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间》章节解读：当官

摘要：《儒林外史》中，范进五十岁才中了举人，这是他寒窗几十年，熬白了一半青丝换来的结果，所以高兴得直接疯了，光着脚在街上狂奔，嘴里还不停喊着“中了！中了！”。

《儒林外史》中，范进五十岁才中了举人，这是他寒窗几十年，熬白了一半青丝换来的结果，所以高兴得直接疯了，光着脚在街上狂奔，嘴里还不停喊着“中了！中了！”。

有人出主意说，这疯病得让他害怕的人吓他一下才能好。那他最怕谁呢？自然是那平日里对他非打即骂，动辄骂他“现世宝”的丈人胡屠户。可胡屠户一听要打新中的举人女婿，那头摇得像打拨浪鼓，脸都白了，“虽是我的女婿，如今做了老爷，那就是天上的星宿，打不得呀！打了是要折寿的！我可不敢”但是架不住街坊连劝带推，说这是为了救范进的命，他才哆哆嗦嗦地硬着头皮走到范进跟前，闭着眼睛一巴掌呼了过去。结果呢？范进居然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打醒，疯病竟然好了，可胡屠户的手却像抽了筋似的直打颤，半天弯不过来，嘴里还不停念叨，“果然文曲星打不得，菩萨都计较了！这手怕是要废了哟！”

这故事听上去荒唐，却也道破了古人对“官”的看法——官不是普通人，是“天上的星宿”，自带神圣光环，寻常百姓连碰都碰不得。范进没中举时，家里穷得叮当响，三餐不继是常事，老母亲饿得眼冒金星，他只能抱着下蛋的老母鸡去集市上换点米下锅，走在路上都得低着头，生怕遇到熟人。中了举人之后呢？一个叫张乡绅的士族就亲自登门拜访，送银子送房产，还满脸堆笑地说“久仰大名”。那些平日里见了他就躲，总戳他脊梁骨的破落户，也都争先恐后地来投靠他，端茶倒水，洗衣做饭，鞍前马后地伺候着。短短几个月，范进家里的奴仆丫鬟就全都有了，钱米不愁，范进走路都挺着胸脯，带着一股子傲气，见了谁都只是微微点头，那派头，判若两人。这官还没正式做，身份地位就已经天翻地覆。

有人说，古代也很好，有“政权开放”，穷小子也能通过读书做官，跟现代民主政治差不多，可这完全不一样。在当时，受教育可不是谁都有的权利。要做官就必须读书，那时能读书的都是什么人呢？穷人连饭都吃不饱，哪里有钱请先生，买书本呢？就算个别穷书生祖坟冒青烟混出了头，一当官也立马成了特权阶级，再也不是原来的自己了。就像范进，中了举人之后，见了乡邻都懒得打招呼，和那些种田扒粪的百姓“平起平坐”，是坏了规矩，丢了自己举人的身份，当然，这也不是他能左右的，贫寒人家出身的人做了官，在政治上是不能代表他所出身的社会阶层的，因为他之所以能做官，并不是得到了自己所出身的这一社会阶层拥戴的结果，而是政权统治者对他的提拔，所以，一个考取功名的人如果不和统治阶级政治思想一致，那么他是不能做官的。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一谚语也表明了古代当官的特权地位，而官的地位这么特殊，完全因为官僚制度本身是君主专制的“左膀右臂”，是皇帝统治天下的重要工具。在秦朝以前，当官的都是世袭贵族，老子是卿大夫，儿子孙子就世袭这个官位，还占着原有的封地，在封地里说一不二，收税、征兵全由自己说了算，就是一土皇帝，这叫“世卿政治”。春秋时期仍然是“世卿政治”，战国时期已然有了官僚政治的影子，比如苏秦张仪一类的游说之士得到重用，秦国大量任用他国有才能的人，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搞中央集权，觉得贵族那套世袭的制度不行，皇帝一个人管不过来偌大的天下，得找听话又能干的人帮着管，于是官僚制度也就应运而生。这些官僚就像是皇帝的手脚，替皇帝管理地方、征收赋税、平定叛乱，把皇帝的命令实施到每一个角落。

其实直到唐代，官僚制度才算成熟完善。贵族垄断官位的现象也才有了消失的苗头，普通人也能通过科举考试当官。但并不是说这就是“民主”了，官僚们实际上全是皇帝的打工仔，只对上级负责，完全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地方官被称为“民之父母”，听着亲切，像是能为百姓做主，实则是说他高踞百姓之上，掌握着百姓的生杀大权，地方官的话就是法律，在县里那就是小皇帝，百姓见了还得磕头行礼，要是不小心冲撞了官员，轻则打板子，重则可能投入大牢，甚至丢了性命。

那么，这样的官僚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早在汉朝时期，朝廷就开始实行“察举制”，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考察，选取品行端正，有才能的人，推荐给中央，中央再任命为官。可到了后来呢？这制度就变了味，地方长官推荐的大多是自己的亲信、亲戚，或者是给了自己好处的人，真正有才能的寒门子弟是很难被选中的。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朝廷搞了个“九品中正制”，由中央派“中正官”去各地品评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按品级授官。

结果呢？这制度被大的士族垄断，中正官都被世家大族把控，他们也就只会推荐自己家族的人，哪怕是个酒囊饭袋，也能评个上品，而寒门子弟就算再有才华，顶多评个下品，这就直接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寒门子弟根本没有出头之日。直到隋唐开始有了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官员，才算有了统一的标准，相对来说公平了一些，也让寒门子弟有了一丝希望。

这样的科举制度其实非常对皇帝的胃口，一来，官员的选拔全由中央说了算，选出来的官都是朝廷培养的人，首要条件就是对皇帝忠心耿耿，这就无形中加强了中央集权，避免了地方势力过大的威胁皇权。再一点呢，全国的读书人都按一个模子学，研读“四书五经”，学习儒家思想，这思想一统一，就不会再有乱七八糟的想法，都乖乖地听从皇帝的统治。最后就是公平，至少相对来说公平，谁都能参与考试，即使出身卑微，只要考得好，同样能当官，其实就是把天下的读书人全圈进了“做官”这个圈套里，让他们一门心思扑在考试上，没空琢磨别的，更没空想着反抗朝廷。

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圈套！”这话说的一点没错，多少人读一辈子书，从黑发考到白头，就为了个功名，哪怕把一生都耗在了科举上。就像那个考到八十二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中国最年长的状元），真正是应了那句“赚得英雄尽白头”。

而到了明清，科举就更有意思，考的是“八股文”，从“四书五经”里摘出一句或几句话做题目，文章的格式、字数都有严格讲究，得按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八个部分来写，每部分的句子长短、声调高低都得对仗。但这样的文章实际空洞无物，除了应付考试和当官，可以说别无他用，完全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但就是如此，照样令数不尽的读书人趋之若鹜。《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就劝诫后辈说：“人生世上，除了读书应举可以出头，就没有第二条路可选择。”这样的劝诫，足以说明科举考试制度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读书——考试——做官，成了出人头地的人生三部曲，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科举上。

当然，科举考试愈加严格，那么所产生的官僚就愈加糊涂无能。明代末年，国家内忧外患，北边有后金虎视眈眈，时不时就南下侵扰，南边有农民起义军此起彼伏，战火纷飞，那些科举出身的大官，平日里只会吟诗作对、空谈道理，讨论的是“理气心性”，真到了关键时刻，“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家乱套。

有的官员就吐槽说，“我们这辈子学的都是怎么写八股文，怎么应付考试，从没学过平乱救国、治理朝政的本领，就算战死沙场，对国家又有什么用呢？不过是多一具尸体罢了！”更讽刺的是，后来李自成的起义军打来了，接着又是满洲人入了关，一些明朝的官员为了能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立马就投了降，反正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做官”本身，至于为谁做官，根本不重要。就像明朝的钱谦益，身为文坛领袖，嘴上喊着要以身殉国，结果清军一来，他却以“水太凉”为由拒绝投河，乖乖地剃发降清，继续当官。

正因为当官权力大、地位高，想做官的人自然挤破头。在唐朝时期，光是通过了科举考试还不能做官，还得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可以。到了宋朝，有个叫张元的考生已经考中进士，但殿试却落选了，他一怒之下投靠了西夏，为西夏出谋划策，反过来攻打宋朝，让宋朝吃了不少亏。朝廷怕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于是出了新规，只要考中了进士，殿试一律不再落选。到了清朝更厉害，除了三年一次的正科考试，还有“特科”，比如“博学鸿词科”，专门招揽那些有学问但没考中科举的人；老秀才考不动了还能破格录用，甚至花钱就能买个“监生”身份，有了这个身份，照样能考举人，这就为那些有钱但没学问的人打开了做官的大门，像一些富商大贾，花个几千两银子买个监生，就能摇身一变成为“读书人”，有了当官的资格。

当然，入仕的途径多了，官员的数量肯定猛涨，也就造成了“官僚膨胀”。唐高宗时，全国文武官员才有一万三千多人，可五十多年后的玄宗时期就涨到了一万七千多；宋朝最多的时候，文武官员达到三万四千多人；明朝更夸张，武宗正德年间，文官两万多，武官八万多。而这些数字仅仅只是正式的官员，官下面还有所谓的吏，他们虽然不如官的地位，但他们是官的附庸，人数上其实远超正式的官员。而在正式的官员里，有真能耐，能为百姓办事的其实占少数，大多是混饭吃的闲人。

这样一来，朝廷的各个机构其实是臃肿的，那后果也就可以想见，首先，官员处理政务的质量就越来越差，很多人靠关系花钱买官，为官后也只会拍马屁，捞好处，根本不会干活，朝廷的各项政策到了他们手里，不是执行不下去，就是变了味。比如朝廷下令减免赋税，到了地方官手里，他们却巧立名目，变着样搜刮百姓。其次，各个部门叠床架屋，一个事情多个部门管，这就导致互相扯皮、推诿责任，遇到好处就抢，遇到麻烦就躲。就像治理水患，水利部门、地方官府、户部等多个部门都要插手，结果水患没治理好，还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还有就是财政吃不消，这么多官员，他们的俸禄、办公经费，还有各种迎来送往的开销，全压在老百姓身上。宋朝官员工资非常高，待遇好，不仅有基本工资，还有各种补贴，像“职田”“公使钱”等等，结果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只能“向万民敛财不留其余”，加重老百姓的赋税，让百姓苦不堪言。而明朝工资低，官员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奢侈生活，就拼命贪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了常态，就算是敢于号称“清廉”的知府，三年下来也能捞到十万两银子，那些贪官就更不用说了。

而说到贪污，那可是古代官僚的“必修课”，几乎没人能免俗。可以说，“升官”“发财”本就是同一件事。明朝的严嵩当首辅的时候，卖官鬻爵，收受贿赂，家里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连他的管家严年都仗着他的势力大肆敛财。后来他倒台被抄家时，光黄金就有三万多两，白银二百多万两，这还只是家产的零头，还有无数的田产、房产、古玩字画，均是价值连城，光是抄家就抄了好几个月。清朝的和珅更狠，被抄家时，黄金有四万两，白银三百多万两，还有土地、商铺、当铺，总资产相当于清朝十几年的财政收入，说他“富可敌国”一点都不为过。那这些钱从哪儿来的呢？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的，他们通过苛捐杂税、敲诈勒索、贪污公款等等方式，把百姓的血汗钱据为己有。

有意思的是，古时候连“清官”都有着一些谜一样的标准。康熙皇帝就说，“所谓廉吏，不是一文不取。州县官在征税外收一分火耗（赋税外再额外收费1%），就算好官了。”火耗本来是指百姓缴纳赋税时，银子和粮食会有减损，官府额外收取的一部分，用来弥补损耗，可实际上呢？官员们收取的火耗远超实际损耗，能到一两收一钱两钱，也就是百分之一二十，甚至更高！有的地方官更是胆大包天，收取的火耗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老百姓缴纳一两银子的赋税，实际要交一两五钱。朝廷嘴上喊着反腐，其实心里也清楚，官员们俸禄低，不允许他们捞点好处，他们要么就不务“政”业，甚至自动离任，要么就是变本加厉地贪污，所以默认官员可以收取一定的火耗，这就等于变相允许官员贪污，让反腐成了一句空话。

最后的结果就是“国家之败，由于官邪”。官僚腐败，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生活越来越苦，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就只能起来反抗，像秦朝的陈胜吴广、明朝的李自成，都是因为百姓被官僚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国家越来越弱，最后改朝换代。可新朝代换了，这套官僚制度换汤不换药，还是用同样的方式选拔官员、管理官员，照样培养出一批批贪官污吏，陷入一个“建立—腐败—灭亡—再建立”的恶性循环，就像一个永远跳不出去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