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编辑》：您一直深耕出版领域，先后在甘肃教育出版社、读者出版集团、甘肃省新闻出版局、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人民教育出版社等重要岗位担任职务。从地方出版单位到国家级教育出版单位领军者，从出版人到管理者，身份虽变，但您对出版事业的矢志热爱和执着追求始终如一。在

出版情怀绘文化长卷

编辑匠心筑行业未来

——专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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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辑》：您一直深耕出版领域，先后在甘肃教育出版社、读者出版集团、甘肃省新闻出版局、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人民教育出版社等重要岗位担任职务。从地方出版单位到国家级教育出版单位领军者，从出版人到管理者，身份虽变，但您对出版事业的矢志热爱和执着追求始终如一。在您心中，这份事业的核心使命是什么？

黄强：我至今清晰记得《中国编辑》杂志创刊号刊登了一篇好文章，那就是刘杲先生的《我们是中国编辑》。此文深刻阐述了编辑的职责，彰显了编辑的文化自信与豪迈之情，对初入出版行业的我产生了深切的激励。1988年我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毕业之后，就一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至今已有 37 年。那时硕士研究生比较少，我本可以留校，或去其他高校，当大学老师或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但是偶然的一个机会，我机缘巧合进入了出版行业。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要培养对它的感情和热爱，毕竟热爱是最好的老师。进入出版社后，我愈加发现我以往积累的知识和所学的专业与出版工作的相关性很高，很容易培养感情，容易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在持续的编辑工作实践中，这种认识不断深化，从最初的被动适应逐渐转变为主动追求，以至于始终如一坚守着这份事业。这 37 年一路走来，出版工作已然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我认为，出版的核心使命在于文化建设，即传播知识、传承文化、传播价值理念及人生智慧。中国古代有“敬惜字纸”的观念，写文章、出书是一件非常慎重且意义重大的事情。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到“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顾炎武在《日知录》里也强调“文须有益于天下，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中国文化传统中极为重视写在、印在纸上的文字、文章，它们天生就该具有正向引导作用，旨在教人向善，传播知识文化。现代出版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出版行业承担着社会文化守望者的职责，肩负着维护传统文化、建设先进文化并使其得以广泛传播和延续后世的重任。而教育出版是其中比较核心的部分，其使命就是通过文化知识的传播立德树人、铸魂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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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辑》：您曾总结在读者出版集团、甘肃省新闻出版局的经历是“从干事者向管事者转变”，这种行政历练如何重构您对出版行业的认知？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出版单位如何既坚守社会效益的初心，又实现经济效益的持续，真正做到“讲政治、谋长远、看大局”？

黄强：一开始做编辑的时候，手头能做的工作很有限，一年做不到10 本书。这些书的选题，有的是领导分配的，有的是自己策划组稿的。那时的领导对我非常好，我与他们配合默契、沟通顺畅，交予我的工作大都能圆满完成，做成几件事后，我也很有成就感。但时间长了就会发现，有些很好的选题，自己没有能力或精力去实现。而担任出版社负责人，就可以组织协调和调动更多的资源去做书。那时甘肃教育出版社规模虽小，但一年也要出一两百本甚至两三百本书。当编辑只需要看自己担任责编的稿子，和少数作者打交道，可当领导要面对这么多作者和稿子，显然不能事事亲力亲为，得调动大家一起干。任职读者出版集团后，更要分管多家专业出版社的业务，这就涉及从干事到管事的转变，要思考如何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大家一起干，就要建立大家共同认可的行为规则，包括考核分配机制、工作流程、工作评价的原则等，特别是要把控好整体的出书方向，这些则是一个出版单位的领导要做、该做的。

到了省出版局后，工作变得更加宏观，不再直接做书，而是要参与管理全省范围内出版相关事宜。这时既要全面了解国家政策，也要清楚在甘肃这样的地方，整个出版行业（所有编印发单位）对于省里的文化建设负有怎样的使命。要确定重点选题，比如扶持优秀传统文化、地方文化传播和地方文艺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要根据省里的发展战略来确定引导扶持方向。这又是更高层次的工作要求。后来到了人教社，我常跟同事们说，我们要在国家战略和发展大局中考虑问题，要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找到教育出版的方位。在人教社这样的国家级教育出版单位，我们不仅要编研出版中小学各科精品教材，还要组织全国范围的教材使用。教育是教书、读书，出版是编书、出书，一个 “书” 字将我们的工作与教育强国建设紧密相连。在这里，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大局、讲政治、坚守意识形态阵地都不是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工作。

如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融入课程教材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教育出版事业和国家政治需要紧密相连，所以讲政治、谋长远、看大局就至关重要。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教材里传达的内容体现国家意志，是用来在教学和学习中塑造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培养未来人才、传承一个国家的文化命脉的。从事教材出版工作，必须深刻理解国家意志，掌握国家的政治要求、战略要求和人民群众的需要，这一点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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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辑》：在甘肃教育出版社期间，您曾主持出版了《藏族文化发展史》“陇文化丛书”“敦煌学研究丛书”等多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并多次连续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等，甘肃教育出版社由此在学界和出版界声名鹊起。您如何看待学术出版与教育出版的关系？

黄强：出版主要分为大众出版、学术出版和教育出版三大门类。狭义上来说，教育出版是为学校教育服务的，更具体来说教育出版的产品主要就是教材、教学参考书和教辅读物。要做好教育出版，一定要有扎实的学术基础作为支撑，学术出版与教育出版内容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很多地方教育出版社有着较高的文化追求，加之经济效益相对稳定，具备较好的基础条件，有余力去做一些学术出版。当时像辽宁教育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学术文化类图书出版方面成绩斐然，浙江、江苏、湖南、河南、四川等省的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许多有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的书籍。我受到了他们的积极影响，以优秀出版人为榜样。虽然我身处甘肃，但一直关注全国的出版情况，可以说眼界是全国的。我在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了 7 年，深知甘肃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文化内容极具特色，蕴含着中国文化的本质性元素，比如先秦文化、敦煌及丝绸之路文化、民族文化等。所以甘肃教育出版社一直致力于敦煌类书籍的策划出版，现在外界对甘肃教育出版社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就源于这些敦煌类书籍，我们当初策划的一些选题一直延续至今。那时敦煌文化还不像现在这么火爆，但是当时我们已经意识到敦煌文化的独特价值，而且甘肃当时的出版环境比较好，老一辈出版人鼓励年轻人多出好书，为出好书创造条件。图书获奖后，单位会把喜报挂在大门口，那种荣誉感至今难忘。我还策划出版过《藏族文化发展史》，因为家人曾在青海藏族地区工作，我自己也去过甘南藏区，对藏族文化有一定了解，就萌生了出藏族文化图书的愿望。当时有缘认识了中央民族大学的青年学者丹珠昂奔，他是甘肃走出来的藏族学者，发表了许多高水平学术论文，还写过《吐蕃史演义》这样的长篇小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他给研究生讲授藏族文化史课程，就联系他约稿，他表示手头正好在做相关工作。差不多三年后，120 万字的稿子完成，我们精心编辑、顺利出版。作者对藏族文化饱含深情，全书视野开阔，研究深入，叙述生动，在对待类似藏独、西藏民主改革等一些敏感问题上，有着清醒的认知和立场。这本书荣获“五个一工程”奖，也让我感到振奋。

偶然碰上一两本好的书稿成不了气候，学术图书的出版要主动策划，要形成系列，要持续用力。做学术出版如果只考虑眼前的利益得失，那真的会觉得很辛苦。一定要有精神层面的升华，感受到自己所做事情的意义和价值，并得到社会的认可，才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学术出版支撑了教育出版，为教育出版的高质量发展锻炼了人才，提升了教育出版的内涵和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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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辑》：《读者》杂志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其成功在于平衡大众审美与人文深度。您曾长期任职读者出版集团，面对当下碎片化阅读趋势，您认为出版人应如何坚守“文化守门人”的职责？从《读者》到人教社主题出版，这种文化传承的延续性与创新性如何相统一？

黄强：《读者》杂志创刊于 1981 年，起初叫《读者文摘》，和我上大学是同一时期。《读者》的成功离不开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曹克己，还有郑元绪和胡亚权两位年轻编辑。改革开放初期，能读到的触动心灵的美文比较少。《读者》的创办者看准了这一需求，克服了诸多困难，在一个好领导和一群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这次意义非凡的创业。

《读者》在甘肃创办有其独特原因。它是文化类文摘杂志，读者关注的主要是文章本身的内涵，而不是信息的及时性，一篇文章出现在第二期或第三期对其效果影响不大，这使得在甘肃这样经济和信息相对不发达的地方也能办好。很多人觉得《读者》是精巧、好玩的心灵鸡汤类读物，其实并非如此。首先，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它持续刊载先进、开放、文明和美好的东西，比如它介绍了当时的很多改革家，介绍了许多新思想新理念，它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通过一点一点的努力，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

其次，《读者》是中国人的心灵读本。它触摸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将人内心的真善美调动出来，从内心里感动读者，以情动人，让大家产生共鸣，引导大家做一个好人，一个现代的人，以此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再次，《读者》坚持中国立场，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值得学习的东西完美结合，真正做到兼容并包，形成了中国特色。最后，《读者》的文章质量高。《读者》依靠读者办刊，那时出版社收到最多的邮件就是《读者》的荐稿，每天有几个麻袋，编辑们认真阅读这些稿件，做到了“千里挑一”。一旦选用，刊出时会写上推荐人名字并付给稿费，还会注明原刊出处并给原刊和原作者付酬，即 “一稿三酬”。这种方式有效调动了全国读者的积极性，大家会把从书、报、刊上看到的好文章剪下来或复印后寄给编辑部。《读者》的文章，内容精美，形式精短，时间一长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被称为“《读者》体”的美文，成功后被很多报刊模仿，以至于“鸡汤”类文字流行，遭人诟病，我想那是怪罪不到《读者》的。

《读者》影响了一个时代青少年的成长，甚至影响了他们的写作方式。而人教社的主要读者对象也是青少年，特别是中小学生。除了充分利用课本的价值，在课堂教学中“培根铸魂、启智增慧”，人教社的课外读物特别是主题出版物也应对《读者》有所借鉴。一是出版物的选题和内容要切准时代脉搏，呼应和适应新时代的召唤和需求，真正为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汇聚精神文化力量。二是出版物的选题、内容和形式要契合当今时代青少年读者的学习需求和阅读兴趣，要策划出版他们成长所需、心灵所需、情感所需、喜闻乐见的出版物。三是注重质量，精益求精。追求人文和审美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牢牢树立精品意识，创新生产精品的机制，打造选题、内容、叙事、装帧设计完美结合的精品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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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辑》：阅读对于个人成长成才、国家社会进步、文明传承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您多次强调阅读是教育的重要支撑，并提出“以全民阅读之力，助推教育强国建设”。在如今的青少年阅读素养培育中，应当如何通过出版创新真正地“在青少年心中埋下书香的种子”？

黄强：国家对全民阅读极为重视，已连续多年写入国家文件，并为之立法，每年举办国家层面的全民阅读大会，大力推动全民阅读。从教育出版的角度来看，学生是全民阅读的核心群体，全民阅读应从娃娃抓起。一方面，学生时代本就是读书、获取知识的黄金时期；另一方面，在孩童时期养成阅读习惯，能让人在一生中都保持对学习的理解，掌握这一最有效的自我提升手段。

以人教社为例，我们的核心产品是教材、教学参考书和教辅读物，但对于学生的全面成长而言，仅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课外阅读对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人文情怀和审美能力至关重要。人教社在编研出版优质教材类产品的同时，积极编辑出版、推广供青少年课外阅读的书籍，积极建设书香校园、书香家庭、书香社会，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比如在课本的基础上进行符合课标要求和教学规律的科学设计，将学生的阅读由课内拓展延伸到课外，帮助学生提升自主阅读、独立阅读能力。配合统编小学语文教材，策划出版了“快乐读书吧”丛书，由点及面，将课本中的课文、栏目进行分类拓展，供小学生课外阅读；配合统编中学语文教材，推出“名著课程化阅读丛书”，为中学生提供了配有针对性导读的名著权威版本，由单篇阅读、片段阅读延伸至“整本书阅读”；而“课文作家作品系列”，则根据学段、年级循序渐进，由学习作家入选课本的篇章，延伸至对作家系列代表作品的阅读；还有一套“学科阅读书目”丛书，为中小学学生和教师推介各学科的阅读书目，旨在引导和建立学生阅读不应局限于文学名著或文史类图书，数理化等学科也应有必要的延伸阅读的理念，以此来倡导科学阅读，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在主题出版方面，推出了《课本背后的红色故事》、“中国读本”丛书（英语读物）、《中华民族一家亲 童谣绘本》以及《蓝海金刚》等优秀图书；在科学教育方面，出版了《写给青少年的双碳故事》、“逐梦系列”等图书，创办了《中小学科学教育》期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叶圣陶先生说过：“要把书送到读者手里，才叫发行”，“要尽量扩大读者群，使不读书的读书，少读书的多读书。” 政府推动全民阅读，开展“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发布阅读推荐书目，评选优秀图书。出版社出了好书只是第一步，引导、推动阅读，发挥阅读的作用更为重要。我们经常向学校特别是农村、偏远地区、民族地区的学校捐赠图书，邀请作家到书店、学校举办讲座，我们还连续多年开展全国性的诵读活动。我前两年到海南、新疆等很多地方开展阅读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认识到阅读的好处。然而，推动青少年阅读面临诸多困难，最突出的问题是孩子没有时间阅读。前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青少年阅读教育论坛，有老师提到，注重应试教育导致学生的课外阅读时间往往被大量作业挤占。不过，也有一些有见识的老师在学校组织读书会、读书班，利用课后一小时，让几十个学生一起读书、交流感想，还制订了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的阅读计划，这种方式对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审美和文字表达都有很大的好处。

如今移动网络普及，很多学生都沉迷于短视频、游戏之中，刷完手机后并无所得，自己内心空虚，家长也很苦恼。即使是文字内容，也多是碎片化的、杂乱的。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我们要对青少年使用手机给予一定的限制，减少过多的娱乐性阅读；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数字出版，把更多健康的精品内容放到网上供孩子们阅读。与此同时，还是要千方百计推广传统阅读，帮助学生深入阅读纸质图书，让学生内心宁静而充实，收获知识与成长。在今年的政协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我们作为出版人，既要有所创新，也要有所坚守，尽自己的力量在青少年心中埋下书香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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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辑》：近年来，国家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强化美育育人功能。出版作为美育的重要传播途径与平台，应该如何引导广大青少年全面提升文化理解、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弘扬美育精神，呈现美育成果，传承中华文脉？

黄强：过去讲德智体全面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确立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美育得到了高度重视。美，是一种合理的、让人看着舒服、心理平衡的存在，美育的核心在于提升青少年学生对美的感知、理解和创造能力，让他们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从人教社的角度出发，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落实美育工作。一是通过艺术类教材开展系统教育。以新一轮修订的义务教育艺术教材为例，其涵盖的内容更为广泛，不仅包含传统的音乐和美术，还增设了舞蹈、戏剧、书法等多个板块，教材的整体水准和层次都有了显著提升。二是进行跨学科的融合，将美育渗透到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等学科，在各科教材的设计中融入美的理念和元素。三是编辑出版帮助学生提高艺术素养的课外读物。

美育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有着丰富的实践途径。近年来，许多学校开展了多彩的艺术实践活动，还通过展览、演出等方式展示学生作品。国家推动各地博物馆、艺术馆免费开放，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前往参观学习，这一过程便是美育的重要实践。而研学旅游更是将课堂知识进行延伸，以课程化、系统化的方式，引导孩子了解旅游地的传统文化、传统建筑和传统艺术，让孩子在这些实践活动中接触和感受各种审美元素。

相比过去，现在的学生拥有更好的美育条件。学生不仅能在学校接受更专业的艺术教育，还能通过多种渠道接触美育，如参加各类文化活动、借助互联网资源等。美育的最终目的是陶冶学生的心灵，使他们的内心更加健康、宽容，情绪更加稳定，心理状态更加平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家长对美育重视程度的提高，我们有理由对下一代的美育发展保持乐观态度，相信他们将在更丰富多元的美育环境中得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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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辑》：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优质内容生产成为出版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高素质的学者型编辑人才尤为重要。您一直倡导“编辑学者化”，今天该如何重构编辑的核心竞争力，加强对学者型编辑的培养？

黄强：出版行业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着更高的专业要求，编辑成为学者型编辑显得尤为重要。我很早就倡导过 “编辑学者化” 。我刚进入出版业那个时候，著名作家王蒙曾提出 “作家学者化”的概念，认为作家只有具备学者素养，写出的作品才有深度，才能洞悉文化内涵和人类心灵的精妙之处。受此启发，我写了一篇关于“编辑学者化”的文章。恰逢1990年在石家庄召开全国教育出版研讨会，我就提交了这篇论文。论文不仅入选，还获得了大会发言的机会，河北教育出版社编选成论文集正式出版。此文没在期刊上发表，别人难以检索，影响力有限。不过对我个人而言，从那时起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理念对于提升编辑素养、行业地位以及图书质量，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编辑之所以要学者化，是因为出版传播的是深层次的文化知识。图书的内容更需要沉淀，编辑过程也较长。广播、电视、报纸、通俗期刊、网络等大众传媒多是即时性的，书籍与之不同，它传播的内容不仅要影响当代，还要留传后世。刘杲先生有句名言：“编辑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既然要传世，内容所表达的思想和知识就必须经过验证，立得住脚，有传承价值。这就要求编辑能把握思想知识的深度，否则就难以辨别作者的高下，拿到好稿子也发现不了其真正的价值所在，加工稿件时还可能误删精华，留下糟粕。如果没有足够的学术修养，编辑就没有与高层次作者平等对话的能力和资格，又怎能组织、加工和传播最优秀的文化？所以，学者化是图书编辑提升素养的重要途径。特别要强调的是，当下出版业肩负着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很多选题和书稿蕴含着很深的传统文化内涵，出版界需要高度重视培养编辑的传统文化底蕴。

当然，编辑致力于学术研究与从事繁杂的编辑事务之间也会存在一定矛盾，需要编辑个人去平衡。但编辑学者化是一种追求，是高质量发展中我们要用内心的热忱去追求的个人的高素质和产品的高品质。如今编辑出版专业也可以培养博士，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对于培养高层次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重视。我认同这样的培养模式：编辑首先要在原来的专业领域学精，然后再学习编校理论、编辑史、出版史、出版概论、著作权法等知识。很多大学也是这样做的，本科阶段学生在各个院系学习专业知识，如经济、政治、化学、物理等，本科或研究生毕业后有志于出版行业的，再深入学习、研究出版相关知识，这样培养出的人才素养更深厚。如果人教社的编辑没有相当的学术水平，编研出版各学科精品中小学教材的工作是难以胜任的。

人教社有一套培养学者型编辑的方法。人教社成立之初，就集聚了叶圣陶先生等一批名家大家编写中小学教材。后来我们传承这一经验，提出“编研一体”理念。人教社还有一块牌子，是“课程教材研究所”，我们既是教材的编辑出版单位，也是教材的研究编写单位。我们教材编辑室的主任大多都是能够担任教材主编的人，同时在专业学会任职，在其学科领域有一定的权威性。我们以专业编辑为主，组建“三结合”的作者队伍，即编辑、学科领域专家以及中小学教师共同编写教材。在培养措施上，我们采用师徒制，新编辑入职后会指定导师带三年；建立科研工作机制，进行科研考核，根据论文发表、咨询报告等给予实实在在的奖励。我们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已运行了十年。我们又成立了人教研究院，拥有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数字教育出版技术与标准重点实验室、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等专业研究力量，并入选国家出版智库。研究院开展有组织科研，不仅统筹、带动、考核、管理全社科研工作，自身也承担研究职能，现有 30 多名专职研究人员。此外，研究院每两年举办一次中青年论文大赛，评选过程十分严格，既培养了年轻编辑，也营造了浓厚的科研氛围。人教社在培养学者型编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通过理念倡导和措施落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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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强：近年来，数字化融合发展的浪潮汹涌澎湃，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各类相关信息技术的出现，对我们出版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我们首先要积极学习，了解新技术，拥抱新技术，适应新变化，并消化、吸收新技术，让它们为我所用。同时，更要深入思考出版行业如何主动求变，在变革中实现创新发展的路径。

从融合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始终不能忘记出版的核心理念，那就是传播文化、传承文明。我们要深入研究读者的需求，学会用新技术去满足他们的需求。无论是教师、学生，还是其他读者，在数字化时代对数字化教材、数字化产品都有需求。如何在数字化教学中，为老师提供便捷的资源和使用方式，从而改变教学现状，这是我们需要优先关注的问题。我们必须深入课堂，深入到具体的学习情境中，进行调研、了解、梳理，细化读者需求，开发真正适用的数字化产品。我们在这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只有在充分了解需求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研究开发出“应用为王”的优质产品，满足变革时代数字化教育的需要。

像DeepSeek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实际工作中确实能为我们提供诸多便利。比如在出版大模型开发、审校系统应用、工作流程管理等方面，都能发挥积极作用。撰写简单的产品介绍类的文稿，它能完成其中的百分之七八十。对于介绍一般性知识的图书选题，如果编写者确定框架及主体内容后，让人工智能辅助撰写基础内容，再由编写者进行打磨、纠正和优化，这大致也是可行的。然而，我们在使用这些技术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一方面，作者使用这些技术后，我们收到的书稿，很难判断是作者本人撰写的，还是机器生成的，这对我们判断稿件的创新性、决定是否出版带来了困难。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关于人工智能能否作为作者的讨论，甚至已经有由人工智能写的书出版了，这无疑给出版业带来了新的难题。对于收到的书稿，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助数字化手段判断其创作过程和创作主体。另一方面，数字化时代也给版权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我们出版的教材、图书资源丰富，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可能就被他人用于大模型开发及训练。区块链技术或许能在其中发挥作用，但关键是要研究建立新的规则。我们要呼吁持续的版权保护，真正将版权保护与利用相结合，要思考在人工智能时代版权作品为他人带来价值的同时，保护原创者的利益，保护创新。我们希望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对于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我们也不必过度担忧。类似DeepSeek这样的技术工具，更多的是对已有信息、知识的总结，虽然可能比个人总结得更全面，但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内容，以及人类独有的情感价值、文学创作中的想象力等，仍然需要依靠人类自身。人类自身的创新、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这体现了人文的内涵与价值。

总之，在数字化融合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传统出版人要积极应对，通过自身努力，让传统出版价值在数字化时代得到新的赋能，从而实现出版业的创新，在社会发展中继续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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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辑》：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从财政支持、税收优惠、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等多个方面为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在效益波动、数字化冲击的背景下，您认为出版单位如何借力这些利好政策工具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黄强：出版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中属于小行业，但是全世界的文化创新与发展都离不开它，并且需要对其进行扶持。在当下市场化和数字化的大趋势下，出版业面临着极高的创新要求。这是因为出版单位每年出版几百种甚至几千种书籍，每一种产品都需要创新，一旦创新不足，图书产品就可能出现一出版便就无人问津的情况。只有那些能够多次印刷的书籍，才能算是真正成功的产品。

如此高的创新要求，意味着需要大量的智力投入和经济投入。但现实情况是，出版单位大多规模较小，缺乏积累。作为文化创新行业的集合体，出版业需要得到国家各方面的扶持。我国对于出版业增值税优惠政策原本已经到期，后来国家又继续出台了延续实施增值税优惠政策。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这对出版行业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这表明，党和国家对于出版业的发展依然十分重视，是从整体上考虑、政策上扶持，调动多个部门的资源来支持的。虽然涉及的资金数额相对国家整体经济而言规模不算大，但对于出版业的发展却至关重要。此前，国家有文化发展资金用于扶持出版业，在数字化项目等方面也有诸多扶持举措，在此得到了延续。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国家的扶持资金，出版行业必须积极主动作为，注重创新，致力于培育高质量、有生命力的产品。不能把扶持资金仅仅当作完成项目的经费，花完就了事，如果不能将其转化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产品，国家的财政扶持政策就只能产生短期效应，无法带来长期的积极影响。

出版单位无论追求大而强还是小而精，打造高质量的核心产品才是关键。做一本书时，即便题材简单、篇幅不长，但只要在其中融入精巧的创新，触动读者的内心，也有可能形成一个优质的长线产品。总之，要将创新意识和质量意识融入打造长线产品的过程中，实现生生不息的创新发展，这不仅是出版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扶持文化产业的目标。

我们最希望的，还是形成良好的出版生态，比如全民阅读真正能够落细落实，保护版权和打击盗版的力度要持续加强，要有效限制网络平台超低价销售图书，营造有利于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舆论环境，等等。（执笔：余大品、吴婷）

来源：人民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