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83位烈士的回家路：“上一秒不放弃，下一秒就有希望”

摘要：1949年5月12日，历时16天的上海战役打响，这是人民解放军战略追击中的一次大规模城市攻坚战。战役结束后，有135位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烈士被安葬在闵行区烈士陵园。除了24位无名烈士，目前还有83位烈士尚未找到后人。

董升，山东莱阳县火山区中旺村人；

彭志祥，山东费县五区即石井镇安乐窝村人；

汪明，江苏沭阳县马厂区张文乡周庄人……

在闵行区烈士陵园的《烈士英名册》上，记录着135位烈士的姓名、籍贯等信息，他们的生平被浓缩在短短几行，无一例外地写着“在解放上海战役中光荣牺牲”——

1949年5月12日，历时16天的上海战役打响，这是人民解放军战略追击中的一次大规模城市攻坚战。战役结束后，有135位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烈士被安葬在闵行区烈士陵园。除了24位无名烈士，目前还有83位烈士尚未找到后人。

循着他们的足迹，一场跨越时空的寻亲接力由此开始。自2020年12月区烈士陵园成立寻亲小组以来，一些线索因信息不足而遗憾中断，也有一些成功化作打给烈士亲属的一通电话。在寻亲小组成员们的手中，这些从遥远时空抛来的线团正被逐渐解开。

“大伯，我来看你了”

G7246，3小时12分，从合肥南站到上海站。

在闵行区烈士陵园寻亲小组成员张燕莉的手机里，一直保存着一张去年4月2日的购票订单截图，这是汪明烈士的侄子汪加涛乘坐的高铁班次。那一天，她接到了汪加涛的电话：“张老师，明天我就来看看我的大伯。”

2024年清明节，59岁的汪加涛眼噙热泪，轻轻擦拭着汪明烈士的墓碑。因为汪加涛的父亲已经85岁，行动不便，所以汪加涛特意代表家人前来祭拜。“等了那么多年，当我接到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电话，告诉我‘大伯终于有下落了’的时候，我父母都很激动。”他俯下身，献上鲜花，“父亲要是身体健康的话，肯定会亲自过来，我现在代替他‘圆梦’了。”

汪明烈士生前担任解放军三十军九十师后勤卫生部医疗队军医，在解放上海战役中牺牲时年仅19岁。虽然只在自己家人口中听过大伯的故事，但汪加涛依然很自豪：“我爷爷和父亲跟我说过，大伯就在上海当兵，他长得非常清秀帅气，人也很聪明。”

一位怀着革命理想的年轻人，仿佛从档案记载的寥寥数语中走出，让一旁陪同的张燕莉也湿了眼眶。

在《烈士英名册》上，有97位烈士被标注了籍贯地，极少数详细到所在县甚至村，汪明烈士就是其中一位，这成为了寻亲工作的突破口。张燕莉采用一种“最原始”的方法，那就是挨个给烈士籍贯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打去电话。

“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留给我们的信息可能只有短短两行。”区烈士陵园主任顾琳彬表示，寻亲过程中，时常会遇到行政区域划分变动、原来的市县乡村改名、登记出现错别字和同音字等情况，导致“查无此人”“查无此地”。寻亲小组成员们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翻阅当地地方志，甚至联系当地寻亲志愿者探访烈士生前的村庄。

40多年前的寻亲信函

在汪明烈士的寻亲故事里，线索得到了顺利延续。张燕莉展示了一封1981年上海县民政局向沭阳县民政局发出的信函，“信中提到的周才生烈士安葬于闵行烈士陵园，与园内的汪明烈士、陆恩培烈士都是江苏省沭阳县人”。

张燕莉表示，由于40多年前通讯条件不佳，寻亲工作只能停滞。2022年，她成功联系到汪明烈士的侄子汪加涛，另外两位烈士也顺利找到了故乡。截至2025年，区烈士陵园已经为14名烈士点亮回家之路，为8名烈士找到了家人。

一个发向家乡人的弹窗

谈到建立烈士寻亲小组的契机，顾琳彬总会提起2020年9月的一次论坛。在论坛上，她得知有网络公司正在做“为烈士寻亲”的公益活动，便与对方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高度重视，认为为烈士寻亲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同年12月指导区烈士陵园成立寻亲小组，定期将烈士资料进行整理汇总，经由网络平台在烈士户籍地进行定向弹窗推送。

在烈士户籍地定向推送的弹窗

2023年清明前夕，顾琳彬见到了一位远道而来的祭扫者黄先生，他一路换乘飞机、汽车，从贵州遵义来到上海，前来祭拜冉见烈士。“我的外婆是冉见的妹妹，舅公1948年离家后一直没有音讯。外婆辞世前反复叮嘱，一定要找到冉见。”此前黄先生偶然刷到闵行区烈士陵园发布的寻亲信息，其中就有冉见烈士的资料。

寻亲小组立即联系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却在核查时发现，遵义县冉见烈士的籍贯地址和生前部队信息与闵行记载的相同，但牺牲经过不同。经过进一步排查，寻亲小组通过当地志愿者联系到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的一位街道工作人员，对方主动提出冉见烈士是他爷爷的弟弟，家中长辈持有1983年颁发的冉见同志《革命烈士证明书》。

是有两位同名同姓的烈士，还是寻找的是同一个人？带着这样的疑惑，寻亲小组分析两家家族谱系，最终确定两位冉见不是同一个人。由于年代久远且资料缺失，凭遵义当地的记录已无法确认谁才是安葬在闵行烈士陵园的烈士。

“虽然冉见烈士的后人不能完全确定，但他们都是烈士的家乡人，带来了来自故乡的思念。”顾琳彬说，有些已经找到故乡的烈士没有直系亲属，他们的家乡人看到消息后，也会不远千里来到陵园，献上一束花，“哪怕没有血脉连接，有家乡人一直惦记怀念也是很好的。”

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

2024年4月3日的烈属接待登记手册上，除了“汪加涛”，张燕莉还看到了另一个名字：冉茂胜。这位年轻人作为冉见烈士的后人，专程从遵义赶来，为冉见祭扫。“在这之前，我常会遗憾于寻亲工作没有很大的进展和收获。”张燕莉说。但在短短24小时内，两个寻亲故事彼此交汇，得到了动人的续写。

冉茂胜为冉见烈士祭扫

在她眼中，为烈士寻亲的意义也变得具象化。“上一秒不放弃，下一秒就有希望”，这是张燕莉的微信签名，她用了很多年，“每当我觉得工作难以推进，这句话都会给我力量，告诉我要再努力一把，烈士的亲人期盼着他们回家。”

“下一秒的希望”，让许多与张燕莉一样的人汇聚起来。“在这个群里，平时我们都不怎么说话，但一旦有人发了寻亲消息，大家都会立刻响应。”顾琳彬的手机里有一个不到30人的微信群，里面有上海各个烈士陵园的寻亲工作人员，“9点47分，我在群里询问有没有一位山东齐河的烈士信息，半个小时内就收到了很多反馈。我们都希望线索能多一点、再多一点。”

“这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情怀”，顾琳彬如是形容了这份工作。五年间，她添加了几十位各地寻亲志愿者、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其中一位名为“石头”的志愿者每隔几个月就会给她发来新的线索，也有工作人员翻出了50年前的档案，只为确认烈士的籍贯信息。“通讯录里的大多数人，我们都从未见过面，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但顾琳彬知道，大家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每一处环环相扣，方能编织起一条烈士的回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