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太原，呼和浩特……各大医院急诊室被此起彼伏的喷嚏声和喘息声淹没。护士站的电子屏显示，过敏性鼻炎和哮喘就诊量较往日激增 300%，输液架上的药液顺着透明管道滴入患者体内，窗外的天空仍残留着昨夜雷暴的阴霾。
2025 年 9 月 9日，一场秋日的雷暴引燃了中国北方的过敏性鼻炎/哮喘！
北京，太原，呼和浩特……各大医院急诊室被此起彼伏的喷嚏声和喘息声淹没。护士站的电子屏显示，过敏性鼻炎和哮喘就诊量较往日激增 300%，输液架上的药液顺着透明管道滴入患者体内，窗外的天空仍残留着昨夜雷暴的阴霾。
这场突如其来的医疗挤兑，将一个看似寻常的植物 —— 蒿草，推上了公众热议的风口浪尖。为何这种北方常见的野草突然变得 “有毒”？是现代人的体质正在滑坡，还是隐藏着更深层的生态悖论？
一、雷暴为何为引爆“花粉”过敏？
9月9日晚上，北方大片区域突然被短时雷暴天气覆盖！
连续不断的闪电照亮了天空，一声声暴雷在秋天显得格外突兀。实际上，秋天如此大规模的闪电雷暴，是很罕见的。
更让人们意外的是，雷暴之后很多人突发过敏哮喘，这再一次刷新了人们的认知——打雷竟然会引起过敏和哮喘！？
这种被气象学与医学共同关注的现象——当雷暴来临前的冷空气气流将花粉颗粒带入云层，云层中的水分和闪电会使花粉爆裂成更微小的微粒 —— 这些直径不足 5 微米的碎片能轻易穿透呼吸道屏障，直达肺泡，其致敏性在强电场作用下还会显著增强。
数据显示，内蒙古地区花粉症发病率已达 18%，过敏性鼻炎发病率超过 20%，远超全国 10% 的平均水平。9 月正是蒿属植物的花粉高峰期，此时遭遇雷暴天气，相当于给过敏原安装了 “精准投放系统”，这也解释了为何呼和浩特的医院会在一夜之间人满为患。
值得注意的是，雷暴只是过敏爆发的 “催化剂” 而非根本原因。北京同仁医院的花粉监测显示，北方地区花粉浓度常达到 “很高” 级别（每千平方毫米超过 800 粒），而蒿草花粉作为强致敏原，其威力远超过春季的柏科花粉。当气象条件与高浓度花粉相遇，健康危机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二、卫生假说的印证？城市化进程中的免疫悖论
“小时候在农村满地打滚都没事，现在连草都不能碰了”—— 患者的这句抱怨道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蒿草并非新生物种，为何过敏问题近年才集中爆发？答案或许藏在城市化进程与免疫系统的复杂关系中。
世界变态反应组织统计显示，近 30 年间过敏性疾病发生率至少增加了 3 倍，全球总患病率已达 22%。在中国，这一趋势与 GDP 增速、城市化程度呈现显著相关性。
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调查发现，工业城市过敏性疾病发病率已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水平，而内蒙古等地区的花粉症高发，也与城镇化扩张同步发生。这种 “越干净越过敏” 的悖论，恰好印证了免疫学中的 “卫生假说”—— 过于洁净的环境使免疫系统缺乏必要训练，导致对无害物质产生过度反应。
新冠疫情进一步放大了这一效应。消毒酒精、免洗手液的普及虽有效防控了病毒传播，却也让人体免疫系统接触微生物的机会大幅减少。研究显示，家庭环境中细菌种类和数量越多，孩子发生过敏性疾病的可能性越小。当现代生活切断了人与自然微生物的正常接触，免疫系统就可能 “错把花粉当敌人”。山东的研究更揭示了一个有趣现象：家庭收入越高、母亲文化程度越高的儿童，过敏性疾病发病率也越高，这从侧面反映出生活条件改善与过敏风险上升的关联性。
这就要提到一个著名的“卫生假说”理论了： 这个理论认为，现代生活过于清洁，儿童早期接触各类微生物、寄生虫的机会大大减少，导致免疫系统“无所事事”，更容易对无害物质（如花粉、尘螨）发起错误攻击。八九十年代的儿童生活环境更“脏”，摸爬滚打，接触自然和微生物更多，免疫系统得到了更“均衡”的训练，反而可能降低了过敏的发生率。
当时的儿童生活方式恰好提供了这种关键的“训练”：
丰富的微生物暴露：玩泥巴、在土地上打滚、接触家畜、喝井水、吃未经彻底清洗的蔬菜水果等行为，让儿童接触到了一个极其多样化的微生物群落。免疫系统的“教育”：这些来自环境的无害微生物会持续、温和地刺激婴幼儿的免疫系统。这种刺激教会了免疫系统两件至关重要的事：学会区分“敌我”：免疫系统会学会哪些是真正有害的病原体（需要攻击），哪些是无害的物质（应该耐受）。这是一个需要大量实践才能掌握的技能。促进免疫平衡：这些微生物刺激有助于促进调节性T细胞的发展和完善。这种细胞的功能就像是免疫系统的“和平警察”或“调解员”，它的作用是抑制过度的免疫反应，防止免疫系统“瞎报警”和“乱攻击”。降低过敏风险：过敏的本质就是免疫系统“误判”——它将无害的物质（如花粉、尘螨）错判为危险的敌人，并发动了过度的攻击。一个经过充分“微生物教育”、拥有强大“调节性T细胞”队伍的免疫系统，就更不容易出现这种误判，从而降低了发生过敏、哮喘、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与现代“过于干净”的生活对比，城市化使得儿童远离土壤和自然。家庭普遍使用自来水、消毒剂、抗生素，食物也经过深度清洁和处理，极大地减少了儿童接触多样性微生物的机会，且主要活动场所在室内，很少接触自然。这也确实导致了现代人免疫系统相对较弱的现实！三、蒿草真的有毒吗？沙漠治理背后的花粉困局
在公众对蒿草的声讨中，一种阴谋论悄然滋生：“这是外来物种入侵的恶果”。
但事实恰恰相反，引发过敏的蒿属植物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北方物种。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在沙漠化防治方面与日本开展了国际合作。以远山正瑛教授为代表的日本沙漠治理专家团队，确实对中国的治沙事业，尤其是内蒙古库布齐沙漠的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带来的核心是“技术”和“经验”：日本拥有治理海岸沙丘（如鸟取沙丘）的成熟经验。他们引入的是 “草方格沙障” 技术以及一套系统化的治沙工程方法。
而治沙使用的植物是本土物种：他们在实施草方格固沙时，使用的植物材料主要就地取材，即中国本土的沙生植物，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沙蒿（Artemisia ordosica）。作为菊科蒿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内蒙古、陕西、甘肃等地有着悠久的生长历史。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它因其耐旱、耐寒、根系发达的特性，成为国家沙漠治理工程的 “功臣”，仅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四省区的沙蒿保存面积就达 1300 万亩。
当然，对于过敏性鼻炎患者来说，治理沙漠化大量种植的抗旱蒿草（如白沙蒿、黑沙蒿等），与大自然中天然的蒿草（如黄花蒿、大籽蒿、艾蒿等）在致敏性上是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它们确实是近年来北方地区夏秋季过敏性鼻炎（俗称“枯草热”）的关键致病因素之一。
因此，从过敏患者的角度看，人工蒿草和天然蒿草没有区别，都是“敌人”。
实际上，蒿草（特别是沙蒿）成为了当时的主力军？这是由它的生物学特性和当时的迫切需求决定的：
极致的抗旱能力：蒿草的根系极其发达，能深入地下吸收水分，同时叶片小而密，减少了水分蒸发，能在年降水量极低的沙漠边缘存活。惊人的固沙能力：它们的根系像一张网，能有效地捆绑住沙粒，固定流沙，为后续其他植物的生长创造稳定的环境。它们是名副其实的“沙漠先锋植物”。快速生长和繁殖：蒿草生长快，能迅速覆盖沙地表面。特别是白沙蒿，它的种子遇水后能分泌粘液，将自己粘在沙子上，萌发成功率很高。种子易得，成本低廉：在当时，获取蒿草的种子比其他更理想的树种（如花棒、沙棘）要容易得多，成本也更低，便于大规模推广。简而言之，在当时的技术和资金条件下，为了最快、最有效地固定住流动的沙丘，防止沙漠扩张，选择本土的沙蒿属植物是一种必然的、也是最优的选择。 它是那个时代“多快好省”的治沙功臣。
这种生态治理的成功案例，却在四十年后演变为健康挑战。
甘肃农业大学研究显示，蒿属植物在夏秋季释放的大量花粉，已成为我国北方及西部地区主要吸入性过敏原，北方地区过敏人群对蒿草花粉皮试阳性率达 13.5%。兰州等地的调查发现，今年雨水充沛的气候条件更促进了蒿草生长，使花粉浓度较往年显著升高。这种 “治沙功臣变健康威胁” 的转变，构成了典型的生态悖论。
当然，也不能否认当时为了追求固沙速度和效果，进行了大规模、单一化的种植的失误。这使得蒿草从一种自然状态下零散分布的“先锋植物”，变成了人为创造的、连绵不断的“超级花粉源”。
四、如何在生态与健康间寻找支点？
在这场人与草的 “博弈” 中，没有非此即彼的答案。既不是体质下降的必然结果，也不是蒿草本身 “有毒”，而是生态系统、气候条件与人类生活方式变化共同作用的产物。当我们更科学地认识雷暴与花粉的关系，更理性地看待卫生与免疫的平衡，更智慧地处理生态保护与健康需求的矛盾，才能真正找到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路径。毕竟，在广袤的北方大地上，蒿草依然在防风固沙的前线默默奉献，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学会与这位 “功臣邻居” 友好相处。
来源：看到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