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应许之地”与“特选子民”：在《希伯来圣经》（《旧约》）中，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将迦南地（即今天的以色列地）赐予他的后裔为业。这个神圣的“应许”成为了犹太民族身份的核心和终极希望的象征。他们不是仅仅拥有一块土地，而是受托于一个神圣的使命，要作为一个“祭司的

犹太民族历史中深刻而矛盾的特质，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承载着巨大希望，同时又饱尝深重绝望。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探讨这个复杂的命题：

1. “指望最大” – 神圣的应许与民族的使命

犹太民族的“指望”或希望，其根源是深植于其宗教信仰和神圣文本之中的。

· “应许之地”与“特选子民”：在《希伯来圣经》（《旧约》）中，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将迦南地（即今天的以色列地）赐予他的后裔为业。这个神圣的“应许”成为了犹太民族身份的核心和终极希望的象征。他们不是仅仅拥有一块土地，而是受托于一个神圣的使命，要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为世界树立典范。

· 弥赛亚的盼望：在遭受流散和压迫的漫长岁月里，对弥赛亚（救世主）降临的盼望成为了犹太民族精神世界中最强大的希望之源。这个希望不仅关乎个人的救赎，更关乎整个民族的回归、复兴和世界的终极修复（Tikkun Olam）。这种盼望赋予了他们在极度黑暗中坚持下去的力量。

· 复国的奇迹：两千年的流散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宗教希望转化为政治实践。二战大屠杀的极度绝望之后，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民族在亡国两千年后重建主权国家”的奇迹。这无疑是那个古老而巨大的“指望”在现实世界中最辉煌的兑现。

2. “绝望最深” – 绵延不绝的苦难与迫害

与巨大的希望并行的，是几乎同等深重的绝望。

· 古典时代的流放：公元前586年，第一圣殿被巴比伦人摧毁，犹太人被迫开始“巴比伦之囚”。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罗马人摧毁，犹太人开始了长达近两千年的大流散（Diaspora）。失去圣地、圣殿和政治主权，是民族记忆中最原始的创伤。

· 中世纪至近代的迫害：在整个欧洲，犹太人长期作为“他者”存在。他们遭受了十字军东征时的屠杀、屡见不鲜的 blood libel（诬告用基督教儿童血液做无酵饼）、各种形式的歧视和驱逐（如1290年被逐出英格兰，1492年被逐出西班牙）。他们被限制在“隔都”（Ghetto）中生活，命运多舛。

· 纳粹大屠杀（Shoah）：这是犹太民族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绝望”。600万犹太人被系统性、工业化的方式屠杀，几乎摧毁了整个欧洲犹太社群。这种毁灭的深度和残忍程度，超出了人类理解的极限，成为犹太民族集体记忆中永不愈合的伤疤。

· 现代以色列的生存危机：即便建国后，希望得以实现，绝望也如影随形。以色列自诞生之日起就处于敌对环境之中，经历了多次中东战争、无数次恐怖袭击和持续的军事冲突。和平进程屡屡受挫，安全威胁始终存在。这种“在希望中与绝望共存”的状态，是以色列现实的常态。

3. 希望与绝望的辩证关系

正是这种希望与绝望的极端对比和不断循环，塑造了犹太民族独特的性格和历史。

· 希望源于绝望：正是因为经历了最深重的绝望（如大流散、大屠杀），对回归和复兴的希望才变得如此强烈和不可或缺。希望成为了生存下去的策略和理由。

· 记忆作为力量：犹太文化极其强调记忆（Zakhor）。他们不仅记忆辉煌（出埃及、应许之地），更记忆苦难（圣殿被毁、大屠杀）。记忆苦难不是为了沉溺于悲伤，而是为了汲取教训，确保生存，并让希望之火永不熄灭。那句“Never Again”（永不重演）既是绝望的产物，也是希望的宣言。

· 一种存在状态：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在希望中保持警惕，在成功后不忘危机，几乎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方式。以色列的国庆日（Yom Ha'atzmaut）之后紧接着是大屠杀纪念日（Yom HaShoah）和阵亡将士纪念日，这种日期安排本身就体现了民族情绪中悲与喜、绝望与希望的紧密交织。

以色列（犹太）民族的历史，正是一部在“最巨大的指望”和“最深邃的绝望”之间不断摆荡的史诗。这份指望，源于一个古老而神圣的承诺，给予了他们超越现实苦难的韧性；而这份绝望，则来自一段充满迫害、流放和种族灭绝的残酷历史。

两者相互作用，使得这个民族既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重建能力，又常常带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意识。理解了这种极端的二元性，才能更深入地理解犹太民族的过去、以色列国的现在，以及这个民族复杂而坚韧的精神世界。

来源：海棠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