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乙，江西瑞昌人，1976 年生，2004年后在北京工作居住至今，曾任民警、新闻工作者，现为北京市作协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早上九点叫醒我》《未婚妻》，作品被翻译为英、法、意等12种语言在14个国家出版。

阿乙，江西瑞昌人，1976 年生，2004年后在北京工作居住至今，曾任民警、新闻工作者，现为北京市作协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早上九点叫醒我》《未婚妻》，作品被翻译为英、法、意等12种语言在14个国家出版。

去年十月，我和另外三名中国作家受邀参加赫塔菲黑色小说节，根据计划，我和其中的君天将于当地时间二十四日晚乘机回国，这天白天原本安排我们俩去参观一家工厂，我们委托对接人阿尔穆德纳·阿纳斯向组委会申请，改安排我们去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

阿纳斯有着今人不多见的驯顺。我们不能说这种驯顺是提供给我们个人的，显然它是奉献给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人或者一群人的。我们这批五十岁上下的人是感知过存在于人身上的信义的。今天，它在人身上普遍失踪。它不是突然失踪的，这里有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可以把信义理解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无形但有力的契约。比如借钱，即或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借款人也会赶在一个双方内心认定的日子把钱还上；一个人即便就要死亡，也认为自己有义务回答提问。人们通过回应让对方感到有尊严和价值。现在我们知道，这一切毁了。当出借人意识到款子难以要回来，他就倾向于免除利息，并只索要本金的一部分。借款人也就更把延迟还款、不支付利息以及只偿还一部分本金视作理所当然。往昔，在不往外借钱时，我会承受很大心理压力，因为人家注定要及时还钱，你手头有闲钱，为什么不借？但现在，随着借款人几乎确定不会及时还钱甚至是不还钱，随着古老规矩被践踏，我不再对吝啬心存愧疚。一个人答复另一个人，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有一些是不会有回答的。你不知道他是故意如此还是只是过失。如果我们对此等待，就会像贝克特笔下那两个流浪汉一样可悲。我们已经很少在他人及自己身上看见就像你打一个电话给酒店前台要什么然后几分钟内它果然被送来一样令人感到踏实的应答了。我们发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感叹、每一个提议、每一项计划），都像哑炮，或者让人忍俊不禁的自言自语。长诗《歧路行》第一章这样写：

逝去的是大海返回的是泡沫

逝去的是一江春水返回的是空空河床

逝去的是晴空返回的是响箭

逝去的是种子返回的是流水账

逝去的是树返回的是柴

……

这里存在返回，虽然返回的是与我们内心期待与坚守的大有落差的事物。怕就怕：

逝去的逝去的是无穷的追问

返回的没有声响

往昔我们不会对阿纳斯这样一个有求必应的人过于感念，对她的付出，不免认为只是她分内之事。但现在却把她视作苦海中闪烁着光的灯塔。或者一根救命稻草。因为上课她在第一天出现后就再未露面，但她用邮件妥善处理好一切。她为我们买好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的门票然后让我们去问询处取。这儿的应问者手里抓着我们的票，还看了它，却断定不是我们的。我们从阿纳斯那里得到准信，再次去找她，她又看看，说：还真是你们的。我们和很多人一样，来这儿是为了观看毕加索创作于一九三七年的油画《格尔尼卡》。艺术中心把最好也是最大的一块场地留给它。它获得的荣誉之多，无人能及。每天只要打开门，就会有三排站成扇形的观众面对着它。他们与展品保持一种不能算远但也绝不能说近的距离，仿佛画作会涌出潮水，不站在界线之外，鞋就会被浸湿。如果不是站在第四排除了前边人的后颈和头发什么也看不见，相信还会有第四排。以及第五排、第六排。三排是一个限额，好比餐馆只会有一定数量的桌子。每次只要离开一个人，就会有另一个人忙不迭地补上。永远都是这样，满满当当的三排人，不多也不少。我想到一些百年老店熬制的老汤，每当锅内少了些东西和水，店员就续上新的。永远是那一锅汤。他们在这里久久、久久地谛视，有的在胸前交叉着双臂，有的用拳头抵住下巴，有的盘腿而坐，有的扶着挂不太稳的耳机，有的倾斜着头（既为着听取同伴的轻声讲解也为着目光不脱离画作），有的垂首逼视，有的捂住一边眼睛，很显然是害怕错过什么。不是怕错过几十万年一遇的流星或彗星那样的奇迹，而是伟大事物对自己的启示。一种灵见。一些原本喜欢嬉笑打闹的儿童此时也宛如班干部，投入到严肃的视觉开采行动中。一会儿，有人点一点脑袋，心满意足地离开。他旁边的人往他最后看的地方望去，也有所得，转身离开。有的人用时比他们久却一无所获，不得已也点点头离开。参观之前，我没有去对这幅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做哪怕是最简单的了解。这导致我对他们如此虔敬大惑不解。陈列在他们面前的，与其说是一幅大师的作品不如说是美工草图，没有着色，用的也是漫画或者广告图案那样的画法。是对屠户（或碎尸犯）肉案上的事物的堆砌：断胳膊断腿儿（有的胳膊在被斩断时还保持着呼救的姿态）、一些人和动物的头，诸如此类。我想起一些无法得到绘画训练但又对它保持热爱的人，也能弄出这些象征性的线条。我看不出他们的作品和它存在过大的区别。另外，作品可能利用了规制对人们内心的引导。它面积巨大（长七点七六米，高三点四九米），展厅有着高耸的顶部以及使得回声缭绕的墙壁，这使得观众很难不扔下自己的事，臣服于它。也许，在这儿挂一块银幕或一面破败的大旗（甚至是内裤），也会让人们驻足，为之殚精竭虑地思考。

今天，我为当初不自觉流露出的轻蔑后悔。这是一种惯于在乡下人心底出现的轻蔑。使得他如此的，是在这世界存活的，绝大多数是像他这样的人。这使得存在于他们身上的双重无知——对知识的无知，以及对这种对知识的无知的无知——非但不能让他们窘迫和惭愧，反而成为他们任性裁决世上事物的基础。对自己不懂和不能得到的事物，他们倾向于否定、消解和破坏。既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威，防止受骗，也掺杂着嫉妒。他们一直在耍赖，却自标敢于说皇帝啥也没穿的可贵的孩子。幸而我在离开《格尔尼卡》时，没有当着观者的面冷笑并口出“就这——”这样的狂言。

二〇一一年，我和杂志主编同时也是策展人欧宁路经东三环，面对央视总部大楼那庞然大物，我不假思索地喊：“大裤衩儿。”这大概是我人生最快乐的几件事之一。随后欧宁说大楼造成这样，可能和设计者是左派有关，他有意避免使自己的作品参与那种摩天大楼式的往空中发展的竞争。听到这句话，我心中围绕这栋建筑产生过的一种模糊但很强烈的直觉——它不是以插科打诨、遗臭万年而是以庄严、有力的姿态，在建筑群里特立独行——得以明晰。或者说得到解释。我就说每次路过，都觉得它是新的，因为每天都有别的建筑加入摩天大楼文化（或欲望）那陈旧的角逐与堆砌中。我另外想到一桩逸事，一位作家说：……。算了，这位作家喜欢搜索自己，并且鸡肠小肚，报复心强。我们还是不要惹他。我只想说谁也糊弄不了这位作家，无论是斯特、斯泰还是斯基。可是这样的精明，固然使他不上当受骗，不也让他从此接收不了新的营养和新的知识吗？等他死了，我们就公布他的名字。我怀疑我活不过他。我人生最大的缺憾就是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没受过扎实的教育和专业的训练。我常不自觉地对自己不理解而世上理性的人又公认是正确的事做出轻佻的不利于它的裁决。不过好在我能反省，知道让渡自己的判断权。也就是把自己不理解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理解，或者说通过专业的人去理解自己不理解的事。

罪犯

这篇文章是对博尔赫斯《另一段经外经》（林之木译）的仿制。

看守所的一名囚犯想单独同博士谈谈，但是又不敢。博士对他说道：

“告诉我你有什么心事。”

囚犯回答：

“我没有勇气。”

博士说道：

“我给你勇气。”

这个故事是博士讲给我听的，他讲的时候这名囚犯已经被处决很久。

囚犯说道：

“一年前我做了一件非常严重的错事。别人不知道，可是我自己知道。我每次一见到自己的右手就发颤。”

博士答道：

“人人都会做错事。人不能无过。仇视一个人就已经是在心里将他置于死地了。”

“一年前，我杀死了老婆。”

博士没有吭声，不过脸色大变，囚犯很可能在等着听他的呵斥。接着囚犯说道：

“我一刀刺进去后，就感觉停不下来，根本停不下来。我每天夜里都祈祷和哭泣。希望有人能给我以宽恕。”

博士说道：

“任何人都不能宽恕别人，连上帝都不能。……事情已经过去了，并且以目前情况看，也不会再发生。它已经成为宇宙凝结的一部分。不过我个人还是想问：如果可以重来，你还会做同样的事吗？”

囚犯答道：

“我很清楚当时为什么拔出刀来。我完全平息不了那股冲动。如果重来，我还是会这么一连捅她很多刀。事情就是这样，当我们去做了，我们就形成巨大的亏欠，可是不做，我们就被形成巨大的亏欠。”

博士说：“这是我见过的最没有希望的人。因为知道人可以堕落到这个程度，我决定洗心革面。无论他们添加给我的罪名，是不是我应得的，我都洗心革面。我决定爬出来。我比预期的要提前半年出狱。”

插曲

这篇文章是对威廉·福克纳《插曲》（徐磊译）的仿制。

每天中午他都从这里路过。他穿着一件几乎长及膝盖的西服、一件薄如丝绸的裤子、一双布鞋。贴身的是一件杏黄色衬衣，发皱的衣领从不扣上，这使得那块似乎分布着蓝色和粉红色的神经和血管的鸡胸显露无遗。他有一头看着丧气的“铁灰色头发”①，为了让它们不肆意翘起，出门前他会用水打湿，可它们还是东一簇西一簇地竖立起来。另外，他斜挎着一个拉链不会拉上的旅行包。她坐在瑞昌市（为九江市代管的省辖县级市）圣门路北端自己那间粗糙简陋的鞋店前，见过他很多次。

他至少有六十岁了。这是一条北高南低、长达五百米的坡道，每天他都从道路的底端缓缓升上来。他的左手不像右手那样直直地垂下，而是掌心朝上，微微提起在腹前，就像是托举着一尊我们看不见的质量巨大的宝塔，左腿似乎也被这沉重负担压得无法抬起，只好由右腿带动，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走到她面前，他得花二十分钟。诺兰的电影《致命魔术》，塑造了一个叫Chung Ling Soo的中国魔术师，他身强力壮，总是用双膝夹住巨大的鱼缸然后将之变出来，为了让人无法揭穿这一点，只要是在公共场合，只要一出门，他就假装年老体弱。行走在圣门路的这位老年人是不是也像Chung Ling Soo一样，全心全意地投入他的艺术，就为了让人相信他手里确实擎着东西呢？仿佛为了和这事业的气氛协调一致，他脸色始终凝重。再说了，这种像大地一样黄里透黑的皮肤，也难以产生除凝重以外的脸色。从没见过他说话。一是人们对这样的人一般敬而远之，一是他也习惯于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内。他身上就像罩着一件无形但结结实实的雨衣，或者说他就是一个套中人。在自己的世界里，他要么思考生意和家庭上的事，要么思考疾病，要么就是简单地数步数。即使什么也不想，他也不想从内在的世界走出来。有一次，他左顾右盼，然后又向后面看看，没有发现喊的人，直到听到第二次叫他，他才仰起头向上看。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作声。只是微微点头。有时他会摸进公厕，把裤子褪下一些，从洗手盆那里接水清洗身体。有一次他想在狭窄的混凝土地基上坐下，却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有时，他的女人恰好也到城中心来，于是他把手放在她肩上，跟着她走。她喜欢穿一件圆领碎花布上衣，戴一顶白色草帽。通过她对他有如对待一个容易犯错误的大孩子——在她眼里，他既不是很可爱也不是很可敬畏的什么东西。而且正相反，他是可轻视的东西——人们明白，她对他很好，不离不弃。

每天他都在同样的时间从道路看不见的地方一点一点升起，直至完全映入她的眼帘。右转进入赤乌大道时，他并不走便道，而是沿马路牙子在车道徐行。经过一家服装专卖店、一家自己参股的商城、几间频繁易主的商铺、一个像是漏斗冠部的路口后，来到红绿灯前。再次右转走进人民南路。这条路上有他长女住的小区、建设银行、摩托车经销店，以及其他不必具名的建筑物。之后又右转来到瀼溪南路，行至罗湖路口作最后一次右转，最终回到在罗湖桥头的家。他的第二个儿子在只有十九岁时，整整一个假期，都按照这个路线兜圈。直到最后一天，直到太阳就要落山，才鼓起勇气走进赤乌大道北侧仙池游乐园边上的粮油公司宿舍，向暗恋的同学表白，并几乎是如愿以偿地收获拒绝。老人选择这样简单的路线——每到路的尽头就机械右转——或许是为了节省在辨认道路上所付出的那点吹灰之力。也有可能有某种来自右方的引力总是吸引他往那拐。他的子女都完美继承了这一德行。

有一天，鞋店的女人感觉到，他没有在圣门路这条道上出现。这件事非常地明显，就像对过一家曾被认为是本地最豪华的酒店被拆除一样明显。过去七年来，他以他艰难的跛行完全抓住了富有同情心的她的注意力，使得她再没有余力去关心其他人。就像那千百个其他人只是他行经此地的背景。她在内心等待他再次出现。比如他只是出去旅行或诊病，终究还会归来。但这样的事没有发生。不久，路面上升起一个和他长得非常像的男人。这个人穿着丧服，和中风前的他一样年轻而骄傲，一样超众。她的心被快捷地划了一下——快得看不见是怎么划的——唯有伤口生疼。她一眼看出这是他的第二个儿子，人们找到他说起这第二个儿子时，他的身体会因出现愉快的虚荣而哆嗦。

在年轻人第三次经过这里时，女人走过去，抓住他臂膀，说：

“你爸爸呢？”

“我爸爸过世了。”

“什么时候过世的？”

可是她似乎并不需要答案。她脸上皱起数万条皱纹，像一幅蚀刻画。但这不妨碍她在上面搽了很多胭脂。她说：

“我曾在这儿为你爸爸倒过一杯水，你爸爸身上背着一个包，包里有一只带吸管的水杯。”

“你这么说我就无比相信了。我爸爸确实每天背着这样一只水杯出门。另外他脖子上还挂了一个纸牌，写着我大姐的电话，言明如果有人看见他摔倒或昏迷，就请代为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我大姐电话。必有重谢。我爷爷和我奶奶老年痴呆以后，我爸爸在他们脖子上也挂了纸牌。”

赌徒之死

这篇文章是对帕尔·费比安·拉格奎斯特《英雄之死》（锐之译）的仿制。

有座村庄，那儿的人们总觉得做什么都来钱不快。于是他们怂恿一名脑子不太正常的富人出来悬赏，谁要是能完成富人指定的任务，就拿走赏钱。经不住一再煽动，富人答应。社会各界人士对此兴趣盎然。

年轻的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像出嫁的两位姐姐一样，继承父母留下的大笔财产。之所以脑瓜不灵，是因为父母是近亲结婚（而他们之所以冒这一风险结合，是因为在本地再也找不到像他们这么有钱的人）。但是，我们得说这种不灵只是局部不灵，也可以说很多方面不灵、一旦涉及财产又从没有不灵过，要不然他也不会把财富保存得这么完备，非但没有损失，还有不小增长。可人们就是觉得他在一切方面都戆头戆脑。

“你们看到那金色的悬崖吧？”他说，“谁从崖上跳下，我给他五千元。”于是人们将视线移向那座他们看过千百次的峭壁。它有一股不受岁月磨蚀的吸引力，让一些不幸的人和动物去到那儿并失足。人们只要看看它，内心就会回响他们在坠地前发出的绝望喊声。有些父母管教孩子时会说：“要是不听话，就把你连夜送到悬崖上去。”孩子们会像临刑一样发抖。显然，要得到富人这笔钱，就得冒失去生命的风险。可我们的这位富人还不满足，继续提出要求：“必须保证死，要是摔下去没死，我就不能付这笔钱。”

“还只出五千吧？”有人说。

“那就一万，”被认为是傻子的富人说，“三万、五万、七万、八万，八万总可以了吧？”因为五千元数目太小，大家觉得这场赌博是不能当真的笑话，但当筹码升到八万元，他们嘴上虽然还在表露耻笑，内心却明显受到煎熬。有种东西在背离或者说挣脱自己，朝着富人指定的事跃跃欲试，并且还提防别人比自己先抢到这个机会。他们发现，当许诺的钱增多时，自己行将死亡这件事就变得渺小。那些理性还没有泯灭的人，带着恐惧，匆匆离开此地。他们感觉这个富人已经不是谁都可以随意戏弄的傻子，而是高深莫测的巫师。多数人留在这儿。一是等等看会有什么机会，一是自信能抵御这种诱惑。

“十万。”富人从他们脸上看出渴望，可他们又不采取行动，于是加价。也是在这时，他为了确保财富不经受哪怕是一丁点的损失，又提出新的说法：“如果参加赌局的人死亡，那么他就不能领取这笔钱。”他在心中默念几遍——谁要是从悬崖跳下并且摔死，谁就能获得悬赏金，但他要是死了，他也就领不到悬赏金——确认没有任何纰漏后，又对众人复述一遍。这就是耍赖，因为它在许诺的同时就毁约。但这不妨碍还是有人选择参与这样的游戏，特别是那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志高。他睁大血红之眼，摩拳擦掌，逼问富人：“简直了，就给这么点钱吗？何况又是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那你说多少？十一万行不行？”

“太少了。”

“十二万呢？”

“太少太少，不划算。像你这么有钱的大老板，就不能爽快点，不一万一万地加吗？”

“十五万总可以吧？”

“十五万你买头牛吧。”

这时有人帮腔，说“人可不止这个价”“毕竟是一条命啊”。于是富人加到二十万元。志高的一个亲戚拉住他，说对方即使给一百万你也是得不到的，何必去参与呢。志高把手往后猛地一挥，说：“这么多年，你没有放过一个机会来证明你比我能干。可事实就是，为了证明你能干，我们不得不一次次不能干。”又来了一个女人，应该是他妻子，她还没劝阻，他就说：“你懂个屁。”之后他对旁人说：“是不？这么好的机会不珍惜，下一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愚人就是这样，唯知道等待、等待。仿佛等待就能等来财富一样。”富人也是此时想到一个道理：在零后面添加再多的零它也是零。于是起身，把面庞凑近对方，说：“一百二十万呢？”

“一百二十万可不行，少了。”旁边有人鼓噪。于是志高说：

“一百二十万不行。”

“那你觉得多少合适？”富人问。

“至少三百万。”赌徒志高勇敢地说出心里的数字。

“三百万我去。”这时有人举手。

“那就二百八十万。”志高说。

“二百七十万。”那个人说。

“二百六十万。”志高说。

“好吧。二百六十万。话得说回来，你也不得不承认，钱出得是够多的了。”富人说。

“因此导致的死亡我自己负责，来吧，给我一张纸，我给你写免责声明，并且画押。”志高主动说。后来在赴死的路上，他对随行的人说：“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笔交易。他给我出了个价，我接受了。就是这么回事。对，你们说得有道理。这事我自己也反复考虑过。但是，为了钱有什么不能干的呢？”他摔死的样子很怪，就像脑袋是从裤裆长出来的一样，两条腿在头旁边大大地伸着。他和家人自然没拿到赏金，但这不妨碍后面还有四五个人按同样方式死了。有一个人是这么对劝阻者说的：“人总归有一死对不？不是这样死就是那样死。你能说这样死就比别样死更可悲吗？”如果说有什么事物能在这个没有神的世界发挥神一样的作用的话，那就是钱了。不但正在兑付和将要兑付的钱会扭曲我们的灵魂和行动，根本不可能兑付的钱也会呢。

链条

这篇文章是对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沙里克》（刘文飞译）的仿制。

在我们的院子里，有个小男孩养了一条狗叫沙里克。它从幼崽时就被人用链条拴了起来。

一次，我给它拿去一些鸡骨头。鸡骨头还飘着热气儿，香喷喷的——正在这个时候，那男孩放了这可怜的狗，让它在院儿里溜达。院子里积雪厚厚的，沙里克像只兔子似的跳跃，一会儿前脚着地，一会儿后脚着地，从院子的这个角跑到另一个角，弄得满头的雪。可是当它试图回到小男孩那儿时，发现他手里拿着一根驱赶它的棍子。这是常见的事，有时候人都吃不饱，哪里还有余地养些小猫小狗。我们不知道小男孩驱赶沙里克时心情是不舍得还是绝情，总之他再也不认它了。而它每隔一段时间，就回来亲吻那条让它失去过多年自由的链条。

①这是他次子的一任女友说的，他次子对她的记忆都凝聚在这句话上，因为它准确描述出本地人见了一辈子却无法形容出来的东西。

来源：油腻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