立刻关了店门，骑电动车直奔姑父学校。那天上午下了点小雪，路面有些滑，我差点在拐弯处摔倒。校门口的保安认识我，挥挥手就让我进去了。

姑父正在上课，我站在教室后门外等他。透过门上的玻璃，看见他正在黑板上写着什么，粉笔灰落在他渐花的头发上，被他无意识地拍掉了。课上的是《出师表》，我依稀记得高中时也是他教的这篇课文。

下课铃响后，学生们鱼贯而出，有几个好奇地打量着我。姑父看见我，眉头微皱，但随即又舒展开。

“出什么事了？”他问，声音很轻。

我摇摇头，不知从何说起，只得把他拉到无人的楼梯间，把银行的事情告诉他。姑父先是一愣，然后面色严肃起来。

“肯定是骗子，”他斩钉截铁地说，“现在骗子多得很，什么银行客户经理，不可信。”

我把客户经理的电话号码和工号都给他看，“您去核实一下总没错。”

姑父思考了一会儿，终于点点头，“下午没课，去看看也好。”

银行里人不多，客户经理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孩，看到我们进来，连忙起身迎接。确认了姑父的身份后，她把我们带到一个小会议室，拿出一沓文件和一张银行回单。

“李先生，确实是两百万，汇款人是一个叫’军峰电子’的香港公司，备注写着’投资回报’。”她指着回单上的字样。

姑父的手在发抖，他摘下老花镜，擦了又擦，像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会不会有什么误会？”他问，“我不认识什么香港公司…”

客户经理耐心解释，钱已经到账，经过了严格的审核，确实是打给他的。她建议姑父先把钱转到定期账户，等搞清楚来源再做打算。

走出银行时，天色已晚。姑父捏着那张回单，看了又看，整个人恍惚得像是在梦游。路过一家烧饼店时，姑父突然站住了，定定地看着橱窗里正在出炉的烧饼，那香味扑面而来。

“小军最喜欢吃这家的芝麻烧饼，”他突然说，“每次放学路过，都要买两个，一个当场吃，一个带回家给他妈。”

我不知该说什么，只能点点头。

“钱的事先别告诉你姑妈，”姑父收起回单，“我得先弄清楚这钱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回到家，姑父什么都没说，只是比平时多吃了半碗饭。晚上临睡前，姑妈问他今天怎么突然去学校找他，他只说是问借课本的事。

第二天一早，姑父就去了公安局，想查查这笔钱的来源。警察听完他的叙述，说这事可能与小军有关，但没法立即确定，需要时间调查。姑父坐在派出所的长椅上，腰板挺得笔直，像是怕别人看出他的焦虑。

接下来的一周，姑父每天在学校和派出所之间来回奔波。钱的事情始终没有着落，警方说需要联系香港那边才能查清楚，手续很复杂。姑父也不敢轻举妄动，那笔钱还静静地躺在银行账户里，没人敢动。

腊月二十九那天早上，我正在店里贴春联，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闹。街坊们都朝着一个方向指指点点，我探出头去看，只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从车上下来一个瘦高的年轻人，戴着口罩和鸭舌帽，但我一眼就认出来是表弟小军。

他变了很多，以前圆圆的脸颊凹陷下去，眼睛深陷在眼窝里，看上去像是老了十岁。见到我，他僵硬地点点头，没说话，径直朝姑父家——现在应该说是三姑家的方向走去。

我连忙追上去，“小军，你爸妈现在…”

“我知道，”他打断我，声音低沉得几乎听不见，“我都知道。”

到了三姑家楼下，电梯正好坏了，我们只能走楼梯。爬到三楼时，小军突然停下脚步，从背包里掏出一个文件袋，递给我。

“帮我保管几天，”他说，“等事情都说清楚了再给我。”

我下意识地接过来，还没来得及问什么，他已经继续往上走了。敲开门的那一刻，站在门口的姑妈先是愣住了，然后发出一声介于惊叫和啜泣之间的声音，一把抱住了小军。姑父从里屋出来，看见小军，表情从震惊到欣喜再到复杂，最后定格在一种难以名状的平静上。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姑父只是反复说着这一句话，眼睛红得像是血丝都要溢出来。

我知道该回避了，轻轻带上门，心里却有一万个问题想问。回到店里，我打开那个文件袋，里面是一沓公司文件和银行流水单据。从这些材料中，我大致拼凑出了事情的轮廓。

小军毕业后确实去了深圳的电子厂，但并非普通工人，而是做了工程师。后来他发现了一种优化芯片散热的新方法，和同事一起创办了公司。去年公司被一家香港企业看中，花高价收购了他们的技术专利。小军作为创始人之一，获得了不小的一笔钱。

但就在此时，他遇到了一个自称投资顾问的人，被诱导进入了一个看似可靠的投资项目。起初确实有不错的回报，但很快他就发现那是个庞氏骗局。当他想抽身时，已经深陷其中，甚至借高利贷继续”投资”，希望能挽回损失。最终，他欠下了一百多万的高利贷。

在走投无路之际，小军选择了逃避，关掉手机躲了起来。直到两个月前，他的专利转让款到账，他才有能力偿还债务。但他担心直接把钱给姑父会引起怀疑，毕竟在外人看来，他还是那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可能突然有这么多钱。所以他以公司名义转账，想等风头过去再解释清楚。

文件的最后一页是一份香港某银行的定期存款证明，金额是五百万港币，户主是李小军。

看完这些，我长舒一口气，第一次感到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虽然事情曲折离奇，但好在有个还算圆满的结局。

晚上，姑父打来电话，说小军已经把事情都交代清楚了，包括那笔两百万的来源。他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欣慰和一丝无奈。

“那孩子，从小就倔，”姑父说，“非要自己扛，也不知道早点回来…”

我在电话这头笑了，“人没事就好，小军现在挺有出息的，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

“是啊，”姑父突然笑了，声音里带着释然，“房子没了可以再买，人平安回来就是最大的福气。”

挂了电话，我站在店门口，仰头看着冬夜的星空。街上张灯结彩，家家户户都在忙着置办年货。电线杆上的小喜鹊又叫了起来，这一次，那声音听起来没那么刺耳了。

次日一早，我去看望姑父一家。推开门，看见小军正帮姑妈择白菜，姑父在旁边摆弄着一个红木盒子——那个装金手镯的盒子。看到我进来，小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手上的动作没停。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那个小小的杂物间里，映出一片温暖的光。姑妈哼着歌，说今年过年要多包些饺子，把小军养胖点。姑父在一旁笑着点头，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像是冬日里融化的冰。

我忽然明白，家不在于房子的大小，而在于团聚时的那份温暖。人生路上总会有坎坷，但只要家人在一起，就没什么过不去的坎。

备注：我随后得知，小军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委托中介找新房子，准备给姑父姑妈重新买一套更大的房子。而那个装着金手镯的红木盒子，姑妈已经郑重地交给了小军，说是留给他将来结婚时用。一切仿佛都在慢慢回到正轨，又好像什么都变了。这大概就是生活吧，不如意时苦苦挣扎，柳暗花明时又惊喜连连。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