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旨在传递正能量，部分细节有做艺术加工处理，请理性阅读。本文已开通全网首发，抄袭洗稿必究！

讲述人：李长生；文字编撰：旧时情怀；图：来源于网络侵权删联。

文章旨在传递正能量，部分细节有做艺术加工处理，请理性阅读。本文已开通全网首发，抄袭洗稿必究！

“大爷爷，你们那时候高考考什么科目啊？”小侄孙眨着好奇的大眼睛问我。其他孩子也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附和着。

年夜饭后，满屋子飘着饺子和炒菜的香味。电视里正播放着春晚，我们这些长辈却围坐在火炉旁，回忆着那段难忘的岁月。

老二端着茶杯笑道：“这可是你们大爷爷最拿手的故事了。咱们五个，就属他没上大学，结果现在混得最好。”

老三放下了手中的瓜子，接过话茬道：“可不是嘛！孩子们，你们大爷爷虽然没读过大学，但他的‘人生大学’比我们都拿得高分呢！”

我放下茶杯，望向窗外飘落的雪花，思绪飘回了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我叫李长生，1957年出生。家里共有五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家虽然在农村，但父亲李建中在县农机厂当合同工，每月能挣个二三十块钱，母亲王淑兰则在生产队干活。相比较队里的乡亲们，我们家的条件要稍好一些。

父亲有一点文化，加上在城里上班，有一些见识，他对我们的教育很重视。

不过等到我们上了学，高考已经停止多年，但父亲还是供我们三兄弟上完了高中。

我性格老实本分，高中毕业后听从父亲安排，拜了县里有名的木匠王师傅为师，学习木工手艺。

那时候，木匠活计精细，从选料、开榫、打眼到组装，每一道工序都讲究。

长安是老二，毕业后则在大队的小学当了代课老师，虽然收益微薄，但也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

长顺是我们三兄弟中最聪明的一个，从小学习就好，嘴巴也甜，很得周围人喜欢。他1977年高中毕业，父亲正在运作将他弄进农机厂当学徒。

但就在此时，一个重大消息传来——国家恢复高考了！

那是1977年10月的一个下午，我和王师傅正在城关中学修理宿舍木床。

忽然听见办公室里的老师们激动地讨论着什么，我凑过去一听，心跳都快停了：国家要恢复高考制度了！

干完活，我立马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两个弟弟，长安和长顺都兴奋得跳了起来。

“天赐良机啊！咱们哥仨都要去考！”长安拍着桌子说，桌上的搪瓷缸都跳了起来。

虽然距离高考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但我们三兄弟还是决定拼一把。

那段日子，我们挤在一张桌前，借着煤油灯的微光，埋头苦读。小屋里只有翻书的沙沙声和铅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

偶尔，长顺会指点我和长安一些难题，三人头碰头，在数理化的世界里找寻答案。

那年的12月13日—15日，我们三兄弟参加了高考，但毫无意外，我们全都落榜了。

不过我们并没有气馁。因为报纸上已经登了新闻，以后的高考常态化了。

1978年7月份还可以参加，有大半年的复习时间来让我们准备。

可就在复习的关键时刻，母亲却生了病，以后再也难以干重活了，而且还得长期吃药。

虽然我内心也想参加高考，但我是老大，加上基础比较薄弱，哪怕再复习半年，考上的希望还是很渺茫。不如先解决生计问题，等以后有机会再说。

于是，我放弃了继续复习备考，回到了生产队干活。

老二老三天天泡在书堆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晚上点着煤油灯复习到深夜。

1978年，老二老三再次参加了高考。但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最终长安考了244分，长顺考了257分。

这次考试过后，老二老三也意识到了，光靠自己在家复习，想要考上大学是难上加难。县里中学办了个补习班，但学费不菲，家里也只能供一个人去。

关于长安和长顺谁去的问题，两人争执不下，甚至还动了手。最后父亲拍板：让长顺去，他分数最高，离线最近。

这个决定让长安十分不满。1978年秋天征兵时，他不声不响地报了名，家里人知道后已经来不及阻拦。

长安离家前，只给我留了句话：“大哥，我走我的路，不给家里添麻烦。”

此后大半年，他没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可见心中怨气之大。

1979年高考，长顺如愿以偿，考上了省里一所不错的大学，学机械专业。

我由衷为他高兴，但心里也有那么一丝遗憾：如果我也能去补习，是不是也能考上个大专呢？

1980年，一个好消息传来，长安通过军校考试，考上了军校。虽然比长顺晚了一年，但总算也圆了大学梦。

收到长安的来信那天，全家人都很高兴。

这时候，我们三兄弟，一个是本科生，一个是军校生，只有我这个半桶水的木匠，一边务农，一边做工，混得最差。

1981年春节，我和张秀芝结了婚。在那个“男婚女嫁”靠介绍的年代，我们的结合也是如此。不过秀芝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勤劳贤惠，心地善良，我们很快就有了感情。

此时，老家搞了包产到户。但这期间，父亲所在农机厂因为效益越来越差，他这个多年的老合同工，也只能回家务农。

1982年夏天，双胞胎妹妹长兰、长花初中毕业，并且都考上了高中。

父亲倒是想供，但母亲身体不好，还需要一直吃药，我儿子还不满一岁，地里的活全部压在我的肩膀上。我有大半年都没出去做工了，家里的经济条件一时有些困顿。

想到自己没能上大学的遗憾，我不想让两个妹妹也留下这样的缺憾。

没办法，我只好给长安写信。他当兵这几年，手里存的有钱，但因为心里有气，从没寄钱回来过。

好在，我在长安面前还算有点分量，他寄回来了200块钱。靠着这笔钱，长兰、长花顺利去县里读了高中。

1983年，长顺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市里的一家机械厂当技术员。

那是我们市的重点企业，福利待遇高，大家都挤破头都想进去。长顺不负众望，工作勤恳，很受领导赏识。

长安也在这一年军校毕业，回到原部队当了一名基层军官。

妻子催我不要困在土地上，孩子也大了点，她能撑起来家里的农活，我应该赶紧出去挣钱，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我也觉得确实如此，随着经济的渐渐放开，手里的钱也感觉越来越不值钱。恰好，此时大师兄要去省城，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去。

在妻子的支持下，我和大师兄坐了一天的火车到了省城，在一家乡镇木器厂干活。因为路途遥远，通讯也不便，我一个月给家里写一封信，大概说一说情况。

1985年，两个妹妹参加了高考，长兰发挥得比较好，考上了一所医科大专，长花却落了榜。

此时，妻子给我写信，说了一件让我十分气愤的事。

长花落榜了，肯定要复读。父亲让老三拿点钱出来，给长花交复读费。以老三的工资，他供长花读书没什么压力。

长花去找老三，满心期待能得到帮助，却被他一口回绝了。

他找的理由冠冠堂皇："妹子，高中毕业就不错了，我能帮你在厂里找份工作，早点挣钱不好吗？还能补贴家里，何必非要读大学？"

听到这消息，我的手紧紧握住电话，指节发白。长花在信中写道，她哭着跑出了长顺的家门，从此再也不想见这个哥哥。

我心中的怒火一点点燃起——记得当年老三考大学时，全家人是怎样倾其所有支持他的，现在他却说出这样的话？

后来我才知道老三的真实想法……

当时他正在和副厂长的闺女谈对象，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那边条件很好，他生怕被家里的事影响了这份感情，才提出帮长花找份工作，让她能自己养活自己。

因为此事，长花多年没再跟老三来往。我心里着急，最后去找了厂里的领导，求了半天情，预支了半年的工资，寄回家让长花去读高中。

第二年，长花考上了师专，也算有了出路。我长舒了一口气，开始一门心思投入工作当中。

我在这个乡镇木器厂干了七年。1991年，木器厂经营不善倒闭了。就在我犹豫是否回老家时，同事拉我去广东发展，说那边工资高，还包吃包住。

我回老家和妻子商量了一番，最终决定去试一试。

那时候的南方，对我们北方人来说，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坐了三天三夜的硬座火车，到达广州时，我浑身酸痛，又累又饿。

一下火车，扑面而来的湿热让我几乎窒息。语言也不通，天南海北的语言充斥在耳边，既让人感觉嘈杂，但也充满了生机。

在广东的家具厂，我起早贪黑地干活。由于我手艺还不错，加上经验丰富，只用了半年，我就从普通工人升为了小组长。

每个月，我都会寄大部分工资回家，只留够自己基本生活的钱。

秀芝在家里既要照顾儿子和老人，又要打点家务，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但她从不抱怨，每次通电话都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安心工作。

1993年，我回老家过年时，带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是村里第二户买电视的人家，引得邻居们纷纷来看热闹。

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气氛却很微妙。

长安从部队休假回来，也带回来了不少稀罕物。但他和家人的交流很少，没什么话。这些年，每次回来探亲，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县城岳父岳母家。

他的妻子是邮局的职员，家境不错，两人结婚后很少回老家，孩子也是由姥姥带的。

母亲对此颇有微词：“养个儿子给别人家养老了！”

我劝她别这样想，毕竟长安在部队不容易，他媳妇在家带孩子更不容易。

长顺在厂里干了十年，已经从技术岗转到了行政岗，目前已是正科级干部，工资待遇都不错。

但长顺也开始变得十分傲气，说话办事都有很严重的官僚做派，让人感觉极不舒服。

长兰当了一名医生，长花当了老师，各自也都成了家，过得还算可以。

她们两姐妹一条心，跟老二不亲，对老三简直就是讨厌，几乎没什么来往。

父母在我面前长吁短叹，看起来家里的孩子各个都有出息，但没有别家那种和睦的氛围，难道读的书越多，反而都越凉薄？

我心里难受，试图调和气氛，但收效甚微。

分别前，长顺媳妇偷偷拉住我，哭诉长顺如何变了一个人，对她冷言冷语，怀疑他和其他女同事有来往。

我这个当大哥的很是为难，既不好偏袒谁，又不好不管。我找到长顺点了他几句，反倒是 被他一阵埋怨，把我气够呛。

妻子劝我，不要去掺和别人家里的事，管好了无功，管坏了有罪。我心戚戚焉，为啥日子过好了，咋都变成这样了呢？

新年过后，我回到广东继续打拼。又干了两年，积累了一些资金后，我回了老家创业。我承包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小作坊，稍加改造后，搞成了家具作坊。

因为在广东见过的花样比较多，我将其引入到了老家市场，很受乡亲们认可。渐渐地，我的家具作坊也算慢慢站稳了脚跟。

1999年，对我们家来说是多事之秋。

先是常年吃药的母亲撒手人寰，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而她此时才刚满60岁。

当年长安转业回到县里，结束了二十年的军旅生涯。本以为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却发现自己和妻子已经渐行渐远。

常年的分居，造成了两人感情的疏离。弟媳早已习惯了在娘家父母的庇护下生活，对他的转业回来并不适应，两人常为一些小事争吵不休。

长顺的处境更糟。他所在的机械厂彻底破产，他和弟媳都被买断了工龄。

本来以他们多年的积累，随便做点生意都行。但长顺曾经的自信和傲气消失殆尽，整个人变得暴躁易怒。两口子的矛盾彻底爆发，闹起了离婚。

就连省心的长兰，也遇到了家庭危机。此时真的是四处着火，我到处救火，搞得心力憔悴。

长安不听我的劝，认为我不了解他的处境；长顺更是自暴自弃，整日借酒消愁，说什么“没用的大学生，不如一个木匠混得好”。

更让我忧心的是父亲的健康状况。他在农机厂干了几十年，得了职业病。母亲去世后，他的身体一下子也垮了，整天一点精神都没有。

家里的糟心事，虽然我没敢跟他说，但他也有所觉察，常常长吁短叹。

我感到深深的无力感。曾几何时，我们家还是和和美美的一家人，如今却变成了这样。

扭转这一切的契机，发生在2000年腊月。

父亲生病住院，一度生命垂危，最后抢救过来，在家里休养。

我把弟弟妹妹们召集过来，开了一次闭门会议。

我首先做了自我检讨，承认自己没本事，没上过大学，给家里丢了脸。前些年一直在外奔波，家里的事也没特别上心。

然后我开始数落长安：“心眼小、记仇，当年那点事就算不公平，这么多年过去了，早该放下了。脾气又臭又硬，和媳妇关系处不好，你的责任起码占80%。”

接着我又转向长顺夫妻：“长顺，你当了小官就飘了，把老婆当丫鬟使唤，整日不落家。我说你你还嫌烦，现在厂子倒了，又整天酗酒，推卸责任。你还是那个上进的长顺吗？”

长花长兰我也没放过，也都说了一通：“你们这些年和这个家若即若离，这是为什么？当年上高中，家里想供，拿不出来钱，长安拿出了津贴供你们。长花你复读，长顺没给钱，但我不是给了吗？你也考上了，至于记一辈子吗？”

挨个骂了一通后，我将所有人都赶了出去：“我当大哥的，虽然没本事，但自认为问心无愧。话就撂在这儿了，至于老爹，你们不想管就不用你们管了，我不怕被别人看笑话。你们都是住城里的，以后不想回来，也由你们。”

后面几天，长安两口子先来了，他们低头一起给父亲认了错。

接着，长顺两口子也来了，说不离婚了。长顺表示以后所有事情都听媳妇的，再也不敢摆架子了。

长花长兰也都回来了，跟大家道了歉。特别是长花向长顺道歉，说自己这些年来不跟他说话，长顺羞得脸都抬不起来了。

经过这件事后，我们家的氛围终于有了转变。大家不再互相指责，而是开始互相理解和支持。

父亲满意了，在他走之前，终于看到了家庭和睦的场景。

长安在单位平稳发展，最后在正处级岗位上退休；长顺下岗后开了个小杂货店，虽然不如从前风光，但日子过得踏实；长顺媳妇反而通过自己的努力，做起了小生意，事业越来越好。

长花和长兰也各自有了一番际遇，将家里的事也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而我自己，一直守着那个小家具厂。儿子也不愿意接受，我就将生意转手给了徒弟，每年拿点分红，开始乐享晚年。

“所以，当年高考失利，反而成就了您今天的成功？”侄孙似乎很困惑。

我笑着摇摇头：“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不是终点。我没考上大学，是遗憾；但也因此学到了一门手艺，养活了一家人，这是另一种成功。”

我看了看周围的家人，“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家人能够和和美美，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这才是最大的幸福。”

长安插嘴道：“大哥说得对。我当年虽然上了军校，当了干部，但差点因为一点小事，和家人疏远了一辈子，幸好有大哥把我们拉回正轨。”

长顺也感慨道：“人这一辈子，起起落落很正常。当年我以为自己考上大学就高人一等，结果厂子一倒，什么都没了。反而是老哥，靠着一双手和诚实做人的态度，走得更稳更远。”

听着弟弟们的话，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回首往事，我虽然没能走进大学的校门，但生活给了我另一所学校，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做事。

或许，能让一个家庭和睦幸福，就是最了不起的成就。

我端起茶杯，对着满屋子的亲人说：“来，为我们的家，干杯！”

虽然杯中只有清茶，但那一刻，我仿佛尝到了人生最甜美的滋味。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