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644年五月，当北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南京，江淮军阀的权力野心在动荡中急速膨胀。据《明季南略》记载，高杰在徐州军营中公然宣称："此正吾辈取富贵时也！"

1644年五月，当北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南京，江淮军阀的权力野心在动荡中急速膨胀。据《明季南略》记载，高杰在徐州军营中公然宣称："此正吾辈取富贵时也！"

此刻的南京朝廷正进行着一场决定王朝命运的交易——史可法为换取军阀对弘光帝的支持，将长江以北的军事防线切割为四大私属防区。

根据《明史·史可法传》记载，刘泽清占据淮安控制淮海地区，高杰盘踞泗州掌控徐泗要道，刘良佐驻守临淮扼守凤阳、寿州，黄得功则割据庐州统辖滁州、和州等六处战略要地。

这种"防区私有化"的决策，使得南明朝廷彻底丧失了对江淮地区的战略控制权。

经济层面的让步更显致命。《国榷》明确记载，四镇每年需消耗粮饷240万两，而当时南明户部存银仅剩80万两。

为填补巨大亏空，马士英竟允许军阀在防区内自行征税，导致"各镇于辖地自设关税，商旅过者十税其七"（顾诚《南明史》）。

高杰在扬州设立的"协饷局"堪称暴敛典范，据《扬州十日记》披露，该机构仅三个月便榨取白银50万两，致使这座商业都会"市肆皆空，富户挈家奔江浙"。

这种饮鸩止渴的政策，为南明财政体系埋下了结构性崩溃的祸根。

1644年六月，高杰部队开进扬州的暴行，彻底暴露了军阀集团的反民本质。

《明季南略》详细记载了这场劫难：当军队抵达时，"民罢市，闭户不敢出"，高杰竟以民众抵抗为由，"纵兵大掠，妇女多自经死"。

盐商郑元勋试图调解军民矛盾，反被乱兵"剁为肉泥，悬首城门"。面对扬州士绅集体赴南京哭诉的惨状，马士英竟公然宣称："大兵临城，正需鼓舞士气，岂可因小民怨言寒将士之心？"（《南明史》）

这种纵容态度迅速引发连锁反应。

刘泽清在淮安强征"安家费"，逼迫知府投河自尽（《淮城纪事》）；黄得功部将田雄劫掠芜湖漕船，导致南京米价暴涨十倍（《金陵通纪》）；刘良佐以"防闯"为名，在寿州活埋抗税乡绅十七人（《寿州志》）。

顾诚在《南明史》中痛陈："四镇不是保卫者，而是合法化的强盗集团。"

至1644年底，江淮地区人口逃亡率高达40%，江北四镇客观上为清军南下扫清了民心障碍，已然成为帮凶。

1644年秋爆发的"土桥之变"，将四镇的内斗推向血腥高潮。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黄得功率军北上时，高杰竟在土桥设伏突袭，"箭如雨下，得功单骑走，亲兵三百皆殁"。

这场自相残杀导致上万明军精锐丧生，而此刻多铎的八旗先锋已抵达归德（今商丘）。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1645年正月的睢州兵变，高杰应邀与河南总兵许定国会盟，却在酒宴上被诱杀。

《清实录》以胜利者姿态记载此事："南朝骁将竟死于村酿，其军遂溃，豫东门户洞开。"

高杰部将李本深为夺取兵权，竟纵兵洗劫睢州三日，将这座军事重镇化为焦土。

至此，四镇的军事体系全面崩溃：刘泽清将主力撤回淮安私邸，放任清军占领徐州；黄得功在九江与左良玉残部对峙，致使长江防线形同虚设；刘良佐部因长期欠饷导致"十营九空"（《南明史》）。

当多铎大军压境时，南明耗费巨资打造的江北防线竟无一处成建制抵抗。

四镇对南明经济的摧毁远比军事失败更具毁灭性。根据《度支奏议》统计，1644年六月至1645年四月间，四镇消耗粮饷高达327万两，相当于明朝万历年间两年军费总和。

为填补这个无底洞，弘光政权加征"练饷""剿饷"等11种杂税，导致江南地区"田亩十室九空"（《研堂见闻杂记》）。

扬州盐税作为朝廷财政命脉，从年均60万两暴跌至4万两，经济造血功能彻底瘫痪。

系统性腐败加速了经济崩溃。黄得功部将马得功私吞军粮倒卖清军，刘泽清挪用军费修建淮安私邸，其奢华程度"园林之盛甲于江淮"（《清史稿》）。

当清军铁骑逼近时，这些军阀的首要反应是转移私产：刘良佐将20万两白银沉入巢湖，高杰遗孀邢氏带着200车财物投奔清营（《南明史》）。

这种集体性的财富掠夺，使得南明丧失了最后的经济复苏可能。

1645年四月，当多铎大军兵临扬州城下时，史可法在城头发出了绝望的悲叹："诸镇皆远，谁为援者？"（《明史·史可法传》）

此刻的四镇军阀：黄得功正在铜陵与左良玉残部争夺地盘；刘泽清虚构"淮安大捷"谎报军情，实则已秘密联络清军；刘良佐则撤至安庆作壁上观。

扬州这座曾经的抗清堡垒，最终在孤立无援中陷落。

清军破城后的十日屠杀，更凸显了江北四镇毫不抵抗所带来的的罪恶后果。《扬州十日记》记载："豫王下令屠城，凡十日...尸积如山，血染运河。"

而那些曾肆虐江淮的军阀，最终命运充满历史反讽。

刘良佐降清后亲手捆缚弘光帝邀功；刘泽清降清两年后以"谋反"罪名被凌迟处死；黄得功战死沙场前怒吼"吾岂效刘、高辈作贰臣乎"；高杰部将李成栋更成为制造"嘉定三屠"的元凶。

这些人的命运轨迹，构成了南明悲剧最荒诞的注脚。

军事体系的私有化是崩溃的首要根源。《明实录》尖锐指出，四镇军队完全沦为军阀私产。

经济割据化则催生出"国中之国"，各镇截留税赋自肥，中央财政名存实亡。

政治层面的流氓化更触目惊心，马士英曾无奈承认"非封伯不足餍其欲"，将爵位变成军阀敲诈的筹码。

民心的彻底丧失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顾诚在《南明史》中总结："四镇之害甚于流寇"。

有人曾说"弘光之亡，非亡于清，实亡于四镇。"这四大军阀集团存续仅11个月，却消耗300万两白银、葬送20万大军、导致百万民众殒命，为后世留下了政权崩溃的经典样本。

来源：巴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