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夏天，西班牙国家男子足球队掀起了一场青春风暴，以创纪录的七场全胜的战绩夺取了欧洲杯的冠军。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西班牙队在奏国歌的时候，所有球员表情肃穆，却没有人唱出声来。这是因为，西班牙国歌没有一个确定版本的歌词。西班牙在19世纪和20世纪经历了多次政

2024年夏天，西班牙国家男子足球队掀起了一场青春风暴，以创纪录的七场全胜的战绩夺取了欧洲杯的冠军。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西班牙队在奏国歌的时候，所有球员表情肃穆，却没有人唱出声来。这是因为，西班牙国歌没有一个确定版本的歌词。西班牙在19世纪和20世纪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包括君主制、共和制、独裁统治和民主化，这些动荡加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民族认同和文化等影响，使得国歌歌词难以得到全民认同。历史传统、政治争议、文化多样性以及社会共识的缺乏共同造就了这一奇特的文化景观，这也是西班牙复杂性的突出体现。这个位于欧洲大陆与海洋十字路口的国度，充满了痛苦与荣耀，也勃发出闪烁着历史光芒的生机。

大陆与海洋的十字路口上孕育的文明

伊比利亚半岛位于非洲和欧洲、大西洋和地中海间的十字路口，是一个相遇之地。这里经历了长达千年的政治动荡。从罗马征服到西哥特王国，从阿拉伯统治到天主教双王收复失地，七次政权更迭在国民意识中刻下难以弥合的裂痕。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诉求更让民族认同雪上加霜——这个地区至今保留着与西班牙语差异显著的加泰罗尼亚语，其官方地位的争议恰似半岛千年分裂史的缩影。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立石博高的《西班牙史10讲》对西班牙社会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通过十个专题串联起从伊比利亚半岛到拉丁美洲再到东南亚的昔日“日不落帝国”光耀所至的广袤地域，从史前到现在的点点滴滴，提纲挈领又不失深度地带领我们深入思考西班牙这个痛苦与荣耀并存、多元地域性交汇、多种文明碰撞的复杂国度的历史脉络。

立石博高认为：西班牙在历史的进程中，围绕“单一民族”“多元民族”“诸民族联合组成的民族”“非民族国家（政治国家）”之类的民族问题的对抗从未停止。直到21世纪的今天，西班牙在为整合地方多样性问题所苦的同时，也蕴藏着以多样性为契机开拓新的民族形象的可能性。

早在古代的罗马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西班牙人的概念，在那之后的社会发展与西欧也是同轨的。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之间既对立又共存的历史长达700年。在考察西班牙的历史进程时，由其位于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过渡地带的这种地缘政治位置所引发的诸多问题不容忽视。不同宗教与文明在这里不仅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也出现多元文明交融共生的特殊格局，共同塑造了地中海世界文明互动的深层逻辑。

西班牙在中世纪早期是西哥特王国的一部分，后来被穆斯林摩尔人征服。8世纪至15世纪，基督教王国通过“收复失地运动”逐步夺回了伊比利亚半岛的控制权。

当罗马的军团在伊比利亚半岛留下最后一道车辙，当阿拉伯的星月旗插上格拉纳达的塔楼，当卡斯蒂利亚的牧羊人在荒原上数着繁星，这片土地似乎注定要成为命运的赌桌。1492年，一个奇异的年份：犹太人的哭声响彻塞维利亚的街巷，格拉纳达的钥匙落入基督徒之手，而一名偏执的热那亚水手正蜷缩在安达卢西亚的修道院中，用颤抖的手指描绘着大西洋的轮廓。历史的齿轮在这一年轰然咬合——西班牙的星辰，即将以血与火为燃料，点燃人类史上最耀眼的彗尾。

“征服天堂”与皇冠落地的隐忧

1484年，意大利热那亚人哥伦布向葡萄牙的若昂国王提交企划，建议向西航行，探索通往西邦古（日本）和中国的航路。欧洲君主中，最重视地理探索的就是若昂国王。当时葡萄牙探险家已经发现了贝宁等古老国度，也见过不少远至刚果河的非洲大河。然而最终葡萄牙方面经过论证认为：没有任何船队能备足食物和水，穿越如此广阔的大洋，而且，没有船员能坚持如此长时间的连续航海。哥伦布受挫之后转向卡斯蒂利亚王国女王伊莎贝拉，女王正沉浸在征服格拉纳达的踌躇满志当中，而哥伦布可能不会想到，他即将完成“征服天堂”的壮举。

英国历史学家休·托马斯的《黄金之河》以惊心动魄的文字重现帝国的狂飙。1492年8月3日，三艘虫蛀的卡拉维尔帆船驶出帕洛斯港。船员们不知道，他们的船长在航海日志里藏着一份秘密协议——他将成为新大陆的永恒总督。一个全新的世界即将展现在世界面前。1519年，科尔特斯焚烧舰队的火光照亮韦拉克鲁斯海滩，这团暴烈的火焰很快将阿兹特克帝国的黄金神庙熔成血池；麦哲伦环球航行的残破帆影后，马尼拉大帆船正将美洲白银注入明朝垂死的经脉。西班牙的征服史本质是场“金属炼金术”——用印第安人的骸骨提炼黄金，用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锻造意识形态，最终熔铸成束缚整个欧洲的枷锁。

休·托马斯对“征服天堂”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征服者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荣耀和财富。他们大多数人相信，发现美洲大陆带来的长远益处便是让当地人接受基督教，实现文化层面的升华。他们心安理得地征服新大陆，确信自己为美洲带去了文明，最终将带领当地人摆脱落后的条件。他们谴责基于活人献祭的宗教信仰，或是反对单纯地崇拜太阳或雨。一位20世纪的法国将军在法国自北非撤退后写道:“每个时代看待事物的方式，都依前后发生之事而大为不同。这样的变幻无常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远超想象。我们相信自己通情达理、自由自在，然而，不论喜欢与否，我们不过是历史前行浪潮手里的玩物罢了。”

1656年，迭戈·委拉斯开兹在《宫娥》中画下哈布斯堡王朝的隐喻：小公主玛格丽特被侏儒与狗环绕，镜中倒映着腓力四世夫妇模糊的面容——正如帝国在美洲投射的虚影。当画家在画布上涂抹最后一笔时，葡萄牙已脱离西班牙掌控，荷兰的商船正将香料群岛的财富劫掠一空。马德里王宫的地窖里，1640年的葡萄酒仍在发酵，而国库已连续三次宣布破产。

西班牙黄金时代的最后一抹余晖正在迅疾逝去，黄金是诅咒，而非祝福。哈布斯堡的君主们将珍宝熔铸成战争的锁链——尼德兰的烽火、无敌舰队的残骸、“30年战争”的焦土……财富如沙漏中的流沙，从马德里的指尖滑落，滋养了欧洲的银行家与海盗。莎士比亚正写下“这王冠里藏着死亡”。至腓力四世时，帝国已是一具披着金袍的枯骨，唯有委拉斯开兹的画笔仍在为它涂抹最后的荣光。

欧洲自由遗产的毁灭与百年腐朽

在“日不落帝国”的皇冠被英国戴上之后，1898年的美西战争又使西班牙失去了最后的殖民地。20世纪，让全世界卷入其中的“西班牙内战”毁灭了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遗产与乐观精神，把伊比利亚半岛变为修罗场。这期间，“死于黎明”的西班牙杰出诗人洛尔迦在遇害前写下：“他们砍断我的双手/却夺不走我的歌”，这种精神韧性让人钦佩，为后来西班牙的民主转型埋下伏笔。

然而诗人的浪漫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残酷，作为英国西班牙史领域的权威，前文所述的休·托马斯的鸿篇巨制《西班牙内战 : 秩序崩溃与激荡的世界格局 : 1936—1939》作为无可取代的经典终于呈现在了中文读者的面前。他以冷峻的史笔剖开1930年代的欧洲病灶——当佛朗哥的长枪党点燃叛乱的烽烟，西班牙的国土便沦为意识形态的角斗场。这场战争不仅是共和派与民族主义的厮杀，更是纳粹闪电战与苏联战术的试验田：格尔尼卡的轰炸机投下未来世界大战的阴影，国际纵队的理想主义者则成为“人类最后的浪漫骑士”。作者揭穿“不干涉”的虚伪面纱：英法的绥靖政策实为纵容法西斯扩张的共谋，而德意苏的介入则让西班牙沦为列强博弈的棋盘。最深刻的讽刺在于，这场以“捍卫民主”为名的战争，最终以独裁者的胜利终结，却在废墟中孕育出《丧钟为谁而鸣》与《1984》这样的杰作——文学的良知始终在叩问：当理想沦为暴力的燃料，谁能为历史开具救赎的药方？

而保罗·普雷斯顿的《内战之殇: 西班牙内战中的后方大屠杀》则将镜头对准后方地窖——在巴达霍斯广场，长枪党徒用红酒冲洗沾血的刺刀；在帕伦西亚修道院，无政府主义者焚烧的不仅是圣像，还有整个旧世界的道德经纬。保罗·普雷斯顿捣毁了西班牙内战的浪漫化想象，真正噬骨的暴力正在战火未及的“后方”悄然蔓延。佛朗哥政权以“净化”为名，将20万共和国支持者投入法外处决的深渊，系统性虐杀妇女儿童、草率审判与集中营暴行，构成了欧洲现代史中一段被刻意遗忘的“文明溃疡”。作者揭露的不仅是暴力本身，更是右翼如何通过反犹主义与“犹太—共济会阴谋论”构建仇恨话语，将屠杀制度化为“爱国使命”。更残酷的启示在于，这种暴力并非战时失控的偶然，而是根植于西班牙社会裂痕的必然——当意识形态沦为绞肉机的润滑油，连修道院的圣像都成了清算异己的刑具。本书的价值不止于填补历史空白，更在于发人深思：当集体记忆仍困在“遗忘协定”的牢笼中，那些未被发掘的乱葬岗，是否仍在啃噬着现代西班牙的民主肌理？

这两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重磅著作构成历史书写的光影两面。前者如高空测绘仪全面梳理了四年间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生死博弈；后者则挤出了发生在战争后方的骇人听闻的“西班牙大屠杀”脓疮，让触目惊心的历史与现实曝光于太阳之下。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啼血悲鸣：“在战争中我观察了好久，并没有看到所谓神圣，光荣的事物……所谓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

当英法通过渐进改革完成社会转型时，西班牙却因精英僵化、阶级对立与制度脆弱，陷入暴力革命的泥潭。这种历史路径依赖，使西班牙的民主化始终伴随旧矛盾的幽灵。从哥伦布登陆圣萨尔瓦多至今，西班牙始终在扮演文明冲突的试验场。国人此前对近代西班牙历史更多聚焦于西班牙内战，而对美西战争、西班牙政治改革知之甚少，这样的历史认识对理解今天的西班牙现状显然是不够的。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的《百年腐朽：一部西班牙政治史》以纪录片般的笔触，解剖了西班牙自19世纪末美西战争失败后百余年来的政治沉疴。每隔一页都有人被暗杀、入狱或者受刑，每个人物都像是从恐怖密室里逃脱出来的。主题是腐败，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暴力、流血、黑暗的西班牙。

作者把西班牙政治的混乱和国家的衰落归结为缺少一个被普遍接受为合法的国家机器，民众对政府缺乏信任，社会严重分裂，而政府的施政策略像儿戏般简单粗暴，甚至干脆诉诸暴力。这部作品的核心观点直指一个尖锐的历史悖论：无论政体如何更迭——君主制、独裁、共和、民主——腐败与治理无能始终如附骨之疽，成为西班牙社会难以根治的顽疾。普雷斯顿通过大量档案与细节，揭示了西班牙政治衰败的深层逻辑：腐败并非偶然的治理失误，而是权力结构与制度设计的必然产物。

《百年腐朽》结尾提到，民主政治要消耗大量金钱，这也成为腐败产生的原因，从国王到镇长概莫能外。我们依稀听见塞万提斯在墓中低语：“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昔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西班牙仍然屹立在陆地和海洋的十字路口，痛苦与荣耀时刻相伴，民主转型和文化认同的阵痛仍在继续，但西班牙人民始终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伊比利亚半岛的夕阳依然将黄金的色彩洒向直布罗陀海峡，那正是麦哲伦舰队消失的方向。

来源：文汇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