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弘光帝登基后，迅速宣称要为崇祯帝“复仇”，并将主要目标对准了农民军。然而，当时真正的威胁并非农民军，而是清朝政权，这一点却被南明朝廷的文武百官，无论贤能还是愚昧，普遍忽视了。

弘光帝登基后，迅速宣称要为崇祯帝“复仇”，并将主要目标对准了农民军。然而，当时真正的威胁并非农民军，而是清朝政权，这一点却被南明朝廷的文武百官，无论贤能还是愚昧，普遍忽视了。

弘光政权初期，朝中有史可法、姜曰广、高弘图、刘宗周等正直之士。他们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例如裁撤南北镇抚司，清除特务组织，使朝廷呈现出一片新气象。

然而，在设立四镇的同时，弘光朝廷却做出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封早已剃发投降清朝的吴三桂为“蓟国公”（此时吴三桂已被清朝封为“平西王”）。

在对外政策上，无论是史可法还是马士英，都坚持推行“借虏灭寇”或“款清灭寇”的策略，试图联合清朝共同对抗农民军。这一决策无疑是极大的失误。

历史已经证明，对于明朝而言，除了农民军之外，清军才是最危险的敌人。早在皇太极时期，后金就计划与中原各地的农民军联手瓜分明朝，并严格禁止士兵与农民军发生冲突，企图趁乱坐收渔翁之利。因此，“借虏灭寇”的政策不仅未能挽救明王朝，反而加速了其灭亡的步伐。

多尔衮掌控大权后，获悉李自成已攻占北京，他迅速派遣使者带着亲笔信向“闯王”示好，提出双方共同进军中原的设想。然而，此时的李自成因胜利而志得意满，根本没把辽东的“鞑子”放在眼里。

后来，在范文程等汉人大臣的极力劝说下，多尔衮最终下定决心，决定趁中原动荡之际入主中原，与大顺政权一较高下。

恰在此时，吴三桂意外地将山海关拱手献给清廷，并联合清军共同对抗李自成。这一举动使得多尔衮得以踏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生前只能梦寐以求的北京皇宫。

与此同时，弘光朝廷在马士英的谋划下，最早提出了“借虏灭寇”的策略。这并非因为对局势的误判，而是由于当时信息闭塞所致。他们坚信吴三桂一心忠于明朝，尤其是在他率军击败李自成之后，在南明诸臣眼中，吴三桂俨然成了不可替代的“功臣”。

至于吴三桂已经献出山海关并投降清军的事实，弘光君臣却毫不知情。在这种背景下，马士英提议借助吴三桂的力量，联合清军共同打击农民军，天真地认为这样可以让清军与农民军在交战中两败俱伤。

同时，江北的明军可以与左良玉等部四面出击，进而挺进山西，追堵农民军向东撤退的部队。一旦取得阶段性胜利，再凭借胜利之势与清军进行谈判，最终通过送钱送物的方式，试图把这些留着大辫子的清军“请”回关外。不仅马士英如此认为，像史可法、刘宗周这样的正人君子同样持有这种观点。他们普遍认为“为先帝雪耻”（即为崇祯帝复仇）是首要任务，因此“与清议和并非毫无理由”，其目的在于借助清军的力量消灭农民军，彻底铲除农民起义势力。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南明的众位大臣始终未能认清当时真正的主要敌人，并非所谓的“贼”，而是“虏”。

在清军攻占北京之后，北方局势依旧动荡不安。北直隶地区民众纷纷起义反抗，导致交通要道受阻，清朝统治面临严峻挑战。

再看山东一地，清军驻守力量薄弱，仅有数千残兵，而主力部队此时正在追击大顺军。当地清朝官员忧心忡忡，深恐南明政权会趁此良机北上进击。至于河南区域，则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盗匪横行，清军难以有效控制局面。

在此种有利形势下，南明君臣却毫无积极进取之意，仅存偏安一隅、静待时变的心态，从而错失了趁乱收复山东、河南的大好时机。

当然，在南明的朝廷内外有一些中下级军官，像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吏科给事中章正宸等，都曾上奏疏指出，在秋高马肥之时，清军必然会南下进攻，意图饮马长江淮河一带。他们一致认为，清朝表面上宣称要为明朝复仇，但实际上“居心叵测”。他们警告朝廷不要盲目效仿唐朝借助回纥军队平定叛乱的故事来自我麻痹，并且郑重提及北宋借助金国消灭辽国、南宋借助元朝消灭金国的历史教训。遗憾的是，南京朝廷里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些警告。

弘光政权的文官们坚持“借敌之力消灭叛贼”的想法，而武将们内心更加怯懦。他们连农民军都无法战胜，又怎么敢与击败了农民军的清军交锋呢？

在南明朝廷犹豫不决的时候，黄河流域的大片地区逐渐被清军占领。实际上，清军当初攻占北京已经是出乎意料的大胜利，大多数贵族都主张在北直隶等地进行大规模屠杀后，满载掠夺的财物返回关外的老巢。

多尔衮虽有雄才大略，却也继承并坚持了皇太极定都北京的战略布局。起初，他的目标仅限于稳固北方，与南明划江而治、和平共存。

然而，清廷内部的汉人降官以及原明朝在北京投降的官员们不断进言，极力强调统一全国的重要性，尤其是江南经济和漕运对清朝立国的关键作用。那些来自南方省份的降臣更是渲染江南民众软弱、不堪一击的特点。这些言论最终促使多尔衮决心完成统一大业。

此时的清廷已不同于努尔哈赤时代，满朝汉人文臣众多，策略上也更加讲究“礼尚往来”。于是，多尔衮以书信形式致函史可法，先自夸为明朝“复仇”的所谓功劳，随后指责南明拥立弘光帝的行为是自取灭亡，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明显的威胁之意。

史可法收到书信后，丝毫不敢懈怠，亲自撰写回信。他在措辞上反复推敲、精心润色（这可以从《史可法集》中的墨书原稿中窥见一斑），试图说服多尔衮效仿历史上契丹、回纥等民族的做法，协助中原王朝平定叛乱，并承诺明朝将以丰厚的金银作为酬谢。

此外，史可法还辩解称江南士民拥立福王为帝是顺应“天意”与“民心”，因此福王继位在法统上是合理且正当的。

然而，纵观史可法的回信内容，他不仅以卑辞谦语对待昔日大明的藩属国，将其视为平等之邦，而且缺乏中原王朝一贯峻烈激昂的精神来反驳多尔衮信中的威胁与恐吓。更甚者，他在信中列举弘光帝继位时的各种所谓“祥瑞”，显得极为迂腐可笑。

总而言之，面对清廷咄咄逼人的气势，南明诸臣仍然沉浸在“借虏灭寇”的天真幻想之中，对现实情况毫无清醒的认识。

尤为讽刺的是，在史可法的信中，已经降清并被封为“平西王”的吴三桂，仍被尊称为“我大将军吴三桂”。而那些投靠清朝的汉人官员，却往往展现出更高的智商与谋略，为他们的主子出谋划策，远胜于南明的同僚们。

清朝建立后，销毁了大量有损其形象的史料，但多尔衮与史可法的两封书信能够留存至今并为世人所知，确实要感谢乾隆帝这一“好事者”。在乾隆的一份谕旨中，他首先高度赞扬了多尔衮的功绩，随后又肯定了史可法的“孤忠”，称其值得嘉许。

若说南明诸臣皆昏庸无能，也并不完全属实。崇祯时期的大学士魏德璟曾上书指出，顺治帝年幼登基，清廷贵族之间权力争斗激烈，而李自成则处于仓皇奔命的状态。此时，明朝本有机会乘虚而入，文武合力收复中原，逐步恢复旧山河。

高杰、黄得功等将领也曾计划挥师北上，进军河南后再攻入陕西。他们对朝廷中部分大臣向清朝示弱求和的行为极为不满。然而，南明的实际政策却由当权文臣马士英与史可法主导。这些人沉溺于“借清灭寇”“南北分治”的幻想中，一心只想先消灭所谓的“流贼”，却忽略了清军才是南明政权最为阴险和凶恶的敌人。

由于南明政权在短短几个月内一味讨好清朝，不思进取，这给了多尔衮足够的空间加速对农民军的军事行动。他毫不顾忌地全力平定李自成余部。

十月下旬，多尔衮发布檄文至江南，任命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统领孔有德与耿仲明两位汉王，率领两万多精兵直逼江南而来。

多尔衮出兵南下的理由主要有三点：其一，指责南明擅自拥立福王为帝；其二，批评南明朝廷不思剿灭流寇，反而纵容将领残害百姓；其三，崇祯皇帝殉国后，南明大臣未能尽到应有的臣子之礼。

恰在此时，李自成的大顺军队对怀庆府发起猛烈进攻，多尔衮不得不命令多铎进入河南与阿济格会师抗敌，这无意间给了南明小朝廷一丝喘息的机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使臣左懋第奉命北上，以热血丹心踏上前往北京的征程。而弘光朝廷内部，马士英、史可法等人确立了“借清灭虏”的策略。

此时，明朝前都督同知陈洪范向弘光帝上书，主动请缨担任使臣，前往北京与清朝进行谈判。

弘光朝廷对此感到十分满意，因为陈洪范不仅出身军旅，还与吴三桂关系密切，似乎是非常合适的人选。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陈洪范早已与降清的明将唐虞时暗中勾结，并与多尔衮互通书信，实际上已成为清朝的密探。后来，北行使团成员大多遇难，唯有陈洪范得以生还。

为了掩饰自己的变节行为和通敌事实，陈洪范撰写了一篇名为《北使纪略》的文章，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并美化。尽管这篇文字充满粉饰之意，但由于它的存在，南明使团的详细经历才得以完整而详实地记录下来，成为后人了解那段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当陈洪范即将前往北京的消息传来时，大臣左懋第因其母亲的灵柩安放于北京，主动请缨担任使节一职。

最终，南明朝廷任命左懋第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马绍愉为太仆寺少卿，陈洪范为太子太傅，并派遣三人率领使团前往北京进行外交活动。通常情况下，中原王朝在派使臣前往敌国谈判时，都会提升使者的官衔以示隆重。

然而，左懋第在接受任务后，认为马绍愉不应随行。因为在崇祯朝时期，马绍愉因“款虏辱国”而被左懋第弹劾过。

弘光帝并未同意左懋第的意见。事实上，马绍愉与皇太极有过较多交往，在清廷算是熟人。

左懋第临危受命，他深知此行如同进入虎穴，却依然怀着凛然正气毅然踏上征程，这也注定了这是一条不归路。

南明与清朝之间的谈判条件主要依据大臣高弘图的奏章，其中核心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将山海关以外的地方割让给清朝（这些地方实际上早已被清军占领，何谈“割让”？）；

其二，承认清朝的地位，按照南北朝的模式平等相待（显然为时已晚）；

其三，确定每年向清朝支付十万“岁币”的数额（这一数目对于清朝而言简直微不足道，根本不可能接受）；

其四，重新安葬崇祯皇帝的遗体（计划将崇祯从田贵妃墓中迁出，重新举行隆重的葬礼，这一想法极为荒谬）；

其五，在称谓上，弘光帝年长称为“叔”，顺治帝年幼称为“侄”，以此保全明朝的面子（政治较量靠的是实力，谁强大谁就有话语权，因此这条同样反映出南明的自大与不切实际）。

左懋第是一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忠臣。出发前，他曾恳切劝谏弘光帝，强调必须时刻厉兵秣马，为渡河收复失地做好准备，并提出“唯有扼守黄河，方能确保长江安稳”的战略远见。然而，弘光帝对此却充耳不闻，毫无行动。

崇祯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农历），南明使团从南京浩浩荡荡启程北上。使团携带着弘光帝致顺治帝的亲笔信，以及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的诰命文书，还有巨额贡品：十万两白银、一千两黄金和一万匹绸缎。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弘光朝廷还计划调运十万石粮食支援吴三桂“剿寇”。所幸军阀刘泽清截走了运粮船只，否则这些物资极有可能落入清军之手。

使团中还有一位特殊成员——祖泽溥，他是降清明将祖大寿之子。由于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南明朝廷派他同行，希望他能与吴三桂这个表哥建立联系。使团一路缓慢前行，直到九月初五才抵达济宁。然而，驻守济宁的清军拒绝让使团进城，还在城头鸣炮呐喊，做出一副要出城厮杀的姿态。

尽管南明使团随行护卫多达数百人，清军也只是虚张声势，并未真的出城迎战。

九月九日，南明使团抵达汶土县，与清军将领杨方兴（时任河运总兵）会面。

听完南明使者提出的通好请求后，杨方兴毫不在意，直言道：“治国需顺应大势！我大清兵力强盛，若想与我们议和，你们应先运送大量漕粮作为诚意，这样我们向上禀报时也更有底气。 若要交好，就请你们恳请摄政王多尔衮早日完成统一大业。本将眼下正密切关注李自成的动向，无暇与你们多费口舌。”这番豪言壮语虽显傲慢，却也反映出这位清将的战略眼光远胜南明大臣。

当使团行至德州时，更令人大感意外的是，清朝山东巡抚方大猷在城中张贴告示，给南明使团一个下马威。

告示上写明：

“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等人路过之地，地方官员无需特别礼遇，由其自行筹备旅费即可。仅允许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三人率百名随从进京朝见，其余人员一律留在静海待命。祖泽溥所带随员虽可入京，但须按此规定执行。”

这份告示已明确表明，清廷无意以平等姿态接见南明使臣，而是视其为前来“朝见”的地方势力。

左懋第对陈洪范等人十分恼怒，他拿出南明阁议的文件，明确指出此行的任务是“酬夷而非款夷”，并强调要“不屈膝不辱命”，要求众人在与清人会面时务必保持大明的尊严。

九月二十六日，清廷派遣汉官骆养性前往静海县，宣布只允许一百人进入京城，其余几百人则被集中关押在县内的一座古寺中，并严禁自由行动。

骆养性曾为明朝官员，在与左懋第等人会面时言辞恭敬，似乎流露出不忘故国的情感。清廷间谍迅速将这一情况上报，多尔衮得知后勃然大怒，立刻派人将骆养性削职查办。自此以后，降清的明朝旧臣皆闭门不出、噤若寒蝉，再无人敢公开或私下与南明使团联系。

九月二十九日，南明使团百余人抵达河西务。此时，他们已得知顺治帝计划于十月初一在北京正式登基称帝的消息。

因此，使团暂时停留当地，先派遣小官王廷翰和王言以“副将联名帖”的名义向清廷内院递送帖子。

降清汉官冯铨见到帖子后勃然大怒，严厉质问：“难道你们不知道‘入国问禁’的道理吗？为何不向摄政王通报，却径直持帖来见我？”

王言谨慎地回应道：“大明使臣奉本朝皇帝之命，前来致谢清朝。途经济宁时，我们本打算发启通告摄政王，但德州巡抚张贴了一则‘不必敬他’的告示，因此停止了上启之事。如今使臣派我来见您，正是为了向您‘问禁’。”

冯铨一时语塞，脸色稍缓，简短说道：“我不收你们的帖子，但你们可以即刻进京来见。”

左懋第是明朝的忠臣，深谙礼仪之道。

当使团行至张家湾时，他坚决不肯继续前行，并派使者递送书信给摄政王多尔衮，言辞中正地指出：“按照礼法，我大明三位使臣带着御书和礼物来到北京，大清理应派遣官员到郊外迎接，哪有召之即来这样的无礼之举？”

左懋第虽看似迂腐，实则骨气铮铮，坚守使命不辱。随后，他还写了一封信，让随从王言拿去给清朝内院的汉臣传阅。

据王言回来后描述，洪承畴看到信后，“面露不安之色，眼含泪水几乎落下”；崇祯时期的大学士谢升，则“一会儿戴满族帽子，一会儿又换上明朝冠冕，满脸窘迫、扭捏不安”。唯有昔日阉党冯铨依旧谈笑风生，傲慢自得。

主持内院的满族贵族刚林（刚陵榜什）大声质问：“为何你们这些使者不肯直接入京？”

王言从容答道：“大明皇帝的御书神圣不可侵犯，若大清不依礼派人郊迎，使臣宁愿赴死也不踏入北京一步。”

直到十月初十，清廷才派遣礼部官员前往张家湾见南明使臣。先期入城的祖大寿之子祖泽溥派人传话说：“摄政王读完信后神色平和。”同时转达了其父祖大寿（此前在锦州投降清朝）的话：“只要给我们机会，我们一定会为明朝效力！”

南明使团还秘密联系吴三桂，但吴三桂回复道：“清朝法令森严，恐怕会引起猜疑，不敢公开相见。”然而，他私下通过亲信传达心意：“终生不敢与大明兵戎相见！”

实际上，祖大寿和吴三桂此时的表态，并非出于“心怀故国”的情怀。当时天下局势尚不明朗，他们对南明使臣说几句安抚之词，不过是在周旋罢了。

两天后，清廷派遣仪仗队，鼓乐前导。南明使臣手捧弘光帝的“御书”，从正阳门进入北京城。左懋第一身孝服，庄重而行。

南明使臣一行被安排住在鸿胪寺。大门紧闭，外有兵丁层层把守，形同囚禁。由于不准生火取暖或做饭，使臣们饥寒交迫，熬过了一夜。

次日清晨，清廷派来几名普通的礼部吏员，问道：“诸位从南方而来，到我国有何贵干？”

左懋第答道：“我朝新君即位，特来贵国借兵平贼。又闻贵国为大明先帝（崇祯）举哀成服，故遣我们携银币致谢。”

清朝礼部官员随意应道：“若有书信，可交予我们转呈。”

左懋第摇头道：“天子御书与御礼，理应直接送入贵朝，岂能轻易由礼部转交？”

礼部小官面露不悦，说道：“凡进贡文书，皆由礼部转启，此乃常例。”

左懋第怒斥道：“天朝御书，怎可与藩属国文书相提并论！”

礼部小官拂袖而去，临走丢下一句话：“既然是‘御书’，那我们不收也罢！”

1644年10月14日，清朝内院学士刚林带领十几名随从，个个腰佩刀剑进入会场。刚林大模大样地在鸿胪寺正厅中央坐下，他的下属官员和将领则盘腿坐在他右侧的地毯上。

担任翻译的是刚林的弟弟车令，此人机智善辩，精通满汉双语。他指着刚林左侧的地毯对明朝使臣说："请你们坐在那里！"

左懋第面色严肃地回应："我们大明使臣是堂堂中原人士，不习惯像你们一样席地而坐，快去准备椅子来！"刚林等人面面相觑，被左懋第的气势所震慑，只好命人搬来了三把椅子。

左懋第亲自将椅子摆放整齐，与刚林隔案相对而坐。

刚林脸色阴沉，突然质问："我大清出兵帮助你们剿灭流贼，为你们复仇。可江南却在没有发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擅自另立新君，这是何道理？"

左懋第正气凛然地回答："当今皇上乃神宗皇帝嫡亲孙儿，自幼德行高尚。先帝崇祯驾崩后，按皇室继承顺序理应即位，有何不妥之处？"

刚林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崇祯帝留有让他继位的遗诏吗？”

左懋第回答：“先帝遭遇不测，怎会有遗诏？南都的大臣们听到先帝遇难的消息后，心胆俱裂。恰好当今皇上在淮安，万民归心，在大明太祖皇帝的神庙前即位，哪里需要遗诏？”

刚林不屑地说：“崇祯帝死的时候，你们南京的臣子不来相救，今天突然立了个新皇帝，岂有此理！”

左懋第严肃地说：“北京失守，事出突然，南北相隔三千多里，众臣听到消息后，立即整军备战，正准备北上剿匪。听说贵国已经发兵驱逐流贼，所以不便前来，怕引起贵国的误会。现在我来，正是为了感谢贵国，并相约一起剿匪。”

刚林轻蔑一笑，说：“你们之前干什么去了，现在却说这么多！”

左懋第慷慨陈词：“先帝遇难时，我正在上江催促军队。”

刚林问：“你在催促军队？有没有杀过流贼？”

左懋第回答：“我在上江带兵剿灭张献忠，闯贼知道我有防备，不敢侵犯上江！”

刚林自觉理屈词穷，便恼羞成怒地说：“不必多说了，我们已经大军压境，即将挥师南下!”

左懋第毫不示弱，冷静回应："江南地域广阔，我军实力雄厚，你们千万不要低估了我们的抵抗能力!"

左懋第接着义正言辞地说道："我们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本是为了感谢贵国摄政王为大明平定内乱，为先帝发丧。为何要用武力威胁?如果真的诉诸武力，光凭言语也确实无法阻止。但以礼相待的使者却遭到兵戎相见，这恐怕违背了摄政王当初起兵的初衷吧?再说，江南水网密布，不知贵国骑兵是否真能适应南方战场?"

刚林被说得哑口无言，脸色铁青地起身离开。

多尔衮得知此事后，召集众臣商议如何处理南明使团。

有满族大臣提议直接处死左懋第等人，但洪承畴跪奏道："自古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若杀了他们，以后谁还敢来议和?"多尔衮深以为然。

到了十月十五日，清廷派人到鸿胪寺收取贡银。当发现南明使团还携带了额外的银两时，清军将领不顾这些钱是弘光帝赏给吴三桂的，执意抢夺装车，欢喜离去。

左懋第见清朝方面并无礼遇之意，便急忙撰写密信，派专人迅速送往江南，希望南京能尽早做好防御准备。

由于李自成余部的威胁，清廷暂时无法集中精力攻打江南。他们将左懋第一行人严密监视在北京，不允许他们踏出大门半步。

五天后，刚林的弟弟车令与祖大寿的儿子祖泽溥返回，声称要送南明使臣回南方。

祖泽溥表示自己被父亲留下，不能一同返回。

左懋第仔细观察他的装扮，发现他已经剃发，心中明白他已随父投降清朝，便不再多言。

同行的明朝参将透露，祖泽溥是被迫剃发，并且“痛哭了一整天一夜”，还曾表示“至死不忘国家”。

祖氏家族中忠奸并存，确实难以一概而论。这位祖泽溥后来对清朝极为忠诚，官职最高时担任福建总督，于康熙十八年病逝。临终之际，不知他是否仍牢记“不忘国家”之志。

在被扣押多日后，直到十月二十六日，清朝内院学士刚林突然现身，对左懋第等人说道：“你们明天就出发！天津使团的其他人，我们已经派人押送到济宁了，你们去通知他们。然后你们返回江南，而我们大清即将挥师南下！”

左懋第明白与清廷谈判已无可能，于是提出最后请求：“我们此行还希望能前往昌平祭奠先帝。”

刚林连连摇头：“我朝已经替你们哭过、祭奠过、安葬过了！你们还想哭什么？祭什么？埋什么？你们的先帝驾崩后，江南却拥兵自守，不思讨贼；你们的先帝在天之灵，必定不会接受你们这些江南不忠之臣的祭奠！”

不等南明使臣多作辩驳，刚林便命人当庭宣读清朝檄文，内容大致是指责南明擅自立君，并表明清朝即将兴兵讨伐的决心。

一直忍耐不敢发言的陈洪范忽然开口：“流寇李自成仍在西方肆虐，尚未剿灭，贵国若此时再发兵南下，恐怕对贵国并无益处！”

刚林挥袖而去：“你们赶紧走吧，别管我们大清的事！”

1644年10月27日，清朝派遣三百精锐士兵护送南明使团离开北京。途中严禁交谈和休息，行程十分紧张。两天后，使团抵达河西务，远远望见明朝皇陵，众人不禁相拥痛哭。

到达天津后，南明使团成员陈洪范秘密向多尔衮上书，建议扣留左懋第和马绍愉，只允许他一人返回江南。他在信中承诺将率兵归顺清朝，并为清廷招降江南将领。

摄政王多尔衮得知后大喜过望，立即派遣学士詹霸前往天津秘密会见陈洪范，许以高官厚禄，鼓励他回江南后协助清廷策反明朝将领。

11月4日，使团刚过沧州十里，突然清军骑兵追来，强迫左懋第和马绍愉返回北京，只允许陈洪范带少数人南返。

陈洪范假装不知情，还故意高声质问："我们三人同来同归，为何要留下他们二人？"

清将心中暗笑，表面却严肃地说："暂时留下这两位，请你速回南京报信，我大清军队即将南下！"

左懋第镇定自若地对陈洪范说："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请代我转告朝中诸公，立刻派兵加强黄河和长江的防御！"

事后，陈洪范在《北使纪略》中写道自己当时"肝肠欲断"，并指责"夷狄如豺狼，手段变幻莫测"。然而事实上，清廷扣押左懋第的计划正是由他幕后策划的。

在南明弘光政权时期，陈洪范作为使者前往高杰军中，试图说服高杰投降清朝，但遭到拒绝。

为了保命，陈洪范在酒席上假装中风，最终趁着夜色逃回南京。回到朝廷后，他积极为清朝效力，一方面向弘光帝传递清廷假意议和的信息，另一方面又秘密举报黄得功等人与清朝有私下往来，企图借南明内部矛盾让双方自相残杀，从而为清朝创造机会。

弘光帝及马士英等人虽能力平庸，但也察觉到陈洪范独自返回颇为可疑。然而，由于缺乏确凿证据证明其通敌行为，只能将其遣返回家。

与此同时，左懋第被清军押解至北京，囚禁于太医院的高墙之内。清廷对这位忠贞不屈的大明使臣颇感兴趣，先后派遣洪承畴与李建泰（崇祯朝大学士）前去劝降。

当左懋第面对洪承畴时，怒火中烧，大声斥责道：“你莫非是洪大人的鬼魂？速速退去！洪大人早已为国捐躯，先帝为其赐祭赐葬，已逝多年，你这鼠辈竟敢冒充洪大人来劝我投降！”

洪承畴听后，满面羞愧，仓皇而退。

而当李建泰踏入牢房时，左懋第更是破口大骂：“你不是那个曾受先帝恩宠、亲自饯行督师的李建泰吗？老贼！你既未能殉国，反倒投降闯贼，还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李建泰被骂得哑口无言，狼狈逃离。

次年五月，南京失守的消息传来，清廷特意送来驼酥羊肉，试图进一步劝降左懋第。然而，左大人闻讯后痛哭流涕，拒不进食，并将送礼之人驱逐出门。夜深人静时，他独自感念家国命运，满含热泪在墙壁上题诗一首：

“峡谷崩裂，归路已断，孤云南下，心意难平。一腔热血，纵化寒烟，也绝不消磨！”

与此同时，南明使团中传来噩耗——有军将艾大选私自剃发，准备投降清朝。

左懋第听闻此事，怒不可遏，当即召集被拘押的南明使团成员，严词斥责艾大选的无耻行为，并当众将其杖杀以正军纪。消息传到清廷，立刻引发了“问罪”之声。

面对质问，左大人凛然回应：“我执行的是大明律法，处置自己的部下，与你们何干？”

此事令摄政王多尔衮震怒不已，随即派兵闯入太医院，下令所有使团成员必须剃发，否则格杀勿论。在这巨大的淫威之下，不少人选择了屈服投降，但左懋第及其随从陈用极、王一斌、王廷佐、张良佐、刘统等六人却始终坚贞不屈，拒绝投降。于是，他们被投入水牢，遭受断食、酷刑等种种折磨。

数日过后，左懋第等人依然没有丝毫动摇之意。

多尔衮既好奇又敬佩，决定亲自提审这些硬骨头。面见摄政王时，左大人仅作长揖，绝不跪拜，展现出铮铮铁骨与浩然正气。

多尔衮平生见过无数卑躬屈膝的汉人降臣，但像左懋第这样的真汉子却极为少见。心生爱才之意的他，想方设法保全左懋第性命，于是当场向在场的汉人降臣征询意见。

陈名夏心领神会，却又不便明说，便含糊其辞地回答:"左懋第若是为崇祯帝奔丧而来，可饶；若是为福王继位通告而来，则不可饶。"

左懋第听闻后冷笑一声，反唇相讥:"你贵为大明会元榜眼，总该知道当今皇上(弘光)与先帝究竟是什么关系吧?"此言一出，陈名夏只能低头不语。

这时另一位降臣金之俊前来劝说道:"先生为何不明天命所归?"

左懋第正色回应:"先生又为何不明天理所在?"

多尔衮见状，厉声质问:"你说自己懂天理，那我问你，既然吃了我们大清半年的粮食，为何至今还不肯赴死?"

一旁的随从陈用极立即高声反驳:"正是你们来抢我大明江山，反倒指责我们吃你们的粮食，这算什么道理!"

多尔衮勃然大怒:"你是什么东西，也敢不跪!"随即命令侍卫动用刑罚。

陈用极血溅当场，仍大声疾呼:"士可杀不可辱!"

多尔衮听罢，面色稍缓，沉思良久后说道:"你们都是不怕死的忠臣义士。若肯归顺大清，必定厚待优礼。"然而左懋第等人神色从容，只求速死。

堂上一片寂静，满屋子的汉人降官低着头，羞愧得抬不起眼皮，再也没人为左懋第等人说情。多尔衮见状，也只能无奈下令，将左懋第等人押赴刑场处斩。

一行六人缓步而行，左懋第走在最前，神色从容。来到菜市口后，他停下脚步，转身看向身旁站立的五位同伴："诸位可有悔意？"

五人齐声回答："求仁得仁，何怨之有！"

左懋第听罢，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笑容："好！好！"随后，他面向南方连拜四拜，盘膝而坐，静待行刑。

此时，一声炮响划破长空。突然一名清军将领策马飞奔而来，高声喊道："若此刻投降，立刻封王赐爵！"

左懋第目光坚毅，字字铿锵地吐出人生最后八个字：

"宁为南鬼，不为北王！"

仿佛英雄气概感天动地。

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风沙大作，瓦片横飞，如同当年文天祥在北京英勇就义时的情景一般。行刑的刽子手杨某也是汉人，他流着泪向左懋第等人叩头行礼，然后含泪挥刀。

来源：诗情画音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