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益农｜行走在北京大街上——我的金融新闻生涯（之五）

摘要：人的一生，有效的生命其实很短暂。按正常退休年龄计算，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充其量也就是四五十年。对于奔八的我来说，职业生涯的四五十年可以说是顺顺当当的过完了，很简单，就两段，先是当了23年兵，后来又办了30年的报纸，二者加起来超过了50年。

行走在北京大街上

——我的金融新闻生涯（之五）

作者管益农

人的一生，有效的生命其实很短暂。按正常退休年龄计算，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充其量也就是四五十年。对于奔八的我来说，职业生涯的四五十年可以说是顺顺当当的过完了，很简单，就两段，先是当了23年兵，后来又办了30年的报纸，二者加起来超过了50年。

我清楚地记得，我是从部队转业后于1993年5月7日进入城市金融报社的，到2023年年底我76周岁之时正式离开报社，与这张报纸不知不觉相伴了足足30年。

截至今年，城市金融报走过39年的历程，而留下我足迹的就有30年。我经历了这张报纸发展壮大和改革转型的全过程，既是践行者，也是见证者，一路走来，感慨良多。回首往事，觉得还是有不少值得纪念的东西。尤其是其间既辛苦又充实、既奔忙又快乐的记者生涯，特别令人难忘。

北京，是我去过二三十次的城市。祖国的首都嘛，总有种崇高感和神秘感，去得再多也不烦。每次到北京，采访之余，我总爱采取步行的方式在大街小巷里随心所欲地闲逛，觉得唯如此才能体味都城的无尽风情。

先说些题外话。记得第一次进京，是在“文革”初起的1966年9月，我正上高中，那时大串连还没有全面展开，我在学校开了一张证明，在火车站搞到一张免票，就只身到了京城。平时第一回出远门，胆子又小，处处缩手缩脚的，只是特别喜欢东西长安大街的宽阔整洁，在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又一圈。满怀希冀想见毛主席（毛主席正在分期分批接见红卫兵），但住了一个多星期未能如愿，只买到两枚毛主席像章就遗憾地归去。终究于心不甘，11月又和同学结伴去了北京，住在德胜门外一处水电研究院内，在解放军的指导下练了两天队列，11月11日这天一大早，赶到西长安街的一侧等候毛主席第七次接见，带队的解放军说中央领导的敞篷车会沿街鱼贯通过。真是人山人海啊，尽管前面有一列胳膊挽着胳膊的解放军成阵挡着，但学生们还是一边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一边死命般地往前挤，生怕一会儿毛主席过来看不清他老人家的面容。我被裹挟随着人海浪潮涌动，时而跃上波峰，时而又跌入波底，多亏事先早有准备，穿了双系带的球鞋，不然鞋肯定就挤丢了，但脚依然被狂热的同伴们踩得生疼。硬等了三四个小时之后，毛主席等领导人的车队终于过来了，车速很快，不留神根本看不清。但我的运气好，毛主席乘的那辆敞篷吉普刚好经过我的面前时，红卫兵队伍冲破了解放军的防线，一下子将路阻断，主席的车只好暂停了一两分钟，距离我最多只有5米远！我逮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仔细端详着毛主席的面庞——啊，真是“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啊！穿着绿军装的毛主席向我们挥手致意，红卫兵们知趣地自动向后退去，车队立即风驰电掣般地向天安门方向驶去，估计此后起码有一两公里的红卫兵压根儿就不可能看清毛主席的身影。那时是真激动、真幸福、真信仰，也真单纯、真狂热、真盲从。

第三次到北京，是1975年吧，我在商洛军分区当新闻干事，和宣传科科长孙笃信去北京解放军报社送稿，住在总政招待所。在等待是否刊用消息的那几天，除了在街上遛弯，就躺在床上看小说。有本长篇小说《大刀记》刚出版，我租来看了两天硬是看完了。

第四次进京已经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1977年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全国掀起学习热潮，我刚调到省军区宣传处不久，当理论干事，有幸和几位军分区的宣传科长去解放军政治学院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毛选五卷理论骨干培训班，住在复兴门外大街的五棵松附近。每天傍晚，我和战友们就沿着大街来回散步，往西是公主坟，往东是301医院。我们还参加了正在修建的毛主席纪念堂的义务劳动，倍感神圣与幸福。

1993年转业到城市金融报后，进京的机会更多了，有时候会一月去一趟，主要是去工总行参加采访活动。在北京一般都住在位于海淀区西三环北洼西里的银泉大厦（工总行招待所）和位于西单教育街的武警招待所，在西城区施家胡同的工行北京分行招待所也住过。公务之余，我喜欢独自在街头溜达，且不说王府井、大栅栏这些繁华的商业区，我最爱逛的是西单图书大厦、琉璃厂、潘家园等地，步行来，步行返，特别有兴味。一次我恰好在京，工行秦皇岛分行的一位通讯员闻讯专程赶来看我，傍晚我们从北京站出来一直沿着长安街步行，走过王府井、东单、天安门、西单，到翠微路，有二三十里路吧，走着看着聊着，也不觉得太累。

去北京，最重要的任务是参加工总行的各种会议进行专题报道。特别是每年年初的全行年度工作会，总结上年绩效，部署本年工作，表彰先进、批评后进，会议精神成为全行数十万员工瞩目的焦点和热点。我多次到会进行现场采访，迅即写出重头稿件，将总部的声音第一时间发布至全辖，一系列报道让读者颇感解渴。这些报道比总行正式文件来得快，并且直接与一线员工见面，因而备受基层欢迎。

除此而外，在北京也多次采访过工行北京分行，结交了该行不少朋友。最早认识的是北京分行办公室负责宣传的秘书朱章印，他是我们报社的老朋友、通联站站长，报社每次开发行宣传会，他是必到的。我去了北京，也总找他一聚。遗憾的是，2024年突然传来噩耗，比我还小好几岁的朱章印竟逝世了，不知何因。当年经他牵线搭桥，我报道过北京分行的业绩，报道过他们牡丹卡业务部的典型经验，报道过海淀支行、新街口支行等基层行的先进事迹，并由此结识了石慧娟、李新民、石春燕、秦雁等朋友。石慧娟是牡丹卡业务部的老总，女强人，业务拓展得很好，平易近人，每次见面总待我如上宾。我参加过她主办的几次新闻发布会，有一次还请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邢质斌来担任主持人。石慧娟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干到退休。李新民当时是牡丹卡部搞综合的一般员工，曾在武警当过兵，因此有共同语言。他后来进步很快，调至分行人事处工作，不久就被提拔担任了好几年办公室主任，后又提拔至天津内审分局任副局长，副厅级。石春燕是新街口支行的秘书，男人叫了个女人名字，也在武警当过兵，经常给我们报写稿。秦雁是新街口支行下面的地安门分理处主任，采访中了解到她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在山西运城插过队。共同的知青经历，让我对她有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她凭着一套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经验，将有12个网点、176名员工的地安门分理处打造成先进单位，她也于2002年荣获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根据她的事迹，我写了通讯《奖章背后的故事》，文章结尾这样写道——“金光闪闪的奖章固然诱人，但奖章背后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故事更加动人。”

北京分行办公室有个副主任叫卜蓉蓉，是我在工总行的朋友左中海的夫人，她也参加过我们报社的活动。老左是西北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分配到工总行，先在政策研究室宣传处工作，该处当年是我们报社的顶头上司。他具有文人气质，待人谦和热情，我每次去北京，他都会尽其所能给我提供诸多方便和帮助。卜蓉蓉是兰州人，典型的书生，两口子都是好人。老左后来当了总行战略规划部的处长，几年后又去了内蒙古分行当副行长，大概看到国有银行体制上的弊端，跳槽至深圳发展银行总部当了一个部门老总，后来又回到内蒙古，在一家股份制银行当行长直到退休。

那年头，往返北京的火车票很难买，为此朱章印介绍我认识了西客站支行的员工袁均。这位袁老弟，貌不惊人，但摄影技术十分了得，拍摄的艺术照片获过大奖。他为了便于白天外出拍片，主动要求在保卫科值夜班，对摄影的那份酷爱令我颇为感动。每次买不到票我就给他打电话，临上车前去他们支行拿票（西客站支行紧邻西客站），很是方便。每次去，袁均就会从柜子里取出一大摞他新拍的照片让我欣赏，我也会选几张发在我们报纸的副刊上。

北京，不愧是首都，有许多难忘的事，有许多难忘的人……

正是——

京华来去几经过。观云舒卷处，日沉梭。沧桑几度惯消磨。良朋聚，不醉待如何？

天坛曾浩歌。挥毫书铁画，走银戈。长安徜徉认嵯峨。兴亡事，尽付大江波。（寄调小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