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耶稣会创立之初以传播福音、应对新教改革危机为目标。传教士沙勿略1541年沿葡萄牙航线赴亚洲传教，在印度采用本地化策略：翻译经文、家庭式集体皈依、摧毁本土宗教象征，单月施洗超万人。

1、耶稣会创立之初以传播福音、应对新教改革危机为目标。传教士沙勿略1541年沿葡萄牙航线赴亚洲传教，在印度采用本地化策略：翻译经文、家庭式集体皈依、摧毁本土宗教象征，单月施洗超万人。

2、1549年他登陆日本鹿儿岛，开创文化适应传教模式，学习当地语言文化，推动日本天主教快速发展（1614年达65万信徒）。基督教经中国传入朝鲜，1784年李承薰在北京受洗后回国建立教会。

3、但东亚传教因政治集权、儒家垄断和本土抵制屡遭迫害——日本1587年起多次禁教，朝鲜1801年"辛酉教难"导致中朝信徒殉道。信徒通过隐蔽方式（如伪装圣像、偏远聚居）延续信仰，形成独特的宗教-家族共同体。耶稣会在亚洲的传教策略奠定了尊重本土文化的宗教传播范式。

4、沙勿略因感受到日本深受中国影响而试图进入中国，但因明朝闭关锁国未能成功，1552年在上川岛去世。同年利玛窦出生，后于1582年从澳门进入中国，实现沙勿略未竟之志。

5、利玛窦在耶稣会接受全面训练，掌握多门语言和科学知识，尊重中国文化并采取“调适”原则。他在印度期间认识到培养本地教会领袖的重要性，并将此经验用于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利玛窦在澳门学习汉语，借鉴罗明坚的方法并发展出罗马字注音和记忆术，帮助记忆汉字和儒学经典。

6、1583年，利玛窦获准进入广东肇庆，通过介绍西方科技（如自鸣钟、世界地图等）与中国士大夫建立联系，后逐步传播基督教信仰。他最初穿僧服，后改穿儒服，并撰写《交友论》融入儒家文化，以“排佛补儒”策略推动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调和。

7、利玛窦认为儒家经典隐含对“天主”的信仰，并在《天主实义》中引用儒家典籍，使士大夫更易接受。利玛窦主张儒家礼仪（如祭祖、祭孔）是伦理表达而非宗教崇拜，提出“儒家非宗教论”，允许基督徒保持儒家身份，减少文化冲突。

8、清初顺治、康熙帝对基督教持开放态度，康熙甚至从信仰的角度来赞叹基督教。他曾为北京的西什库教堂题写“万有真原”匾额，意思是，基督教信仰的上帝是一切事物的真实本原。

9、康熙还写了一副巧妙概括基督教信仰的对联：“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意思是说，上帝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他用圣言将一切有形事物创造出来，是世间真正的主宰；基督来到世上宣讲上帝的仁爱，实现上帝的正义，向人们展示救赎之道，是人类命运最伟大的掌管者。这副对联现在仍然挂在中国很多的天主教堂康熙曾为教堂题字并撰写对联。

10、但利玛窦的包容策略引发“礼仪之争”，多明我会等认为祭祖祭孔是宗教行为，与基督教冲突。康熙皇帝等中国的统治阶层人士则认为，如果传教士要继续在中国传播信仰，就必须遵守“利玛窦规矩”，不能在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制造矛盾。

11、这场“礼仪之争”前后持续了一百多年。最后，双方都做出了强硬表态。1704年，罗马教廷规定中国天主教徒不得参与祭孔、不可以向亡者遗像或坟前行礼、不能放置祖先牌位、不能在牌位上标记“灵位在此”等字眼；如果要立牌位，只能写亡者姓名，并在牌位旁注明遵守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等。

12、这就与中国传统发生了激烈冲突，清朝的回应很干脆，雍正皇帝在1724年下诏，将全国的西方传教士统统驱逐到澳门，各地教堂、修道院，有的被改为祠堂、书院或粮仓；有的则被拆毁，并勒令大批教徒退教。此后，天主教在中国便处于非法境地。

13、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体现了文明对话的尝试，而“礼仪之争”反映了全球化初期不同文明的碰撞。基督教在华兴衰也折射出清朝与第一次全球化的关联与疏离。

来源：小王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