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文艺的媒体技术变革是在19世纪以来发端于全球的历次工业革命的深刻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媒体环境不仅是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主导下深刻转型的体现，更在推动文艺生产与传播的同时塑造了一个复杂且动态的文艺生态系统。“新大众文
摘要：中国文艺的媒体技术变革是在19世纪以来发端于全球的历次工业革命的深刻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媒体环境不仅是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主导下深刻转型的体现，更在推动文艺生产与传播的同时塑造了一个复杂且动态的文艺生态系统。“新大众文艺”作为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平台快速发展的产物，正在展现一些独特的艺术特征，预示着文艺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关键词：新大众文艺 新媒体 新大众 新文艺
作者曾军，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200444）。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5年第1期P39—P46
责任编辑：马涛
以互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所推动的数字新媒体已在文艺创作、传播和消费等各个环节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且正在改变文艺活动的形态，也为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研究提出了全新的课题。早在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强调，“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他不仅罗列了诸如“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新兴的文艺创作、传播和欣赏的媒体环境的变化，而且关注到了诸如“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的崛起，并认为他们中将“很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201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做好新的文艺组织和文艺群体工作”，重点强调文艺发展的“双新”方向，即新型的文艺组织和新的文艺创作群体。这一方针明确指出，在数字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文艺的主体与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的文艺形式与创作力量正在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关键动力。
那么，基于当前新媒体技术所催生的新的文艺形态是否体现了与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大众文艺”具有显著区别的新质？这就有必要深刻反思当前媒体环境“新”在何处？进而辨析进入“新时代”后的 “大众”之“新”体现在哪些方面？最后，基于“新媒体”时代，探讨由“新大众”所创造和开展的“新文艺”实践活动究竟有哪些新形态和新特点？
一、“新媒体”：中国文艺媒体环境的百年转型
明史才能鉴今，只有在中国文艺媒体环境的百年转型中，才能看清在新时代深刻影响文艺发展的“新媒体”究竟“新”在何处。
中国文艺的媒体技术变革是在19世纪以来发端于全球的历次工业革命的深刻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基于光学技术发明的照相术、摄影术创造了文艺的机械复制时代，基于电子学技术发展出来的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以及当前如火如荼的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技术，则让文艺活动进入数字生成时代。从机械印刷术的引入到照相术、电影、电视，再到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每一项技术革新不仅推动了文化娱乐方式的深刻变革，也对社会的文化结构和大众生活方式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达盖尔照相术发明于1839年，很快即由传教士传入中国；1895年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电影，次年即在上海首次放映。相比而言，电视和互联网的传入相对滞后：20世纪20年代电视就发明了，30年代电视开始商用，但直到1958年北京电视台才开始广播。同样，美国早在1969年实现了计算机网络的互联，而直到1994年，中国才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这就是为什么近代以来深刻影响中国文艺变革的媒介主要是印刷术（以及相应的报纸、杂志、图书出版）和电影；而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才因电视的普及出现了电视剧的繁荣；并且直到1998年之后，中国的网络文学才真正开启新的文学纪元。
任何一项技术的进步都遵循着逐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技术门槛、满足个体需求并促进自由交流的发展路径。技术革命逐步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局限，为文艺的多样化与大众化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技术普及的背景下，文艺的生产与传播逐渐从精英化、封闭化走向广泛的大众参与与集体共享，从而为新型文艺生态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印刷术的推广，文艺生产和传播从手工书写转向工业化生产，标志着文艺创作门槛的逐步降低。进入数字生成时代，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推动了文艺创作的个性化、智能化与碎片化，文艺生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集体化模式，而是逐渐转向以个体为核心的创作与传播形式。尤其是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推动下，文艺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个体创作者不再局限于传统专业领域，借助数字平台，个人创作成果得以广泛传播，文艺的生产与传播变得更加民主化，几乎每个人都能成为文艺创作的主体。
技术的演变不仅推动了文艺形态的多样化和包容性，也加深了不同文艺形式之间的相互交织与共生。传统的以口传和书写为主体的文学、音乐、绘画等和机械复制时代的摄影、电影等，与后来的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人工智能创作（包括文生文的人工智能文学、文生音的人工智能音乐、文生图的人工智能绘画以及文生视频的人工智能动画电影等）的数字生成文艺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且动态的文艺生态系统。尽管现代技术对传统民间文艺和口传文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这些文艺形式依然通过新的媒体平台得以不断传承与创新。以电影、电视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既加速了文艺传播的速度，也降低了文艺消费的门槛，并推动了文艺的多元化和丰富化。在这一过程中，文艺创作的性质和方式也经历了根本性转变。过去，文艺创作依赖高门槛的技术能力和专业训练，使得创作活动成为少数精英群体的特权。随着机械印刷术的普及，文艺作品得以更为广泛地传播，普通民众开始接触并消费文艺作品，文艺的边界逐步拓宽。照相术、电影技术和电视的普及使得视觉文化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契机，尤其是电视的普及极大改变了家庭娱乐和文艺消费的方式，推动了大众文艺的兴起与普及。
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中国的文艺媒体环境正经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这些变化不仅是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主导下的深刻转型的体现，更在推动文艺生产与传播的同时，塑造了一个复杂且动态的文艺生态系统。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革新为文艺创作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借助数字平台，创作者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创作和传播，进一步打破了文艺创作的技术门槛与阶层壁垒。
首先，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已成为当今媒体环境的支配性力量。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物理媒体的时空限制，催生了信息生成、传播与消费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不同于依赖物理载体的机械印刷术和传统广播电视，数字技术推动了信息传播的即时化、全球化与去中心化。具体而言，互联网的崛起促进了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为信息的即时分享提供了一个去物理化的空间；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与精准度，使得个体创作者能够依托大数据分析，精准定位受众需求，进而进行个性化创作与传播。由此，传统媒体形式如报纸、电视和广播的主导地位逐步被数字平台取代，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文艺生产的多样化，还推动了文艺消费方式的个性化发展，为文艺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全新模式奠定了基础。以微博、抖音和小红书等平台为例，它们不仅提供创作工具，还为个人创作者提供展示平台，使创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纸质媒体，而是拓展到数字化、网络化的空间，形成文字、图像、视频等多模态表现形式交织并存的局面。
其次，当前我们已步入“自媒体时代”，这一时代与此前的“大众传播媒体时代”及“分众媒体时代”显著不同。在大众传播媒体时代，少数大型传媒机构主导信息传播，信息呈现高度集中化、单向传播的模式，受众通常处于被动接收信息的状态；进入分众媒体时代后，随着电视和网络的普及，观众的需求开始趋向多元化，不同群体通过特定的媒体渠道接触到感兴趣的内容。正在到来的“自媒体时代”标志着媒体结构的进一步“原子化”。个体创作者不再依赖传统的采编流程，通过社交平台、博客、视频分享网站等渠道，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与传播者。信息生产、传播和消费不再是单向集中的过程，而是呈现出去中心化、碎片化和个性化的特点，个体创作者在信息传播链条中的作用愈加重要，成为这一时代不可忽视的力量。
最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自媒体环境不仅仅局限于内容的传递，而是逐步向“生成性”转型。生成性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为自媒体内容创作提供了全新的动力，从自动化写作、图像生成到通过深度学习生成内容，人工智能的介入不仅显著提升了创作效率，而且还推动了内容创作的个性化与智能化发展，促使文艺创作方式发生转变——从传统的人工创作转向人机协作的模式。这一转型进一步加剧了媒体环境的多元化与复杂化，构建了一个复杂及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新文艺景观。
二、“新大众”：中国文艺创作的主体重塑
对于运用数字新媒体的新大众文艺来说，无论是其作者还是作品中的人物以及读者或观众，就其身份来说，都表现出非常广泛而鲜明的“新的社会阶层”属性：他们的温饱问题已初步解决且正在向小康生活迈进，他们的受教育水平已普遍提升，他们也都有比较好的文艺素养，但并未向职业作家方向发展，因此，非职业作家（或写手）正在成为“新大众文艺”创作的主力军。
这一转变其实是中国社会经济深刻变革的产物。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讨论“新大众文艺”，“新大众”的界定问题需要高度重视。
关于“大众”在中国文艺历史脉络中的演变，学者们长期关注其社会属性对文艺领域的深刻影响。自洋务运动以来，“新民”“新人”概念逐步提出，强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培育新型社会群体的迫切性。五四时期，激荡的社会思潮催生了对“平民文学”的倡导，试图打破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文艺藩篱，推动文艺的普及，主张文艺应面向普通劳动人民，并努力将知识与文艺从精英阶层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随后的左翼文学运动则进一步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口号，强调文学首先应服务的是以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为主体的大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党的文艺政策明确提出了“群众文艺”及其“工农兵方向”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特别是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民文艺”这一理念逐步延续并得到了新的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的教育发展水平对“大众”文艺素养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时期的文艺观念问题。相关研究显示，民国时期的文盲约有3.3亿人，占总人口的75.33%。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表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从新中国成立直到2024年，无论是基础教育的普及率，还是高中及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大幅提升，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不同历史时期“大众”群体的社会阶级属性与文艺教育水平的变化，直接塑造了各自独特的文艺形式与活动方式。鲁迅曾指出：“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当大众的受教育水平偏低时，文艺的主要社会功能需要以启蒙、代言为主，文艺更需要强调普及；但是随着大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文艺的主要社会功能则将更多转向由大众自己“开口”说话，文艺“普及与提高”的天平则更多偏向了“提高”。从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到文艺面向工农兵的倡导，再到当代网络文学与新媒体创作，这些文艺形式与活动方式无不与当时社会大众的教育水平以及技术条件密切相关。尤其在当前数字化与信息化的时代，知识的普及程度与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得以进入文艺创作与生产领域，催生了“新大众”这一群体，并推动了文艺生产与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大众化”不再只是“向下”的兼容，不再意味着“屈尊”“将就”，同时包含着“向上”的追求，指向“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这都取决于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文艺素养的提升。正是在这样宏阔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才能更加深切地认识到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文艺，文艺创作主体的社会阶层的跃迁成为催生“大众文艺”之“大众”出现新质的重要原因。
首先，新时代的“大众”群体与此前的社会阶层结构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过去，社会经济的主导力量主要由工业与农业构成，因而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正是对20世纪40年代之后“大众”的高度概括和方向指引。知识普及与教育体系的提升带来了社会阶层流动性的增加，曾经处于文艺边缘的群体逐步进入文艺创作的主流领域。尤为显著的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非专业作家（或写手）逐渐成为新的文艺生产主体。借助网络平台与新技术手段，他们开始进行创作，涌现出了大量的网络文学、社交平台短视频与文章等新兴文艺形态。随着互联网、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兴业态的迅猛发展，这些新兴领域的从业者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新文艺群体更加接地气、懂市场、有活力，能及时捕捉文艺发展信息、敏锐反映时代生活，为人们带来更多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一现象既继承了传统文艺形态的精髓，又积极回应了新的文艺消费模式，体现了中国社会在文艺普及与多元化方面的不断深化。
其次，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提高，社会整体文艺素养得到了显著提升，尤其是在知识多元化的背景下，文艺创作的边界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文学领域，而是向视觉艺术、数字艺术、音乐舞蹈等多个领域延展。借助其技术优势，这些创作者将理性思维、创新精神与技术背景相结合，推动了文艺创作的跨界融合，甚至促进了艺术与科技的结合，创造出新的文艺形式。尤其在科技、金融、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年轻的专业人士凭借较高的文艺素养、灵活的工作方式与创新精神，推动了网络文学、短视频、“小红书”类的爆款文等新兴文艺形式的火爆。
最后，非专业创作者的崛起是新时代“大众”群体特征中最为显著的特点。截至2024年，中国作协会员总人数大概为1.6万，体现了较高的准入门槛；而小红书的注册用户已达3亿，抖音注册用户超过8亿。过去，文艺创作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作家主导，但今天，随着社交媒体与网络平台等新兴渠道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非专业创作者成为文艺创作的主体。这些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凭借独特的行业经验和生活视角，创作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作品。尤其是网络文学、短视频与社交平台上的创作，往往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反映了社会变化和群体需求的多样性。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文艺创作的多样性，也使创作过程更贴近社会现实，呈现出更强的互动性与时代性。
从新兴业态从业者的崛起，到全社会文艺素养的普遍提升，再到非专业创作者的广泛参与，这些变化共同推动了文艺创作的大众化、普及化与多样化。文艺创作不再是少数专业作家或艺术家的专利，而是成千上万普通人通过不同途径共同参与、共同创造的文艺活动。这一转变不仅使文艺活动更加丰富多彩，也进一步推动了文艺消费的个性化与创新化，彰显了新时代“新大众”群体在文艺创作中的独特特质与强大动能。
三、“新文艺”：中国文艺形态的数字转换
早在21世纪之初，《文艺争鸣》杂志曾发起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讨论，认为“‘新世纪文学’比起上世纪的‘新时期文学’及‘90年代文学’、‘80年代文学’等概念来，在当前有着更为广阔和诱人的表现空间和探讨空间”。笔者也曾“选取几乎与‘新世纪文学’命名提出同时的以网络文学、手机（短信）文学等为代表的‘新媒介文学’现象来反思‘新世纪文学’所走过的这一段路程，通过‘新世纪文学’对‘新媒体文学’的包容力及其限度的分析来反思‘新世纪文学’所具有的文学观念”。当“新时代文学”也已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之后，笔者也对“新时代文学”的格局做过自己的判断，认为“如果说‘新世纪文学’是严肃文学、网络文学和青春文学三足鼎立的话，那么，严肃文学、网络文学和新媒体‘短文学’则构成了‘新时代文学’的总体格局”，认为“新时代也是一个生活节奏不断加速的时代，时间的碎片化锻造出适应这一速度与节奏的‘短文学’，特别是那些与微博、微信、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紧密相连的文学创作，已成为当代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网络文学还是新媒体“短文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生长于基于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媒体环境。换言之，“新文艺”之“新”，正显示出中国文艺的形态正在实现数字转型。
这一转型并非偶然，而是中国近现代文艺发展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艺经历了剧烈的转型，催生了新文艺的兴起。在这一历史时期，文艺在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的理念的同时又回归中国民间文学的传统，以“西语”+“白话”对抗“文言”的方式，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创新与变革，尤其在小说、诗歌、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文艺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创造力。进入以“延安文艺”为代表的解放区文艺时期，文艺不仅延续了小说、诗歌、戏剧等传统文艺样式，还拓展了木刻版画、摄影电影、音乐歌咏等多种艺术形式，丰富了文艺创作的表现手段。通过这些多元艺术形式，文艺创作逐步渗透到社会各层面，增强了其对民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作协和文联体系的建立，中国特色的“文艺”体系逐渐成形，整合了各类创作力量，为文艺的社会功能的拓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伴随改革开放后的文艺多元化进程，新兴文艺形式不断涌现，尤其是网络文学的崛起，突显了文艺创作的多元化特征。从中国文联各协会的相继成立，可以一窥中国文艺发展的概貌。1949年7月21日，首批成立的协会包括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随后，1950年成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1956年成立中国摄影家协会、1981年成立中国杂技家协会、1981年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1985年成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进入21世纪，还先后成立了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2013）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2014）。也是2014年，上海网络作家协会成立，这是中国首个地方性网络文学作家协会。借助互联网平台，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具备各类专业背景的非专业创作者快速崛起，推动了文艺创作的大众化。这些创作者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学的精髓，也将现代科技与艺术创作相结合，创造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作品，进一步缩短了文艺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满足了大众多层次、多元化的文艺需求。
“新大众文艺”作为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平台快速发展的产物，正在展现一些独特的艺术特征，预示着文艺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首先，数字化成为“新文艺”的显著特征之一。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文艺创作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性和丰富性，同时也面临着重新审视其社会功能和文化定位的迫切需求。今天的文艺活动，传统意义上创作者个人情感表达的空间已不断缩小，更多的是社会文化、历史情境与技术创新三者相互交织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数字艺术的兴起为文艺创作注入了新的动力，推动了文艺创作维度上的拓展、形式上的多样以及内容上的丰富，极大促进了文艺活动的普及化与多元化发展。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普及，传统的文艺创作媒介，如纸质书籍、画布和胶片，逐渐被数字平台所取代。创作者不再受限于物理媒介，而是通过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等设备，借助各类数字工具与创作软件进行创作。这一转变不仅极大拓宽了创作的边界，推动了文艺创作形式的革新，使得图像、音乐、视频、互动小说、网络游戏等新兴文艺作品能够以全新的方式呈现，更满足了观众对多样化文艺消费的需求。
其次，“新文艺”展现了跨媒体、多模态、交互性、沉浸式与生成性等独特的艺术特征。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得文艺创作突破了传统的文字、图像和声音的局限，拓展到视频、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以及人工智能生成艺术等多维度、多感官的体验形式。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观众可以进入作品的创作世界，亲身参与其中，沉浸式体验超越了传统艺术作品单一的视觉感官。这种创新使得观众的体验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而是积极参与创作过程。交互性艺术作品通过观众的参与改变创作过程，而虚拟现实艺术则通过沉浸式体验让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创作的一部分，积极参与文艺活动的生成与表现，艺术作品不再是单向的呈现，而是观众、创作者与技术的互动产物。文艺的跨媒体与多模态的特征愈发突出，尤其是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助力下，传统文学、绘画、音乐、电影等艺术形式不再局限于各自独立的领域，而是日益融合，形成了多感官、跨媒介的艺术作品。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融入，进一步强化了文艺创作的生成性。人工智能不仅能够辅助创作，还能够与创作者进行深度协作，生成全新的创作形式。人工智能可以根据观众的反馈实时调整创作内容，甚至生成个性化的艺术作品，从而推动了艺术创作的个性化与定制化，进一步满足了不同受众的需求。由此，文艺创作中的观众角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观众不再只是“读者”“受众”，而直接成为创作者、参与者。
再次，当前文艺作品呈现出“频道化”“系列化”和“风格化”的三大趋势。“频道化”是指文艺作品依据不同主题、题材以及受众群体进行的细致划分，这与电视台的频道分类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做法让创作者能够精确地满足特定受众群体的需求，迎合了个性化文艺消费的趋势。以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为例，在庞大的用户基础上，它们依据用户的不同兴趣标签或内容特征，将内容细分为美食、旅游、亲子、情感等多个频道，从而构建起不同的文化圈层。“系列化”则体现在文艺作品越来越倾向于以系列或连续剧的形式展现，特别是在影视、微电影、网络剧以及网络小说等领域，这种趋势尤为明显。正如费利克斯·布林克所言，“系列化实践在当代电影制作中取得新的中心地位”，系列电影“一方面表现了当代数字化和媒体融合时代流行文化所遵循的经济和内在逻辑，另一方面也表明文化活动在资本需求下的转变——这一转变需要将休闲时间和娱乐媒体的消费重新塑造成经济价值的来源”。如《唐人街探案》系列自2015年起，分别于2018年和2021年推出了续作；而《流浪地球》在2019年和2023年之后，也已启动第三部的制作。这种连续性的创作模式让观众和读者得以长期投入，深入探索作品的艺术世界，从而提升了文艺消费的持久性和稳定性。至于“风格化”，它体现在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逐渐塑造出个人的独特风格和艺术语言，每位创作者都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这使得观众能够在浩如烟海的内容中迅速辨识并认同某位创作者的风格，促进了文艺创作的个性化发展。这种“风格化”不仅体现在文艺作品的类型化上，如网络文学的都市异能、玄幻、穿越等类别，也体现在语言风格上，如小红书、抖音等平台流行的“爆款文”和微短剧，它们往往具有“爽文”的特质，旨在采用轻松愉快的叙事手法，快速满足读者的情感需求。
最后，当前的“新大众文艺”中非虚构写作与泛文艺化创作的趋势尤为显著。非虚构写作打破了传统新闻报道与纪实文学的界限，拓展至个人生活、社会观察、历史回顾等多个维度，展现出更深刻的真实性与代入感。这使得文艺作品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加深了与观众的情感共鸣与互动。泛文艺化则体现在创作形式的多元化与参与主体的广泛性。随着社交平台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素人”创作者通过生活记录类视频（vlog）、视频直播、微电影、短剧等新兴形式加入创作行列，甚至在虚拟空间中与他人协同创作。这种“人人皆可创作”的潮流突破了传统文艺创作的阶层与专业限制，使得文艺创作更加普及和大众化。
当然，“新大众文艺”的成长正如新生的婴儿，也可能并不会十全十美。比如，“新大众文艺”如果过于强调其“新媒体时代”，会不会形成“（新媒体技术）的技术依赖”，从而过于强调其“炫技以娱人”的成分？又比如，随着“新大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新大众文艺”会否同时也裹挟着一定的“中产阶级趣味”和“小资情调”？再比如，除了“数字化转型”“数智化转型”外，“新大众文艺”是否还有其他新的艺术创新的可能性？“新大众文艺”固然带来了文艺创作和消费的量的繁荣，但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其质的提升，从而推进“新大众文艺”的经典化历程？等等。诸多问题的回答都有待“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消费者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新大众文艺”作为一个命名，不仅意味着文艺形式的革新，还代表了包含着文艺活动各个要素的变革。正是在这一变革的推动下，文艺创作的主体性、受众性、互动性和多样性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使得文艺创作更加贴近大众、贴近生活。随着“新媒体”的持续进步和“新大众”创作群体的不断壮大，这一新的文艺形态也必将在未来孕育出更加丰富的文艺生态和创作平台，推动中国文艺朝着更加多样化、大众化和多模态化的方向持续发展。
来源：中国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