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道光二十七年暮春，翰林院的紫藤萝开得正盛，一串串淡紫色的花穗垂在朱红廊柱旁，风一吹，落英飘落在曾国藩案头的《大清会典》上，沾着墨香的花瓣轻轻颤动。他正埋首校对礼部祭祀的仪注典籍，指尖划过“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的条目，指甲在泛黄的纸页上留下细微的压痕——这是他第

十八画原创小说之《曾国藩传奇》（第11~15章，共100章）

第十一章 道光廿七升

道光二十七年暮春，翰林院的紫藤萝开得正盛，一串串淡紫色的花穗垂在朱红廊柱旁，风一吹，落英飘落在曾国藩案头的《大清会典》上，沾着墨香的花瓣轻轻颤动。他正埋首校对礼部祭祀的仪注典籍，指尖划过“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的条目，指甲在泛黄的纸页上留下细微的压痕——这是他第三遍核对这些条目，生怕漏过任何一处错漏。

忽然，廊外传来小吏急促的脚步声，带着几分刻意放轻却难掩的慌张：“曾检讨，掌院学士穆大人传您即刻去署中议事，说是有要紧事！”曾国藩放下手中的狼毫笔，笔杆上还缠着他用旧的布条——这是他刚入翰林院时买的，笔杆早已磨得光滑，却舍不得换。他拢了拢青布官服的袖口，那袖口边缘磨得有些发白，针脚是妻子欧阳氏去年补的，细密而规整。

跟着小吏穿过翰林院的长廊，两侧的槐树叶已抽新芽，阳光透过叶隙洒下，在青砖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同僚们或站在廊下，或从窗内探出头，目光都落在他身上，有好奇，有艳羡，还有几分不易察觉的审视。曾国藩脚步沉稳，不疾不徐，心里却隐隐有了预感——近日朝中虽无大的人事变动，但穆彰阿此前曾几次提及他“校典有功”，只是他从未敢多想。

穆彰阿的署房在翰林院深处，门前挂着“文渊阁大学士”的匾额，门内檀香袅袅，混着旧书的油墨味，格外沉静。墙上挂着一幅乾隆御笔的《兰亭序》，墨迹饱满，笔力遒劲，案上摆着一方端砚，砚台里的墨还泛着新鲜的光泽。穆彰阿见他进来，放下手中的茶盏，青瓷盖碗与茶盘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

“涤生，你可知今日传你前来，是为何事？”穆彰阿起身，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指了指案前的锦凳。曾国藩躬身行礼，腰杆挺得笔直：“学生不知，还请大人明示。”穆彰阿从案上拿起一份明黄色的圣旨，绫罗边缘绣着精致的龙纹，递到他面前时，指尖的玉扳指泛着温润的光：“皇上念你在翰林院勤谨多年，治学严谨，办差得力，特升你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二品。”

“从二品”三个字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曾国藩的心脏猛地一跳，指尖微微发颤，几乎要握不住衣襟。他想起八年前刚入翰林院时，自己还是个从七品的检讨，每日天不亮就去藏书楼抄录典籍，深夜还在灯下整理读书笔记，连除夕守岁时，都在核对《礼记》的注疏；想起去年校订《礼记集解》，为了一个“祭天仪注”的出处，他在国子监的档案室里泡了整整三天，翻遍了乾隆朝的《钦定大清通礼》；想起上月议漕运的奏疏，他熬了五个通宵，收集了江南六省的漕运数据，才敢下笔。

如今骤得升迁，他却没有预想中的狂喜，反而涌上一股沉甸甸的敬畏。从七品到从二品，八级的跨越，不过八年光景，这在同科进士中极为少见。可他更清楚，官阶越高，站得越稳，摔得越重——礼部掌管礼仪教化，内阁参与机务，每一件事都关乎朝廷体面与民生福祉，容不得半分差错。

“大人，学生资质愚钝，此前仅掌校对、缮写之职，恐难担内阁与礼部的重任，还望大人禀明皇上，另择贤能。”曾国藩躬身道，语气里满是谨慎，额角已渗出细密的汗珠。穆彰阿拍了拍他的肩膀，掌心的温度透过官服传来，带着几分安抚：“涤生不必过谦。你在翰林院的功课，老夫都看在眼里——去年你校订的《礼记集解》，考据精当，连皇上面前都夸‘不失朱子本义’；上月议漕运的奏疏，条理清晰，切中‘官贪、民困、运滞’三弊，连户部尚书都赞你‘懂实务’。你这‘勤’与‘实’，正是如今朝堂最缺的。记住，官阶越高，越要谨慎，莫要辜负皇上的信任，也莫要辜负自己这些年的苦功。”

走出穆彰阿署房时，夕阳正斜照在翰林院的匾额上，鎏金的字迹泛着暖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同僚们围上来道贺，有人递上烫金的贺帖，有人邀他去琉璃厂的“松鹤楼”庆祝，说要“为曾大人贺升”。曾国藩一一拱手婉拒：“多谢诸位兄台美意，只是今日刚接旨，翰林院的校对事务需交接，礼部的旧典也需提前熟悉，庆祝之事，待日后公务稍缓再议不迟。”

他心里清楚，此时若耽于享乐，便是忘了初心。穆彰阿的叮嘱“官高更需慎”，像一句箴言刻在他心头——他来自湘乡的寒门，祖父曾玉屏常说“耕读传家，贵在守拙”，父亲曾麟书也写信告诫“莫因官高而骄纵”，这些话，他从未敢忘。

次日到礼部上任，曾国藩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让吏员将礼部存档的《大明集礼》《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悉数搬来，堆在案头，足足有半人高。礼部的老吏刘成是道光初年入部的，见了这阵仗，笑着说：“曾大人，这些典籍都是百年前的旧物，除了修撰《会典》时偶有翻阅，平日鲜少有人问津，您这是要逐字研读？”

曾国藩一边翻开《大清通礼》，一边答道：“刘吏目，礼仪乃国之纲纪，祭祀、朝会、婚嫁、丧葬的仪注，皆藏于此。我初掌礼部，若连旧例都不熟，如何拟定新的仪注？万一在天坛祈谷、太庙祭祖时出了错，便是对祖先不敬，对朝廷不负责，更是对天下百姓失信。”说着，他指着书中“祭天需用苍璧、黄琮”的条目，问道：“刘吏目，去年祭天用的苍璧，是乾隆年间的旧物，还是新造的？璧的直径、厚度，是否符合《礼器图式》的规制？”

刘成愣了愣，一时答不上来，只好说：“大人容禀，此事需查去年的《祭祀档》，小吏这就去取。”曾国藩点点头：“辛苦刘吏目，我就在这里等，今日需把去年的祭祀仪注与典籍核对清楚。”

几日后，恰逢道光帝要赴天坛举行祈谷大典，礼部需拟定详细的仪注流程。老吏呈上往年的仪注，其中有一项“百官在天坛外等候时，需奏《中和韶乐》，乐止后方可随驾入宫”。曾国藩反复核对《大清通礼》，发现乾隆二十三年的旧例中，《中和韶乐》需奏至“皇上受福胙”环节结束，而非乐止即起——“福胙”是祭天的核心环节，需将祭天的酒肉分赐百官，象征“天子与万民共享天恩”，若乐止过早，便是“失了祭天的本义”。

他立刻找来刘成核实，刘成挠着头说：“大人，这几年都是这么办的，许是嘉庆年间抄录仪注时漏了‘福胙’环节，后来便一直沿用，也没人察觉。”曾国藩没有就此放过，而是亲自去国子监的档案室，借阅乾隆二十三年的《祈谷大典档案》，档案里详细记载着“乐奏至福胙毕，百官随驾入宫”，果然证实了他的判断。

他重新修订仪注，并在礼部会议上向官员们解释：“礼仪非小事，一字一句皆关礼制，皆关人心。若因省事而简化‘福胙’环节，百姓会说‘皇上祭天，只重形式不重民生’，这便是‘失礼’，日后传下去，子孙后代便不知祭天的本义是‘敬天保民’。我们掌礼部，不仅要守旧例，更要懂旧例背后的‘理’，这样才能教化天下。”

同僚们见他如此严谨，都暗自佩服——此前他们只知曾国藩理学功底深，常读《朱子语类》，如今才见他办差也这般“较真”，连百年前的旧例都要一一核对，丝毫不肯含糊。

除了礼仪筹备，礼部还需审核各省上报的乡贤祠名单——乡贤祠供奉的是地方有德望的乡绅、官员，需经礼部核准，方可入祠受祭。有一次，江苏巡抚杨文定上报了一位名叫王友仁的乡绅，称其“捐银五万两建桥，惠及两岸百姓”，请求入祠。

曾国藩翻阅卷宗时，发现王友仁虽捐银建桥，却在道光二十年强占了邻村的二十亩良田，逼得田主李老汉投河自尽，只是后来杨文定从中调解，此事才不了了之。他当即驳回申请，在批复中写道：“乡贤者，当以德行表率乡里，非仅以财货论。王友仁虽有建桥之功，却有夺田害命之过，功不抵过，若准其入祠，恐坏乡贤之名，误导百姓‘有钱便可立德’，有违教化之本。”

杨文定得知后，特意派人来京说情，来人是江苏布政使的幕僚，带来了一幅宋代米芾的《蜀素帖》，说是“杨巡抚托小的献给曾大人，略表心意”。曾国藩看着那幅字帖，墨色浓淡相宜，笔法潇洒，确是珍品，却还是婉拒道：“烦请转告杨巡抚，乡贤祠的审核，关乎朝廷教化，学生不敢因私废公。若杨巡抚真心为江苏百姓着想，当再访民间，寻真正德行兼备、百姓公认的乡贤，而非为有瑕疵者求情。礼部乃掌管礼仪教化之地，若我先坏了规矩，如何向皇上交代，如何向天下百姓交代？”

来人见他态度坚决，只好收起字帖，悻悻而归。

夜深人静时，曾国藩坐在灯下，看着案头的“从二品”官印，印身刻着精致的篆文，泛着铜绿的光泽。他想起父亲曾麟书的家书，信中写道：“官高则责重，切勿因位高而忘本，切勿因权大而骄纵，勿忘‘耕读传家’之训，勿忘‘为民做事’之心。”

他提笔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拒江苏巡抚所赠字帖，驳回王友仁入祠之请，非为沽名，实为守礼。礼部之职，在正教化、明礼仪，若因私废公，便是失了本心，失了对朝廷的忠诚，也失了对百姓的责任。此后当更勤勉，每日研读旧典，每事核对依据，不负朝廷，不负家乡，不负父母教诲。”

此时的他，虽已身居高位，却依旧保持着寒门子弟的质朴——每日粗茶淡饭，早餐是小米粥配咸菜，晚餐多是青菜豆腐；官服依旧是旧年的青布，只是多了一块象征从二品的孔雀补子，补子还是欧阳氏用家里的旧布绣的；书房里的陈设也简单，只有一张书桌、一个书架，书架上多是经史典籍与理学著作，没有一件名贵的摆件。

礼部的官员们见他如此，也渐渐收起了最初的轻视与揣测，愈发敬重他的品行与才干。刘成私下对其他吏员说：“曾大人虽官高，却无半分官架子，办差较真，待人谦和，这样的官，才是百姓盼的好官。”

七律·升内阁

数载京官勤履职，今朝升授入内阁。

从二品阶承圣眷，一腔忠胆对皇阁。

礼部事务亲躬理，同僚关系坦诚和。

莫道升迁来得易，皆因日夜苦研磨。

第十二章 道光廿九任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年味尚未散尽，长沙的鞭炮碎屑还散落在胡同的青砖地上，曾国藩正在家中整理母亲江氏生前为他缝制的棉袍。棉袍是深蓝色的土布，里子是母亲亲手纺的棉纱，针脚细密而均匀，袖口处还绣着一朵小小的梅花——母亲说“梅花耐寒，像我儿在外做官，要经得起苦”。指尖触到那朵梅花，他心里一阵温热，眼眶不由得泛红。

就在这时，院外传来驿卒的马蹄声，伴随着“曾大人，京中急信！”的呼喊。曾国藩连忙起身，快步走到院外，接过驿卒手中的公文袋，拆开一看，竟是吏部的任命文书——授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

“礼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两个职位的名称在他脑海中反复回响。他知道，礼部掌管礼仪、科举、祭祀，关乎国家教化；兵部掌管军政、军备、边防，关乎国家安危，皆是朝廷的重责，容不得半分轻慢。尤其是兼署兵部，他此前从未接触过军事事务，心中难免有些忐忑，却也生出一股“经世致用”的期待——唐鉴曾说“理学非空谈，当用于治国平天下”，如今有机会涉足军政，正是践行理学思想的机会。

到礼部上任的第一日，曾国藩便召集礼部各司的郎中、员外郎、主事，在礼部大堂召开议事会。他将一份泛黄的《礼部旧例汇编》放在案上，封面已有些磨损，是乾隆年间修订的版本：“诸位兄台，近日我翻阅旧例，发现有几处礼仪流程过于繁琐，既耗时耗力，又无实际意义，反而让地方官与百姓疲于应付，今日想与诸位商议，是否可酌情革除，让礼仪回归‘教化百姓、便利民生’的本义。”

话音刚落，礼部左侍郎宗室载龄便皱起眉头，手指敲击着案几，发出“笃笃”的声响：“曾大人，这些旧例皆是列祖列宗定下的，从顺治爷到道光爷，百余年未曾更改，岂能说革就革？若传出去，宗室宗亲、朝野士大夫怕是会说我们‘擅改祖制’，质疑我们的忠心，这责任谁担得起？”

载龄话音刚落，仪制司郎中张启元也附和道：“大人，礼仪繁琐方能显庄重，比如地方官朝贡，需经‘报名、验货、呈递、谢恩’四步，每一步都有固定仪注，这是朝廷的体面。若简化了，岂不是显得朝廷轻慢？”其他官员也纷纷点头，有的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惹祸”，有的说“军事事务繁忙，大人不如专注兵部，礼部旧例暂且维持”。

曾国藩没有急着反驳，而是从袖中取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卷宗，递给众人：“诸位请看，此乃乾隆四十五年的《礼部奏议》，当时高宗皇帝曾御批‘礼仪当求实用，勿为虚文，勿增百姓负担’。就说‘亲王入朝觐见’的旧例，需先在午门外等候半个时辰，再由太监引导入宫，期间需行三次跪拜礼——其实只需一次跪拜，再由礼部官员引导入宫，既能彰显亲王的尊贵，又能节省时间，还不失庄重。”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去年冬季，庄亲王奕仁因在午门等候过久，受了风寒，卧病半月，耽误了军机奏对；还有地方官朝贡，有的官员从云南、贵州来京，路途遥远，却因朝贡仪注繁琐，在京中滞留两三个月，不仅耗费地方粮饷，还耽误了地方政务。这些，都是繁琐旧例之弊啊！”

载龄接过卷宗，仔细翻阅，看到乾隆皇帝的御批时，脸色渐渐缓和，不再言语。曾国藩见状，又趁热打铁道：“革除旧例，非是不敬祖制，而是让祖制更合时宜，更利民生。若一味守着无用的旧例，让礼仪变成负担，让百姓怨声载道，才是真正的不敬祖制，真正的有负朝廷重托。”

经过一个时辰的争论，官员们终于同意先革除“亲王觐见等候”“地方官朝贡冗余流程”“民间婚嫁需报官审批”三项旧例，试行三个月，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试行期间，曾国藩每日都会让吏员呈上各地的反馈文书。看到“亲王觐见效率提高，无一人因等候受风寒”“云南知府朝贡后即刻返任，及时处理了当地水灾”“民间婚嫁无需报官，百姓称便”的反馈时，他心里颇感欣慰。载龄私下对他说：“曾大人，还是你有远见，此前是我固执了，总想着‘守旧’，却忘了‘祖制’的本义是‘为百姓好’。”曾国藩笑着答道：“兄台也是为了维护礼制，只是我们当知，礼制的根本是‘安百姓、正人心’，而非形式上的繁琐。”

兼署兵部右侍郎后，曾国藩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前往京郊的绿营兵营巡查。他深知绿营是朝廷的常备军，关乎京畿安危，却也早听闻绿营军纪涣散，因此特意不带随从，只扮成普通官员，悄悄前往。

行至丰台大营时，远远便听到营中传来喧哗声，夹杂着骰子落地的声响与喝酒的吆喝。他走进营中，见几个士兵正围着一张矮桌赌钱，地上散落着铜钱和空酒坛，营账的角落里还堆着几件绸缎衣物——一看便知是从百姓家中抢来的。一个士兵赢了钱，得意地拍着桌子：“老子当兵就是为了快活，抢几个百姓的东西算什么？当官的还抢得更多呢！”

曾国藩脸色一沉，上前大喝：“放肆！你们身为朝廷士兵，当以操练为业，以保卫百姓为责，如今却在此赌博、抢掠，对得起身上的军装吗？对得起朝廷给的俸禄吗？对得起家乡的父老吗？”

士兵们见他穿着官服，虽不知官职高低，却也吓得纷纷跪地求饶。营官赵奎闻讯赶来，穿着便服，腰间还挂着一个玉坠，显然是刚从外面回来。他见曾国藩气度不凡，连忙躬身问道：“不知大人驾临，卑职有失远迎，还望大人恕罪。这些士兵不懂事，卑职这就教训他们！”

曾国藩没有责罚士兵，而是盯着赵奎的眼睛，语气严厉：“士兵犯错，根源在将领。你身为营官，不以身作则，反而纵容士兵赌博、抢掠，若外敌来犯，这样的军队如何御敌？若百姓起义，这样的军队如何平定？我常说‘练兵必先选将，选将必先立德’，便是这个道理——将领无德，士兵便无纪；士兵无纪，军队便无战斗力；军队无战斗力，国家便无安全。”

他当即下令，将营中赌博的士兵罚去操场操练三个时辰，不准吃饭喝水；赵奎则被停俸三月，令其闭门思过，若再犯，便奏请朝廷革职。赵奎不敢反驳，只能连连应下。

此后，曾国藩又连续巡查了通州、良乡、涿州等地的十余个绿营兵营，发现类似的问题比比皆是——有的营官克扣士兵粮饷，有的士兵吸食鸦片，有的甚至与地方土匪勾结，欺压百姓。他回到兵部后，连夜写下《整顿绿营疏》，油灯换了三盏，笔尖磨秃了两支，才完成这份奏疏。

奏疏中，他提出七条主张：一是“选将以德行、学识、武艺为三标准”，淘汰无德、无才的世袭将领；二是“士兵需每月考核操练成果，不合格者除名”；三是“严禁士兵欺压百姓、吸食鸦片、赌博，违者严惩”；四是“清查士兵粮饷，杜绝营官克扣”；五是“加强边防炮台修缮，补充弹药”；六是“设立军事学堂，培养新式将领”；七是“定期巡查兵营，确保军纪落实”。

他在疏中写道：“绿营乃国家之屏障，京畿之保障，若任由军纪涣散，士兵无斗志，将领无德行，他日遇外敌入侵或内乱爆发，何以御辱？何以平乱？选将先立德，非是苛求，而是让将领明白，军人之责，在保家卫国，而非谋取私利；练兵先严纪，非是苛刻，而是让士兵明白，军装之重，在护民安邦，而非作威作福。”

然而，这份奏疏递上去后，却迟迟没有批复。曾国藩知道，绿营将领多是宗室子弟或功臣之后，靠着世袭或关系上位，他的主张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兵部尚书阿灵阿私下劝他：“曾大人，绿营积弊已久，非一日可改，不如缓缓图之，先从整顿京郊大营开始，免得得罪太多宗室与勋贵，反而误了自己的前程。”

曾国藩却摇了摇头，语气坚定：“积弊越久，危害越深，越需及时整顿。若因怕得罪人而放任不管，便是辜负了朝廷的信任，也对不起天下百姓的期望。我身为兵部侍郎，若不能为朝廷整顿军备，不能为百姓守护安全，便是失职，便是有负‘侍郎’之职。”

他又多次在朝堂上提及整顿绿营的重要性，结合京郊大营的实际情况，分析绿营的弊端与隐患。虽未完全推行自己的主张，却让道光帝意识到了绿营的问题，下令“先整顿京郊丰台、通州两大营，试行曾侍郎的选将、严纪之法”，为后来的军事改革埋下了伏笔。

这年深秋，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检阅海防。站在海边的炮台，凛冽的海风刮得他的官服猎猎作响，炮台的火炮锈迹斑斑，炮身布满了裂痕，有的炮口甚至被野草堵住。守将李大海汇报时，语气含糊：“大人，这些火炮都是康熙、乾隆年间的旧物，多年未修，弹药也只够日常操练，若真有外敌，怕是……”

曾国藩抚摸着火炮上的锈迹，指尖传来粗糙的触感，仿佛看到了国家的隐患——若英、法等国再次入侵（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的阴影仍在），这样的海防，如何能抵御？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观天津海防，忧心忡忡。国家之强，在军；军队之强，在将；将领之强，在德。无德之将，难治有纪之兵；无纪之兵，难守有险之防。此后当更力推‘选将立德’之策，哪怕前路艰难，亦不敢退缩，不敢辜负国家与百姓。”

此时的曾国藩，已不再是初入官场的青涩翰林，而是一位兼具远见与担当的朝廷重臣。他在礼部革旧例，是为了让礼仪回归教化本质，让百姓得便利；在兵部提主张，是为了让军队重拾战斗力，让国家得安全。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谨慎，只因他心中始终记着唐鉴教他的“经世致用”的理学初心，记着父亲叮嘱的“为民做事”的责任，记着自己身为寒门子弟的本分。

七律·任礼部

礼部侍郎担重任，兼署兵部献良谋。

革除旧例整仪制，关注军备选将侯。

立德为先培将才，务实为本固金瓯。

朝堂之上抒己见，不避权贵敢直言。

第十三章 咸丰元上书

咸丰元年正月，咸丰帝奕詝刚即位不久，京城里还弥漫着新年的喜庆——家家户户的门上还贴着春联，街上的摊贩还在售卖元宵与灯笼。可翰林院的书房里，曾国藩却丝毫没有过节的心情，他坐在案前，看着堆积如山的奏折副本，眉头越皱越紧。

这些奏折，大多是官员们呈上的“祥瑞之兆”——有的说“山西出现祥云，乃圣主临朝之兆”，有的说“江南稻田长出双穗，乃五谷丰登之兆”，有的甚至说“家中母鸡生了五彩蛋，乃天下太平之兆”。满纸的阿谀奉承，却少有提及朝政积弊的奏折，更没有官员敢说“江南水灾未平，百姓仍在逃荒”“漕运弊端未除，粮价依旧高涨”“绿营军纪涣散，军备仍需整顿”。

窗外的红梅开得正艳，花瓣上还沾着晨露，曾国藩却无心欣赏，只觉得胸口堵着一股气，不吐不快。这几日，他目睹了三件事，让他愈发觉得“需直言进谏，方能救弊”：

一是咸丰帝为彰显“节俭”，下令缩减宫廷开支，停办了御花园的牡丹宴，却依旧在圆明园大兴土木，修建“万方安和”殿，耗费白银五十万两——五十万两白银，足够救济江南十万逃荒百姓半年的口粮。

二是户部郎中张思诚因上奏“漕运官员贪污粮饷，建议严查”，被咸丰帝斥为“危言耸听，扰乱人心”，革去郎中之职，贬为地方知县——直言者遭贬，阿谀者得赏，这样的风气，如何能让朝廷听到真话？

三是江南道御史李鸿章（此时尚未发迹）私下递给他一封同乡来信，信中说“江南去年水灾，淹没良田三百万亩，百姓流离失所，地方官员却隐瞒灾情，只报‘小灾’，未开仓赈灾”——百姓在受苦，官员却在欺上瞒下，这样的朝政，如何能安定天下？

这些事，让他想起唐鉴曾教他的“文死谏，武死战”——身为儒家臣子，当以“忠义”为本，以“救民”为责，哪怕触怒龙颜，哪怕丢官获罪，也不能沉默，不能看着朝政积弊日深，看着百姓受苦而无动于衷。

深夜，曾国藩点亮油灯，灯芯“噼啪”作响，映得书房里的《朱子语类》《论语集注》泛着暖光。他铺开宣纸，研磨时，指尖因激动而微微颤抖——这封奏疏，他要直指咸丰帝的三个“流弊”，要说出朝堂上无人敢说的真话。

他提笔写下《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的标题，笔力遒劲，带着几分决绝。开篇先肯定咸丰帝“即位之初，罢土木、停宴饮，有节俭之德”，再话锋一转，指出“圣德虽佳，仍有三端流弊，需预防之”。

写到“谨于小而忽于大”时，他想起天津海防的锈迹火炮，想起江南水灾中流离的百姓，笔尖不由得加重：“皇上即位之初，便以节俭示天下，罢牡丹宴、停御花园修缮，百姓皆赞‘圣主节俭’。然圆明园‘万方安和’殿之工未停，耗费白银五十万两；漕运之弊未除，江南粮价高涨，百姓买米需百文一斤；水灾之患未救，江南百姓流离失所，仍在逃荒——此乃‘小节俭而大亏空，小仁政而大失民’，恐非国家之福，恐非百姓之望。”

写到“厌闻直言而喜听谀言”时，他又想起被革职的张思诚，想起那些上奏祥瑞的官员，语气愈发恳切：“直言者，非为攻讦君上，实为补朝廷之阙、救百姓之苦；谀言者，非为称颂圣德，实为谋个人之利、误国家之事。近日朝堂之上，言祥瑞者多，言弊端者少；言歌颂者多，言直言者少。张思诚因言漕运弊端而遭贬，臣恐日后朝堂之上，无一人敢言实事，无一人敢进直言，皇上便如‘闭目塞听’，难知天下实情。”

写到“刚愎自用而疏于纳谏”时，他想起咸丰帝即位后，未与军机大臣商议，便下令“增加山西、陕西的赋税”，导致两地百姓怨声载道，笔尖带着几分急切：“皇上年轻有为，有振兴朝政之志，然治国非一人之事，需听群臣之言，需纳贤才之策。近日皇上增山西、陕西赋税，未与户部、地方官员商议，导致两地百姓因赋税过重而逃荒，此乃‘疏于纳谏’之弊。若皇上仍刚愎自用，不纳群臣之言，恐难成振兴之志，恐难安天下百姓。”

写罢奏疏，已是东方发白，窗外的天泛起鱼肚白，远处传来公鸡的啼鸣。曾国藩反复诵读奏疏，修改了十余次，将过于尖锐的词句稍作调整，却保留了核心观点——他不愿为了自保而删减真话，不愿为了迎合而违背初心。

他将奏疏折好，放入锦袋，锦袋是母亲生前为他缝制的，上面绣着“忠”字。他心里清楚，这封奏疏递上去，轻则被斥责“不敬”，重则可能丢官甚至获罪。他想起家中的父母，父亲曾麟书年近六十，母亲已病逝，若自己获罪，谁来照顾父亲？想起唐鉴的教诲，唐鉴曾说“若为忠臣，当不畏死，不畏难”；想起湘乡的百姓，若朝政积弊不除，百姓只会更苦。

这些念头在他脑海中交织，他却很快坚定下来——若因怕获罪而不言，便不配做儒家的臣子，不配穿这身官服，不配被百姓称为“曾大人”。

次日早朝，太和殿内庄严肃穆，咸丰帝端坐在龙椅上，身穿明黄色龙袍，腰间系着玉带，脸上带着几分年轻帝王的威严。曾国藩双手捧着奏疏，跪在金砖上，膝盖传来冰凉的触感，他却毫不在意，大声道：“臣礼部右侍郎曾国藩，谨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望皇上圣鉴，为国家计，为百姓计，预防流弊，振兴朝政！”

咸丰帝接过奏疏，起初还面带微笑，以为又是“称颂圣德”的奏折。可越看脸色越沉，眉头越皱越紧，到后来，手中的朱笔都捏得发白，指节因用力而泛红。殿内鸦雀无声，大臣们都低着头，不敢看咸丰帝的脸色，也不敢看跪在地上的曾国藩，连呼吸都放得极轻。

“曾国藩！”咸丰帝猛地将奏疏扔在地上，奏折散开，落在曾国藩的面前，声音带着怒气，震得殿内的铜钟都微微作响，“朕即位不久，夙兴夜寐，一心想振兴朝政，你却在奏疏中指责朕‘谨于小而忽于大’‘厌闻直言’‘刚愎自用’，是觉得朕不配做这个皇帝吗？你说朕‘忽于大’，朕难道不知道漕运、水灾之事？朕已令户部拨款赈灾，令漕运总督严查贪污！你说朕‘厌闻直言’，难道直言便是如此无礼地指责君上，便是如此否定朕的苦心吗？”

曾国藩伏在地上，额头贴着冰凉的金砖，声音平静却坚定，没有丝毫畏惧：“臣不敢苛责皇上，更不敢觉得皇上不配做皇帝。臣只是忧心朝政积弊，恐流弊日深，误了国家，苦了百姓。臣所言‘谨于小而忽于大’，非指皇上不知漕运、水灾，而是指皇上重视圆明园工程，轻视赈灾与整顿漕运；臣所言‘厌闻直言’，非指皇上否定直言，而是指皇上贬斥张思诚，导致官员不敢言实事；臣所言‘刚愎自用’，非指皇上不纳谏，而是指皇上增赋税未与群臣商议，导致百姓受苦。臣所言，皆为实事，皆有依据，若有半句虚言，愿受斧钺之刑，愿以死明志！”

“你……”咸丰帝被他说得语塞，怒气更盛，正要下令将他拿下，大学士祁寯藻连忙出列，跪在曾国藩身旁，声音带着几分急切：“皇上息怒！曾国藩虽言辞恳切，甚至有些尖锐，却也是一片忠心，一片为国家、为百姓的苦心。他素来耿直，不善言辞修饰，所言皆是肺腑之言，绝非有意冒犯皇上。如今国家初定，正需曾国藩这样直言敢谏之臣，若因一言而责罚曾国藩，恐寒了天下臣子之心，恐日后无人再敢向皇上进直言，这对朝政振兴不利啊！”

紧接着，军机大臣文庆、户部尚书孙瑞珍也纷纷出列，为曾国藩求情：“祁大人所言极是，曾国藩忠心可嘉，还望皇上宽恕！”

咸丰帝看着跪在地上的曾国藩，又看了看求情的大臣，脸色渐渐缓和。他捡起地上的奏疏，重新翻看了一遍，手指在“为国家计，为百姓计”几个字上停留片刻，语气缓和了些：“曾国藩，朕知你忠心，只是言辞过于尖锐，失了臣子的分寸。朕念你初犯，且所言确有几分道理，便不责罚你了。但日后上奏，当注意言辞，不可再如此无礼，不可再如此否定朕的努力。”

“谢皇上宽恕！”曾国藩叩首道，额头已磕出红印。

退朝后，祁寯藻拉住曾国藩的手，叹了口气：“涤生，你今日太过冒险了！皇上年轻，心性尚未沉稳，你那般直言，若不是我们求情，你怕是难脱罪责，轻则革职，重则流放啊！”曾国藩躬身致谢，语气带着几分感激：“多谢祁大人相救。只是臣若不言，心中难安。身为臣子，当以国家为重，以百姓为重，而非以个人安危为重。若因怕获罪而沉默，臣良心难安，也无颜面对唐鉴先生的教诲，无颜面对家乡的父老。”

回到家中，妻子欧阳氏见他平安归来，才算松了口气，连忙端来热茶：“你今日早朝迟迟不归，我心里一直不安，生怕出什么事。听说你在殿上触怒了皇上，是真的吗？”曾国藩接过热茶，暖意顺着喉咙滑下，缓解了朝堂上的紧张。他点了点头，将奏疏的内容与朝堂上的情况告诉妻子。

欧阳氏埋怨道：“你怎么如此傻？皇上刚即位，正是需要安抚的时候，你却去触他的逆鳞。咱们来自湘乡的寒门，能有今日的官阶不易，若是丢了官，怎么对得起父亲，怎么对得起家中的孩子？”曾国藩握住妻子的手，指尖带着几分粗糙，那是常年握笔、劳作留下的痕迹：“我若不傻，便不是你的丈夫了。我是儒家的臣子，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如今皇上有振兴之志，只是有些流弊，我若不直言，便是‘邦有道而不言’，便是失职。哪怕丢官，我也不能违背初心，不能违背儒家的‘忠义’之道。”

这夜，曾国藩在灯下写下日记，字迹工整而坚定：“今日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虽触怒龙颜，却无愧于心，无愧于‘臣子’之职，无愧于‘儒家’之教。此后当更坚守忠义，若再有流弊，仍当直言，不敢因怕获罪而沉默，不敢因怕丢官而退缩。愿以我之直言，换朝廷之清明，换百姓之安乐。”

这封奏疏，虽未完全改变咸丰帝的行事风格，却让咸丰帝开始反思自己的做法——不久后，咸丰帝下令停建圆明园“万方安和”殿，拨款二十万两赈灾江南，恢复了张思诚的官职。更重要的是，这封奏疏让曾国藩在官场中树立了“敢言直谏”的形象，让更多的有识之士看到了他的儒家风骨，为后来他办团练、平太平天国赢得了更多的支持。

七律·直谏

新帝登基呈谏疏，直言圣德戒流弊。

小谨大忽须警惕，谀言直语要辨晰。

触怒龙颜心不惧，坚守儒风志不移。

幸得贤臣来劝解，留得忠名在朝席。

第十四章 咸丰二丁忧

咸丰二年七月，暑气正盛，京城像一个巨大的蒸笼，连翰林院的槐树叶都打了蔫。曾国藩正在礼部处理各省乡贤祠的审核事宜，案上放着江西巡抚上报的名单，他正逐一核对乡贤的德行与事迹，笔尖在“德行兼备，百姓称颂”几个字上画圈——这是他审核的标准，缺一不可。

忽然，院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差役嘶哑的呼喊：“曾大人！老家来的急信，说是……说是老夫人出事了！”曾国藩手中的毛笔“啪”地掉在宣纸上，浓黑的墨迹晕开一大片，像极了他此刻混乱的心情。他颤抖着站起身，快步走到院外，接过差役手中的家书，信封上的字迹是父亲曾麟书的，潦草而沉重，还带着几分泪痕。

他拆开信纸，父亲的话像一把锤子砸在他心上：“母于七月初三辰时病逝，享年五十八岁。弥留之际，仍念你在外为官，叮嘱你‘好好做事，莫牵挂家’。盼你速归，见母最后一面。”

“母亲病逝”四个字反复在他脑海中回响，他眼前一黑，险些栽倒，幸好差役扶住了他。他想起母亲江氏——小时候，他背书到深夜，母亲总会端来一碗热粥，坐在一旁缝补衣物，油灯的光映着母亲的白发；他十六岁第一次考府试落榜，躲在柴房里哭，母亲走进来，摸着他的头说“没事，下次再考，娘相信你”；他二十三岁赴京赶考，母亲将积攒多年的私房钱塞给他，说“在外要吃饱穿暖，不要省钱”；他官至侍郎，母亲写信来，从不说要他为家里谋利，只说“好好为官，莫贪腐，莫欺压百姓”。

这些画面在他眼前闪过，泪水忍不住滚落，滴在信纸上，晕开父亲的字迹。按照清朝礼制，官员父母去世，需辞官回乡丁忧二十七个月，称为“丁忧守制”——这是儒家“孝道”的体现，也是朝廷的定制。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向朝廷上奏，请辞礼部右侍郎与兵部右侍郎之职，请求回乡丁忧。

咸丰帝接到奏疏后，念及他“直言敢谏，办差勤勉”，准了他的请求，还赏了他二百两银子，作为“归乡治丧之费”。曾国藩谢恩后，连夜收拾行装——官服未来得及仔细折叠，只胡乱塞进包袱；书籍也只带了《论语》《朱子语类》与母亲生前为他缝制的棉袍；随从也只带了一个跟随他多年的同乡李三，便匆匆踏上归乡之路。

归乡的路途，原本需要一个月，曾国藩却日夜兼程，只用了二十天。他坐在马车上，马车颠簸得厉害，他却丝毫不觉得累，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些回家，见母亲最后一面”。沿途的风景飞逝，他却无心欣赏，眼前不断浮现母亲的身影，耳边不断回响母亲的叮嘱。

行至湖北境内时，路况忽然变得混乱起来。沿途的百姓扶老携幼，背着简陋的行囊，神色慌张地往南逃。有的百姓衣衫褴褛，脚上的鞋子磨破了，鲜血染红了路面；有的孩子饿得直哭，母亲只能抱着孩子，无助地抹眼泪，嘴里念叨着“太平军来了，快跑”。

曾国藩让马车停下，拦住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农，老农的头发全白了，脸上布满皱纹，眼神里满是恐惧。曾国藩躬身问道：“老乡，你们这是要往哪里逃？出了什么事？为何如此慌张？”

老农叹了口气，声音带着颤抖：“大人，您还不知道？太平军攻破了武昌城！那些太平军，见官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我们村里的李老汉，就因为不肯交出家里的粮食，被太平军砍了头！如今太平军正沿江东下，我们再不逃，怕是要没命了！”

“武昌被攻破了？”曾国藩心里一震——太平军自咸丰元年在广西起义以来，他虽在京中有所耳闻，却没想到局势已如此严重。他想起去年上《敬陈圣德疏》时，曾提及“需加强长江防务，预防太平军东进”，却未被朝廷重视，如今武昌被破，江南百姓怕是要遭大难了。

他跟着逃难的百姓走了一段路，看到路边的村庄被烧毁，房屋倒塌，田地荒芜，几只乌鸦落在断壁残垣上，发出凄厉的叫声，让人不寒而栗。有个年轻的妇人，抱着一个已经没有呼吸的孩子，坐在路边痛哭，孩子的脸上还带着血迹，妇人嘴里念叨着：“太平军来了，什么都没了，我的孩子啊，娘对不起你……”

曾国藩看着这一幕，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为官多年，一心想为百姓谋福，却没想到，百姓竟在遭受如此苦难。他从包袱里拿出自己的干粮，分给逃难的百姓，尤其是那些孩子，还让李三拿出随身携带的伤药，给受伤的百姓包扎。

行至湖南岳阳时，他看到一队清军士兵正在抢掠百姓的财物。一个士兵抢走了老农的粮食袋，老农上前阻拦，却被士兵一脚踹倒在地，士兵还骂道：“老东西，给老子滚开！这些粮食，老子要拿去换酒喝！”

曾国藩怒不可遏，快步上前，大喝：“住手！你们是朝廷的士兵，是百姓的‘保护者’，当保卫百姓，如今却抢掠百姓的财物，欺压百姓，与太平军有何区别？与土匪有何区别？”

士兵们见他穿着官服，气度不凡，知道是大官，吓得纷纷放下粮食，跪在地上求饶：“大人饶命！我们也是一时糊涂，再也不敢了！”带队的哨官闻讯赶来，见是曾国藩，连忙躬身道：“不知曾大人驾临，卑职有失远迎，还望大人恕罪。这些士兵不懂事，卑职这就教训他们！”

曾国藩看着哨官，语气严厉：“教训不是目的，让他们明白‘士兵的职责’才是目的。朝廷给你们粮饷，是让你们保卫百姓，不是让你们欺压百姓；百姓纳税养你们，是盼你们守护家园，不是盼你们抢掠家园。若再让我看到你们抢掠百姓，定奏请朝廷，将你们革职查办，严惩不贷！”

哨官连连应下，带着士兵灰溜溜地走了。老农爬起来，跪在地上向曾国藩磕头：“多谢大人救命！只是清军这般模样，我们就算逃到家乡，也难有活路啊！”曾国藩扶起老农，心里满是愧疚与无力——他想起自己在兵部时提出的“整顿绿营”主张，若当时能推行，清军何至于如此军纪涣散？若朝廷能重视太平军的威胁，武昌何至于被攻破？

他在心里暗下决心：“此次丁忧归乡，若朝廷有需，我必当出山，平定叛乱，整顿军纪，还百姓一个太平。哪怕违背‘丁忧守制’的礼制，哪怕被人指责‘不孝’，我也不能坐视百姓受苦，不能坐视国家危难。”

终于，在七月底，曾国藩回到了湘乡白杨坪。家中的灵堂已搭好，母亲的灵柩停放在正厅中央，上面覆盖着白布，两旁摆放着亲友送来的挽联。父亲曾麟书坐在灵堂旁的椅子上，头发又白了许多，脸上满是憔悴，见他回来，只是点了点头，声音沙哑：“你娘走的时候，还念着你，说你在京中为官，要好好做事，不要牵挂家里。”

曾国藩跪在灵柩前，磕了三个头，额头磕在地上，传来冰凉的触感。他看着灵柩，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娘，儿子回来了，您却再也看不到了……儿子不孝，没能在您身边尽孝，没能见您最后一面……”

守灵期间，曾国藩每日都会去母亲的灵前，点燃三炷香，汇报自己在京中的情况——他说自己在礼部革除了繁琐旧例，让百姓得便利；说自己在兵部提了整顿绿营的主张，为国家军备着想；说自己上了《敬陈圣德疏》，为百姓直言进谏。他还诉说着对太平军的担忧，说“太平军作乱，百姓受苦，儿子若有机会，定要平定叛乱，还百姓太平”。

九月的一天，曾国藩正在灵前抄写《孝经》，字迹工整，每一个字都饱含着对母亲的思念。忽然，李三匆匆跑来，递给他一封书信：“大人，巡抚衙门送来的急信，说是太平军已攻克岳州，逼近长沙，巡抚张大人请您出山相助，办团练抵御太平军！”

曾国藩接过书信，信是湖南巡抚张亮基写的，字里行间满是急切：“涤生兄，太平军势大，长沙危在旦夕，绿营不堪大用，唯有办团练，招募乡勇，方能保卫湖南。兄乃湘乡贤达，懂实务，有威望，若兄不出山，湖南危矣，百姓危矣！望兄以国家大义为重，以百姓安危为重，暂弃丁忧之制，出山相助！”

曾国藩拿着信，走到母亲的灵前，轻声说：“娘，如今国家危难，百姓受苦，儿子虽在丁忧，却不能坐视不管。您常说‘家国为重’，若您在天有灵，想必也会支持儿子的决定。儿子出山后，定当勤勉办事，平定叛乱，不辜负您的期望，不辜负百姓的信任。”

他给张亮基回信，表明自己愿意出山的决心：“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何况身为臣子？弟虽在丁忧，却不敢以‘孝道’为名，坐视国家危难、百姓受苦。弟即刻前往长沙，与大人共商团练之事，定当竭尽全力，保卫湖南，保卫百姓。”

他又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想法。曾麟书虽希望他守完丁忧，尽孝道，却也明白国家大义为重，回信说：“你娘一生贤德，常说‘为国尽忠，便是最大的尽孝’。你当以国事为重，娘若泉下有知，必会欣慰。家中之事，有我在，你不必牵挂，只需专心办差，平定叛乱，为国家出力，为百姓做事。”

此时的曾国藩，虽仍沉浸在丧母的悲痛中，却已将家国责任扛在肩上。他知道，丁忧是孝道，为国平乱是忠义——儒家讲“忠孝两全”，如今忠孝虽有冲突，但“为国尽忠，保卫百姓”，便是对母亲最好的告慰，便是最大的孝道。

他收拾好行囊，将母亲生前为他缝制的棉袍叠好，放进包袱——这棉袍，是母亲的牵挂，也是他的动力。他告别父亲，在母亲的灵前磕了三个头，然后踏上了前往长沙的路。

这条路，不仅是他出山的路，更是他组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起点；这条路，充满了艰难与挑战，却也承载着他“经世致用”的理学初心，承载着他“为百姓谋太平”的责任与担当。

七律·丁忧归

母丧丁忧归故里，途中惨见乱兵灾。

武昌已陷太平军，百姓流离泪满腮。

家国危难牵肺腑，山河破碎痛情怀。

归乡虽为尽孝道，心向朝堂盼复来。

第十五章 奉旨办团练

咸丰三年正月，长沙的寒风还带着刺骨的凉意，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曾国藩站在湖南巡抚衙门的大堂里，手中捧着咸丰帝的圣旨，明黄色的绫罗上，“命在籍丁忧侍郎曾国藩，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搜剿土匪，保卫地方”的朱红字迹，仿佛带着千钧重量，压在他的心头。

大堂内，巡抚张亮基、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都在场，神色都带着几分凝重。张亮基上前一步，握住曾国藩的手，掌心的温度透过官服传来，带着几分急切：“涤生，如今长沙危在旦夕——太平军已攻克岳州，正沿湘江而下，号称‘五十万大军’；湖南的绿营兵，军纪涣散，毫无战斗力，有的甚至闻风而逃；地方土匪也趁机作乱，抢掠百姓，百姓苦不堪言。唯有办团练，招募乡勇，才能保卫湖南，才能挡住太平军。你素来有才干，又深得湘乡百姓的信任，此事非你不可。”

曾国藩点了点头，语气坚定，却也带着几分谨慎：“大人放心，国难当头，百姓受苦，学生虽在丁忧，亦不敢辞。只是团练之事，非比寻常，若只是草草招募，像绿营那样‘无纪、无训、无德’，不仅不能抵御太平军，反而会害了百姓。学生以为，办团练需做到三点：一是选兵必选朴实农民，无恶习、无劣迹者；二是定军纪要严明，严禁欺压百姓、抢掠财物；三是练兵要务实，不仅练武艺，更要练忠义，让士兵明白‘为何而战’。若能做到这三点，团练方能有战斗力，方能保卫百姓。”

他心里清楚，绿营的积弊已深——士兵多是游民、无赖，将领多是无德、无才之辈，军纪涣散，欺压百姓，这样的军队，百姓早已失去信任。乡勇若要成事，必须彻底摆脱绿营的模式，从选兵到治军，都要另起炉灶，以“理学”为魂，以“忠义”为骨，打造一支“为民而战、为义而战”的军队。

次日，曾国藩便让吏员在长沙城内、湘乡、湘潭、衡阳等地张贴招募告示。告示是他亲自撰写的，字迹工整，语气恳切，开头便写“为保卫家乡、保卫百姓，招募乡勇，共御太平军”，然后明确招募条件：“凡年龄在十八岁至三十五岁，身无残疾，家有田产，无赌博、吸食鸦片、欺压百姓等恶习者，皆可报名；游民、无赖、光棍、不孝者，一概不录。”

招募之初，前来报名的人寥寥无几。百姓们对“团练”不甚了解，又怕被征去当兵送死——此前绿营兵的所作所为，让百姓对“兵”早已充满恐惧。长沙城内的告示前，围了不少百姓，有人小声议论：“办团练？不就是抓壮丁吗？去了也是送死！”有人说：“以前的兵，比土匪还凶，抢我们的粮食，占我们的田地，我才不去当什么兵！”

曾国藩得知后，没有气馁，而是亲自到长沙周边的乡村，挨家挨户劝说。他穿着普通的青布长衫，不带随从，像一个普通的读书人，走到田间地头，与百姓聊天。

在长沙县的李家村，他见一位老农正在田间锄地，老农约莫六十岁，皮肤黝黑，手上满是老茧。曾国藩上前躬身道：“老乡，我是曾国藩，湘乡人，如今太平军来袭，烧杀抢掠，岳州、武昌都被攻破了，百姓死伤无数。我们办团练，是为了保卫家乡，保卫你们的田地、房屋、父母妻儿，不是为了抓壮丁，更不是为了欺压百姓。加入团练，每月有五两银子的粮饷，还管饭，若战死，家人还能得到二十两银子的抚恤。望你能考虑，也帮我们劝劝其他乡亲。”

老农放下锄头，叹了口气，脸上满是疑虑：“大人，不是我们不愿去，只是以前的兵，太吓人了。去年绿营兵来我们村，抢了我家两袋粮食，还打了我儿子，我们怕啊！你们这团练，真的不会像绿营那样吗？”

曾国藩认真地说：“老乡，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以我湘乡曾家的名声担保，我们的团练，绝不像绿营那样。我会定严明的军纪，若有士兵欺压百姓、抢掠财物，定斩不饶；我会让士兵们明白，他们是为家乡而战，为百姓而战，不是为了自己享乐。你若不信，可以先去团练营看看，看看我们是如何选兵、如何练兵的。”

在曾国藩的劝说下，老农率先报名，还帮着劝说村里的其他年轻人。渐渐地，报名的人多了起来——有的是为了保卫家乡，有的是为了粮饷补贴家用，有的是为了报仇（家人被太平军杀害）。短短半个月，便招募了三千余名乡勇。

选兵之后，曾国藩将他们分为三营，每营一千人，分别由罗泽南、王錱、李续宾统领。这三人都是湖南当地的儒生，罗泽南是湘乡的私塾先生，学识渊博，深得学生敬重，主张“以理学治军”；王錱是罗泽南的学生，武艺高强，为人正直，曾组织乡勇抗击过土匪；李续宾是湘乡的农民，朴实忠厚，作战勇猛，对百姓有深厚的感情。

曾国藩之所以选这三人，不仅因为他们有才干，更因为他们有“德”——罗泽南懂理学，能教士兵“忠义”；王錱正直，能严管士兵；李续宾朴实，能贴近百姓。他对三人说：“我们办团练，不是为了当官发财，是为了保卫家乡，保卫百姓。你们作为将领，要以身作则，既要教士兵武艺，更要教士兵德行；既要严管士兵，更要爱护士兵，这样士兵才会服你，才会为你拼命。”

定军纪是团练的核心。曾国藩参照古代兵法，结合理学思想，亲自制定了《湘军军纪》（此时虽未正式命名为“湘军”，但已具雏形），共十条，每条都明确规定“可为”与“不可为”，以及对应的惩罚措施：

1. 不许欺压百姓，违者杖责五十；

2. 不许抢掠百姓财物，违者斩首示众；

3. 不许奸淫妇女，违者凌迟处死；

4. 不许虚报战功，违者革职查办；

5. 不许临阵脱逃，违者斩首示众；

6. 不许吸食鸦片、赌博，违者杖责三十，屡犯者除名；

7. 不许虐待俘虏，违者杖责二十；

8. 不许浪费粮食，违者罚饿一天；

9. 不许损坏百姓田地、房屋，违者赔偿，重者杖责；

10. 不许不服从将领指挥，违者杖责，屡犯者斩首。

为了让军纪深入人心，曾国藩每日都会亲自到军营，向士兵宣讲军纪。他站在军营的土台上，面对三千余名士兵，声音洪亮：“你们都是湖南的子弟，你们的父母、妻儿、田地、房屋都在湖南。你们加入团练，不是为了我曾国藩，不是为了朝廷，是为了你们的父母不被太平军杀害，是为了你们的妻儿不被太平军掳走，是为了你们的田地不被太平军烧毁，是为了你们的房屋不被太平军拆毁！”

他指着军纪牌，继续说道：“这十条军纪，是你们的‘护身符’，也是百姓的‘保护伞’。你们若遵守军纪，不仅能保卫家乡，还能得到百姓的支持；你们若违反军纪，不仅会害了百姓，也会害了自己，害了团练！我曾国藩在此立誓，若有士兵违反军纪，无论是谁，无论他武艺多高，我定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有一次，一名来自湘潭的士兵，趁外出采购的机会，偷偷抢走了军营附近百姓的一只鸡，还打了前来索要的百姓。曾国藩得知后，当即下令将这名士兵绑到军营前的土台上，召集所有士兵围观。

士兵跪在地上，不断求饶：“大人饶命！我再也不敢了！我只是一时糊涂，想改善一下伙食！”曾国藩看着他，语气严厉：“一时糊涂？你抢走百姓的鸡，打了百姓，这是欺压百姓，违反了军纪第一条；你抢掠百姓财物，违反了军纪第二条。两条军纪皆犯，若不严惩，军纪何在？日后何以服众？何以保卫百姓？”

说完，他下令将这名士兵斩首示众。士兵的头颅被挂在军营门口的旗杆上，旁边贴着一张纸条，写着“抢掠百姓，罪该万死”。其他士兵见曾国藩执法严明，毫不留情，都吓得不敢再违反军纪，甚至连浪费粮食、不遵守作息的小事，都不敢再犯。

除了严明军纪，曾国藩还注重对士兵的思想教育。他让罗泽南每日教士兵读书识字，讲解《论语》《孟子》中的“忠义”“孝悌”思想——教士兵“忠”，是忠于家乡，忠于百姓；教士兵“义”，是为正义而战，不为私利而战；教士兵“孝”，是为父母而战，不让父母受辱；教士兵“悌”，是与战友互助，共御外敌。

他还亲自为士兵们撰写了《爱民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士兵如何爱护百姓，歌词朗朗上口，便于记忆：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鸡和鸭，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为民莫把民来害，便是百姓好花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士兵们每日都会传唱《爱民歌》，有的士兵甚至能背下来，渐渐将“爱护百姓”的理念记在心里。有一次，一名士兵看到百姓的田地被雨水淹没，主动帮百姓排水；还有几名士兵看到一位老大娘走路困难，主动搀扶老大娘回家——这些小事，虽不起眼，却让百姓对团练的印象渐渐改观，从“恐惧”变为“信任”。

然而，曾国藩的这些做法，却引起了湖南地方官员和绿营将领的不满。地方官员认为他招募乡勇，需要大量的粮饷，加重了地方的财政负担——湖南去年遭受水灾，财政本就紧张，如今还要负担三千余名乡勇的粮饷，布政使徐有壬多次向张亮基抱怨“团练耗费太大，地方难以承受”。

绿营将领则嫉妒他的团练军纪严明，得到百姓支持。长沙绿营总兵鲍起豹，素来骄横，看不起曾国藩这个“书生”，认为他“不懂军事，只会纸上谈兵”。他纵容绿营士兵与团练士兵发生冲突，有一次，绿营士兵故意闯入团练的军营，辱骂并殴打团练士兵，还抢走了团练士兵的衣物。

曾国藩得知后，当即前往绿营军营，找到鲍起豹，要求他严惩肇事者。鲍起豹却不以为然，坐在椅子上，手里把玩着玉扳指，笑着说：“曾大人，不过是几个士兵打架，何必小题大做？年轻人血气方刚，打打闹闹很正常，过几天就好了。”

曾国藩脸色一沉，语气严厉：“鲍总兵，士兵打架事小，但若纵容绿营士兵欺压团练，便是破坏抗敌大局！如今太平军逼近长沙，团练与绿营本应同心协力，共御外敌，你却纵容士兵寻衅滋事，这是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置百姓生死于不顾！今日若不严惩肇事者，他日绿营与团练必生更大冲突，长沙必危！你若不惩，我便奏请朝廷，弹劾你‘纵容士兵，破坏抗敌’！”

鲍起豹见他态度坚决，又怕曾国藩真的弹劾自己，只好下令将肇事的绿营士兵杖责五十，并向团练士兵道歉。

面对这些困难，曾国藩没有退缩。他在给朋友胡林翼的信中写道：“办团练之事，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地方官员的质疑，绿营将领的刁难，百姓的观望，都是阻碍。然为家乡、为国家，为百姓，亦当咬牙坚持，哪怕前路再难，也不敢放弃。我相信，只要我们坚守‘为百姓而战’的初心，只要我们军纪严明、士兵忠义，终会得到百姓的支持，终会挡住太平军。”

他知道，这支团练，是湖南百姓的希望，是抵御太平军的希望。他必须将这支队伍打造成一支有纪律、有战斗力、爱护百姓的军队——这支军队，便是后来名震天下的湘军的雏形；这支军队，将在他的带领下，平定太平天国，拯救百姓于水火，成为晚清的“中兴之师”。

七律·办团练

圣旨传来催出山，长沙募勇办团练。

严挑乡勇弃游懒，重定军规肃纪纲。

为护乡邦驱逆寇，愿持戈矛卫家山。

湘军初建根基立，从此声名震楚关。

来源：草鞋芒杖论平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