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妻子玛莎发着低烧躺在床上，盖着打了四层补丁的旧棉被仍止不住发抖，三个孩子围在桌边，用冻得通红的小手翻捡着捡来的旧课本，最小的女儿连铅笔头都没有。
1948年冬天，德国柏林冷得像冰窖。
63岁的拉贝缩在城边破旧公寓里，妻子躺在床上咳得直抖，孩子们正拿捡来的碎木头往炉子里塞——这点火星连手都暖不热。
突然楼下传来邮递员喊声，他趿着破鞋跑下去，接过一张薄薄的国际汇款单。
当看清汇款人落款处那行歪歪扭扭的中文，这个被岁月压弯了腰的老人，突然蹲在雪地里嚎啕大哭。
这张跨越万里的汇款单上，到底写了什么名字？
这笔钱背后，藏着怎样一段被时光埋了十三年的往事？
汇款单攥在手里，拉贝半天没缓过神。
妻子玛莎发着低烧躺在床上，盖着打了四层补丁的旧棉被仍止不住发抖，三个孩子围在桌边，用冻得通红的小手翻捡着捡来的旧课本，最小的女儿连铅笔头都没有。
前天他刚把妻子最后一件羊毛衫拿去换了半袋土豆，现在连土豆皮都得刮下来煮水喝，屋里的煤早在半个月前就烧完了，窗户糊着旧报纸，风一吹就哗啦作响。
拉贝蜷缩在吱呀作响的藤椅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手搭在扶手上，眼神浑浊得像蒙了层灰，只有偶尔喃喃自语"南京"两个字时，那双黯淡的眼睛才会闪过一丝微光。
1937年深秋的南京，拉贝的船票已经放在皮箱最上层，可那天早上，他亲眼看见三个日本兵把女学生往巷子里拖，他把船票揉成一团塞进抽屉，这个西门子公司的代表突然不想走了。
他找了牧师马吉、医生威尔逊，在金陵大学周围划了3.86平方公里安全区，屋顶插着纳粹旗和红十字旗——他是纳粹党员，这身份此刻成了护身符。
日本兵闯进安全区抓女人，他就挡在门口用德语吼，把刺刀拨开，有次看到个孕妇被拖走，他追上去把自己的纳粹党徽别在女人衣服上，说“这是我的人”。
安全区里挤满了25万难民，粮食很快见底，他骑着自行车满南京找粮食，跟日本军官吵架，把自己家里最后一袋面粉倒进难民的粥锅，玛莎和孩子们跟着喝稀粥，小女儿饿得直哭，他也只能摸摸孩子的头。
1945年德国战败，拉贝因为纳粹党员身份被抓去审查，马吉牧师和威尔逊医生从美国寄来证明信，说他当年在南京救了25万人，盟军军官才在文件上画了勾，可还是不准他工作，一家人搬进这间屋顶漏雨的公寓，玛莎的咳嗽越来越重，孩子们连面包渣都捡不到。
1948年夏天，拉贝在旧报纸堆里翻到马吉从上海寄来的圣诞卡，地址还能用，他找出孩子用过的作业本，用铅笔头在背面写求助信，说自己每天只能吃半个土豆，大儿子在街头擦皮鞋，小女儿发烧没钱看医生。
信寄到上海时，马吉正在整理南京大屠杀的照片，看完信手都抖了，他把信抄了十几份，寄给当年南京安全区的中国职员，信封上写着“速转，救命”。
马吉的信辗转送到南京时，正是初秋的清晨，当年安全区的职员们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旧办公室里，读着读着就红了眼眶。
消息第二天登上了南京《中央日报》，报社门口很快排起长队，穿长衫的教员、挑着担子的小贩、裹着小脚的老太太都来了，有人把口袋里的硬币倒在捐款箱里叮当作响，有人解开蓝布包拿出银圆，说这是给拉贝先生买煤的钱。
头发花白的张老太太攥着褪色的难民证，颤巍巍塞进捐款箱十块大洋，那是她攒了三年的棺材本；当年被拉贝从日本兵刺刀下救下的孕妇李秀英，如今怀里抱着三岁的孩子，把家里最后一袋口粮卖了换成法币送来，她说"拉贝先生当年给我们难民发粥，现在他饿肚子，我们不能不管"；金陵大学的老教授带着学生来，把当月薪水的一半捐出来，笔记本上写着"1937年12月，安全区第34号棚屋，拉贝先生送来的棉被"。
捐款的人越来越多，队伍从街头排到巷尾，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悄悄把津贴捐了，大家都不提感谢，只说"应该的"，五天时间，南京市民凑齐了1亿元法币，汇款单附信的空白处，密密麻麻按了五百多个红手印。
汇款分两批到了柏林，附信上写着“当年您救了我们性命，如今我们来护您周全”。
孩子们背着新书包走进课堂，玛莎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咳嗽渐渐停了，苍白的脸上重新有了血色。
拉贝提着面粉和罐头，按地址找到当年也在南京安全区的德国同事，对方打开门看见他，愣住了，拉贝把东西放在桌上：“这是南京人给的，他们说不能忘了帮过他们的人。”
拉贝站在窗边看着孩子们的背影，手里攥着那张按满红手印的信纸，突然抹了把脸：“当年在南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没想到……”
1950年拉贝走的时候，把那张汇款单和南京市民的联名信交给了儿子，说“中德的这段情分，你得记着”。
后来他的日记在抽屉里被翻出来，密密麻麻记着1937年冬天的南京，成了那段历史的铁证。
南京建了拉贝纪念馆，汇款单被放大挂在墙上，旁边就是那句“你护我们一时，我们记你一世”。
那张泛黄的纸，不光让拉贝一家熬过了柏林的冬天，更让“报恩”这两个字，跨过了山和海。
纪念馆里人来人往，都在看那句“你护我们一时，我们记你一世”，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管过多少年，这份情都在。
来源：仍然自由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