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成气候！短视的南明弘光政权，斗到亡国的党争，跋扈的江北四镇

摘要：问题的根源在于史可法的犹豫与短视。由于他的决策失误，导致四镇军阀拥立弘光帝登基。从此，武人势力日益骄纵，东林党再无可能完全掌控朝政。在这一打击下，东林党满腔怨气无处发泄，于是集中火力攻击马士英及其推荐的阮大铖，并重新翻出“逆案”以清算旧账。

南明弘光朝的党争，通常被史书和学者归咎于马士英、阮大铖两人“奸臣挑事”，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存在明显偏颇。弘光小朝廷的党争，实际上是东林党人率先挑起的。

问题的根源在于史可法的犹豫与短视。由于他的决策失误，导致四镇军阀拥立弘光帝登基。从此，武人势力日益骄纵，东林党再无可能完全掌控朝政。在这一打击下，东林党满腔怨气无处发泄，于是集中火力攻击马士英及其推荐的阮大铖，并重新翻出“逆案”以清算旧账。

为了自保，阮大铖不得不发起“顺案”，联合一批同僚与东林党展开激烈对抗。双方在朝堂上你死我活地争斗，完全忽视了国家危在旦夕的大局。这场党争最终将南明拖入了灭亡的深渊。

提到明朝的党争，我们需要梳理一下其发展脉络。

从万历朝张居正去世后，原本被压制的言官力量迅速反弹，频繁上书议论时政，指责当权者。自此，党争逐渐兴起并愈演愈烈。在明神宗时期，“争国本”、“妖书案”、“禁宗案”等事件接连发生，加之癸巳京察引发的大规模贬黜，朝廷内部的派系划分日益明显。首辅沈一贯为争夺内阁权力，刻意煽风点火，致使朝臣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参与阁臣推选一事触怒明神宗，被罢官回乡。十年之后，他在家乡重建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人以讲学为名，实则评议时政、品评人物，并与京城中的志同道合者遥相呼应，逐渐形成了所谓的“东林党”。

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朝中又相继出现了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等派系，这些党派多以其首领的籍贯命名。他们相互勾结，共同对抗东林党。只要对方被视为异己，就会被冠以“东林党”的标签，这种局面反而使得东林党内部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正直之士。

随后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进一步加剧了晚明时期的党争。在这三案中，东林党人大多秉持正义，但也因此引发了其他党派联合起来共同打击东林党的态势。

天启年间，魏忠贤掌权后结党营私，与东林党对立的官员勾结在一起，形成了势力庞大的阉党集团。像霍维华、崔呈秀、阮大铖这样的投机分子纷纷投靠，组成了所谓的“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孩儿”等阵容。

在熹宗和魏忠贤的支持下，这些人掌控朝局，大肆构陷政敌。以熊廷弼案为突破口，先后制造多起冤案，将东林党领袖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六君子迫害致死。同时编纂《三朝要典》，以官方名义歪曲历史，把东林党描绘成罪大恶极的乱臣贼子。

崇祯即位后清除魏忠贤，大力肃清朝中阉党势力。翰林院倪元璐等人上书请求为东林党人平反，得到崇祯帝支持，下令焚毁《三朝要典》。

然而侍讲官孙之獬却公然反对，在朝堂上痛哭流涕，坚持认为不应销毁这部由先帝钦定的书籍。这个人后来投降清军，成为建议多尔衮推行剃发令的帮凶。

东林党平反后，朝廷颁布了钦定的《逆案》，公之于众。此名单中包含一百多名为阉党效力的官员，几乎彻底摧毁了阉党的势力。

然而，仍有部分阉党分子侥幸逃脱制裁，他们暗中活动，试图推翻《逆案》的定论。

崇祯二年，太仓学者张溥创立了“复社”。起初，这一组织是以复兴古代学术为目标的文学团体。但随着规模不断扩大，江南地区的众多文学与政治团体纷纷加入，吸引了吴伟业、黄宗羲、陈子龙等众多知名学者，声势日益壮大，被视为东林党的延续。

时任内阁首辅温体仁对东林党人极为反感，借机打压复社，上疏指控张溥等人结党营私、干预朝政。

张溥察觉到形势危急，主动联系宜兴人周延儒（他曾是东林党的对手），劝说他重返京城，从温体仁手中夺回首辅之位。在东林党和复社的支持下，周延儒成功返回北京，重新担任首辅，扭转了温体仁时期的政策，并召回了倪元璐等被罢免的官员。

尽管如此，周延儒本人并非正人君子，因此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

周延儒再度出任首辅这一事件，清楚地揭示了复社的本质已彻底转变。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团体，而是演变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晚明时期党争的激烈程度。

需要明确的是，党争并非简单等同于正义与邪恶的对抗，其中掺杂了大量个人恩怨和集团利益的纠葛。各方为了打击对手往往不择手段，这种内耗对明朝的政治局势毫无益处，反而加速了朝廷秩序的混乱，推动了明朝的迅速衰败。

清朝学者在回顾明朝灭亡的原因时指出，“明朝之亡，始于朋党，成于阉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南疆逸史》），这一总结极为精准。因此，即便到了南明政权建立之后，党争不仅没有消停，反而愈演愈烈。

在南京，东林一派强烈谴责马士英重用阮大铖，似乎暗示马士英是阉党的成员，但实际上这并不准确。马士英早年曾是东林党支持的对象，并非阉党中人。至于阮大铖，他也并非阉党核心人物。

要深入理解这段历史，必须先理清阮大铖的个人经历及其与马士英的关系。作为安徽怀宁人，阮大铖与东林党重要人物左光斗是同乡，最初他曾希望加入东林派系，可以说是东林的“老成员”。

然而，由于顾宪成的干预，原本应由他担任的“吏科都给事中”一职被转给了魏大中，这一事件成为导火索，导致阮大铖与东林党决裂。尽管如此，双方虽有分歧，但并未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

崇祯皇帝即位后，长期生活在乡下的阮大铖渴望在新君面前有所作为。为了保险起见，他准备了两份奏书交给在京师的朋友杨维垣。一份专门攻击阉党，另一份则将阉党和东林党一同指责为结党营私的奸徒，让杨维垣根据情况选择上奏。

然而，杨维垣出于个人目的（与倪元璐的争执），并未考虑当时政局对阮大铖是否有利，直接呈上了那份同时攻击阉党和东林党的奏疏。结果，东林党人将阮大铖视为大奸贼，在清算阉党的过程中，把他列入《逆案》名单，处罚是“永不叙用”。

投机失败的阮大铖虽然遭遇挫折，但因出身大地主家庭，经济宽裕，又是一位著名戏曲家，于是迁居南京，组建了一支高水平的戏班，以戏曲排解忧愁，过着自娱自乐的生活。这却让当地的东林党士子如顾杲、黄宗羲等人十分不满。他们联合发表了一篇名为《留都防乱公揭》的文章，将阮大铖描绘成可能引发南京动乱的隐患。

面对这样的局面，阮大铖百口莫辩。毕竟他已被钦定列入《逆案》，且东林党仇家众多，最终只能默默离开南京，前往牛首山隐居。

张溥创立的“复社”曾向崇祯帝身边的司礼太监行贿巨额财物，助力周延儒重返北京政坛担任首辅。在此过程中，阮大铖也积极参与并贡献力量。

出于报答之心，周延儒打算投桃报李。然而，由于东林党势力强大，他不敢公然重用阮大铖，于是采取折中办法，让阮大铖推荐一位友人出任官职。

经过一番考虑，阮大铖推荐了与自己同为万历四十四年会试榜的友人马士英（也有说法称阮大铖是马士英的“房帅”）重新出山。马士英曾担任宣化巡抚，后因贪污罪被罢免。周延儒为了答谢阮大铖，恢复了马士英的官职，任命其为凤阳总督。自此，马士英与阮大铖结为至交。

弘光帝继位后，马士英掌控朝中大权，首先想到昔日恩人阮大铖，说服弘光帝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

从马士英的角度来看，他举荐阮大铖入南京，仅仅是为了偿还人情，并无为《逆案》翻案之意。

然而，此举却引发了东林党的强烈反对。以刘宗周、黄宗羲等人为代表的东林党成员不断上书，言辞激烈地指责阮大铖是阉党骨干，认为起用他会危及国家。

随后，大学士姜曰广、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也纷纷上疏弘光帝，痛斥马士英不顾崇祯帝尸骨未寒就企图翻逆案，认为这是扰乱朝政的重大恶行，甚至指责马士英有意将弘光帝当作曹髦那样的末世庸君加以控制。

在一片激烈的言辞之下，马士英虽心中愤懑不已，却也只能暂时搁置让阮大铖入朝的计划。

没过多久，左良玉军中的监军、巡按御史黄澍奉命入朝觐见弘光帝。

黄澍此行，实则是受左良玉派遣，意在探查弘光朝廷的虚实。他身为东林党人，因门户之见，在朝堂上行礼完毕后便大声疾呼：“臣今日来朝，誓死也要铲除奸贼！”

弘光帝听闻此言，略显愕然，问道：“爱卿所指奸贼是谁？”

黄澍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奸臣贼子，非马士英莫属！此人蒙先帝厚恩，由罪犯擢升为凤阳总督。然而，当北京危急之时，他却拥兵观望，不肯出一兵一卒相救，全无作为人臣的忠诚之心。如此不忠于先帝之人，又怎会忠于当今皇上！更甚者，凤阳乃祖陵所在，大明发祥之地，而马士英闻警即逃，弃守祖庙，不仅自己是不忠之乱贼，还使皇上沦为不孝子孙，其罪万死难赎！”

黄澍一边痛骂一边哭泣，情绪激动之下竟上前掌掴马士英。满朝文武目睹此景，无不为之动容，弘光帝亦面红耳赤，沉默良久后对阁臣说道：“黄御史所言有理，可详细奏来。”

于是，黄澍在朝堂之上历数马士英的种种罪行，令这位大学士颜面尽失，慌乱中难以应对，声音嘶哑，最终只能向弘光帝叩头请求罢免官职，弘光帝当场应允。

然而，马士英自然不愿就此退出南京的政治中心。他回到家中后立刻上书，试图威胁弘光帝：“一旦微臣离京，四镇将失去依靠，朝中大臣必定拥立潞王为帝。”

同时，收受了马士英重金贿赂的原福王府两名太监也在宫内劝说弘光帝：“若无马公，皇上您不可能登上帝位。倘若驱逐马公，天下人皆会认为皇上忘恩负义。况且，马公在内阁，事事担当，皇上得以整日悠然自得。若无马公，又有谁能真心顾念皇上？”

南明弘光政权建立之初，朝廷内部党争激烈。弘光帝朱由崧性格软弱，容易受人影响，不久便召回了马士英。而马士英对东林党一直怀有强烈敌意，他秘密与阮大铖商议，企图通过制造"顺案"来打击朝中的反对力量。

所谓"顺案",是指清查那些曾经投降过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由于不少降臣出自东林党阵营，这一举措对东林党造成了重大打击。在这一背景下，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等东林党重要人物因当初未全力支持福王继位，纷纷选择辞官离朝。

其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姜曰广辞官之时。当时弘光帝临朝，群臣列班。姜曰广慷慨陈词："臣触忤权奸，本当万死，幸蒙圣恩得以归乡。"此言一出，立刻激怒了马士英。

马士英愤然辩驳："我为权奸，那你是什么？"

马士英随即叩首弘光帝，声称自己是在满朝异议中力排众议拥立陛下，如今愿归老贵阳以避贤路。

姜曰广则针锋相对："拥戴之功，正是人臣居功自傲的借口！"

马士英反唇相讥："我没有功劳吗？难道你们想拥立潞王就是有功？"

两人当廷争吵不休，最终还是弘光帝打圆场："潞王乃朕叔父，贤明当立。两位爱卿莫要伤了国体。"即便如此，二人出殿后仍在朝门处互相辱骂。

姜曰广为人刚正廉洁，颇有古大臣风范。然而，在这样一个昏君当道、小人得志的环境中，像他这样的正直之士注定难以容身。随着正直大臣相继离去，弘光朝廷的衰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太监李承芳的运作下，弘光帝亲自颁发圣旨，任命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此前李承芳落魄时曾受阮大铖相助，因此阮大铖确实是一个善于押注政治赌局的人）。不久之后，他又被加封为“兼右佥都御史”，负责巡查长江防线，并晋升为左侍郎。

阮大铖掀起了一场名为“顺案”的政治风波，牵连甚广。有人劝告他：“天下尚未安定，您如此编织罪名、打击报复，到头来不知是会被清军所灭，还是被农民军所擒？”

阮大铖性格直率，直言不讳地回答道：“时间无多，只要我能趁机报复这些仇人，管他是虏是贼！”

次年二月，阮大铖顺利坐上了兵部尚书的位置。他在长江边举行誓师仪式时，身穿素色蟒袍，腰间缠着碧玉带，一身奇异装扮，仿佛过足了演戏的瘾。不仅他如此，东林党领袖钱谦益进入南京时，也让他的爱妾柳如是身着戎装骑马，头戴雉羽，模仿昭君出塞的模样。这种怪异的服饰与行为，实际上预示着南明弘光政权即将走向灭亡的命运。

马士英和阮大铖掌权后，提出了几项重大国策：

首先，迎接弘光帝的嫡母到南京；

其次，迁移已故福王的灵柩（实际上福王已被李自成军队所杀，只剩空棺）；

第三，由于弘光帝尚未有子嗣，决定大规模选秀女充实后宫；

第四，为防止其他王爷威胁皇位，将幸存的宗室成员迁至南京附近严密监控。

于是，南京皇宫内一片繁忙景象。一方面大量招募年轻男子入宫担任太监，另一方面追尊已故福王为“恭皇帝”（戏称应为“吃皇帝”）。

宦官们四处搜寻民间美女，只要发现容貌出众者，便用黄纸贴在额头强行带走，导致市场秩序大乱，甚至出现不少妇女因不愿被选入宫而自杀的情况。

与此同时，弘光帝认为宫殿过于狭小，下令大规模扩建宫殿，寻找巨大木材作为建材。有人从工部仓库中找到了一些朱元璋时期存放、已经接近腐朽的大木头，并上奏称这是“神木自至”，以此讨好皇帝。整个城市到处都是施工的声音，仿佛一片繁荣景象。

然而，大规模建设需要资金。当时赋税已经非常沉重，马士英又想出了一个新的敛财方法：对酒类征税以补充军饷，每斤酒征收一文钱。这种政策无异于在苍蝇腿上刮油，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马士英、阮大铖等人自己也忙于贪污受贿，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有人肯出钱，立刻就能得到官职。因此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纪监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除夕之夜，弘光帝坐在兴宁宫内，面容愁苦，神情抑郁，肥硕的脸庞显得格外无精打采。

太监韩赞周见状，便上前询问：“新宫如此华丽舒适，本应欢喜才是。皇上似乎心事重重，莫非是在思念先皇与崇祯帝吗？”

弘光帝沉默许久，最终长叹一声，缓缓说道：“宫中演戏的班子，那些男女性艺人，色艺俱佳的实在太少了！”

南明弘光政权的建立，离不开军头们的大力扶持。为表彰他们的功绩，新朝成立之初便进行了封赏：

高杰被封为兴平伯，负责徐州与泗州的防务；

刘良佐获广昌伯之爵，驻守观阳和寿州；

刘泽清则成为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一带；

黄得功更是由伯升侯，坐镇滁州与和州。

此外，还特意在扬州设立了“督师”一职，由史可法担任。

从四镇的分布及督师的位置可以看出，南明弘光政权无意北伐，只想固守江南。

接下来简要介绍四位将领的背景。

高杰，出身陕西米脂，与李自成同乡。俗语说“老乡骗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崇祯七年十月，明将贺人龙将李自成围困于陇州。情势危急之际，李自成派遣高杰假意与贺人龙议和。

随着双方使者频繁接触，假戏似乎成了真做，这让本就多疑的李自成更加怀疑高杰的忠诚。加之高杰相貌堂堂、身材魁梧，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军资仓库领取粮米时，与李自成的妻子邢氏互生情愫。

邢氏既勇且智，负责管理军需物资。由于李自成终日忙于攻城略地，鲜少与她亲近。而高杰不仅相貌堂堂，还说着熟悉的乡音，很快便与邢氏私通。

然而，女子天性多疑。邢氏虽让李自成戴了绿帽，内心却惶恐不安，于是鼓动高杰向明朝官军投降。彼时李自成势力尚弱，高杰因与明将贺人龙（同为米脂老乡）交情匪浅，便顺势带着邢氏及部下投诚明朝，摇身一变成了“官军”。这支队伍中，就有后来声名显赫、反复无常的李成栋。

高杰从“贼”转为“官军”后，表现极为出色，屡次重创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等部。即便之后他的旧主贺人龙、孙传庭等人或被朝廷处死，或遭敌军所害，高杰依然能独善其身，保全实力。

1644年，崇祯十七年，明朝任命高杰为总兵，命令他前往山西救援。

在天下大乱之时，高杰的盗贼本性再次显现。面对李自成农民军的强大攻势，他屡战屡败。然而，在撤退过程中，他的军队依然大肆掠夺，完全没有“官军”的样子。

相比之下，李自成却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对待百姓较为仁慈。加上类似李岩这样的知识分子协助宣传，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

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后，高杰带领部队向南撤退。南明弘光帝封他为兴平伯，并让他驻扎在扬州。

由于高杰部队抢掠的恶名远播，扬州的士绅和百姓紧闭城门，像防贼一样不让高杰的部队进城。

高杰大怒，指挥军队攻打城池。同时，他的部队还在扬州城外四处掳掠妇女，犯下种种罪行，臭名昭著。在平常时期，仅凭这些罪过就足以让他被处死上百次。

但当时南明小朝廷内外交困，对武将极为依赖。再加上弘光帝感念高杰的“推戴之功”，所以即使有御史弹劾，也无人真正追究。无奈之下，史可法从中调解，让高杰的部队驻扎在瓜洲。

高杰心知攻打扬州城难度颇大，便顺势接受了史可法的“人情”，随后按照弘光朝廷的指令，转移驻地至徐州。

刘良佐，直隶出身，其人生轨迹与高杰有相似之处。他原本是李自成麾下的将领，当时高杰负责护卫李自成的内营，而刘良佐则守护外营。他以骁勇善战闻名，常骑一匹毛色斑驳的大马，因此得名“花马刘”。投降明朝后，因作战勇猛受到淮抚朱大典的重用，在六安、庐州等地长期与农民军交锋，并与黄得功联手在潜山重创张献忠部队，凭借战功晋升为总兵官。

北京被李自成攻破后，刘良佐一路从河南正阳出发，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严重扰乱百姓生活。之后，他率军大肆侵扰淮河流域，猛烈攻打临淮地区。相较高杰，刘良佐更加奸诈狡猾，缺乏忠诚之心，最终率领十万大军向清军投降。

刘泽清，山东唐县人士，字鹤洲。此公虽具备一定军事才能，且容貌俊美，“白面朱容”，宛如画中人物，但其品性极为卑劣残暴，贪财好利，堪称明末骄横将领的代表。他的早期发迹源于平定登州孔有德之乱，借此机会逐步升迁，最终成为山东总兵。

崇祯十六年，受命前往河南对抗李自成。此人一见到“贼寇”便仓皇而逃，却对无辜百姓痛下杀手，还虚报战功以骗取朝廷赏银。

当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时，崇祯帝紧急下令让他率兵勤王。刘泽清却借口坠马受伤，拒不执行命令，反而趁机从国库骗取数十两银子作为所谓的药资。

明廷要求他驻守真定，但他完全无视诏令，当天便纵兵大肆劫掠临清，随后率军南撤。沿途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崇祯帝为争取他的支援，本打算封其为东安伯。

然而，已经进入江南的刘泽清不仅洗劫了瓜洲，还强占淮安，彻底沦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刘泽清其人，对外作战怯懦畏缩，对内残暴狠辣，行事乖张狂悖。平日里嗜好残忍，常取死囚心肝佐酒，甚至杀害自己的表兄和亲叔叔，手段极其恶劣。

其叔父刘孔和，性情豪迈，擅长诗文。在京城沦陷之际，刘孔和于家乡聚众起事，诛杀了大顺政权任命的地方官员，率领部众南下投奔刚刚登基的弘光帝。刘泽清派遣幕僚游说，刘孔和便领兵归附了自己的这个侄儿。

曾经有一日，刘泽清设下盛大宴席并赋诗一首，宾客们纷纷称赞其诗作的精妙。然而，唯独刘孔和默不作声。刘泽清心中不悦，多次催促这位叔父对他的诗作进行评价，询问是否足够精工。

刘孔和在侄儿军中待得久了，心中早已郁结，于是直言道：“国家将淮东千里之地托付于你，却从未听闻你向北发射一箭以抗击敌人！即便你的诗作再精工，又对国事有何益处？况且，你的诗作也未必真的精工！”

此言一出，刘泽清勃然大怒，当即宣布结束宴会。在座宾客皆惊恐不安。而刘孔和则从容拂袖离去，毫不在意。愤怒之余，刘泽清暗中派遣士兵追赶至舟中，用弓弦将这位叔父勒死。当时弘光朝廷尚不知情，已任命刘孔和为副总兵。等诏书送达时，刘孔和已被杀害三日之久。

在淮安期间，刘泽清为了彰显自己的高雅情趣，耗费巨资修建宅邸，其中水阁尤为奢华，还邀请众多文人吟诗颂扬他的“功业”，以此自夸。

像这样对外怯懦、对内残忍的将领，凭借拥立弘光帝得以升迁。他平日傲慢无礼，到处炫耀：“我二十一岁弃文从武，三十一岁统领大军，四十一岁分封土地，竟然不知道这二十年间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

当清兵南侵时，有人问刘泽清抵御敌人的策略，刘泽清却笑道：“我拥立福王，不过是为了给自己找个安身之处罢了。万一有变故，我自然会选择江南的一个郡县隐居。”

在国难当头之际，刘泽清所谓的‘功业’，就是在淮安大兴土木，建造堪比皇宫的豪宅，极为壮丽。然而，当清军到来时，刘泽清立刻率领六万部众投降清朝。

黄得功，字虎山，出身开原卫，相貌堂堂且胡须浓密，体力过人，天生将才。他早年家境贫寒，以赶驴为生。这样一位勇猛之士，却得到了马士英的赏识。在他的安排下，黄得功完婚，还被教授兵法。

后来马士英担任凤阳总督时，黄得功得以施展才华。他在河北阻击“流寇”，与张献忠部以及“革左五营”等势力多次激烈交战，屡立战功，名声传至皇宫，崇祯帝曾亲自赐药表彰他的功勋。

弘光帝即位后，发现黄得功对朝廷忠诚，因此十分器重他。尽管黄得功受恩于马士英，但他性格质朴，始终对明朝忠心耿耿。他麾下军队人数众多，达到五六万之众。此外，还有左良玉的部队。

左良玉出身于山东临清，早年在辽东与后金的激烈战斗中崭露头角，凭借勇猛无畏的表现逐步升迁。他身材高大、面色赤红，擅长左右开弓射箭，虽不识字却富有智谋，善于安抚士兵。

后来，在杨嗣昌督军期间，左良玉参与镇压农民军的行动，战况时胜时败。他逐渐掌握了强大的兵权，到崇祯末年已挂“平贼将军”印，并被封为宁南伯，驻守南昌。他控制着南京上游地区，麾下号称拥有八十余万大军，声势浩大，对外自称兵力达“百万”。

弘光帝继位后，左良玉因未参与拥立而心怀不满，起初拒绝承认新政权。经湖广巡抚何腾蛟和巡按黄澍极力劝说，他才勉强上表表示支持，因此被晋封为“宁南侯”。

然而，弘光帝及其辅臣马士英等人对他始终存有戒备之心。

在乱世之中，武将的地位尤为重要，但南明远不及南宋稳固。宋高宗赵构偏安江南，处置岳飞易如反掌；而弘光帝坐镇南京，却只能容忍四镇及左良玉等地方势力的跋扈行为。这种君主对强藩的关系，恰似慈母面对骄纵的孩子。最终，南明多位皇帝都受制于武将，国家也因此日益衰弱，一步步走向灭亡。

以刘泽清为例，这位人物原本书生气浓，年轻时因性格猜疑好斗，被学政禁止参加科举考试，迫于无奈才转而投向武科。

从内心深处，他对士人阶层怀有强烈的反感。因此，在面见弘光帝时，这位武将竟大胆说出这样的话：“祖宗打下的天下，全被白面书生给败坏了。这些人应该被束之高阁，等我们这些将领平定贼寇之后，再逐步挑选任用。所以，请废除制科。”由于他曾在崇祯朝受到东林党人的排挤，因此全力与马士英站在同一阵线，展现出武将的骄横跋扈。

其他三镇的将领也纷纷效仿，曾经在党争最激烈的时候，联合上疏指责姜曰广、刘宗周“谋危社稷”。这种武将弹劾文臣的现象，在明朝以往的政治中从未出现过。此时，手握重兵的军阀们肆意妄为，毫无忌惮。

同时，四镇之间为了争夺地盘、扩充势力，相互摩擦冲突不断，几乎引发了内乱。黄得功与高杰两部曾发生火并，差点导致两支军队几十万人陷入混战。若非史可法从中调停，内部自相残杀的局面几乎难以避免。

若从另一角度审视，假设没有东林党及史可法等人的私心作祟，弘光帝能依照伦常顺序顺利即位，那么四镇参与“策立”所引发的拥功自专局面或许根本不会出现。由此追根究底，史可法实难辞其咎。

高杰驻守扬州，黄得功驻扎仪征，这本是史可法为牵制高杰所作的布局。与黄得功同宗的明朝登莱总兵黄蜚打算前往南京觐见弘光帝，却担忧途中遭遇高杰、刘良佐等人劫掠，于是写信给黄得功，希望他能派人接应。

黄得功随即率领三百精锐骑兵出迎，在距离邗关五十里外的土桥处停下，让士兵饮马进食。然而，高杰却突然派遣大队人马突袭，箭矢和石块如雨点般密集落下，黄得功的三百精骑几乎全军覆没。

幸而黄得功本人勇猛异常，孤身逃脱。

高杰乘胜追击，趁着黄得功离开驻地，派大军进攻仪征，却不料黄军早有防备，将高杰的部队打得大败而归，歼灭敌军千余人。至此，两部将领各自整顿兵马，意图展开复仇之战。

史可法无可奈何，只能亲自前往仪征进行调解。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各方，明确指出土桥之变的责任在于高杰，并且自掏腰包赔偿黄得功的马价，这才让黄得功勉强接受。

最终，在史可法的劝解下，高杰也有所妥协，送上千金为黄母祝寿。至此，两人之间的矛盾才稍稍缓解。然而，高杰与黄得功两部的关系已经彻底恶化，难以修复。

为了平息事态，史可法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将黄得功调往庐州驻守，同时安排高杰移镇徐州。然而，各镇军阀依旧拥兵自重，在军事上毫无建树，却消耗着巨额的军饷，这使得南明政府财政极度紧张，几乎难以为继。

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随着军费开支不断增加，江南百姓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承受着沉重的压榨。南明政府不断加税，搜刮民脂民膏以供养这些骄横的军队和将领。

即使在丰收之年，江南地区的赋税收入也不过600万两白银，而四镇加上左良玉的军队，每年所需的军饷竟高达700万两。因此，南明政府只能通过加重对江南百姓的赋税负担，来填补这一巨大的缺口。

清朝自入关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迅速占据了山东、山西等大片区域。由于弘光朝廷采取“借虏灭寇”的策略，南明军队沉溺于安逸之中，毫无北进之意，致使山东、河南逐渐成为清朝稳固的统治区。

1644年阴历十月十二日，怀庆之战爆发，大顺军取得重大胜利，攻克沁阳。这一战让多尔衮深感震惊，不得不将所有精锐部队调往陕西，围剿李自成余部。此时，如果弘光君臣能够审时度势，即便采用简单的人海战术，也有机会向北方推进一大步，至少可以将防线推至黄河岸边。当时，北直隶、山东、河南东部等地，清军兵力单薄，防守空虚。

然而可笑的是，弘光君臣心存小人之见，抱着坐山观虎斗的心态，对局势漠不关心。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大乱之中保留第三种力量的重要性，反而任由清军倾尽全力在陕西与大顺军决战。最终，丧钟不仅为大顺军李自成而鸣，也为南明弘光朝廷敲响了灭亡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