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天爵的名字，即使在今天，也能让许多人一下子肃然起敬。这种敬意是非常直接的，不需要什么绚烂辞藻——只要对他的历史足迹略加了解，便不由自主地产生认同感。元代官场复杂得很，他却能一身正气，称得上是“元代包公”。苏天爵不仅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在正定一带流传下来的清

苏天爵的名字，即使在今天，也能让许多人一下子肃然起敬。这种敬意是非常直接的，不需要什么绚烂辞藻——只要对他的历史足迹略加了解，便不由自主地产生认同感。元代官场复杂得很，他却能一身正气，称得上是“元代包公”。苏天爵不仅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在正定一带流传下来的清廉事迹，真不是在夸他！

往后细瞧，元延祐四年，他从国子学生一举考得第一名，而后步入官场。苏天爵在大都路、蓟州、吏部、参知政事等岗位上，一路走得极稳，没什么栽跟头。这要搁谁身上，都得有点本事!尤其那种刚正不阿，几乎让所有人都对他刮目。倒是“元代包公”“苏青天”这些称号，听起来一点不虚。

再往后翻到至正五年，他做京畿宣抚，至正六年回到老家新城铺。此时他筑了舒啸台，有些人把这段历史当成寻根，而且各路考证都来凑热闹。石家庄东垣遗址公园方案公示，总要把本土历史文化品牌做响，可惜现在还真有点乱——对于舒啸台的选址，说法太多，真像是在炒冷饭。谁都在追溯省会城市的根脉，结果一堆专家念叨，偏偏对鲜虞源头、苏天爵遗迹的标注，还有点含糊不清。

看来看去，各种历史资料摆在那儿，正定古文化研究会也递了四项建议，强调史书记载的权威性。可实际执行起来却一再出现偏差。比如舒啸台的位置，有人写在东垣，有人坚持在新城铺，两边争得厉害。你说这不是尴尬吗？本来搞历史就该实事求是，为什么非得把一个清清楚楚的事实搞得扑朔迷离？

当初考证还真严，一份舒啸台位置考辨，几乎把历史文稿逐条罗列。可到学界讨论，还是争执不断。最近一年，就舒啸台到底建在哪儿，学术圈里互相怼得不亦乐乎。还真有人拿单一家谱上的一句话做证据，否定元代《舒啸台记》的铁证，这可不太妥当吧？你要说舒啸台在东垣，有没有更扎实的材料？倒是有人质疑，高举史料不放，结果引出一场百家争鸣。

苏天爵自称滋溪先生，祖籍真定“县之新市”。《滋溪草堂记》一开头，就描述祖父到新市买别墅、置书堂，几代人都在这里读书，藏书最多时上万卷。苏家祖上苏元老等，都葬在新市乡新城原。墓碑、家族纪念文献，是能帮忙理清居住地与守业地的，不虚此言。

元代《河朔访古记》明写苏家墓地在新城镇附近，碑文都由当代大手笔题写。其实，苏家藏书、先人居住和家族墓地，串起来看的话，新城铺是无法绕开的位置。就连苏天爵本人，也是回新城铺筑台隐居，逻辑上挺顺。

苏天爵属僚朱德润、门生王祎，元代分别撰写《舒啸台记》，连文中方位都写得明确。“参知政事苏公伯修居真定古城之东”，筑舒啸台就是在此地。朱文还提到台高望远，南望滹沱河，滋水东注，西望廉颇、李牧旧墟，这些都是正定新城铺的地理特征。有些考据者只见一隅，说苏天爵舒啸台在东垣，有点片面，实际上综合比较朱王两记，没有离开滋水河畔。

诗里说得更细。清代诏策先在《舒啸台怀古》直言：“滋水东流绕废台”，而梁清标《春风亭歌》又写到“亭立临滋水”，哪怕描述舒啸台废址，都明确地理位置。这都是本地诗人，他们比谁都熟悉当地情况，可见舒啸台不在滹沱之南。

翻到《南高家营社区志》，元代高家营田园荒芜，元末已是一片废墟，舒啸台却说在这里建房隐居？时间线完全对不上！假如真定一带元末人烟稀少，苏天爵怎会选这里安身著书？其实元史派别很多，各说各话的，但看数据，至元十九年起就灾荒连连，而舒啸台至正六年才筑。如此一来，所谓舒啸台在高家营的说法，大有问题。

再说，真定县志说舒啸台“今废”，1968年还能高五米，占地六十亩，那也太玄乎了！苏天爵若真要铺张，何不早些声名远播？按元代清官作风，他不可能大肆修建，占地如此之广。细查明清几部县志，舒啸台一直与新城铺关系密切，却被某些现代考证硬往另一个地方靠，岂不是有违前后逻辑？

更有甚者，《元史》《苏氏先莹碑》都没记载舒啸台在高家营或东垣，只说新城铺周边。翻电脑搜“苏天爵”，一水儿信息都指新城铺。只有一两篇似是而非的材料，说舒啸台在东垣，这不是历史严谨该有的表现。有些专家还把朱《舒啸台记》里的“真定古城之东”理解为东垣古城，实际上在元代，真定古城指的就是今正定县城，并非东垣或常山故城。历史语境变了，地名也在不断转换，有时候后人断章取义，才会越解释越乱。

最麻烦是，明万历、顺治、光绪三部县志，引用朱记的时候把“真定”直接简化成“县”，甚至误写成“古城东”，以讹传讹，几百年就这样过去了。更别提还有志书误把新市城写成县西北，不是没查资料，是过去实在条件有限。现在大家可以随时查资料，对照地图，这种信息错位应该早点纠正。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元朝有那么多地名都变了？东垣古城、郡治故城、古常山城，其实都是同一个地方不同阶段的称呼。宋金元明清，真定路治所虽然一直在正定，但志书传抄中难免混淆。唐代文献中还把常山城当作正定，这才出现“真定常山城”这样奇怪的说法。没人愿意承认自己的观点错了，但历史资料明摆着，不重新比对，各种遗址就得一直混乱。

元人纳新《河朔访古记》里“真定”一词出现高达三十多次，无一不是指今正定县城。只有描述东垣故城才叫“郡治故城”或“古常山城”。参照朱泽民《舒啸台记》，“真定古城之东”指的就是正定古城的东面新城铺，不仅地理方位吻合，连家族轶事也能做实证。倘若朱泽民找一个废弃多年的城池做地标，那不太合逻辑。

或许有人以为不同代志书互引用没什么，实际上小小讹误可以让一个名人遗迹变得雾里看花。那要是真的没人管，难不成以后正定历史都绕不开东垣说？元代舒啸台之所在，正定新城铺，没什么特殊情况；反倒是东垣故城因为地名混乱，衍生出无数伪说。其实考古、地方志都有盲点，历史上也不总是能一锤定音。你说今人考证史料，很容易碎片化，容易抓个耳闻当证据。反正朱、王两记直接点明位置，明清志书倒经常简化或误记关键地名，这才导致百年争论反复发生。

虽然说有些细节没查清，但元代本地人对“真定”地名认知高度一致。地名很多，变迁也快，不过正定新城铺这处位置，应是最符合历史实际的。除非能拿出新的考古证据，否则舒啸台建在滹沱之南的说法，逻辑上显得太勉强。

历史是很容易被误读的东西。苏天爵舒啸台的位置，争议已久，各种资料看了头晕。不如就让事实说话。

**舒啸台原本就在正定新城铺，历史与现实原本就是纷繁复杂地交织，每一个选择都值得反复琢磨。**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