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将军事斗争转入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暂缓进攻福建方向的金门，转为首先解放浙江沿海诸岛，并确定了“从小到大、诸岛进攻、由北向南打”的方针。
文/徐秉君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将军事斗争转入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暂缓进攻福建方向的金门，转为首先解放浙江沿海诸岛，并确定了“从小到大、诸岛进攻、由北向南打”的方针。
1954年4月，中央军委向华东军区发出指示：“必须积极行动，从各方面打击国民党军，并选择易于攻击的岛屿在近期内予以攻击，以显示我军的强大力量，警告美国不得胡作妄为，强占我国领土。”同年7月，中央军委又下令：“华东军区应于九十月间，以空军、海军袭击大陈，并以一部分陆军部队攻占一江山，以打击美蒋协防阴谋，察明美国企图，为尔后解放沿海各岛屿创造条件。”
据此，华东军区开始进行解放大陈列岛的作战准备，最后决定首先解放一江山岛。然而，由于原定于1954年9月26日解放一江山岛的计划失密，这次作战行动被突然取消。为了侦破此案，保卫部门迅即转入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是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行动，参战的军兵种多，牵扯的范围广，因此在战役准备阶段的保密工作和隐蔽战线的斗争显得尤为重要。
战役行动确定之后，首先是加强指挥机关的安全保密工作。按照军委的指示，为统一指挥各军兵种的作战行动，由华东军区、华东海军和空军等首长联合组成了华东军区浙东前线联合指挥部（简称“浙东前指”），下设登陆指挥所、海军指挥所和空军指挥所。
浙东前指具体负责战役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指挥所的位置选择非常关键，既要有利于组织指挥，还要有利于安全保密。为此，除登陆指挥所设在头门山本身易于保密外，将浙东前指以及海军、空军、后勤指挥所等均设在了宁波。为了确保指挥机构的安全，又便于隐蔽，驻地公安机关在宁波选择了一座天主教堂，在进行严密检查后，才将这些指挥机构集中在这座教堂里。
然后，对教堂附近的可疑人员和目标进行了排查和清理，以消除安全保密隐患。与此同时，加强各级指挥机关的警卫工作，建立更加严格的出入、会客、值班等安全保密制度，战役准备期间禁止一切非参战人员进入天主教堂内，并断绝与外界的来往，以防止泄密和敌特的渗透破坏。
浙东前指成立以后，经过战前的各项准备，研究协同了陆、海、空各攻击的目标和攻击时间等，然后根据天气和潮汛预报，决定在1954年9月26日先解放一江山岛，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
然而，正当这一计划行将实施时，却发现参战的空5军在战前召开的一次作战会议内容可能失密，这一突变导致这次作战行动突然被取消。
那么，这么机密的作战计划又是怎样失密的呢？
为了隐蔽作战意图，浙东前指下属的登陆指挥所、海军指挥所和空军指挥所严密组织了战前的各项实战性训练。为了保证首战胜利，除加紧陆、海、空三军协同训练外，战前的对敌侦察也必不可少。参战的陆、海、空部队在统一规划下，按军种任务分工，对一江山岛开展了周密细致的情报侦察工作，做到了知己知彼。
然而，国民党敌特也在加紧渗透并千方百计窃取相关机密情报。其间，为了隐蔽作战意图和麻痹敌人，作战部队采取内紧外松的管理，允许少量人员正常探亲，节假日也允许少许人员外出购物。这给外界造成一切照常的景象，也使敌特产生不会马上发生战事的错觉。
1954年7月，空军第5军司令部作战处陈参谋，探亲期满由南京回返杭州部队，当火车到达常州站时，上来一名漂亮的女青年。她看到陈参谋身着解放军干部服，便判定他可能是一名空军军官，便落落大方地指着他对面的空座问道：“同志，这个座位有人吗？”当陈参谋告诉她没人坐时，她高兴地落座并与陈参谋攀谈起来。他们互相介绍了自己的姓名后，又聊起了家常。
言谈中，陈参谋得知眼前的这名姓廖的靓女是常州一所学校的老师，有文化有修养，言谈举止优雅文静，尤其是她谈及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更是充满信心，表现出当时进步青年的激情和风采。初识的好感使陈参谋渐渐放松了军人应有的戒备，他们又谈及各自的生活，这位“廖老师”告诉陈参谋，她父亲新中国成立前病故，家中有母亲和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姐姐在杭州电话局工作，这次去杭州就是去看看姐姐。
当他们得知对方都未婚时，都有点惺惺相惜。然而毕竟是萍水相逢，这方面的话题没能深谈，不过一路交谈下来却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不知不觉火车到达杭州车站，两人亲切握手，含笑道别。
1954年的八一建军节正好是个星期天，陈参谋利用难得的休息日去解放街百货公司去购物。也许是“天注定的缘分”，在这里陈参谋又“遇见”了“廖老师”，两人一见如故，欣喜若狂，难掩心中的惊喜。一阵寒暄之后，“廖老师”欣然提议她请客一起去看电影。尽管陈参谋言称不好意思，还是抵不住“廖老师”的盛情相邀，就和她一起到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
看电影时，两人却心猿意马，无心去欣赏影片的艺术和情节，很快就转入窃窃私语，卿卿我我，互倾爱慕之心，直到电影散场，还难舍难分。
这次相遇之后，两人尺素长传、相见恨晚、频频约会、互许终身，没多久就结了婚。婚后两人更是情深意长，恩爱有加。对陈参谋来说，一下子坠入福堆里了，战友们也戏称他“天上掉下个美娇妻”。
当时部队结婚还没有严格的审查手续，只要是连职以上干部，就可以谈恋爱结婚，在结婚时只需双方单位开个证明就可以登记结婚。当时在部队结婚也没婚假和度蜜月这一说。所以，婚后“廖老师”就住在空5军营房的干部宿舍里。
临近9月开学季，别的老师都纷纷回校上课了，可是唯独不见陈参谋的妻子“廖老师”有返校之意。9月过了近一周，既不见这位“廖老师”回校，也不见学校来信或来电催促。只见“廖老师”和往常一样，到点就到食堂吃饭，然后回家看书，或去逛街，或去串门闲聊，显得十分悠闲。
陈参谋的“闪婚”和“廖老师”的反常表现引起空5军保卫处处长的警觉和注意。为了弄清楚“廖老师”的政治面貌，他通过组织系统，一方面将“廖老师”的情况向浙江省公安厅一处领导作了汇报，要求帮助向常州市政府了解此人的政历情况；另一方面，为了掌握廖的行踪，派人暗中监视。
一天，一位新调来的姓杨的女保卫干事，化装成军属，开始到“廖老师”家串门聊天。在交谈中，廖问杨的丈夫在什么部门工作，怎么不见他在家。杨说自己的丈夫是军需处的，去北京有半个月了，还要过半个月才能回来，自己是富阳农村妇女，等他回来自己就要回富阳了。杨自称没文化，还请廖代写了一封家信。廖借写信的时机还打听杨丈夫的情况。
有一次，杨在“廖老师”的毕业纪念册中，发现有一篇留言，却没有留言人的姓名，后面只写着“1950.11.3”。她发现纪念册前后的留言都是7月，唯独这一页是“11.3”，问题是哪个学校也没有在这个时段毕业的。这个日期引起杨的怀疑，于是立即将情况向保卫处处长作了汇报，并将请“廖老师”代写的家信也交给了处长。经过一段时间交往，她们两人交谈甚欢，也很聊得来，但却各怀自己的目的，竟然还成了“至交”。
9月15日，“廖老师”得知陈参谋要去参加作战会议，便对他说，我今天要出去见见我姐夫，我的手表太笨相太难看了，能不能把你的手表换给我戴一天。陈参谋说，那就把我的手表换给你好了。廖说，那是你配发的表我哪敢戴，只换戴一天就行。当时即便是干部也不是人人能戴得起手表的，陈参谋的手表是因为工作需要由部队配发的。
上午7点30分，空5军作战会议正式开始，参加会议的人员是各飞行师团、高炮团、雷达团主要领导和军指挥所部分参谋人员。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华东军区的作战计划，研究部署空军和防空军的作战方案以及协调方案。
陈参谋作为机关参谋人员列席会议，就座后才发现手表已经停了，他马上给手表上发条，对准时间后开始认真听会。会议由军长传达华东军区命令，参谋长宣布作战方案，政委作了作战动员，提出后勤、地勤部队的具体任务。下午继续开会，最后由各师、团首长提建议和表达战斗决心。会议开到下午6点30分才结束。
陈参谋在会上校调手表时，坐在对面的保卫处处长发现陈参谋的手表特别大，不是部队配发的那种手表，而且这种手表他从未见过。这块与众不同的手表引起保卫处处长的警觉。散会后，保卫处处长询问其手表的来历，陈参谋说是他妻子的手表。她嫌难看就同自己换了。可是第二天陈参谋又换回了原来的手表，联想到之前女保卫干事汇报的情况，保卫处处长更感到这个“廖老师”疑点重重。
1954年9月19日恰好是个星期天，一大早保卫处处长在营区大门口遇到买肉回来的“廖老师”，就问道：“廖老师，怎么自己买肉烧菜了，不到食堂吃饭了？”
“廖老师”解释说：“今天不是星期天嘛，烧个红烧肉改善一下生活。处长要是有空也请到我家吃中饭，正好和老陈喝两盅，也尝尝我做菜的手艺。”
保卫处处长摆摆手说：“多谢了！不巧我上午还外出有事，中午赶不回来，那下周日来吃怎么样？”
“廖老师”笑着说：“那就说好了，一言为定。”
虽然是星期天，部队却接到不准外出的命令。临近中午，部队又突然接到指挥所电话通知：“三号空域（三号空域在上虞一带）发现国民党军飞机，命令全体指挥人员立即进入指挥所。”
指挥所指战员立即以百米冲刺速度进入指挥所，大家觉得很奇怪，有国民党军敌情为什么不拉警报？进入指挥所后，才发现并没有敌情，只见军政委和保卫处处长正在交谈。人员到齐后，保卫处处长对大家说，今天搞个演习，只准进不许出，中午就在指挥所吃饭，下午请大家去看“西洋景”。
这样一来，大家更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保卫处处长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大家在疑惑中吃完午饭，猜测是不是有人出了问题。保卫处处长神情严肃地说：“大家不要胡猜乱想，要理解‘兵不厌诈’这句话，到时候有好戏让大家看。”
到了下午1点，保卫处处长突然发话：“陈参谋，现在我们带几个侦查员到你家去，看看你的那位新娘子还在不在，红烧肉还在不在。”搞得陈参谋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然后，保卫处处长带着陈参谋和几名侦查员直奔他家住的二楼房间，这时室内已空无一人，餐桌上并无红烧肉，侦查员在屋里仔细查了一遍也未找到。保卫处处长站在窗口向远处望了很久，忽然指着窗外的菜地说：“你们看，红烧肉和碗都在那边。”
大家来到窗口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只见围墙外的菜地边有一只碗，旁边还有零星几块红烧肉，在离碗10多米处，还有一条死狗。此刻，陈参谋不由得惊叫一声，面如土色，差点晕倒。保卫处处长严肃地对陈参谋说：“你不必惊慌，但要吸取教训，深刻反省！告诉你吧，你的新娘子早就出走了，我已派警卫连协同省公安厅的便衣对她进行秘密跟踪并实施抓捕。”
“廖老师”早上与保卫处处长相遇后，已感觉到处境危险。她一看施毒计划不成，便把红烧肉丢掉消除罪证，再施以缓兵之计，为争取时间赶快脱身，以便完成情报交接。
尽管她巧妙伪装，但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跟踪抓捕的警卫战士和公安便衣，装扮成出工的农民，一直跟踪到临平火车站附近的小树林边的地里佯装干农活。正当“廖老师”在小树林里同一个身穿解放军干部服的人和另一个商人模样的人交换手表时，这些“农民”突然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不费一枪一弹就把3个国民党特务一网打尽。然后，顺藤摸瓜又把“廖老师”说的隐蔽在杭州电话局的中统特务姐姐一并逮捕。
破获了这起失密案件后，空5军于9月22日宣布解除自9月15日以来的战备状态。至此，部队才明白华东军区原来决定1954年9月26日解放一江山岛等沿海岛屿，迎接新中国成立5周年的计划改变的原因，也才知道曾在自己身边发生过一场没有硝烟的隐秘战斗。
随后，浙东前指采取更加严格的保密措施，特别是重点加强指挥机关的安全保密，加强战前登陆作战训练保密，对敌抵近侦察更加隐蔽。严格的保密工作为保证夺取一江山岛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55年1月18日，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打响，作战行动的严格保密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确保首次联合登陆作战的胜利，作战部队隐蔽集结出动，实施佯动隐真迷惑敌军，严格通信保密管制等多项保密措施，以确保战役实施的突然性。经过陆、海、空三军数小时的激战，一举攻破一江山岛这座被称为“生物通不过的钢铁堡垒”，全歼岛上守敌。
夺取一江山岛胜利后，空5军召开了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会上播放了一段经过放大的录音，与会人员清晰地听到当时军长宣布命令，参谋长布置作战任务和作战方案，政委的动员报告和各飞行师首长的表态和战斗决心。甚至连会场喝茶、盖茶杯盖的声音都听得非常清楚。参会人员非常惊讶，这么机密的会议内容怎么会失密？
放完录音后，保卫处处长向会议通报了这起侦破敌特的案情。他说：战前经过严密侦察，这段录音是作战处陈参谋的妻子所为，经查这名“廖老师”原来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系江苏无锡人，她的代号是G-119。她的姐姐在杭州电话局长途台工作，也是中统特务，其代号为G-113，那本毕业纪念册上的“11.3”就是她的代号，她也已经逮捕。她们的父亲已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
保卫处处长接着说，经组织审查，陈参谋只是警惕性不高被利用，他本人和家庭并无政治问题。作为一名革命军人，他放松了应有的警惕性酿成大错，还险些成了肉下鬼。这个教训每名干部都要认真吸取。
最后，会议宣布一条新规定：“今后凡是符合谈恋爱结婚的干部，在确定恋爱关系之前，其对象必须要经团以上政治机关审查，批准后才能建立恋爱关系。结婚时还必须要有双方单位或地方政府的证明，经团机关批准后才能登记结婚。”
这项制度后来推广到全军实施，并沿用了多年，为保持部队纯洁和保证内部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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