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守旧势力的文化围剿，李大钊以《晨报》为阵地，有力驳斥了林纾的诬蔑，彰显了先进知识分子捍卫思想自由的坚定立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晨报副刊》在李大钊主持下完成现代转型，通过 “马克思研究” 专栏等创新实践，成为传播新思想、启蒙民众的前沿平台。今天
面对守旧势力的文化围剿，李大钊以《晨报》为阵地，有力驳斥了林纾的诬蔑，彰显了先进知识分子捍卫思想自由的坚定立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晨报副刊》在李大钊主持下完成现代转型，通过 “马克思研究” 专栏等创新实践，成为传播新思想、启蒙民众的前沿平台。今天让我们回到那个激情澎湃的岁月，一起重温李大钊与《晨报》的故事。
本期文物
文物名称：1919年3月4日刊载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的《晨报》（复制）
年代：1919年
尺寸：38.5厘米×53.5厘米
质地：纸
“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直到今日这样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不知道那些当年摧残青年、压制思想的伟丈夫哪里去了。我很盼望我们中国真正的新思想家或旧思想家，对于这种事实，都有一种觉悟。”
这段文字出自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12厅陈列的1919年3月4日刊载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的《晨报》（第7版）
1919年，古文家林纾先后发表《荆生》《妖梦》两篇文言小说，借虚构人物和故事影射谩骂新文化运动，企图借用舆论和反动政权来镇压新文化运动。
1919年3月19日至23日，《新申报》上刊载的林纾《妖梦》
在保守势力的进攻面前，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毫不示弱，展开了猛烈的反击。1919年3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予以回应，他直接批判林纾不是使用正当的学术批评手段，而是采取“鬼鬼祟祟的，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来铲除这刚一萌动的新机”，他在文章中呼吁这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应该“光明磊落得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因为只有通过正当的学术讨论和辩驳，才能真正地判断出新旧思潮的是非曲直。
李大钊在批判时，还提到了“伟丈夫”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对林纾及其笔下所代表的反动势力的讽刺。这些所谓的“伟丈夫”试图通过暴力的势力来压倒新文化运动，是极其无聊且徒劳的举动。因为“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些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那些青年的精神。”他还指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顽固派“惰性太深、奴性太深”，甚至失去了理智。他揭露了守旧派、顽固派想靠“强暴的势力”来铲除新文化的阴谋，正告守旧派、顽固派一切摧残新文化的手段都是徒劳，新青年的精神断不能被摧残。这是一次影响重大的文学事件，也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最重要、亦最富标志性的一场论战。
《晨报》创办于1916年，原名《晨钟报》，其创办人为汤化龙、梁启超。该报纸在初期以时事评论为主，倡导言论自由，副刊所占比重较小，主要刊发小说为主。1919年2月，李大钊接任《晨报副刊》主编后，积极推进改版，他引入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并将新文化启蒙作为其核心内容，突出宣传“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尤其是加大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力度，使其从旧式副刊转变为新式副刊，新思想成为其传播内容的核心，从而使《晨报副刊》一举成为五四时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
在李大钊的改版下，《晨报副刊》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甚至可以说为以后的办刊思想和风格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一时期，虽然文艺的比重不大，但副刊的思想性却得到了极大的增强。李大钊通过团结大批知识分子，并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来普及和推广新思想、新知识，使得《晨报副刊》在当时成为重要的思想阵地。
《晨报》具有两大特色。一是该报每天以大量篇幅报道国内外政治新闻，特别较多地反映北京政府的政治活动和人事变迁，因而它为我们研究1920年代北京政府、北洋军阀，提供许多系统史料和线索。二是较多地传播了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学。它还积极翻译和传播外来学说和思想，特别是对西方社会运动方面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等方面内容的介绍特别热忱。
1919年5月1日，李大钊主持《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中国报纸上第一次纪念世界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李大钊在专号上发表了《五一节May Day杂感》，指出这个日子是工人的“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取得成功的日子。1919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生101周年，李大钊又主持《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该专栏与《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专号”彼此呼应，对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
《晨报》及其副刊也见证了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在推动新文化运动和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的文章《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运动的方向》，号召青年到群众中去，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王光祈在1919年12月4日的《晨报》上发表了《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倡导男女生活互助，并提出成立“工读互助团”以促进城市新生活方式。鲁迅、徐志摩等知名人士也曾是其撰稿人。他们积极传播新思想、批判旧传统、推动社会变革，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和思想武器。
这些努力，对于新思想的传播和接受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批判态度与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相契合，有助于推动社会思想的进步和变革。通过传播新思想和批判旧传统，《晨报》在“五四运动”期间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成为新旧文化思潮交汇的重要平台，是北京地区乃至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报纸之一。它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社会改造运动等历史时期，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它激发了青年一代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总的来说，李大钊等代表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对于《晨报》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使这份报纸在当时的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晨报》也作为媒介，传播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等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各种文化思潮如火山爆发的岩浆喷涌而出，不断地迸发、碰撞、交融，在神州大地上闪出一道道思想的火花，这些火光闪耀中，一不小心点燃了新文化的思想烟火，一声惊雷，爆响了20世纪黑暗的中国。
作者：北大红楼
来源：京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