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四二年我离开许昌,由王殿云叔和八叔(刘金铭,他是我师叔刘金生的弟弟),护送我们几口经扶沟县向界首县去。一路上风餐露宿,因为雇的是人力拉车,一天走不了多少路程。到了周口镇,我和母亲及弟弟改为水路登舟而下,八叔和大弟弟从南岸骑自行车到界首。叔云叔返回许昌。将近
引子
图文无关,仅作示意
正文
一九四二年我离开许昌,由王殿云叔和八叔(刘金铭,他是我师叔刘金生的弟弟),护送我们几口经扶沟县向界首县去。一路上风餐露宿,因为雇的是人力拉车,一天走不了多少路程。到了周口镇,我和母亲及弟弟改为水路登舟而下,八叔和大弟弟从南岸骑自行车到界首。叔云叔返回许昌。将近中午到达界首。八叔和大弟已经找好了旅店。登岸后,首先给我的印象是:这里人们的衣着看来都很新颖。那些阔商大贾和一些时髦的妇女,穿得是纺绸、香纱,皮鞋。自从我离开省会开封后,又在沦陷区的农村生活了一个时期,乍一见到这些,好像换了天地似的。
界首,地处河南、安徽两省交接处,沙河贯流南、北两寨之间。据说,河北岸寨里属安徽省太和县,寨外西部就属河南省。当时日寇未能侵入界首,未沦陷的广大地区,像重庆、西安、许昌、漯河等地的商人在界首开有商行,河北岸有两条主要街道和一个商场是商业繁华区。在商场大院内聚集着沦陷区豫北怀庆府一带来的人开商店,做小买卖,一口怀庆乡音。还有一个豫北小学校,就是豫北同乡会办的。河北岸为商业、文艺场所、学校的集中地,河南岸有个烟厂。因为当时比较繁华,国民党的“沙河”警备司令部设在北岸,总司令部设在界首以南数十里的临泉县。
由于当时商业一时繁荣,人口密集,娱乐场所也有好几处。有剧院五个,即明星舞台、同乐戏院、新舞台、民众舞台,集中在河北岸,河南岸也有一个剧院。当时演出的剧种有豫剧、京剧、评剧(当时叫落子戏)、河北梆子(叫京梆)、话剧。豫剧演员中,徐艳琴、马金凤、毛兰花(毛凤麟)先后到界首。我去了以后,又有田岫玲,也到界首;京剧演员有金丝猴、兰月春、俞富英、张婉华、律蝶华等;河北梆子演员金刚钻;评剧演员鲜灵芝。还有两座曲艺场,说评书的有纪万春等。
豫剧在界首最受欢迎,其中有先期到界首的漯河景乐班以及后来我参加的那个当地班子最受欢迎。前两个班子先期到界首,阵容较好。景乐班有徐文德、徐艳琴,密县班有马金凤和周海水。这两个班子在商业繁华区内。当地那个剧团我来到界首之前,演员有刘玉梅、周凤琴,是寨里一个姓饶的办的,演出的剧院叫民众舞台,远离商业区,地点较偏僻。景乐班曾一度改为黄淮剧团,属公办,但办时不长就解散了。
由于人口猛增,住房不能满足,为迅速建房子多采用篱笆(用高粱杆或竹杆)架起来再糊上泥巴做成墙。屋顶用草苫[shān]做成。住着这样的房屋,有个临时感。都想着在那里不会长久呆下去,赶走日本鬼子,就能返回家乡了,我在界首一直到抗战胜利才离去。象这样的房子易遭火灾。我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后,一场大火把两条繁华街道烧个净光。竹竿在大火中辟哩啪啦响,许多商行毁于大火之中。
我记得河边码头上,还经常停泊有装满货物和客商的火轮。这些足以说明界首这个小镇有“小上海”之称的道理了。
我们在旅店住下后,就让八叔先去戏院周围了解一下戏斑的情况。不大一会,八叔带着王福臣来到旅店。他们一进门就喊:“娘(他称呼我母亲),妹子,您来了咋不吭一声?”意思是没有给他打招呼。“走,别住这儿啦,往家去。”他非常热情地要我们去他家住。
王福臣,外号“二里呼吞”,他为人正派,爱打抱不平,对同行中的困难者一向出相帮之手。在漯河,我们曾在景乐班共过事,对于他热情相邀去他家住,我是很领情的,只是我们这么多人怎好去打扰他呢?他又说;“妹子,住这不行,人家要是知道你的身份,恐怕是要招来麻烦的,无论如何也不能住这儿。”是的,在那个社会,戏子是最受人歧视的。贪官、恶吏、豪绅、恶霸之类的地头蛇,他们的所做所为,我是深知的。初到一个新地点,人生地不熟,会遭到意外的麻烦事,旅店又是个混杂场所,对此不能不考虑。
我来到界首的目的是想参加由公家办的黄淮剧社的。问了一下黄淮剧社的情况,福臣兄说:“黄淮剧社是漯河这个班子组建的。但是,没多久就解散了。”说到此,他想起了原黄淮剧社的负责人,说:“刘集庭社长住的那个院子有空房子,我去跟他说说,你们先住那儿吧!”他这一说,我母亲认为刘社长是管过黄淮剧社的,与剧团有一定关系,住那儿比住旅店好,就同意了。他见到刘社长,将此事一说,刘也欣然同意。当天我们就搬过去了。
刘集庭是柘城县人。他夫妇都是知识分子,对人言语文明,态度有礼貌。他当时有四十多岁,没有孩子,夫妇俩都喜欢看戏,他看到我母女的穿戴和言行,就向我母亲说:“你姑娘不象个唱戏的呀。”
住下后,福臣兄就和我母女商量,邀我搭他那个班子。当时,他是景乐班管业务的。他说:“俺初到界首,上座很好,后来金凤来了,剧团也多了,就有个争头了。毛兰花到景乐班,加上又排了个新戏,所以景乐班和密县班是最受欢迎的。密县班也用了一些方法,争取多上座,原来他们的《观文》到《吊孝》是分三个晚上演的,现在两个晚上演完,原来两个晚上演完的戏,现在一个晚上演完,两个班的上座不分上下。”他又说:“我这个班的演员很多是开封一带的人,戏路子与你是一样的。密县班子是豫西的戏路子,你若到那里,是隔一层的。”他如此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可能听说金凤来动员过我与她合作。我和金凤在开封曾在一个戏班子学过戏,共同受业于一个师父。后来她离开开封,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久别相逢,也是很亲的。金凤原是祥符底子,不过她在豫西时间较长,已经适应豫西的戏路子了。福臣兄接着说:“你到俺那儿吧!文德、艳琴都欢迎你与他合作。”由于我刚到此地,不了解两个班子的情况,一时拿不定主意,对两方面也都有私人交情,因此,不好马上答应哪一方,从演出方面来衡量,若到密县班,戏路子是“隔着道”的,我要进去就象重进科班,再烧二回火,重新学。
我原来在漯河时,搭过景乐班,若不到这个班子去,也有却福臣和文德夫妇的感情,于是,我决定进景乐班。
通过几场演出,感觉到景乐班与在漯河时有些不同了、在漯河时,我演出《三击掌》、《算粮》、《桃花庵》、《黄桂香哭墓》、《莲花庵》等,都是李大秃师父演老生,合作得很好;效果也很好,可惜,李师父已离开这个班子。此时是另外一些演老生的,为了合作好,有时我还得迁就他,感到舞台上有表演不能顺心应手的苦恼。加上拉二胡的谢宝其也离开了景乐班,伴奏的气氛也不大相同了。前辈常说:“三分唱家,七分场面。”说明乐队在戏剧艺术中的重要性。戏剧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常听人说:某某爱挑角。其实,合作者很重要,此时,我不由得想念我在许昌班里的同事们,我真盼望他们能马上到界首来与我合作。
我在界首演出的消息,由往来于许昌和界首的商人传到了许昌,许昌的同事们来信与我联系,他们愿意到界首来与我合作。这样,我便产生了开拓新的阵地的想法。
我在景乐班演了一段时间,便辍演了。当时界首的生活费用低廉,我演一场戏的收入足够我一家几口人一个月的生活开支,因为我一向生活简朴惯了,生活上也不愁吃穿。
休息没多久,民众舞台的穆润生经理就托刘集庭说合,邀我到他的戏院演出,班底就是当地的那个,答应待遇由我来定。但是,我从没有搭新班向人家要身钱(即工资待遇)的习惯,到他那里当然也不例外。同时,我没有看到过这个班子的演出,也不好冒然答应他们。我回答他,先看看他们的演出再说吧。
一天穆经理请刘集庭夫妇和我去看他们的演出。这天是他们新邀来的一位主演的头一场“打炮戏”。他主演的节目是《观文》,前面加演《黄鹤偻》。《黄鹤楼》本来是个常演的节目,但我到界首还是第一次看到沙河派这一路的演出。真是有点“少见多怪”吧,沙河派与内十处的演法不大相同。例如张飞上场的亮相是这样的:张飞在幕内起二八板头句腔前,乐队先打两次“轰雷炮”(一种锣鼓经),每打一次,张飞就掀门帘出来亮相一次,然后便缩回到门帘内,(过去舞台分上、下场门,门上吊有门帘,门帘上写着“出将”、“入相”的字),第三次才正式出场。这种莫名其妙的动作,我是第一次看见。饰周瑜的是该班主要演员,他形象和嗓子还可以,但是,也是这路子戏,在兵困黄鹤楼一场戏中,周瑜与赵云发生冲突时,他两次表演了窜椅子的动作,这种动作纯系为表演而表演,与周瑜这个人物的身份是不相称的。不过,透过这种表演,倒可以看出演员的功底如何。看罢戏,穆经理很快又托人找我谈条件,他说只要我提出来,他们就答应。他们以为我会在经济上要个高价。但是我提出来的条件使他们为之愕然。他们惊愕的不是因为我提出的条件太苛刻,而是出乎他们意料。第一条,鉴于他们班子内演员水平,我提出请他们再邀请些演员,若这一条不能实现,其他条件就不必再谈了。因为开辟一个新地,演员阵容若不具备一定水平,是打不打局面的。他们清楚他们演员的水平,所以这一条就无条件地同意了,出乎他们意料的还是第二条,这条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内容是:我在其他地方从不拜客,不请唱堂会,到这个班里也不例外。他们听了感到是个新闻。他们背地里说:“阎立品提的这个条件特别。”他们说:“有的演员,就是有点名声的演员,每到一个新码头,想拜客还愁无门路,若不能面面稽首,会得罪地头蛇。有的人更是走一处就想方设法拉上个什么关系,以换得人家的捧场。只有阎立品与众不同。”他们这个班子是当地一个有影响的绅士办的,他们把我这条件向管主报告,管主点了头,他们也就完全接受了这一条。所以,我在这个班里多年,直到我离开时,我从没有到过管主家。最后才谈到待遇问题,我提出只要能把班子搞上去,我个人待遇就没啥问题。我永记着出师时老师对我的教导:身钱不是要来的,是靠艺术挣来的。所以,长期以来就形成了我这样一个概念:不能让(身)钱压(住)艺,要让艺压(身)钱。他们事先已有商量,提出让我抽“加子”。“加子”就是在我演出时,在他们原来的票价的基础上另外加一定的钱,这部分另加的钱就是给我的报酬。这个条件比较合适。我演出按卖票多少抽钱,不演出就不要分文。
当时票价分种:一是座票,座位不分等级,同一个价格;二是站签,就是站票,站着看戏。站票不象座票那样对号入座,所以站票比座票低两倍左右。
达成协议后,很快邀来演员,第一个邀来的是我的师妹徐艳云。她扮相好,戏路子宽,能演青衣、泼旦、小生,她学戏很快,只是嗓子条件不算太好。我们合作时间长,我比较满意,她也愿意与我合作。演《老羊山》、《三上关》,她饰薜金莲;演《桃花庵》,她演苏太太;演《观文》她演商林;《吊孝》中演爱玉,《投衙》、《玉虎坠》中演青衣。相继而来的李耀卿、王松山。李耀卿是能文能武,能演小生也能演老生,松山演武生。这样很快就能开展工作了。演《刀劈杨藩》,李耀卿饰杨藩,松山饰薜丁山,艳云饰薛金莲这个戏演出的效果很好。很快又上演了几个老剧目,象《凤仪亭》、《皮袄记》、《桃花庵》、《玉虎坠》、《三上轿》、《蝴蝶杯》、《抱琵琶》、《莲花庵》、《洛阳桥》、《香囊记》等,这样,给这个班子带来了生机,各方面都满意。后来我师叔刘金生带着他两个女儿,从太康县来投奔我,他拉二胡拉板胡的毛孩也到这个班来。这样,班底硬棒多了。虽然地点偏僻,影响逐步费大了。我一向有个信心,那就是:只要有个事业心,从艺术上严要求,艰苦奋斗,百折不回,是会把工作促上去的。
由于演出营业日趋兴隆,后来(1943年),就有些名演员也到这个班子来搭班。先到的有毛凤麟(即毛兰花)王同秀和王的岳父陈玉珍和打鼓的王金。后来田岫玲和他丈夫也来搭这个班,他们都是从本地另外的班子里来的。由于演员阵容增强,上座率很高。民众舞台的声誉大振。这时义务戏也由原来在其它剧院而转到这个剧院演出。每逢演义务戏,都是抽调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的主演到这个园子来演出。在界首这个阶段,我的艺术视开阔了。从别的剧种吸收了一些营养,又排演了一些新剧目,使我的艺术增添了新的血液。我的观众面也扩大了。
义务戏,是为那些官僚的升迁或军政要人途经界首时给他们专场演的戏,自然都是抽调各剧团的主演,演他们拿手的剧目。对我来说,有机会观摩许多剧团主演的拿手戏,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前面提到的那些兄弟剧种的演员,他们有的来自京、津,有的来自上海,在艺术上都有独到之处,具有一定声望。其中我尤其喜爱京剧的身段表现,它的韵白吐字都好听。一次张婉华演《得意缘》,饰青衣的是郝效莲,他虽不是主演,但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们的内在表演使我极为满意。在界首我第一次看到话剧。它演的节目有《野玫瑰》我很喜欢话剧那种真实的表演,富有生活气息。
我有个体会,一个演员要想使自己的艺术不断提高,多看别人的演出,是个很好的学习途径。老师虽然是手把手地教是很有必要,但是看舞台上演出,那才是更直观的第一手示教。在观摩时,同行当的演出应该看,而不同行当的演出也有借鉴之处,不出名的演员有的也有他自己的特长,捕捉其神韵,化为已有。有吸才能有长进,我的潜师在各行当中。
当时,我排演了几个新剧目,这些戏促使我艺术上进步不小,也使我们的营业上座率大大提高。
有位叫胡静斋的公职员,他很捧毛兰花,是他给毛兰花改名为毛凤麟(取凤毛麟角之义)的。这个人文学底子很好,喜欢戏,会唱豫剧,他写了一个剧本《冷雪雁》是由聊斋上《大男》改编的。本子有一定文学性,加进揭露富人不仁不义的情节,有一定进步性,当时知识界看此剧,都颔首称好。
为了提高演出质量,胡先生建议我问京剧学习身段表演,于是我聘请了京剧演员郝效莲给我说身段。郝先生当时四十来岁,是个知识分子出身,上过大学,因酷爱京剧艺术,票友下海。所以,他没有旧艺人那种习气,待人和蔼客气,有正义感。他到我家给我说戏,我都是宾客相待,天长日久,相处很好,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是他把我引入京剧艺术之门,他看我母女以诚待,除了教我演《冷雪雁》一剧的有关身段之外,又主动提出教我“起霸”和“趟马”,接着又教我一套舞剑的曲牌子“夜深沉”,我都学会了。后来他又提出给我排《元霄谜》和《红娘》,他说这两个戏是荀慧生的秘本,一般人很少演出。先排了《元霄谜》,演出此剧还借用郝先生的行头。演出效果不错,接着就演了《红娘》这个戏。这两个戏,给这个班子挣了不少钱。差不多几天就上演一次,只要挂《红娘》的牌子,准满场,戏票很紧张,站签也卖得多,空前暴满,当时界首没有人演这个戏,连京剧也没演过,再者角色配的演员也硬棒,我演红娘,艳云演莺莺,我大弟演张珙,李耀卿演白马将军。后来,毛凤麟来这个班后她演莺莺,艳云演老夫人,观众对演员阵容很满意。当时演此剧,是按京剧本改编。(酬简)一场我还唱京剧的(四平调)。照这样全盘搬用,并不是无可非议,但是对豫剧的观众来说,却另具一番风味。对我来说,这是我直接接受京剧艺术的开端,给我的表演增添了生命力。
演出《冷雪雁》,对我的艺术是个促进和提高。在唱腔上,雪雁在寒窑苦度光阴中,有个对儿子叙述家事的唱段,要唱悲调,悲调唱豫西调用大本嗓(直嗓)。我用的是真假嗓结合的唱法唱的,我并不满意。就从那时起,我决心使我的二本嗓与大本嗓结合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一直练了几年。到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开封还继续练,终于达到了运用自如,本嗓与小嗓相结合的没有痕迹了。
有位高启俊先生,他曾在黄淮剧社指导过工作,他本人是学音乐的,后来他在一个中学(界首北门外)教书。他很喜欢戏,写过剧目,他给我写过《吊孝》。在界首时,最初我只演《观文》一折(是我演义务戏的常演节目),不演《吊孝》。因为当时《吊孝》一场中雪梅的唱词我不喜欢,嫌它太庸俗,低级趣味,象其中一句“早知道你回府只把命丧,妻随你住几日那有何妨?”这句唱词虽然能得到掌声,但是,伴随着这种掌声的那种哈哈……笑声,叫人难以忍受。所以,未改之前,我是不演《吊孝》的。
高先生那时年纪在三十上下,有进步思想。他讲秦雪梅这个人物时,曾说;“让雪梅守节,双教子不好,但是,让雪梅改嫁,那也不可能。因为他处的时代是封建王朝,只能是守节的下场,这也是封建社会所颂扬的。”他还说:“女人死了,男人可以再娶;男的死了,为什么女的还不能再嫁?”当时他仅把《吊孝》一场的词修改了一下,把污语秽词删掉了。但是还是保留了爱玉这个人物,最后也没有提雪梅守节或改嫁的事。这是由于当时思想基础所限。这个戏,经过高先生修改之后,又加了一场《训女》,把《别府》一场做了简化,这样,我演《秦雪梅》就初具雏形了。但是,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尾。
当时,对于修改后的《吊孝》我还是有点担心,觉得这样改,观众是不是能接受呢?因为这个戏别人还在演出,观众已经熟悉了原来的《吊孝》,可是经过演出,效果很好,尤其是在唱词方面,我的观众很赞许。而故事性上,把《观文》、《训女》、《别府》、《吊孝》联贯起来,成为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有喜的气氛,又有悲的情景。虽然当时这个戏很不完善,但是总算打响了,因此我体会到,戏剧的改革,非得有胆量不可。如果怕这怕那,将永远不会提高。从观众方面来看,他们的思想和对艺术的爱好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对艺术欣赏的水平也不断的提高。当时我的观众中有很大一部分知识界人士,也包括一些青年学生,他们喜欢我的艺术,了解我的为人,是自发的支持者。在舞台上,他们认识我,在剧场里我们之间仅是台上台下之隔。但是,散了戏,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这怪我一向不善于社交之故。可是,一旦我们成了熟人,又互相有所了解之后,那我们便成了戏曲艺术上的良友。
自从在界首把《秦雪梅》这个剧名定下来之后,原来把那种《观文》呀、《吊孝》呀,或《别府吊孝》呀,《秦雪梅吊孝》呀等不能统一的名称,统一起来了。这个戏便成了我的一个常演剧目。解放初期,又进行过修改,1962年又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动,使这个剧目得到了“推陈出新”。但是我必须说明,《秦雪梅》这这剧本的诞生地是界首。
一九八二年我到徐州市演出《秦雪梅》时,没有想到将近四十年未见面的高启俊先生,我们竟在那里相遇了。真是故人相见格外亲呀!他已经退休,我们都已是白发苍苍者。之后,我请他到郑州,又探讨了《秦画梅》的现在的版本。《秦雪梅》一剧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上面提到的《红娘》也是我在界首开始演的,以后并成了我的一个常演剧目。解放后我又从《红娘》过渡到《西厢记》,我也从演红娘改演崔莺莺。《西厢记》,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所以,我的《西厢记》也不能不说是诞生在界首。
田岫玲到民众舞台后,我又排了个樊粹庭的戏《巾帼侠》。我演罗剑琴,田岫玲演富桂香。田岫玲与我还有世代友谊之情。她父亲和我父亲是师兄弟。我们在界首那个合作价段,还有个有趣的事。一次,她突然要求我与她合作演出《后楚国》,她演旦角,要我演吴子胥。这对我来说真是个意外,因为我的嗓音不适合演武生。但是,为了我们的友情,我还是演了吴子胥。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反串演武生。在界首我还曾反串演过《双头马》中的田三元。
从我们这个戏园上座率和经营在这个园子演义务戏来看,这个班子已经被社会所注目。我和徐艳琴、毛凤麟、马金凤被群众誉为当地的四大名旦。但是,我自觉自己是个极平凡的演员,舞台上我是有点名气,而台下生活的那种艰苦状况,却是一般人不了解的。舞台上我敢让十指扮粉脸,舞台下,却是“不把双眉斗画长”。我的穿戴与人们的想象不一样,同事们都说我是个农村姑娘,用现在的俗话说,是有点“闸气”。因为我经济的收入大都花在提高艺术素质上了。例如,买行头和招待对我艺术上进行指导的良师益友,这也算是付出了“学费”了吧。可是,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土气十足的姑娘,也难免惹起一个司令的妄想。身为一个女演员,想正正派派做人,却有无限的苦恼。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沙河警备司令李铣,他不怀好意,暗中托人说合。可是他所托的两个人,在我面前都不敢提一个字,最后直接把我母亲叫去面谈,我可敬可亲的母亲,当面拒绝了他。这件事在当时社会上有所议论。下边是我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郑州与我师妹徐艳云的谈话:
“有件事我想向你了解一下,就是在界首有关李铣的那个事,你比较清楚,你是当事人,请你谈谈吧。”我首先提出了这件事。因为我师当妹时是李铣托的“红娘”。
我师妹说:“那个他(指李铣)通过了解,知道咱俩关系密切,他想叫我当桥梁,我知道他不会成功,就推卸他,但又不好明显拒绝,强龙也不压地头蛇么!我说,得慢慢谈,我对他说,我不敢直截了当地对她(指我)说,她的脾气很古怪。就这样,他叫我一次,我就推一次。有一次,他向我暴露他的思想,他说;“她的品行好,我想讨她,叫她给我生孩子。”我回答说:“这事得慢慢给她说。”
“还是直到他调走之后,你才给我说了这件事,起初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思想上不赞成,只好拉客观,你记得么,李铣调走后,咱俩上白果树散步,我对你说了这件事,你说:‘他绝户八辈子,我也不嫁给他!我出家当尼姑,也不会嫁给他!’”她又说:“我根本不赞成,若赞成会不露个信给你?他找过我回数不少,他看叫我办不成事,又让经理找过俺大娘(师妹称我母亲),把大娘叫到经理家,听经理说,李铣拿着银圆向俺大娘手里塞,大娘死活不接。”
“我的生活状况你是知道的,并不宽裕,我母亲见钱不理他,在我们这行中是少有的。”我永远不能忘记母亲正气凛然的形象。
“你还记得吧?你给李铣办个‘老长脸’”。
“我记得,当初咱俩住在一个屋里,演出时扮戏都是在咱屋内。”
师妹说:“那一次咱俩正在化妆,李铣一头扎进咱屋,他一进屋就坐在你床上,你就抓住那粉盒啪嗒啪嗒地摔,很明显你是冲他的,他觉着不是味儿,就出去了。给他办了个‘老长’。”
“后来听说,他一出门,就把经理骂了一顿。”我向来有个无名火,就是不知怎地,我见那些当官的和有钱有势的就讨厌。在那些官僚老爷眼里,觉得戏子低人几等,他们自以为高贵。但是,我以为晋人左思说得对:“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所以对他们我有一种无名仇视之火,也因此招来了他们对我的不少报复。
自从那一次我给李铣办个“老长”后,他再也没有进过我的屋。后来,我到临泉唱义务戏,有个叫胡萍秋的处长,他喜欢京剧,是个票友。他送我一个小中堂,上面写着:“艳阳桃李之姿,风霜冰雪之操”。可能就是我给李铣办难堪的事传出去,引起社会上的公议。
听说李铣把一个评剧女演员玩腻了,一脚把她踢开了,害得这位演员重操旧业也不敢在李铣的管辖地演出。
李铣走后,又来了一个司令。正是大雪封门的夜晚,戏院停演,演员愁眉苦脸的时候,大约在晚上十点钟,突然有两个人闯进我家(我还在剧院住)。我母亲问他们干什么?他说:“司令叫阎立品去唱堂会。”我母亲说:“我们从来不唱堂会。要是全班人都去,化上妆演戏,那行,要是叫夹个弦,一个人去唱堂会,无论给多少钱,俺也不去。”那两个人一听,嘴里不干不净地咕噜着走了。也不知他们回去怎样对司令讲的,司令把掌班的叫去,下令不叫我在界首演戏,要驱逐我出界首。那两个人向他们的司令(听说比李铣的地位高)说:“阎立品比土匪还厉害,不听我们管。”因为掌班的指望我挣钱,他又没有胆量去违抗,就跪在司令屋门外的雪地上,请求不要把我撵走。对于这件事,一九五八年打我右派时,在一次斗争我的会上,曾有一位不了解真相的人以此给我加上一条罪状,说我在旧社会叫掌班的跪在雪地里向人家求情,这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其实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更不是我叫掌班去求情的,如果当时他叫我出界首,我立即就走,决不会去伺候那些老爷们。我的经历证明我是无罪的。
抗战胜利后那一年,已经是深秋了,有一批叫什么“调查室”的来到界首。他们不了解我,一天,他们的人到我家,我躲在布挡内没出来见他们,他们说我架子大,不买他们的帐,就写了一封恐吓信给我,使我更加苦恼。我感到做一个演员真是低人十分。我开始产生抛弃这个被人歧视的职业的想法。我对吃“戏子饭”很伤心。戏子虽是个人,可过的不是人的生活!这是我在旧社会作为一个演员的苦恼!
界首时,我已经是二十多岁的人了。怎么会被人卖呢?是开玩笑吧?不是开玩笑,确有此事。
日本投降后,我回到开封,住在自由路西头路南的龙须胡同,房东是我当年学戏时永安舞台的管帐的(即会计)王自立。
一九四六年春天,一个风和日丽、春光明媚的日子,生活很平静。蓦然,一场风波从天而降。
“阎嫂,大门口有人找您咧!”忽然听到房东王太太的声音,我妈应声出去。可是很大一会儿母亲才回来。我问:“妈,谁找咱咧?”我妈面带怒容地说:“这会儿你别问!”我看妈话中带着气,就没敢往下问,我很纳闷,妈为何如此生气呀?
当天晚上,又听到:“阎嫂,有人找您!”我这次有了警觉,想看是谁来找。进来的是刘吉庭夫妇,看到他们我很高兴。请他们进屋,寒暄了几句,谈话便进入了正题。
“我们才到开封不久,早想来看你们,可是事情多,没顾上来,今天是受人之托,是非来不可了。”他这话,真使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但是,我妈已经猜着八九分了。刘接着说:“老太太,今天上午有个人来找您吧?”
“是有个人找俺。你咋知道啦?你认识他吗?”我妈问刘。
“那就是吕司令,他是特地请假从重庆来的。”刘说的这位姓吕的,在界首当过司令,我听说过,但没有与他交谈过。“他是专程为立品来的。他准备了很多东西,早上你可能见到那一车子东西了,全是给立品的。今天他见到你,你说,不知道这回事,也没让他进屋里来,他回去一想,才醒悟到是受了姓穆的骗了。”
噢,我妈早上生气的原因,原来是由此引起的。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仍是闷在葫芦里。
刘接着说:“这件事可把吕司令气迷糊了。他到我那里去,我给他泡了小壶茶,他能把壶把塞到嘴里,洒他一身水才发觉。你看他气成什么样子了。”刘说到此,也哈哈笑起来了。
我妈接着说:“他生气,我还生气咧!早上我说俺不知道这回事,他偏要说是立品答应他的婚事的。立品啥事也不会瞒着我,这事更不能不和我说一声,我最清楚我的闺女。我不是那种糊涂娘,光叫孩子挣钱顾家。只要有合适的人家,我愿意叫他嫁人。”妈说到此,叹了一声,接着说:“您老知道,就因为唱穷×(注:原文印刷不清,似为“孙”)戏,成天成年受窝囊气。立品那个脾气您是知道的,我的闺女对有钱有势和那些当官的,向来反感。所以,他说俺闺女承许他啦,我是不会信的,我一听他这话就很生气,咋能会叫他来家坐呢?”
“老太太,你也别生气,吕司令也够老实啦。”刘吉庭听我妈一番话之后说:“我也问过他,他是怎能与立品认识的?他说:‘只是看过她的戏,根本没谈过话’。我听到这话,也觉得奇怪,便想问个究竟,他便滔滔地述说了他受骗的始末。”刘稍停了一下,喝口茶便说下去:“吕司令说:‘我今天才知道完全是上了穆某的当了。’
他说到此话时,声音都有点变了。他真是气极了。吕司令接着说:“我家是两门守我一个”,加上我女人又不会生孩子,所以家里人早就催我再娶一房。我的女人很贤慧,也催我再娶。只是未遇到一个较满意的,自从我看了阎立品的戏,对她产生了好感。又了解到她的为人,便决定要讨娶她,我的女人也赞成。因此,就托穆××去说合。我向穆××说:‘只要她答应,要什么条件都依她。’据穆××说,她的脾气很古怪,一下子不容易接近她。穆××说她费了很多脑筋,很多口舌,总算使她答应了。可是不能马上结婚,我问他这是为什么?穆××说:‘等她给母亲再挣两年钱,安排一下老母亲的生活,她还要供养她的小弟弟上大学。所以不能马上结婚。由于不能马上结婚,她也不同意马上见面,可以通信’。我听说这个话,就请穆××向她转告,我情愿供她弟弟上学,并愿供到上大学。至于她母亲,由我养老送终都可以。这不算回事么!可穆××说,她很有志气,不愿依赖人家,若不照她的意见,恐怕此事就不好办了。因此,我只好一切依了她。从此,便通信了,她还给我了照片。吕司令拿出立品的照片和一些信给我看。我看了信,不像是立品亲笔写的,因为我认得立品的字迹。这一点我向他说这信不是立品的亲笔。吕司令说:‘我并不认得她的笔迹,所以也没发生怀疑。当时我问过穆××,她还需要些什么,你了解一下,我好买了送给她。穆××说,叫她开口向人家要东西,恐怕她不会的。他说,我看她需要一顶凤冠,蟒袍也不行了。我便把买凤冠、蟒袍的钱给了穆××,托他买凤冠和蟒袍送给她。在演戏穿戴这两件东西时,穆××还特意叫我去看戏。”刘吉庭说到这里,我妈便打断了他的话,说明了这两件行头的来历。
我妈说:“我们在界首确实买过这两样行头。不过那是我们用自己的钱买的。凤冠是买唱‘翻调’的金钢钻的。蟒袍是托孙荣久在上海买的。孙荣久是我们初到许昌时住在同一个院里的邻居。他经常从界首到上海跑生意,这两个人都是可以查问的,孙荣久家住许昌,金钢钻也是个演员,可打听问一问么,看看是不是我们自己买的。再说照片,那时照像馆请立品照像不要钱,他们只图放大个相片放到窗子里。穆××要去洗一张照片是很容易的事。再说写信的事,打着立品的名字,那是更容易的事,为什么他拿不出立品的亲笔信呢?”我妈说到这里,很生气。
刘吉庭劝我妈说:“老太太,别生气了,这个吕司令也真够老实了。他是很尊重立品的,不是这样,他真要闹起来,也是个麻烦事,起码对立品这样的名演员是会有影响的。人家不闹,也不怪立品,只说是穆××拿着立品骗了他。说句笑话:‘阎立品在界首是被人暗地里给出卖了’。我俩才劝了吕司令半天,最后他提出个要求,要我来传达一下,那就是:婚事既然不同意,就算了。他提出能不能认个干亲戚?
他愿认到老太太跟前做义子,以后也来来往往。一来给他精神上一个安慰;再者他从重庆来时,曾和人打过赌,说是立品承许了他的婚事。但是有的同事也了解立品,说这是不可能的,说吕司令到开封,立品只要能接见他,就是他的好运气了。因此他们打了赌:他若见不到阎立品,愿意拿出重金请客。所以他想认个干亲戚。”
“看这个人还不是个不讲道理的坏人。要是没有这场事,他要是正正经经地认个亲戚也可以商量,可是现在再认干亲就没意思了。你知道立品的脾气,认了干亲戚,他来了,立品不理他,那更难堪。请你回去好好劝劝他,他有钱有势的,还愁找不到个合适的人么?”我妈拒绝了他认干亲的要求。
刘吉庭夫妇答应回去劝劝那位吕司令,这件事就到此结束。以后也没有见过吕司令。
他们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简直是象在做梦。多么可怕!发生在界首的这个暗地里的交易,我被人家置于险境,而自己却一点也没有察觉,我虽不能说姓吕的是个坏人,可是他也真是憨厚到家了,一个军官竟能如此上当受骗,真少见。但是当时我又想,社会是复杂的,我不敢相信这个姓吕的司令如此轻易上当。再说那穆××怎敢如此大胆,去冒险和一个司令要花招?他不要命了吗?或许姓穆的事出无奈,不如此周旋是要吃眼前亏的。事情是复杂的。但是,从姓吕的和姓穆的这两个人的情况来看,他们确实在暗地里进行了不可告人的交易。
从这件事中,我又看到我慈母爱护女儿的心。我母亲一生受了很多苦,她被父亲遗弃,好不容易把我养大,虽然我学戏后能挣几个糊口钱,但由于我是个“女戏子”,我母亲跟着我也历尽了险境,为我担心受惊,吃苦头不少。她的一生也够可怜的了;她支持我正正经经唱戏,清清白白做人,我为有这样一位母亲感到幸福和骄傲。
资料来源:
《界首史话》第二辑(1988年12月)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