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亲历者讲述，笔者整理，为方便阅读，用第一人称叙述，部分情节艺术处理，请勿对号入座。图片仅为叙事呈现，与文章无关，感谢您辛苦阅读！)

素材： 张建国 / 文字整理：谷布

(亲历者讲述，笔者整理，为方便阅读，用第一人称叙述，部分情节艺术处理，请勿对号入座。图片仅为叙事呈现，与文章无关，感谢您辛苦阅读！)

那天，我站在三叔的灵堂外，听见有人低声议论：“你说这张根生也真怪，一辈子住破房子，吃糠咽菜，攒那些钱图什么？”

可当第七辆黑色轿车停在村口时，当那些体面人哭喊着跪在他的棺前时。

我忽然明白了：有些人的付出，就像种在地下的种子，只有到了收获的季节，才能看见它究竟开出了怎样的花。

1

那是一九九零年寒冬，我永远记得三叔出殡那天的情形。

一大早，村口的老槐树下就围满了人。王婶子拉着刘婶子的袖子，指着那条新修的水泥路。

“瞧瞧，又来了一辆。这都第四辆黑轿车了，比乡里领导的还气派。”

我站在人群后面，听着周围的议论声此起彼伏。晨雾中，那一溜黑色的上海牌轿车确实像一串巨大的乌云，停在村口的柏油马路上。

“可不是吗，前几天医院来的都是开吉普的。这回来的都是省里的大官。”

我扭头看见说话的是以前总爱编排三叔的李大爷，此刻他的脸色有些发白。

“谁能想到啊，平日里连件像样衣裳都舍不得买的张根生，居然认识这些大人物。”

这话让我心里一阵难受。作为三叔的侄子，我比谁都清楚这些年村里人是怎么说他的。

“绝户头”这个外号，在我记事起就一直伴随着三叔。他五十多年来独居在村头那间破旧的诊所里，冬天的北风顺着墙缝灌进去，夏天的雨水从屋顶渗下来，可他从不肯搬走。

我至今记得去年秋收时节，孙寡妇当着全村人的面数落三叔。

“你说你一个人住着，吃了上顿没下顿，攒那些钱干啥？死了不还得便宜村里人？你这是要成了孤魂野鬼都不得安生啊。”

三叔只是默默地给她号脉，开了几服治关节炎的草药，连一句辩解的话都没说。

现在想来，那时的三叔眼里分明噙着笑意。只是我们都太愚钝，看不懂罢了。

又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来，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位穿着呢子大衣的老者。村支书老王快步迎了上去，哈着腰：“金院长，您来了。”

金院长摘下眼镜，擦了擦有些泛红的眼眶：“老张走得太突然了。这些年，要不是他，我早就......”说着说着，声音哽咽了。

我听到身后有人倒吸一口凉气。那可是省医院的金院长啊，据说手术刀一挥就是上万块。现在这样的大人物，居然在为三叔落泪？

天空开始飘起小雨，而车队还在不断抵达。到最后，竟然停了整整七辆轿车。

每辆车上都下来了西装革履的人，有的抱着花圈，有的捧着黑白照片。他们自称是三叔的“孩子”，这让村里人更是议论纷纷。

“张根生什么时候有这些体面人家的孩子了？”

“就是啊，平日里也不见他们来看望。”

我站在灵堂外，听着这些话，心里五味杂陈。冬雨打在脸上，竟有些发烫。

有些真相，也许要等到人离开了，才会被揭开。就像这场冬雨，淋湿了所有人的衣裳，也洗净了所有的误解。

这时，金院长已经走到了灵堂前。他转过身，面向逐渐聚集的人群。他的目光扫过那些窃窃私语的面孔，声音沙哑却坚定。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关于张根生医生的故事......”

2

金院长的话让我想起了三叔年轻时的故事。那还是一九六五年，我刚会跑的时候。

那时的张家村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雨天一脚深一脚浅，全是烂泥巴。三叔却天天穿着一双补丁摞补丁的解放鞋，背着个旧药箱，踩着田埂往返于十里八村。

“根生，你咋就甘心做个赤脚医生？”奶奶总是这样念叨。每回三叔都笑而不答，继续配他的草药。

三叔的诊所是用老屋改的，门口挂着块歪歪扭扭的木牌，上面写着“卫生室”三个大字。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张老旧的竹椅，在夏天的时候，三叔总是坐在那儿，手里捧着本破破烂烂的医书。

“秀兰啊，你给病人煮完药就歇会儿吧。”三叔总是这样对三婶说。

三婶李秀兰是隔壁李家庄的姑娘，嫁给三叔那年才二十岁。她生得清秀，一双大眼睛总是笑盈盈的。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先给三叔准备出诊要用的药包，再给前来看病的村民熬药。

“根生，这药你闻着对味吗？”她总笑咪咪地问三叔。

记得有一年闹蝗灾，村里人都揭不开锅了。三叔却把自家的粮食分给看病的穷苦人家。三婶不但没说什么，反而变着法子去地里捡麦穗，晚上做些野菜饼子充饥。

“你这媳妇，是个好的。”村里人都这样夸她。

可好景不长。一九七五年的那个雨夜，我永远记得三叔发疯似的冲进雨里的样子。三婶怀孕八个月了，突然大出血。三叔抱着她往县医院跑，可那天晚上河水暴涨，把路都冲断了。

等到天亮，三婶和腹中的孩子都没了。从那以后，三叔再也没成过家。

“根生，你还年轻，该再找个伴儿。”街坊邻居劝他。

“病人需要我。”三叔总是这样回答。

渐渐地，他整个人都消瘦了，连说话都少了。但每天天不亮还是背着药箱出门，直到夜深才回来。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给人看病上，连针灸推拿都练得出神入化。

“你三叔啊，就是个傻子。”我爹常这样说，“一个人过算怎么回事？这不是自个儿把自个儿作贱吗？”

可三叔却像没听见似的，继续着他的生活。每到三婶的忌日，他都会坐在那张老竹椅上，望着院子里那棵三婶生前种下的桂花树发呆。

树上开满了金灿灿的花，香气四溢。可在我看来，那香味里总带着几分苦涩。

3

日子就这样一年年过去。

三叔的诊所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却不是因为病人多，而是看热闹的人多。那些闲言碎语像秋天的野草，疯长不止。

“你们听说了吗？张根生又把王家送来的媒人给轰出去了。”李大娘坐在村口的石墩上，一边嗑瓜子一边说。

“可不是，这都第几回了？就他那破诊所，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几个钱，还挑三拣四的。”孙寡妇接茬道。

可三叔从不为自己辩解。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院子里的地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晒药捡药，等着病人上门。

1979年正赶上农村分田到户，村里人忙着抢收抢种，磕了碰了的事常有。三叔总是随叫随到，不管多晚。

记得有一回，半夜下着大雨，刘婶家的老刘头突发心绞痛。三叔背着药箱趟着齐膝的水赶过去，在煤油灯下给老刘头扎了一夜的针。

“三叔，这针灸也太神了。”我躲在门外偷看。

“去去去，别耽误我看病。”三叔赶我走，可嘴角却带着笑。

后来我才知道，那晚他用的银针是省城来的，花了他小半年的积蓄。可给老刘头看病，他一分钱都没收。

“我这老命是张医生救的。”老刘头逢人就这么说。

可很快，新的流言又起来了。

“你们发现没有，张根生这些年攒了不少钱吧？”

“可不是，他那破柜子里，听说塞满了钱。”

“指不定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呢。”

这些话传到三叔耳朵里，他也只是笑笑：“愿意说就让他们说去吧。”

1980年，村里通了电，支书老王张罗着给卫生室也装了一盏灯。

那时候，我经常看见三叔在夜深人静时，对着一堆医书发呆。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印在泛黄的墙上。

“三叔，你在看什么呢？”

“新病例。城里医院送来的。”他说着，把一沓厚厚的病例翻得哗哗响。

我这才发现，那些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症状和治疗方法。三叔把每个字都看得很仔细，还不时做些笔记。

“我这手艺不能给祖宗丢脸。”他总这样说。

可村里人不这么想。他们说三叔是在和那些纸片过日子，说他魔怔了，说他后半辈子要打光棍。

就这样，“绝户头”的外号越传越响。可三叔的诊所门口，每天还是站满了从周围村子赶来看病的人。

4

1982年的那个夏天，改变了三叔的命运。

那天下着大雨，一辆北京吉普车陷在了村口的烂泥地里。车上坐着一位脸色发青的老者，据说是省医院的什么院长，到农村视察工作，半路上突发急症。

“快去叫张医生！”老支书连滚带爬地跑到诊所。

三叔二话没说，披上蓑衣就走。雨水顺着蓑衣的缝隙往里灌，可他连看都没看一眼。

“这是肝胆结石引发的急性胰腺炎。”三叔号完脉，眉头紧锁。

我站在门外，看见三叔从那个破旧的药箱里取出一个针灸包，里面的银针在煤油灯下泛着冷光。

“让他来试试吧。”老者疼得直冒冷汗，“反正也等不及送医院了。”

三叔的手很稳，银针在老者身上的穴位快速进出。一根，两根，三根……足足扎了二十多针。

“老先生，忍着点。”三叔说着，开始转动银针。

屋里静得能听见雨滴打在茅草屋顶的声音。约莫过了一炷香的功夫，老者的脸色渐渐缓和下来。

“神了，真神了！”跟来的秘书连声赞叹。

后来才知道，那位就是省医院的金院长。这一治，就在三叔这里住了三天。每天光喝三叔开的中药，竟然痊愈了。

“老弟，你这医术，在省城都找不出几个。”金院长临走时拉着三叔的手说。

“会几手粗浅的土法子罢了。”三叔不好意思地搓着手。

“去省医院进修的事，你考虑考虑。”金院长说。

村里人都等着看三叔笑话。他们说，一个乡下郎中，连个正经医学院都没上过，去省医院能学到什么？

可三叔走了。临走前，他把诊所的钥匙交给了我爹：“照看几个月。”

就这样，三叔背着个旧帆布包，坐上了金院长派来的车。

一晃就是两年。这期间，三叔只回来过一次，还是给刘婶家的牛接生。他说省医院那边学习太忙，走不开。

“张根生这是要飞上枝头变凤凰啊。”村里人酸溜溜地说。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三叔在省医院的日子过得有多苦。我后来听金院长说，三叔每天天不亮就去病房查房，晚上抱着医书啃到深夜。

“这老张啊，比年轻大夫都拼命。”省医院的护士们都这样说。

5

1986年初春，三叔回来了，还是穿着那件旧棉袄。

“不在省城好好待着，回来干啥？”村里人不理解。

三叔只是笑笑：“那边是想聘请我，说月薪给一百八。可我这把老骨头，还是在村里自在。”

其实谁都没注意到，三叔的医术比从前更精进了。他配的药方里多了些闻所未闻的名贵药材，诊室里添了几台新仪器，可收费还是老样子。

“张医生，这也太便宜了吧？”外村来看病的人都这么说。

“乡里乡亲的，还计较这个？”三叔总是这样回答。

那时候，我在县城读高中。每次回家，都能看见三叔的诊所外停着外地的车，有时甚至排起长队。

“根生叔，你这是要发财了。”我打趣他。

三叔却正色道：“你三婶走的时候，我就发过誓，这辈子要给一百个看不起病的娃娃治病。”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他总是对穷苦人家的孩子格外上心。村里王大妞的小儿子，天生有心脏病，三叔上门医治不但分文不取，还时常让我爹给他家送粮食。

可到了月底，村里人发现奇怪的事：三叔的诊所总是休息三五天。

“肯定是去省城享清福了。”有人这样猜测。

直到有一天，我偶然在县城的中学门口撞见三叔。他慌慌张张地把一个信封塞给门卫，转身就要走。

“三叔！”我喊住他。

他这才告诉我，这些年他资助了十几个贫困学生，每月都要来送生活费。那些孩子，大多是他曾经治过病的。

“你可别说出去。”三叔拍着我的肩膀，“让人知道多不好。”

后来我才知道，三叔不光资助学生。村里修路、建校、打井，哪儿需要钱，他总是默默地把装着钱的信封塞给村支书。

“你说你一个人，攒那些钱干啥？”村支书老王问他。

“我这不是怕老了没人养吗？”三叔打着哈哈。

可每个月，他还是雷打不动地往县城跑。那些信封里装的，都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钱。

就这样，又过了几年。三叔的头发白了大半，可背着药箱的身影还是那么熟悉。夏天的早晨，他还是会坐在门口的竹椅上，和三婶种的桂花树说话。

“秀兰啊，你放心，咱们的娃娃都长大了。”

风吹过来，桂花香四溢。

6

金院长的话，让灵堂里突然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老张这一生，看着是没有儿女，可他培养的医生和资助的学生，比很多人的儿女都强。”

我看见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走上前来，他自我介绍说是省人民医院的副院长。

“要不是张叔给我治病，又供我上学，我早就死在十二岁那年的肾病里了。”他哽咽着说。

接着，又一个人站了出来。他是县一中的校长：“张医生供我上大学的时候，自己连顿像样的饭都舍不得吃。”

一个接一个的人讲述着三叔的故事。有的是他治好的病人，有的是他资助的学生，还有的是他帮助过的乡亲。

“张医生从不收我家的诊费，还常常给我爹送药。”

“要不是张叔，我现在还是个睁眼瞎。”

“张医生给我们村修路的钱，原来是他垫的......”

站在一旁的村支书老王突然泪如雨下：“老张这些年总偷偷把钱塞给我，说是匿名捐款。修桥补路，盖学校，哪一样不是他在后面默默支持？”

金院长从怀里掏出一个破旧的笔记本：“这是老张的日记。他走得突然……”

我接过本子，翻开泛黄的纸页。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每一笔收支：

“刘根娃，肺炎，免费。”

“王老太，高血压，收十元。”

“李家小子上大学，两百元。”

......

字迹有的淡了，有的被水渍模糊，可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二十年，老张一共资助了三十八个学生，治好了数不清的病人。”金院长说，“他把所有积蓄都给了别人，连个像样的棺材本都没留。”

此时，灵堂外的雨下得更大了。我看见孙寡妇悄悄抹泪，李大爷低着头一言不发。那些曾经说三叔“绝户”的人，脸上都写满了愧疚。

三叔的确没有亲生儿女，可这些他救过的人、帮过的人，不就是他的儿女吗？

最后一抔土掩埋三叔的时候，我看见他墓碑上刻着：“张根生医生，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九零年，村民永远的记忆。”

桂花树的枝条轻轻摇晃，落下几片白花。那是三婶种的树，现在开得正旺。

或许在某个地方，三叔和三婶又相聚了。而在这个世间，他们活在每个被他们温暖过的人心里。

从此，再也没人提起“绝户头”这个词。因为大家都知道，三叔拥有的“儿女”，比我们任何人都多。

来源：谷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