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醉翁亭记》是欧阳修的代表作之一，也被选入初中语文教材九年级上册。此文不仅享誉后世，更在当时传播甚广，据朱弁《曲洧旧闻》记载：“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滁州志》还记载当时商人携带文章的拓本，甚至“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其实，《醉翁亭

▌邹安时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的代表作之一，也被选入初中语文教材九年级上册。此文不仅享誉后世，更在当时传播甚广，据朱弁《曲洧旧闻》记载：“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滁州志》还记载当时商人携带文章的拓本，甚至“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其实，《醉翁亭记》的价值不止于文学，欧阳修撰写此文的心态与思想，也颇堪玩味。

醉翁亭 新华社发

志士何以成醉翁

《醉翁亭记》写于庆历六年（1046）的滁州，想要了解文章创作的心态，必先联系欧阳修的仕途起伏。

欧阳修自步入官场，稳中有升，亦是以范仲淹为首“改革派”的头面人物之一。欧阳修在滁州前的唯一一次贬谪，正是因为替范仲淹等人辩驳。斯时，范仲淹与吕夷简的矛盾公开化，范仲淹进《百官图》讽刺吕夷简，吕氏则反驳其“越职言事、勾结朋党”。因吕夷简身执相权，范仲淹遭到贬谪。其后，欧阳修作《与高司谏书》，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没有伸张正义，实则为范仲淹鸣不平。最终，吕夷简权衡再三，对欧阳修等人加以有限度的贬谪，欧阳修左迁夷陵（今湖北宜昌）。

滁州这次贬谪前，朝廷的局势比当时还要复杂得多，核心就是“庆历新政”的实施。庆历三年（1043），仁宗以范仲淹任参知政事，赋予欧阳修等谏官超过以往的权力，允许其上朝议政。然而，“庆历新政”历经一年有余便偃旗息鼓，乃是一次不成功的政治改革。

关于改革失败的原因，结论颇多，比如当代学者刘子健认为：“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改革者自身应对其失败负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未曾预见到，理论上可行的纲领实际上可能难以执行，且一旦执行可能会产生相当复杂的结果。此外，他们往往局限于自以为是之中，从而忽略自身的偏袒之失。”在我看来，这个观点的精妙之处，就是关注到范、欧等人的理想主义倾向，从来没人质疑“改革派”是正人君子，但新政推行的问题之一，便是触怒了为数众多的反对派和既得利益者，造成极大的反作用力。

毫无疑问，欧阳修从来都是与改革派共进退，在改革失败，逐步遭到攻击时，他业已“自劾乞罢”，又上奏《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替“革命同志”辩白。

政治改革失败的“标配”，自然是贬谪外任，新政所带来的敌对力量，又让贬谪显得更加“难堪”，反对派竟罗织欧阳修的私德“污点”来攻击他——欧阳修有一位外甥女张氏，年幼时丧父投靠，欧阳修将其许配给堂侄欧阳晟。谁承想张氏与男仆陈谏有染，私情被欧阳晟抓住，并投入官府。而审理此案的杨日严，曾经遭到欧阳修的弹劾，这次便抓住时机，诬蔑张氏在未嫁时，与欧阳修有不正当关系。这种“无稽之谈”可以说既卑鄙又愚蠢，但放在改革派失势的大背景下，却俨然成为一场风波。最终，正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的欧阳修，被左迁至滁州（今安徽滁州）。

欧阳修自然无法容忍这种攻击，同时，他也知晓自己难逃贬谪的命运。于是他在《滁州谢上表》中说道：

盖荷圣明之主张，得免罗织之冤枉。然臣自蒙睿奖，尝列谏垣，论议多及于贵权，指目不胜于怨怒。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苟令谗巧之愈多，是速倾危于不保。必欲为臣明辩，莫若付于狱官；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闲处。使其脱风波而远去，避陷阱之危机。

欧阳修意在表明，自己充分领悟并感激仁宗的处理，但也再次控诉群奸宵小的诋毁。可以说，欧阳修的态度是“接受惩罚但错不在己”。

来到滁州的欧阳修，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他奋斗十载的理想夭折，他心心念念的革新气象消亡。成为“醉翁”，几乎不是因为贬官，而是他前半生的志向与事业，遭遇重大挫折，欧阳修内心的失落与愤懑，不言而喻。

醉翁之意不在酒

《醉翁亭记》之所以流传千古，得益于欧阳修的思想情感。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来讨论，先说“山水之乐”。

仕途坎坷而纵情山水，在传统诗文中由来已久。用王国维的话说，便是“物皆着我之色彩”。尤其是唐、宋时期，将风景作为心情映射而加以描绘，已经非常普遍。

《醉翁亭记》的第一处关键句是：

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首先，关于“醉翁”这一称呼，就比较矛盾，因为欧阳修并不嗜酒，年纪也仅有四十。那为何自称“醉翁”呢？他在《题滁州醉翁亭》曾写道：“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意在消除痛苦，而非颓丧饮酒——“酒”被视为削弱痛苦的媒介。

其次，酒与醉只是山水佳景的助兴之物，欧阳修的着眼点还是自然，与其说是沉醉美酒，不如说是沉醉于自然。只有这样，他才能观察并描写出琅琊山四季的美景。

写作《醉翁亭记》的同一年，欧阳修还创作了《丰乐亭记》，两篇文章堪称“姊妹”篇，既有内容侧重点的不同，亦有思想情感的相通。《丰乐亭记》侧重于描述宋朝以来，滁州的河清海晏，大部分篇幅聚焦于历史，不过，此文最后，也有和《醉翁亭记》类似的表达：

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

可见，这种悠游山水的心态不无相通。

作为诗词高手，欧阳修这一时期的作品，亦可作为“醉心山水”的互证。比如《丰乐亭游春》二首：

绿树交加山鸟啼，晴风荡漾落花飞。

鸟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归。

春云淡淡日辉辉，草惹行襟絮拂衣。

行到亭西逢太守，篮舆酩酊插花归。

《游琅琊山》写道：

长松得高荫，盘石堪醉眠。

止乐听山鸟，携琴写幽泉。

爱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牵。

归时始觉远，明月高峰巅。

此外，“丰山甘泉”的故事，也很能说明欧阳修此时的状态。欧阳修来到滁州后，发现琅琊山醴泉的水质极好，因此经常差遣仆人取水泡茶，招待亲友同僚。一次，仆人取水路上摔倒，醴泉的水全都洒出，时间紧迫，无奈之下，仆人“大胆”地取了其他泉水。欧阳修品尝出来后，盘问实情，并让仆人带路寻找泉水，于是，又一眼清泉被开掘出来。

综上以观，经历政治挫败的欧阳修，将“山水”作为舒缓情绪、寄寓心事的佳所。滁州固然是人杰地灵、风景如画，但更因欧公心态如是，方能将其妙处诉诸于文，可谓相得益彰。

勿以善小而不为

如果欧阳修仅仅纵情山水，《醉翁亭记》绝不可能有如此高的历史地位。山水寄情之外，“与民同乐”的观念，才使其文其人，熠熠生辉。

欧阳修很早便形成并认同“与民同乐”的理念，并始终为百姓的福祉而努力。《宋史》曾记载：

（欧阳修）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夷陵积压的冤假错案，深深触动了欧阳修，当朝臣们言之凿凿地发表宏论时，县里百姓却很可能因为太守的玩忽职守而家破人亡。国家社稷并非单纯的抽象概念，而是由黎民苍生组合而成。这应当是作为政治家的欧阳修，超乎同辈的深刻认知。

《宋史》评价欧阳修“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也就是不求功名、只看实际，把百姓幸福当成执政的唯一目标。同时期的宋朝基层官员，却极易发生因汲汲于政绩而扰乱百姓，或者因朝廷疏于考核而无所作为。

如果我们把欧阳修的思想与“庆历新政”稍加联系，也不难看出一脉相承的思路。范仲淹在庆历三年（1043）提出十项主张，历来被视作新政的发端，十条改革建议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其中，“明黜陟”就是严格考核官员政绩，奖惩分明，全然针对吏治。“择长官”则是“明黜陟”的应用层面，即根据考核，谨慎任命官员。“抑侥幸”是企图削弱恩荫制度的作用，减少权贵子弟的入仕；“精贡举”则是重视科举取士，着重考核真才实学，而非纯粹的诗赋经义。

实际上，所谓“庆历新政”，真正有所动作的变更，侧重于前四项，目标便是解决冗员之弊，让各级官员能够真正履行责任，为社会造福。曾为范公鼓与呼的欧阳修，当然也认同这些主张。由此反观自身，欧阳修又怎么会不严格要求自己呢？

纵观欧阳修一生，多有在地方执政的履历，尤其是自滁州开始的中年贬谪，先后辗转扬州、颍州，再回到中央已过十二年之久。但是，正因为欧阳修的认知、态度与责任，他把治理一方、爱护百姓，当作与朝廷改革一样有意义的事情来做。

在欧阳修看来，“不折腾”是一种美德，也是执政的智慧，应极力避免地方官因为政绩而拖累乃至伤害百姓。有人曾质疑他“为政宽简”，欧阳修的回答则是：“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此外，他在《答西京王相公书》中也谈道：“年凶则节国用、赈民穷，奸盗生、争讼多而其政繁；年丰民乐，然后休息而简安之，以复其常。此善为政者之术，而礼典之所载也。”

所以，欧阳修在《醉翁亭记》结尾说道：“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这不是一句行文到此的场面话，而是欧阳修政治思想和爱民情怀的一抹动人“痕迹”。

可以想象，在滁州琅琊山的夕阳中，坐在马上的“醉翁”望向远方，他深情地想到自己为朝政呐喊的岁月，也回忆起夷陵给他的惊颤，面对自己的内心和那些期待的目光，欧阳修能够宽慰自己：虽然不能让政治理想施于四方，但至少，他在身体力行地实践，尽量多地爱护百姓、造福人民。

“勿以善小而不为”——其后能做参知政事（约同宰相）、力改一代文风的欧阳修，也能在县乡之中，真正因百姓的幸福而倍感快乐。这是《醉翁亭记》的卓越不凡，也是欧阳修的可亲可敬之处。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