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晋阳文化是几千年来由中原华夏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在晋阳大地的长期生产实践中共同创造，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兼收并蓄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其民族文化特色鲜明，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民族文化
晋阳文化是几千年来由中原华夏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在晋阳大地的长期生产实践中共同创造，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兼收并蓄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其民族文化特色鲜明，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方各民族融合的前沿
太原，位于山西的中部太原盆地的北缘，东、北、西三面环山，南临扇形冲积平原，汾、晋二水穿流其中，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优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据考古发现，在距今五六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晋阳地区就有人类生活、繁衍。随着人们生产方式的改进，原始农业和手工业的出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地域分布和特征亦逐渐显示出来，形成了华夏民族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大民族集团。太原地区正处于华夏民族与北方各民族的交错地带，成为北方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活动、交往的中心地区。
古代北方民族一般分为严狁、东胡、肃慎、匈奴、氐、羌、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几个大的族系。这些民族居住在北方广阔的草原地区，以游牧、狩猎为基本生产方式。在草原生态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他们往往出轻骑南下,掠夺财物。规模较大的南移，早在夏商时期就开始了。到了西周，他们的一些分支部族，甚至到达山西南部和陕西泾渭二水流域。商周时期，称之为“戎狄”的匈奴别部或分支北狄、山戎、燕京戎、北唐戎，或曰鬼方、土方、舌方等，已经活动于晋阳地区。西周初年，唐叔虞“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开启了我国民族政策的先河。春秋早期，晋献公、晋文公分别同狐氏之戎联姻，对于削弱公族势力、成就晋国霸业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春秋中期，“魏绛和戎”、“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都在民族史上写下浓重一笔。春秋末期，“析祁氏之田，置七邑”,战国年代，赵襄子“以铜勺击杀代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逐林胡、灭楼烦、筑长城，武安君李牧镇守雁门关，表明中原政权在同北方游牧民族的争斗中占据了上风。秦汉时期，匈奴势力崛起，对大一统王朝构成威胁。秦始皇筑长城，尚能与少数民族进行军事对峙。汉高祖“白登之战”败北，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和亲”政策正式出炉。直到汉武帝时期，“发卒万人治雁门"，又命卫青、霍去病先后组织了漠南、漠北、河西三次战役，才逐渐变守势为攻势，“振国威于天下"。三国时期，曹操，分匈奴为五部，南徙并州太原环周，首倡民族融合之先例。西晋时，塞外匈奴大批南迁，与晋人杂居，时有“保塞匈奴”、“雁门乌桓”之谓，继有“五胡乱华”之大变局，匈奴、鲜卑、羯、氐、羌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建立前赵、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北魏诸政权，同南朝政权相抗衡。北魏末年，先有契胡“太原王”尔朱荣乱政，后有渤海人高欢独裁，实现了政权的又一次更迭。东魏、北齐时，晋阳成为两朝实际上的国都。隋唐时期，鲜卑和汉族基本融为一体。唐末五代，西突厥沙陀部南下中原，进入太原地区，逐鹿中原、建业立国。后沙陀部在晋阳起兵，先后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政权。明王朝在太原以北修长城、设边镇，进行防御。清兵入关，太原地区是其南下的要地，太原守将陈永福率部曾与清军进行激战，终被清军所败。
北方各民族发展的舞台◆
几千年来，北方各民族凭借太原地区这个历史的舞台，演绎了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剧目。
匈奴:公元前3世纪兴起，公元3世纪迁入中原，5世纪衰亡，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匈奴进入中原以后，其主要活动中心在并州，史称“并州匈奴”。东汉末年，曹操分匈奴部众为五部，诏令散居太原、西河、雁门、新兴等地。西晋初年又有大批匈奴入塞降晋，称“保塞匈奴”。西晋八王之乱，并州匈奴刘渊乘机在并州建立刘汉政权，势力达到顶峰。汉赵政权灭亡后，公元349年，冉闵屠杀胡人，残存的匈奴人回到并州，依然以“并州胡”出现在北方的历史舞台上。北朝以后，并州匈奴历经战乱和劫杀，散居并州各地，迅速融入当地人之中，在北朝历史文献中只有零星记载。
鲜卑:是我国古代东胡族的重要组成部分。魏黄初五年(224年)，鲜卑首领步度根率万余落保太原、雁门，这是鲜卑势力进入太原地区的最早记载。魏晋时期,“鲜卑大人轲比能复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轲比能死后，鲜卑分崩离析，东部鲜卑形成宇文、段、墓容等部落，十六国之际，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及吐谷浑等政权。西部鲜卑则以拓跋部为主，占领并州及北中国的大片地区。公元310年，晋怀帝封拓跋猗卢为大单于、代公，与并州刺史刘琨互为犄角，并州北部边地尽为拓跋鲜卑占领。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在繁峙立代国。公元386年，什翼犍孙拓跋珪牛川大会诸侯，复建魏国。北魏皇始元年(396年)，拓跋珪亲率四十万大军，攻占晋阳，南灭后燕，之后又乘胜前进，占领河北平原。公元439年，拓跋焘统一黄河流域，建立与南朝对峙的强大政权，从此成为北部中国的统治民族。
羯:关于羯的族属，史界尚无定论。魏晋之际，羯人主要聚居于并州上党武乡。西晋末期，天下大乱，羯人首领石勒乘机起兵，羯族人随石勒进入太原并移居其势力所及各地。公元349年，冉闵篡位，屠杀羯胡，“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北朝以后，羯与其他民族融合，不复作为单一民族存在。
氐:氐分“青氐”、“白氐”、“蚺氐”，世居岐陇以南、巴蜀之地。刘曜征氐羌时，“徒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户于长安"。长安沦陷后，又被石勒军队多次迁徙到并州等地区。氐人苻氏建立前秦并一度控制并州地区,并州有被徙氐户三千。苻秦灭亡后,氐民不是逃散、死亡，就是归属于其他政权而与其他民族合并了。
羌:并州地区羌人很少，只有零星记载。
乌桓:乌桓起源于东胡，在汉魏晋各朝文献中亦作“乌丸”。东汉光武帝后，乌桓移居塞内，史称“雁门乌桓"。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大破乌丸蹋顿，并州乌桓近五千落被迁移内地。太原乌丸王鲁昔曾随曹操“拔汉中"，但因思念爱妻，私自叛还并州，“单骑入晋阳盗取其妻"。十六国时期,乌桓张伏利度拥众二千壁于乐平(今山西昔阳)，后来，石勒设计把他们招降。
丁零:晋人对蒙古高原的丁零族，称之为赤勒、敕勒或高车。北朝，并州丁零活动频繁。《北史》卷33《李孝伯传》有“并州丁零数为山东害”的记载。太安二年(456年),“丁零数千家亡匿井陉山”;高宗时,“丁零数千家寇窃并定”。北魏政府不得不采用剿抚并用的办法才将其稳定下来。
突厥:北齐灭亡后，突厥它钵略借口为北齐复仇，入侵并州。北周迫不得已，以千金公主嫁之，才避免了一场战争。
此外，像柔然、西域各族、契丹、女真、党项、蒙古、沙陀等，都与太原有过这样那样的关系，这里就不一一叙说了。
从晋阳城肇建至北宋毁城的1470多年中，有九个独立王朝在这里建立了国都或陪都，即战国赵都，前秦国都(苻丕)，东魏下都，北齐别都，大唐北都、北京，后唐西京、北都，后吾国都、北京，后汉北京，北汉国都。其中，除战国赵都和大唐北都之外，其他七个先后是北方氐族、鲜卑和鲜卑化的汉人、汉化沙陀突厥人建的。在以晋阳城为中心的太原地区，发生过诸如“三家分晋”、“刘恒治代”、“北朝霸业”、“李渊起兵"、“五代更替”、“北宋毁城”等重大历史事件，几度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特别是在北朝时期，晋阳城是东魏、北齐政权实际上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它融合了自春秋以来北方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唐王朝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唐太宗李世民感慨地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旧唐书·太宗本纪》)被史学界认为“先有晋阳，后有汉唐"、“盛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
◆多民族文化经济的重要孳生地◆
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说:“陕北、晋北、冀北及内蒙古南部，从史前到三国时代历来是北方畜牧文化与黄河流域农耕文化接壤过渡地带……太原处于这个地带中段的边缘地区，是南北真正接壤和过渡地带。”
走廊地带造就了太原的民族经济优势。晋阳城在历史上固然以军事重镇而闻名，但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民间贸易往来一直在这里悄悄地进行，每当战争过后，它就成为繁华的商业闹市。战国时，晋人以“晋阳为基地，积极开展与戎狄部落的贸易"。汉代，太原商人曾到东北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后汉书·独行记》载:“太原人王烈避地辽东经商作贾。”
南北朝时，北齐、北周战事频仍，但晋阳的贸易并未停歇。北齐娄睿墓壁画就绘有高鼻短须、浓眉深目、头戴高筒毡帽的西域商人手牵负重骆驼贩运货物的形象。
隋唐时期，晋阳是国家铸币基地之一，商业贸易十分繁荣。韩愈有诗赞曰:“朗朗闹街鼓，晨起似朝时。”
明清以后，太原处于中原同蒙古、新疆的商业通道上，太原商人在秦陇、辽东、京津地区甚至长江流域都有商贸基地。
游牧经济在太原也占有很大比重。西汉时曾在晋阳设家马官，有家马厩。唐朝在晋阳西北设有楼烦、玄池、天池三监牧马。
走廊地带也造就了晋阳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主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化联系的纽带。在太原，文化多元化的倾向特别明显，几乎汇集了东南西北各地的文化特征。既有神话传说时代的文化遗存，又有华夏根祖文化的遗存，这里既是历史上的佛教圣地，又是道教文化为数不多的实物保留地，同时还有祆教、摩尼教、基督教、天主教等重要遗迹。
第二，文化再生的熔炉。战国时，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大胆吸收了游牧民族的优秀文化，反映了太原文化兼收并蓄的典型特征。十六国时期，太原居于南朝、北齐、北周的中间地带，当时，北齐所实行的许多制度，正表现出鲜卑与汉族制度的彼此融通。所以，陈寅恪先生认为，隋唐制度的渊源在北齐。民族融合还孕育出许多才智卓越的历史人物，如赵简子、赵襄子、赵武灵王、刘渊、石勒、高欢、李世民、尉迟恭、李克用、李存勖、刘知远、杨业、元好问、罗贯中等，无一不是兼具多元文化色彩的伟人，有的甚至本身就是胡汉交融的裔儿。
第三，文化辐射的渠道。太原自战国秦汉以来就是古代中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向西南可通长安，再西出则为古丝绸之路，向南通洛阳，向东通北京、辽东，向北则可达蒙古甚至欧洲，同时，又连接着世界文明带和欧亚草原带，地处草原文明与农耕文化交汇处。这种枢纽条件形成文化的交接与汇集，同时也形成文化的碰撞、辐射与融合。
来源：晋韵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