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20年来，中国知识界催生了一轮又一轮陈寅恪热，至今热度不减。随之而来的是研究陈寅恪的文章、著作层出不穷，此中良莠不齐。近日，广东人民出版社重磅推出新书《陈寅恪四书》，这是广东知名历史学者张求会教授关于陈寅恪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该书的面世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
近20年来，中国知识界催生了一轮又一轮陈寅恪热，至今热度不减。随之而来的是研究陈寅恪的文章、著作层出不穷，此中良莠不齐。近日，广东人民出版社重磅推出新书《陈寅恪四书》，这是广东知名历史学者张求会教授关于陈寅恪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该书的面世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陈寅恪四书》的作者张求会是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他从事义宁陈氏家族研究30余年，先后出版过专著《陈寅恪的家族史》（2000）、《陈寅恪丛考》（2012）、《陈寅恪家史》（2019），编辑整理《同照阁诗集》，合作编纂《陈宝箴集》等。此次，他以其一以贯之的“无征不书”的严谨态度，或钩沉拾遗，或发皇心曲，或激浊扬清，或正视得失，铸就《陈寅恪四书》这一陈学研究之力作。
“2012年我出过一本《陈寅恪丛考》，其中的不少篇章经过增订后收进了这套《陈寅恪四书》，此外就是十余年来发表的文章和新写的文章。”张求会教授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示，“这套书称得上是我个人从事陈寅恪研究30年之精华所在”。
据介绍，《陈寅恪四书》全套书以《馀生流转》《古调犹弹》《世外文章》《尔尔区区》四部曲，构建起多维立体的陈寅恪研究体系，既还原历史现场，又破解学术悬案，更彰显陈寅恪人格与学术的现代价值。四书既独立成编又互为经纬，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骘四个向度全面还原陈寅恪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堪称研究陈寅恪的典型范例。
第一书《馀生流转》，书名来自陈寅恪的诗句“馀生流转终何止，将死烦忧更沓来”。本书的副题是“陈寅恪的生前身后事”，勾勒了陈寅恪1948年之后的命运。书中所收十篇文章，以时间为序，连缀起陈寅恪最后20年的“流转史”。既探究陈寅恪在战乱中托寄书籍留下的悬疑，又剖析战乱后陈寅恪的“去留”与“出处”，更关注陈寅恪在迟暮之年的爱恨情仇。“收录的十篇文章，恰巧是‘十个一’：一批去向不明的图书、一份电报稿、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一次访谈、一封未刊信、一张老照片、一个让陈寅恪为难的话题、一本书里的隐身人、一桩公案、一个葬礼。以时间为序，起始于肉身‘流转’，终结于魂魄‘永驻’，连缀起陈寅恪的生前和身后，堪称陈寅恪半部心史。”
第二书《古调犹弹》，副题是“六位学人日记中的陈寅恪”，本书铺陈的是夏鼐、刘节、郑天挺、陈君葆、梁方仲、竺可桢等六位学人与陈寅恪的交往史，表彰的是变雅之声盛行而犹弹古调的仁德义举与真情实谊。在聚焦这六位学界名流的同时，作者还尤其关注那些久被遗忘的“小人物”，如张向天、罗文柏、罗慕华、梁受洪、谭幹、李宗瀛、王庆菽等，在一幕幕以陈寅恪为主角的历史场景中，他们也是重要的构建者。书中文章以多位当事者的日记（旁及个人记事、笔记、书信）为原始材料，通过私密性极强的第一手记录与其他原始文献，以严谨的史料互证与细节比对，还原了一段段真实可考、充满温情和善意的陈寅恪交往史。“日记具有私密性、即时性、真实性、主观性等综合特征，对于历史研究特别是人物研究而言，从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来源。这本书既挖掘陈寅恪的行迹、思想、影响，又延伸到众多人物、事件，共同绘就一幅幅特定时空下的历史画卷。在写作时，我尤其关注那些被岁月风沙吹落出史册的‘小人物’或‘陌生人’，努力给他们一个个应有的位子。”张求会教授对南都记者如是说。
第三书《世外文章》则探究陈寅恪（唐筼）集外文之真假。所收13篇文章，皆与陈寅恪的集外文有关，包括披露陈寅恪佚文《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公开陈氏为《宋诗精华录》所作19条批注，以及对已刊陈寅恪致董作宾两通函札做出订补、考证出代替陈寅恪写信的“念和”究竟为何人，等等。后六篇辑录了陈寅恪、唐筼多封佚札，个别存疑信札也在此公之于众，以推进研究之深入。围绕陈寅恪集外遗文的发掘与整理，作者既强调真迹信札“以物证文”的校勘价值，亦探讨赝品中可能潜藏的文本真实性，以“物文互证”为研究框架，以“不信不弃”的辩证态度对待存疑文献，拓展了陈寅恪研究的文献基础与路径。
第四书《尔尔区区》的副题是“陈寅恪研究之再研究”，本书是和陈寅恪研究直接相关的一部学术评论集，所录文章跨越十余年，评论范围涵盖在此期间陈寅恪研究的最重要成果，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寅恪诗笺释》《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吴宓与陈寅恪》《学人魂：陈寅恪传》《守望：陈寅恪往事》《陈寅恪和他的世界》《闲话陈寅恪》等著作。作者以史料考辨见长，其中表扬与批评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此次汇编成册，作者做了全面修订，言必有据、论而有力则一如既往。“陈寅恪先生有诗句‘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我借用其中的‘尔尔’与‘区区’作为我的第一本学术评论集的书名，想要表达的却是另外的意思。”张求会教授对南都记者表示：“无论被尊崇还是被践踏，无论被纪念还是被遗忘，陈寅恪的道德文章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点，陈寅恪有着足够的自信与自觉。换言之，真正需要‘陈寅恪研究’及其再研究的，并非陈寅恪本人，而是陈寅恪以外的其他人——与他同时代的同胞，尤其是作为后辈的一代代中国人。因此，即便是认真、严肃的‘陈寅恪研究’，相较于陈寅恪的道德文章，不过‘尔尔’；而那些故作惊人之语的研究，对于陈寅恪的历史地位而言，犹如蚍蜉撼大树，恐怕连‘区区’都称不上。”
那么，我们今天为何需要“陈寅恪研究”及其再研究？“只要陈寅恪先生在其著作中警示过的那些问题还得不到解决，那么，一切通过还原历史场景、揭橥真实意愿来帮助人们准确理解陈先生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张求会教授如是说。
专访
“半生心血，一生敬爱”
南都：是什么契机让您在1994年开始投身于陈寅恪家族历史的研究？
张求会：1993年，我在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导师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管林教授。那一年，管先生收到陈宝箴、陈三立学术研讨会的邀请，陈氏父子是近代历史、近代文学等领域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加上我从小在江西生活，于是管先生让我摸一摸相关情况。随后，我代表老师参加了在南昌举办的会议。回来后，征得管先生同意，我把研究义宁（今江西修水）陈氏诗歌确定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就这样开始了对陈寅恪家族的研究，一直做了30年。
“最大的困难永远是材料的搜集和使用”
南都：在这30多年的研究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事件让您坚定了深入研究陈寅恪的决心？
张求会：我最早关注的是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1996年，《陈三立与谭嗣同》一文刊登在权威期刊《近代史研究》上，给了我前所未有的信心。第二年，我再接再厉，在该杂志发表了《陈寅恪佚文〈吾家与丰润之关系〉试考》，成为我从事“陈寅恪研究”的第一篇专文。回头来看，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坚定了我深入研究陈寅恪及其家族的决心和信心。
南都：“半生心血，一生敬爱”是您对自己这段学术经历的概括，能展开谈谈其中的深刻含义吗？
张求会：这八个字也谈不上有什么深刻含义，主要还是个人的感慨。我今年56岁，从24岁开始，研究陈寅恪家族从未中断过。除了干好本职工作，我把绝大多数时间、精力都放在这里了。以《陈寅恪四书》为代表的研究成果是用“半生心血”换来的，这么说并不夸张。陈寅恪先生及其家族对于近现代中国的贡献早已彪炳史册，赢得无数人的敬仰和爱戴，“一生敬爱”也是我的由衷之言。
南都：在撰写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又是如何克服的？
张求会：最大的困难永远是材料的搜集和使用。相比于30年前，现在搜集材料更加便利，但依然有搜不胜搜、补不胜补的感觉。最痛苦的是，后来发现的材料推翻了以前的结论，无异于打自己的脸。这也是为什么收录旧作一定要增订的主要原因。不过，错就是错，有机会改正既是负责任的要求，也是很幸运的事情。举一个例子：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高层曾经接受民主人士李一平的建议，准备将陈寅恪从广州迎请至庐山讲学、生活。此后多年，这件事一直作为小道消息在知识界传播。当事人李一平是否留有直接的文字材料，长期以来从未听闻。2019年，李一平先生的外孙朱邈向我提供了一封李氏写给陈铭枢的未刊手札，信里明确谈及此事的进展情况。我根据这封信和其他史料写成《中央高层迎请陈寅恪居庐山讲学的原始证据》，推断这件事发生在1951年。文章发表后，楚雄师范学院的朱和双老师指出了拙文的疏漏，我根据他的重要提示做了改正，把时间重新确定为1950年。2023年，我在陈隆恪的一封家信里又发现了与此事相关的信息，趁着这次机会，我将此信及其笺释附录在后面，作为一条旁证。这篇文章从初稿到改稿，再到增添附录，完全依赖于数位朋友提供的重要材料。没有他们的无私帮助，困难无法克服，错误也无法改正，对此我心存感激。
“构建立体式研究陈寅恪的大格局，为其他研究者提供可以采信的材料”
南都：书中披露了许多新的史料和观点，这些新发现是如何影响您对陈寅恪的认知和解读的？
张求会：《陈寅恪四书》披露的新材料，一方面刷新了我们对陈寅恪先生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我们对他的敬仰，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进一步丰富了陈寅恪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而不是一个概念的化身。举一个例子：刘节、梁方仲都是道德、文章堪称师表的杰出史家，二人共同见证了陈寅恪在岭南的最后岁月，1995年有学者将刘、梁并列为“与陈寅恪关系最密切、情感最有共鸣的人”。但是，从刘节、梁方仲的日记和其他材料来看，刘、陈之交与梁、陈之交并不完全一样，可谓有同有异、异大于同。我在书里打了一个未必恰当的比喻：前者是酒，后者是茶。二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相信读者也能有所察觉。
南都：您认为《陈寅恪四书》对陈寅恪研究领域有哪些突出的贡献？与其他同类研究著作相比，它的独特价值体现在哪里？
张求会：我本科时学的是中文专业，研究生时学的是中国近代文学专业，从事近代史研究属于半路出家，一直处于摸索阶段。陈寅恪先生最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比如隋唐史研究的“寅恪三稿”、敦煌学研究的系列作品等，我还没有完全看懂，更谈不上精深的研究。《陈寅恪四书》虽然解决了一些局部性、阶段性方面的问题，但仍然只是“陈寅恪研究”的外围产品、基础产品，远远够不上核心产品、高端产品的标准。从预设目标来讲，我希望这套书能够从时间、空间、人物等维度发力，共同构建立体式研究陈寅恪的大格局，为其他陈寅恪研究者提供可以采信的材料。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陈寅恪四书》的最大价值。这套书问世以来，得到了一些朋友和部分读者的肯定，我把这些当作鞭策和鼓励，更期待着大家对四书的批评和指正。
南都：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您觉得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对当代学者有哪些启示？
张求会：这两个方面，陈寅恪先生生前身后都有不少研究者展开论述，我只能鹦鹉学舌地搬用几句。陈寅恪先生不是思想家，但可以称为有深刻思想的历史学家。他的学术思想，就其大者而言，不外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史中求史识”“中国文化本位论”等，最有标志性特征的，当然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意义和价值早已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陈先生的研究方法，至少可以概括出“文化史批评”“诗史互证”“古典今典并重”“比较语言、比较文献、比较宗教、比较历史研究”“合本子注法”“长编考异法”“心史研究”等，其中“心史研究”（“了解之同情”）常常为人所乐道，因为它很好地体现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特殊魅力。在材料的广搜博采方面，当代学者拥有陈先生在世时难以想象的极大便利。站在巨人的肩膀，当代学者在陈先生研究过的某些方面有可能超越他，但是他的学术思想永远值得传承，他的研究方法仍然值得借鉴。
“陈寅恪研究还处于一个刚刚开始的阶段”
南都：在您看来，目前陈寅恪研究处于一个怎样的阶段？还存在哪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和挑战？
张求会：我个人认为，陈寅恪研究还处于一个刚刚开始的阶段。这样说，绝不是否定一代代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和卓越贡献，而是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陈先生的已刊著作仍有待校订，陈先生的集外作品仍需要辑录，陈先生的生平行迹、心路历程仍有不明不白之处，陈先生的不少“绝学”仍然缺乏解人。作为伟大学者的陈寅恪，“其学博，其识卓”，要想找到与他“同等学识”的人，现在和将来都不大可能。“陈寅恪研究”堪称“跨世纪特大工程”，不能依靠单打独斗，而应形成研究同盟或全民性知识共同体，最大限度地发动研究者、爱好者的参与热情，共同促进“陈寅恪研究”日臻完备、早成正果。
南都：对于想要深入研究陈寅恪的年轻学者，您有什么建议？
张求会：陈寅恪先生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周一良先生曾经归纳了四点原因：非凡的天资、深厚的学养、良好的训练、充分的投入。这四条堪称真知灼见，适用于一切学术研究。我也斗胆提四点小小的建议：有兴趣、有韧性、有格局、有操守。我称之为要做“陈寅恪研究”的“四有新人”。第一、第二不用多说。第三个“有”，是指要有学术公器的眼光和胸襟。说白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没有主动输出，别人也会藏着掖着，往往是损人不利己。第四个“有”，除了指遵循学术规范外，特指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说话要算数。比如陈小从女士当年交给我蒋天枢教授写给她的64封信，希望我整理出来。当时，她只提了一个条件：在她身后再出版，因为信里涉及对其亲友的臧否。这一点，我做到了，无愧于老人的嘱托。今后，还要继续讲诚信。
南都：未来，您在陈寅恪研究方面还有哪些计划和方向？
张求会：我还有五年退休，做好本职工作仍然是第一要务。业余时间正在做和准备做的，主要有两本书。一本是《陈寅恪家族文献选刊》，收录的是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陈封怀等四代十二人的手迹，预计明年可以出版。另一本是配合洪光华老师共同撰写的《刘节先生年谱长编》，争取两年内出版。我在《陈寅恪四书》序言里说：“此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和陈先生在一起，即便偶尔走开，走得也不远，总和他的亲朋故旧挨着连着。”做刘节先生年谱，就属于这个范围，因为必然涉及他和陈先生的深度交往。至于退休后，如果还能做研究，估计也不会离陈先生太远。
“能够帮助今人、后人准确理解陈先生其人其学，是我最大的理想”
南都：在研究过程中，有没有哪次与其他学者的交流讨论，或是对某一珍贵史料的发现，让您印象特别深刻？能分享一下具体的故事吗？
张求会：上面提到的楚雄师范学院的朱和双老师对我的纠错，算得上印象深刻的一次，尽管是间接完成的，我和他至今还没见过面、通过话。发现高守真（高守贞）老师的去世时间，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高守真是陈寅恪、唐筼夫妇特别信任和喜爱的学生，陈先生一度希望由她担任自己的助手。高守真一生“苦寒”，吃了不少苦。我在写《〈陈寅恪授史图〉初探》这篇文章时，意外地得到旧同事周君、林君的帮助，在高老师生前工作过的学校找到她去世后的讣告，这才获悉其去世时间。这篇文章的完成，首先归功于《陈寅恪授史图》（一幅照片）中的一位听课人汪廷奎先生。汪老不但接受了洪光华博士和我的访谈，还再三修订拙文的初稿，确保不断接近历史场景的现场。文章发表后，我带着样刊和稿费登门答谢，恳请他收下应得的酬劳，结果老人家一口回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遗憾的是，未能等到《陈寅恪四书》问世，老人不幸病逝，实在令人痛惜！
南都：您在研究陈寅恪的同时，也深入了解了他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背景，这对您个人的学术和生活有怎样的影响？
张求会：卞僧慧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世人每称先生为一代宗师，诚当之无愧。正当中国之大变局、世界之大变局，政历四代，游学东西洋十余年，博文卓识，终生献身学术。性极敏感，思富联想，而又痌瘝在抱，常怀千岁之忧。诚旷世之大师，不世出之人杰。直可谓千种矛盾、万种情思，胥可于先生一身见之。”二十多年前，我曾在课堂上说过，穷尽我一生，无论获得怎样的“成果”，连陈先生的一个指甲盖都比不上。今天看来，这话永不过时，就精神世界、学术世界而言，后学只能仰望陈先生。能够帮助今人、后人准确理解陈先生其人其学，是我最大的理想。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尽人事，也要听天命。这不是迷信，而是因为陈寅恪的超级影响力有时无法解释，只能归结为“天意”。关于这一点，我在第一本书最后一篇文章（作者为郑翔先生）的题注里有所说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何梦怡 图片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提供
来源：南都N视频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