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要:超大城市面临复杂的内生发展压力和人为风险, 也更容易受到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的影响和胁迫, 面向超大城市的生态修复需要着重考虑如何通过生态修复的工程实践提升城市的生态系统韧性。城市化过程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空间造成侵占和频繁扰动, 生态修复的可实施空间破

基于生态网络构建与生态系统韧性的超大城市生态修复空间识别——以北京市为例

王辰星１，王泽童１,２，杨 淼３，赵兴华４，潘垚辰４，冯启源５，郑力夫１,２，王欣妍１,２，严 岩１,*

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5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３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政务服务中心，北京 101160

４ 北京市房山区重大项目协调服务中心，北京 102488

５ 中信国安（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100000

摘要: 超大城市面临复杂的内生发展压力和人为风险, 也更容易受到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的影响和胁迫, 面向超大城市的生态修复需要着重考虑如何通过生态修复的工程实践提升城市的生态系统韧性。城市化过程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空间造成侵占和频繁扰动, 生态修复的可实施空间破碎化显著, 识别更加精准的生态修复空间、确定更加明确的修复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生态网络与生态安全格局建立了"生态系统抵抗力-生态源地恢复力-生态廊道适应力"的城市生态韧性三维评估体系, 基于生态系统抵抗力、生态源地恢复力和生态廊道适应力的构建保护修复空间识别方法, 并在北京市开展应用, 研究结果表明: ①北京51处生态源地, 占北京非建设空间的21.88%, 共206条生态廊道, 均主要分布于生态涵养区内, 为北京提供生态屏障及主要生态产品。②生态系统抵抗力指数较低, 北部深山、西部灵山-百花山和东部边缘山区相对较好; 生态源地恢复力较好, 生态廊道适应力整体不高, 亟需加强生态廊道的功能恢复。③识别出7277.07 km2生态修复空间, 占北京非建设空间的55.21%。为城市生态修复提供了一套基于生态系统韧性的保护修复空间识别方法体系, 为北京市生态修复工程的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也为其他地区超大城市面向保护和发展协调的生态修复规划提供参考。

城市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的自然与社会风险, 地震、暴雨洪涝、沙尘暴、瞬时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和密集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人为影响, 都会给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福祉满足带来压力和胁迫[1]。城市韧性是城市可持续性的重要内核之一, 城市可持续性要求城市复合生态系统面对自然灾害和人为损害的应对和抵抗能力, 面对胁迫和扰动的恢复和适应能力, 面对风险的预判和防控能力, 以上是城市韧性的三个主要表征维度[2—3]。增强城市韧性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策略, 也是面向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提高城市治理水平, 加强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 进一步从国家政策层面表明建设韧性城市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要性[5]。

城市的生态空间是保障社会-经济系统维持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然而受高强度城市土地开发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往往呈现破碎化、功能低下、连通性降低的特征, 无法满足城市发展对生态空间的安全屏障和生态功能的高需求[6], 提升城市的生态系统韧性是保障城市生态安全、增强应对风险能力和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7]。近年来, 我国部署了一系列的系统性生态修复工程以全面提升区域生态功能和生态质量, 大量城市面向生态安全屏障的构建和生态产品的需求也制定了生态修复规划、安排生态修复工程, 通过多类型、系统性的生态修复提高城市的生态系统韧性[8—9]。生态修复空间的评估和识别, 在面向研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基础上, 要兼顾生态系统质量方可持续提升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供给[10], 需要综合考虑生态系统服务多功能性、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11], 如分析生态系统格局变化、功能损失等可能风险确定生态保护的优先空间和亟待修复的受损生态空间、脆弱生态空间[12—13], 面向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保障、基于“斑块-廊道-基质”的景观生态学网络模型开展生态修复空间识别等[14]。然而由于城市生态系统结构复杂、生态韧性内涵丰富, 使得尽管在生态修复中能够明确宏观的修复目标[15—16], 如何清楚识别生态系统韧性提升的关键节点和关键区域、如何准确识别生态修复的关键空间、如何厘清生态修复空间与城市发展空间的关联关系, 成为城市生态修复的重要难题之一[17—18]。

当前生态系统韧性的刻画主要通过生态风险、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的应对和防控角度出发, 通过构建生态系统韧性的评估体系分析生态系统韧性的状况和变化[19—20]。从生态安全格局的角度构建生态网络并以此为基础刻画生态系统韧性是进一步地对生态系统韧性的表征做了功能性解构[21], 区域生态网络是对生态空间在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目标下的进一步分区、分类明晰生态定位, 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系统韧性的抵抗力、恢复力、适应力提出了不同的要求[22]。相关学者通过不同的定量评估方法, 如结合“源-流-汇”的生态系统韧性测度模型[23—24]、基于“源地-阻力面-廊道”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模型[25]等开展研究, 探索生态网络构建视角下生态系统韧性的评估方法和提升策略。尽管我们认识到生态系统韧性是面向未来、应对变化的重要方面, 生态修复也在不断地向着精细化、系统性和完整性演进, 目前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对生态系统韧性的评估和解构, 如何通过对生态系统韧性量化进一步与区域生态修复空间识别建立联系, 基于生态系统韧性的水平识别生态修复空间、提出区域生态修复策略尚未有较为成熟的路径。

本研究以超大城市的生态修复为目标, 基于生态网络的构建方法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范式, 提出超大城市不同生态分区的生态系统韧性提升框架和要求, 以此基础上建立超大城市生态系统韧性的评估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生态系统抵抗力、生态源地恢复力和生态廊道适应力的尝试构建超大城市生态保护修复空间识别的方法体系, 并在北京市开展应用, 刻画超大城市生态系统韧性的状况和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目标需求, 识别北京市生态修复的关键区域并提出生态修复的工程部署策略, 进一步细化北京市已有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策略, 为超大城市生态修复系统性和北京生态修复规划落地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

本研究以我国首都北京市为研究区域, 北京常驻人口超过2000万人, 是我国最典型的超大城市, 其城市发展对于我国其他城市具有重要的前瞻性和引导性价值。北京位于华北平原西北部,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在西部、北部、东北部环绕太行山和燕山两大山系的交汇区, 生态地质条件脆弱。北京处于海河流域北系, 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流经, 受降雨影响河流水系流量不稳定, “七上八下”期间防洪防汛压力较大, 冬春季节流量极小, 甚至主要支流时有断流现象。北京市山区土壤主要以棕壤、褐土为主, 平原区以褐土、潮土为主。

作为典型的超大城市, 建设用地的扩张以及人口密集活动长期对周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扰动和胁迫, 同时作为我国的首都, 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四个中心”建设也对的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产品具有极高的要求,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要求坚持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大幅度提高生态规模与质量, 实现对城市和自然关系的协调和重塑。北京的生态修复策略对全国其他城市生态修复规划和布局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1.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方式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包括行政区划、河流水系、路网密度、数字高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土地利用、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on, NPP)、土壤参数数据、气象数据等(表 1), 考虑到数据时间可用性, 所有数据的年份统一确定为2020年, 数据投影坐标系统一为WGS_1984_Albers, 重采样至30m分辨率。

2 研究方法

2.1 分析框架

抵抗力、恢复力、适应力是城市韧性的三大特征维度, 以表征城市对抗冲击能力、提高恢复能力、增加适应能力的韧性要求, 本研究中城市生态系统韧性也从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抵抗力—恢复力—适应力三个维度解构。抵抗力是城市生态系统抵御干扰的能力, 与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密切相关[26], 生态系统抵抗力是韧性的基石。恢复力是生态系统受到影响后恢复到原有功能或质量的能力, 与生态系统稳定性和顶级生态群落的恢复能力密切相关, 超大城市的生态源地往往是区域内稳定性高、群落复杂程度高、恢复能力强的区域, 因此, 超大城市生态源地的恢复能力是区域生态系统韧性的重要方面之一。适应力是城市生态系统适应外在环境和内生胁迫的调试能力[27], 生态系统完整性、连通性能够显著地提升区域应对内外扰动和胁迫的能力, 因此超大城市生态网络结构中生态廊道的贯通性是适应能力的重要方面。

面向城市生态修复的空间识别和修复策略研究, 找到生态修复的关键层面和关键位置, 明确修复中“牵一发动全身”和事半功倍的关键区域是修复策略制定的重点, 在这样的考量之下, 本研究基于生态网络构建的方法对城市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功能划分,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范式进行生态源地-生态廊道的识别和提取, 通过生态系统重要性和最小阻力面模型分别识别确定生态源地和生态廊道, 构建出“生态系统抵抗力—生态源地恢复力—生态廊道适应力”的城市生态系统韧性框架, 分别表征城市生态系统整体抵御干扰的能力、高生态功能的生态源地区受损恢复能力、高连通性需求的生态廊道适应影响的能力, 通过评估城市生态韧性的水平识别出抵抗力较低的生态系统、恢复力较弱的生态源地、适应力较差的生态廊道为生态修复的关键空间, 在此基础上划定生态修复分区和明确生态修复目标, 基于生态修复紧迫性明确修复时序。

2.2 生态源地识别与生态廊道提取

本研究依据生态安全格局研究范式, 采用“源地识别—阻力面构建—廊道提取”开展生态源地识别和生态廊道提取。

(1) 关键生态系统服务评估

根据《全国主体生态功能区划》, 北京的生态涵养区主要处于京津冀北部水源涵养重要区和太行山区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重要区, 结合当前“双碳”目标实现的宏观要求, 本研究选择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固碳释氧作为关键生态系统服务。

水源涵养服务采用水量平衡方程计算, 计算公式为：

式中, Q为水源涵养量, 单位为m3/a；Ai为第i类生态系统的面积, 单位为m2；Pi为第i类生态系统的产流降雨量, 单位为mm/a；Ri为第i类生态系统的地表径流量, 单位为mm/a；ETi为第i类生态系统的蒸散发量, 单位为mm/a；i为生态系统类型, i =1, 2, 3, ……, n, 分别表征进行计算的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

土壤保持服务依据改进的美国通用流失方程USLE来评估土壤保持能力, 以潜在侵蚀与实际侵蚀的差表示地表植被对水土流失量的降低, 用来沙量与泥沙持留效率的乘积来计算地表植被拦截上游冲积的泥沙的作用和能力, 两者相加即为生态系统土壤保持量。计算公式为：

式中, SEDRETi是研究区内任意栅格i的土壤保持量, 单位为t/a；RKLSi和USLEi分别为栅格i上的潜在侵蚀量和实际侵蚀量, 单位为t/a；Ri、Ki、Li、Si、C和P分别是栅格i上的降雨侵蚀力因子、土壤可侵蚀因子、坡长因子、坡度因子、地表覆盖管理因子和土壤保持管理因子。

固碳释氧服务基于净初级生产力根据CASA(Carnegie-Ames-Stanford Aproach)模型计算[28]。

(2) 生态源地识别

生态源地的识别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重要性评估, 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基于关键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结果。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按照等权重叠加分析的方法, 采用自然断点法对生态系统服务综合评估结果进行分级, 共分为四级, 分别是一般重要、中等重要、比较重要和极重要。

式中, ESi为斑块i的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估结果, ωQ、ωSEDRET、ωCarbon分别是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固碳释氧服务的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权重, 在本研究中,ωQ=ωSEDRET=ωCarbon, nor(Qi)、nor(SEDRETi)、nor(Carboni)为图斑i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固碳释氧生态系统服务的归一化结果。

本研究中生态源地的最终确定选取生态系统服务极重要的区域作为生态源地, 主要是根据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估结果, 并考虑到本研究的案例选择为典型的高密度城市化地区, 生态源地是能够为北京提供极高生态系统服务的自然生态系统。

(3) 综合阻力面构建

构建阻力面是开展生态廊道构建的基础, 阻力面的构建按照生态网络构建的要求, 一般采用数字高程、土地利用类型、归一化植被指数、自然坡度等指标构建, 并结合不同生态功能或发展需求下的导向性如夜间灯光指数、风沙通道等, 本研究中, 主要表征一般工况下阻力面, 选取数字高程、土地利用类型、NDVI和坡度构建生态廊道提取的综合阻力面, 综合阻力面权重因子赋值参考孙梓渊等[29]的研究结果。

(4) 生态廊道构建

生态廊道通过识别生态源地之间交互的最小成本路径进行提取, 反映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完整性。

2.3 超大城市生态系统韧性评估体系

(1) 超大城市生态系统韧性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通过构建生态系统抵抗力、生态源地恢复力和生态廊道适应力超大城市生态系统韧性评估框架, 综合考虑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人类活动等对超大城市生态系统韧性的多维影响, 进而通过对超大城市生态系统韧性的总和评估结果, 建立生态修复空间的识别方法。具体评估指标体系见表 2。

(2) 超大城市生态系统韧性评估方法

本研究以生态系统抵抗力、生态源地恢复力、生态廊道适应力作为超大城市生态系统韧性的评估目标层, 分别针对超大城市生态韧性的三个维度, 具体指标层间按照等权重进行综合叠加分析, 分别计算超大城市的生态系统抵抗力、生态源地恢复力和生态廊道适应力, 并考虑到三个维度分别表征了超大城市生态韧性的三个方面, 在本研究中并不计算其综合的生态系统韧性指数, 而是分别从生态系统抵抗力、生态源地恢复力、生态廊道适应力的评估结果出发, 基于自然断点分级, 支撑生态修复空间的识别。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F(x)为城市生态系统韧性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 ωi为指标i的权重, 在本研究中按照等权重进行计算, Ri为指标i的结果, 在本研究中, 为便于空间叠加分析, 所有指标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3 结果与讨论

3.1 生态网络构建结果

根据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固碳释氧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结果, 北京市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通过等权重的空间叠加分析计算得到综合生态系统服务, 并采用自然断点法进行划分, 确定极重要、比较重要、中等重要、一般重要四个等级, 将较高重要的自然生态空间确定为生态源地。本研究共识别出51处生态源地, 总面积2883.39 km2, 主要生态系统类型为林地, 占北京市市域非建设空间总面积的21.88%(图 3), 在空间上主要分布于北部、西部和东部的山区。从斑块特征来看, 北京市的生态源地平均面积55.45 km2, 最大的一块生态源地斑块面积为370.49 km2, 位于平谷区东部边缘的丘陵山地。进一步地基于数字高程、土地利用类型、归一化植被指数、自然坡度构建综合阻力面。生态廊道的识别通过最小成本路径进行计算, 通过ArcGIS软件的Linkage Mapper工具进行计算, 共识别出206条条生态廊道, 总长度1271.96 km, 平均长度6.17 km(图 3)。生态廊道总体位于北京北部、西部、东部, 主要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生态涵养区内, 呈现出以北部为核心、向西部、东部扩散蔓延的形态, 将北部较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生态源地与西部屏障区、东部涵养区连通, 西部-北部-东部半环绕包裹北京市中心建成区, 共同组成北京城市发展区的环绕式生态安全屏障, 为北京市城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充裕的生态产品和屏障功能。

3.2 城市生态系统韧性评估结果

本研究基于“生态系统抵抗力—生态源地恢复力—生态廊道适应力”的超大城市生态系统韧性评估框架, 生态源地-生态廊道的识别和提取基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范式, 通过ArcGIS 10.8.2、Conefor Sensinode、Fragstats 4.2、Let软件分别计算研究区生态系统抵抗力、生态源地恢复力和生态廊道适应力, 评估结果分级按照每0.2度为一级, 共分为5级, 分别为低、较低、中等、较高、高, 评估结果如图 4所示。

生态系统抵抗力方面, 北京市自然生态系统抵抗力指数介于0.015—0.772之间, 大部分生态涵养区的抵抗力较低, 抵抗力指数超过中等水平的生态系统主要位于北部深山区、西部灵山-百花山和东部边缘地区。抵抗力水平较低的区域集中在西部浅山区、东北部山区和密云水库周边等区域, 与城市建成区距离较近, 更容易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区域。从生态系统的抵抗力来看, 较低的抵抗力难以抵御城市化过程、气候变化、极端天气等带来的各种风险和胁迫, 生态系统抵抗力较低的区域是生态修复工程部署需要重点考虑的空间。

生态源地恢复力方面, 北京市生态源地恢复力指数介于0.05—0.917之间, 综合来看, 生态源地的恢复力整体较好, 但东部生态涵养区的生态源地恢复力整体低于其他区域, 52块生态源地中有只有2块生态源地恢复力较差、6块生态源地恢复力中等, 其余生态源地的生态恢复力均处于较好或好的状态, 恢复力较差的生态源地主要分布于西部山区大石河出山口、密云水库周边, 是北京重要的生态产品提供的区域。生态源地是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重要性较高的区域, 对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的节点性意义, 生态源地的恢复力应长期处于较好或好的状态, 以确保城市生态安全屏障的健康稳定。

生态廊道适应力方面, 北京市生态廊道适应力指数介于0—0.529之间, 平均适应力小于0.5, 生态廊道整体的适应力不高, 区内路网、水系密布, 生态廊道容易受扰动, 亟需加强所有生态廊道的连通和廊道功能恢复, 确保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3.3 基于生态系统韧性的生态修复空间识别

基于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态系统韧性的三个主要维度, 分别按照生态系统抵抗力低、生态源地恢复力差、生态廊道适应力弱的空间识别生态修复的主要空间图斑(图 5), 并结合叠加自然生态系统质量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差的空间, 识别出的北京市应开展生态修复的区域总面积为7277.07 km2, 占北京非建设空间(13180 km2)总面积的55.21%。与2022年王文静等人[22]的研究成果相比, 本研究中的总体结果和分布基本一致, 但本研究识别出的生态修复空间面积增加了1671 km2, 空间上主要分布于密云水库及周边流域, 该区域是北京市的饮用水水源地, 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服务以及生态系统抵抗力的需求更高, 因此生态系统整体韧性要求高, 生态修复的需求更大。

结合《北京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30]和《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专项规划2021—2035年》[31], 基于城市生态系统韧性识别出应开展生态修复的图斑, 主要分布于房山南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森林修复区、房山北部水土保持修复期、门头沟水土保持与森林修复区、西山水土保持修复区、怀柔-昌平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修复区、延庆水源涵养与复合功能修复区、密云水库上游水源涵养区、密云水库南部水生态修复区和平谷-密云生物多样性与森林修复区, 其中约有40%的图斑是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的底线安全格局图斑。

3.4 生态修复分区策略

根据北京市生态系统韧性及“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性、一体化保护修复理念[32], 北京市生态修复空间可以按照生态网络及生态安全格局的主要功能定位划分为西部生态屏障修复区、东部生态源地修复区和中部生态廊道修复区(图 6)。根据《北京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和《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专项规划2021—2035年》的分区情况与本研究生态修复空间识别结果互相结合, 进一步总结出：(1)西部生态屏障修复区主要围绕西部山区生态屏障功能的恢复重建为目标, 主要包括房山南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森林修复区、房山北部水土保持修复区、门头沟水土保持与森林修复区以及部分新城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区, 区内部分自然生态系统抵抗力较低, 生态修复的策略主要为在拒马河、大石河、永定河等流域中上游采用水土流失防治和水源涵养功能提升等修复措施。(2)东部生态源地修复区围绕密云水库流域生态源地恢复力提升为目标, 主要包括密云水库上游水源涵养区、密云水库南部水生态修复区、平谷-密云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森林修复区, 作为北京的重要饮用水源地, 密云水库流域以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维持作为主要修复方向, 生态修复策略为在密云水库上游部署保水修复措施、水库及周边部署水生态水环境综合提升措施、水库下游及密云-平谷山区部署水源涵养功能提升措施。(3)中部生态廊道修复区以西山水土保持修复和怀柔-昌平北部山区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修复为目标, 主要措施围绕中部生态涵养区生态廊道的打通展开, 有效连通西部生态屏障与东部生态源地的生态产品流通以及生态功能耦合, 将北京的生态涵养区以远程的耦合形态连通形成为具有高度韧性的生态网络。

按照生态修复的渐进式原则, 生态修复具体工作的展开应按照“生态安全保障-源地质量提升-廊道功能连通”的修复范式, 在实际生态修复工程的时序布设上, 首先开展生态安全屏障重建, 提升生态系统抵抗力, 进而开展生态源地恢复力提升修复, 在此基础上打通关键生态廊道, 促进生态系统韧性的越级提升。划定生态保护修复空间和分区分类修复策略, 不仅能够厘清区域生态修复的关键区域, 还对地方生态修复工程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研究成果对北京的生态修复具体实践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支撑作用, 2023年北京市以“首都西部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获批国家“十四五”第三批“山水工程”, 按照优先重建生态屏障的修复路径, 以提升和重建西部生态屏障功能为主要修复目标[33]。本研究为生态修复规划提供了可参考的方法体系, 也为地方生态修复工作的实际开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4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构建了基于生态网络的城市生态系统韧性评估的三维框架, 综合考虑了自然生态系统抵抗力、生态源地恢复力和生态廊道适应力三个层面的韧性维度, 基于城市生态系统韧性的评估结果综合识别城市生态修复空间和建立生态修复分区规划。评估和识别结果显示, 北京应开展生态修复空间总面积为7277.07 km2, 主要分布在生态涵养区中人类活动相对频繁、与城市建成区距离较近的区域, 重点修复的空间位于西部生态屏障区的流域中游、东部生态源地的大部分区域以及北部山区生态廊道破碎割裂的区域。生态修复空间共占北京市非建设用地的55.21%, 通过生态修复工程的实际开展能够提升大部分生态涵养区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功能, 经过与前人研究结论比较发现, 本研究的评估结果和生态修复空间分布基本一致。本研究通过基于生态网络分析的基本方法构建了城市生态系统韧性的评估体系, 基于生态系统抵抗力、生态源地恢复力和生态廊道适应力的构建保护修复空间识别方法, 为超大城市生态修复的空间识别提出了改进的方法体系, 在生态格局破碎、生态系统退化、生态质量降低、生态功能下降等生态修复空间的一般性识别方法基础上, 引入对生态系统韧性的综合考量, 进一步精细化了生态修复空间的识别体系, 并更加明确了生态修复的目标和策略。本研究可以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等工作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 也对于北京市生态修复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研究面向城市生态系统韧性的客观需要和生态修复空间识别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基于生态网络构建的生态系统韧性评估体系并开展修复空间识别案例研究, 目前尚存一些需要改进提升的地方：(1)本研究构建的生态系统韧性评估体系主要考虑城市自然生态系统面对城市化进程、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影响和胁迫的应对能力, 在后续的研究中还应考虑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生态系统韧性的需求方面, 进一步综合明确在生态韧性的目标框架下生态修复的精细化空间, 促使生态修复工作的开展更具有落地性和可行性。(2)本研究针对生态修复分区开展时序的安排是按照“生态系统安全保障-生态源地韧性提升-生态廊道韧性贯通”的大原则进行, 但在生态修复的实际工作中, 仍需要综合考虑生态风险、城市发展需求、人类活动影响等多重因素, 共同综合确定生态修复工作开展的实际时序, 进一步有效支撑生态修复实践工作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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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