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5年深秋，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风沙正紧，邓稼先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批阅理论计算手稿时，收到了妻子许鹿希从北京寄来的家书。

本文陈述所有内容皆有可靠信息来源，赘述在文章结尾

1965年深秋，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风沙正紧，邓稼先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批阅理论计算手稿时，收到了妻子许鹿希从北京寄来的家书。

信中提到，11岁的女儿邓志典即将被安排前往内蒙古插队落户，这个消息让这位正在主导原子弹理论设计的科学家彻夜难眠。

1950 年 8 月，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的校园里，26 岁的邓稼先攥着刚刚拿到的物理学博士学位证书，内心却没有丝毫喜悦。

彼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归国设置了重重阻碍，尤其是学习核物理这类 “敏感学科” 的学者，更是被严密监视。

邓稼先的导师曾多次挽留他：“留在美国，你能拥有世界顶尖的实验室，未来拿诺贝尔奖都有可能。”

实验室里价值百万美元的仪器、优渥的年薪、舒适的住房，这些都是当时中国无法提供的，但邓稼先心里始终装着万里之外的祖国。

“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 这是邓稼先在留学生聚会上常说的话。为了顺利回国，他悄悄销毁了研究笔记中涉及核心技术的内容，将个人物品精简到只剩两个行李箱，甚至放弃了已发表的两篇论文的后续研究。

1950 年 10 月，他避开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跟踪，经加拿大辗转回到北京。走出北京站时，看到街头飘扬的五星红旗，这位年轻的博士忍不住红了眼眶。

他不知道，这次回国，不仅意味着与优渥生活告别，更意味着未来二十多年要隐姓埋名，甚至连家人都无法知晓他的工作内容。

回国后，邓稼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跟随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工作。

当时的研究所条件简陋，连基本的实验设备都要靠从国外 “淘” 来的旧仪器拼凑，计算全靠算盘和手摇计算机，这段艰苦却充满希望的岁月，让他更加坚定了 “为祖国造原子弹” 的决心。

1958 年的一个深夜，钱三强找到邓稼先，神情严肃地说：“国家要搞一项秘密工作，需要你去牵头，可能要隐姓埋名，不能发表论文，甚至不能告诉家人具体工作内容。” 邓稼先没有丝毫犹豫，只问了一句：“需要我做什么？”

当听到 “搞原子弹” 三个字时，他的眼睛瞬间亮了，这正是他回国后一直期盼的机会。

第二天，他回家对妻子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了，以后家里的事你多担待。" 许鹿希追问他去哪儿、做什么，他只是摇头："不能说，这是国家机密。"此后的 28 年里，邓稼先彻底从人间 "蒸发"。

他的名字从学术刊物上消失，亲友们再也联系不上他。没有人知道，这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正在西北戈壁深处，带领一群平均年龄 23 岁的科研人员，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攻克着世界顶级的核物理难题。

在青海金银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他们住的是帐篷和土坯房，吃的是青稞面和野菜汤。

没有苏联专家的指导，他们就把外文书拆成散页，轮流翻译学习；没有先进的计算设备，他们就三班倒地用算盘演算，草稿纸堆得比人还高。

1964 年 10 月 16 日，罗布泊上空腾起的蘑菇云，让世界震惊。当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时，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而此时的邓稼先，正躲在帐篷里，含着泪吃着掺了沙子的馒头。

在邓稼先 "消失" 的那些年里，父亲只是个"经常出差的叔叔"，直到多年后，他们才知道那时的父亲，正孕育着改变中国命运的"大国重器"。

1965年，小学尚未毕业的邓志典接到了下乡通知，当时正值文革初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即使是科学家的子女也得参加。

这条从北京到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铁路，需要行驶三天三夜，将一个城市女孩的童年彻底抛在了北境边陲的荒野中。

知青点的生活远比想象中艰苦，土坯房漏风漏雨，冬天室温低至零下二十度；每日的主食是掺着沙子的野菜窝窝头，一年到头难得见到荤腥。

十四岁的女孩要和成年劳力一起下地耕作，手掌磨出血泡是家常便饭，有一次连队分发罐头，整个知青点都为之沸腾，那是邓志典记忆中最奢侈的一顿饭。

在内蒙古的五年，邓志典养成了沉默坚韧的性格，她学会了在冰河里洗衣，在风沙中播种，在昏暗的油灯下写家书。

由于交通不便，与家人的通信成了最珍贵的慰藉，有时一封信要在路上颠簸半个月才能收到，邓稼先曾多次托人打听女儿的情况，甚至尝试申请让她回京。

却都因"家庭背景特殊"被拒绝，父女俩一个在戈壁滩为国铸剑，一个在北疆荒野磨砺筋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各自承受着时代的重压。

1971年夏秋之际，随着政策松动，邓志典以"病退"名义获准返京，当她拖着瘦弱的身躯回到北京时，曾经的家已经变得陌生。

回到北京的邓志典并没有迎来预想中的轻松生活，她被分配到西郊一家皮箱厂当工人，负责给皮箱缝制拉链，这一干就是四年。

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邓志典就抓紧时间补功课，文革期间中断的教育成了她最大的遗憾，恢复学习的愿望从未如此强烈。

当时，父亲邓稼先仍在基地工作，母亲许鹿希在医学院任教，无暇过多顾及子女学业，关键时刻，父亲的挚友——后来的"氢弹之父"于敏主动提出帮忙补习。

于敏与妻子孙玉芹

于敏的辅导为邓志典打下了坚实的学业基础，这位同样隐姓埋名的科学家，用科学家的严谨感染着孩子们，这种跨越两代人的学术传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显得格外珍贵。

1977年冬天，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即将恢复，这个消息让邓志典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

1978年春天，录取通知书寄到了邓家，邓志典被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专业录取，弟弟邓志平则考入工科院校。

对于邓志典而言，这个结果不仅是个人奋斗的回报，更像是对那段被耽误青春的一种补偿。

选择医学专业并非偶然，在内蒙古插队时，邓志典亲眼目睹了当地百姓因医疗条件匮乏而遭受的病痛折磨。

这件事让她深刻认识到医学的价值，多年后，她在采访中提到，那段经历让我明白，医生不仅能治病救人，更能改变一个地区的命运。

1980年，一位美国医学教授来访北京医学院，偶然间提到了自己在普渡大学的校友邓稼先。

当他得知面前这个勤奋的女学生就是邓稼先的女儿时，热情地介绍了美国医学教育的先进理念。

这次交流让邓志典第一次萌生了出国深造的想法，她希望能将国外先进的医疗技术带回祖国。

这个想法得到了父亲邓稼先的全力支持，1983年秋天，她终于收到了美国加州旧金山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踏上了赴美深造的旅程。

1986年，邓志典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就在她毕业前夕，国内传来不幸消息，父亲邓稼先因直肠癌晚期住院，她立刻回国探望，陪伴父亲走过了最后的时光。

弥留之际的邓稼先仍惦记着祖国的核事业，对子女们说，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这句话后来成为邓志典工作的座右铭。

父亲去世后，邓志典回到美国，进入当地一家医院的神经外科团队工作，她将悲痛转化为动力，在医学领域不断探索。

关于邓志典是否回国的问题，曾有过多种传言，事实上，她选择留在美国从事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成为一名知名的神经科学家。

邓稼先妻子许鹿希

这一选择并非出于对祖国的疏离，而是基于专业发展的考虑，当时美国在神经外科领域的研究条件更为先进。

正如她在一次私下交流中所说："在哪里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为医学发展做些什么。"这种将个人追求融入专业领域的态度，与父亲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选择，有着精神上的一致性。

邓志平

与姐姐定居美国不同，弟弟邓志平选择留在国内，传承了父亲低调务实的作风，毕业后，他进入电子部某研究所工作，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电子技术研究。

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也从不提及自己的特殊身份，同事们大多不知道这位谦逊的工程师竟是"两弹元勋"的儿子。

无论是隐姓埋名为国铸剑，还是救死扶伤悬壶济世，只要将个人追求与人类福祉相连，就是对家国情怀最生动的诠释。

在共和国的历史长卷中，邓稼先的名字与"两弹一星"的辉煌永远镌刻在一起，而他的后人则以各自的方式，续写着这个家族与国家民族的精神契约。

人民政协报——两弹元勋邓稼先与许鹿希的爱情故事 2015-07-02

书摘——许鹿希和邓稼先2013-05-01

来源：大壮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