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陆召麟，1939年1月出生于上海宝山县，著名内分泌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原院长。1958年被保送至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1963年被选送到北京协和医院实习，毕业后留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74—1975年公派至英国伦敦大学圣巴塞洛缪医学院学习，1980—1982
陆召麟，1939年1月出生于上海宝山县，著名内分泌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原院长。1958年被保送至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1963年被选送到北京协和医院实习，毕业后留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74—1975年公派至英国伦敦大学圣巴塞洛缪医学院学习，1980—1982年自费公派至加拿大蒙特利尔临床医学研究所任访问学者。1983—1986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1986—1992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1992—1999年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
陆召麟教授长期从事垂体—肾上腺疾病的研究，在我国率先开展多种相关激素测定和功能试验，使北京协和医院在库欣综合征和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的临床及基础研究水平国内领先。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的“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分别于1991年和1992年获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曾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肾上腺学组组长以及《中华内科杂志》《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等多个杂志的编委。20世纪90年代初获原国家人事部授予的“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012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2013年获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终身成就奖。
访谈节选
王晶（以下简称“王”）：陆教授，请您介绍一下自己。
陆召麟（以下简称“陆”）：我叫陆召麟，海陆空的“陆”，号召的“召”，麒麟的“麟”。我1938年腊月初一出生，阳历日期是1939年1月20号。我的籍贯有点变动，我家在罗店[1]，出生的时候算江苏省松江专区宝山县 ，1958年松江专区的县陆续划归上海，我就变成上海人了。
我出生这年正好是“八一三”沪淞会战的第二年。“八一三”时打仗打得非常厉害，我家里人全逃难了，如果不逃难估计就死了。家人逃难回来已是冬天，稻子成熟以后就掉地上，都发芽了，棉花也掉地上，那年颗粒无收。
我父亲在我出生前三天去世。他1938年初到上海去当学徒工，受了工伤，他扛着200多斤重的大包，从两层楼高的、很陡的楼梯上滚下来，导致高位截瘫。我祖父把他带回家里来，护理跟不上，褥疮一塌糊涂，后来我父亲死于感染，我连他的照片都没有。
我父亲去世后，祖父生气、痛哭，都顾不上吃饭。我刚出生没奶喝，只能在东家要一点、西家要一点，能够活下来已是大幸。
王：遭遇了家庭的变故，您的成长和求学过程有没有遇见什么困难？
陆：我是独生子，没有姐姐哥哥，母亲后来也改嫁了。我的小舅对我很关心，我上小学的第一天是他送我去的。
我的小学在另外一个村，离家大概1公里远，我们这个年级一共才20个学生。我家附近有一个私立初中叫羅溪初中[2]，收费很贵，每个学期学费要21块钱人民币，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所以我小学毕业以后，我母亲就不让我去考中学，准备让我在家种地。快开学的时候，这个初中按照上面指示要多收一班学生，招一些学习比较好但家庭经济困难的人。我小学的校长亲自到家里来动员我母亲，说你让孩子去上中学吧，我母亲说有困难去不了，校长跟她说不用发愁，学校可以减免一部分学费，再申请一部分助学金。这学费问题就解决了。
初中毕业以后，我本来是想考一个技校、中专或者师范，因为这些学校都是不收学费，食宿也免费的。我小舅是志愿军，那个时候已经回到国内了，他授了军衔，每个月都有一点薪水，他说“我每个月支持你一点钱，你去把高中考了，因为上了高中才有可能上大学”，所以我后来考了嘉定县第一中学。念高中的钱一半是小舅支持我的，另外一半是靠助学金，我能读书完全是靠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我根本不可能读书。
王：您刚提到了解放战争，您对上海解放还有印象吗？
陆：上海解放时我10岁，上三年级，我对上海解放印象非常深。其实渡江前，我们还不太了解共产党是什么，只是听说共产党要过江。有一天黄昏的时候，我家里人还没睡觉，就听见有人敲门，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问：“老乡，能不能跟你买点米？”我们那时候只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还没听说过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名称。后来才知道，他们过江后，后勤供给跟不上，所以向老百姓买米、买柴或者借灶烧饭，态度很好，而且给钱，跟国民党、日本人完全不一样。老百姓都很受感动，大家自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拿出来。我们那个地方，一般家里几百斤粮食是有的，所以很快解放军就不会饿肚子了。
解放军进入上海，不入民房，露宿人行道上
第二天凌晨，我听到了罗店镇的方向有机关枪、步枪的声音，响了5分钟就不响了。国民党在罗店镇上没有布防，国民党的布防主要靠近吴淞口，后来共产党打到月浦、杨行、吴淞，这一带打得非常之苦，就是因为有布防会爆雷。在解放前夕，国民党拉苦力，让当地老百姓家家户户都出人去修碉堡，那是钢筋混凝土建的暗碉，位置很低，上头种一点草、种一点庄稼，远看看不出来是一个碉堡。解放上海时，解放军不让用大炮，因为有可能会破坏建筑。听说一个团冲上去，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我们村子，后来成了解放军的野战医院。我伯父家新盖的房子还没住人，用作手术室。送来的战士，有的已经不行了，有的伤得很厉害，锯腿、锯胳膊的多得很，我家对面的房子比较破旧，平时没人住，就堆尸体和锯下来的部位，看到让人很心痛的。野战医院用了可能一个来月，他们就离开了，到哪儿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学医的呢？
陆：我们嘉定县并到上海市以后，就是上海管我们了。当时准备考什么大学我还没定，犹豫不决。正是这个时候，上海第一医学院看上了我们嘉定一中的学生，用像现在的旅游大巴车那样的大车，把我们应届毕业生接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去参观，还给我们放了一个纪录片，讲抗美援朝时的医生在救死扶伤第一线干什么，我看完很受感动，觉得学医也挺好的。后来过了一个多月，班主任老师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学医，我说愿意，他就给我报上去了。嘉定一中那一届有十来个学生是保送到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没有经过高考，我是其中一个。
大学时期的陆召麟
王：大学期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陆：我上大学时正好赶上“大跃进”，一个学期有一个月的劳动课。我们下乡割稻子，出去做基建，有一次还去帮助盖耐火材料厂的厂房。我因为从小就干活，不怕吃苦、不怕累，还有一定的技能，所以还是比较适应的。
我是1960年10月16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正上大学二年级。入党仪式不在学校，是在崇明岛垦荒工棚里举行的。崇明岛因为潮水冲刷的关系，东南方向不断坍塌，西北方向不断沉积泥沙，上海市就决定开荒，建一个农场，先修一个堤，让潮水过不来，再把芦苇砍掉，开垦成耕地。所以很多单位都派人去垦荒，我们这些学生也去垦荒。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就在前线火线入党了，算是学生里第一批入党的。
王：是什么样的机会，让您来到了协和学习工作？
陆：我是1962年来协和医院实习的。当时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董炳琨带队到上医、北医去各挑选了20个人来协和实习，希望我们毕业后能留在协和当医生，并承担协和带教实习大夫的工作。
来了以后，我们分内科组、外科组、妇产科组三个组进行实习。我被分到了内科组，在内科实习7个月，外科2个月，妇产科2个月。进内科病房的前一天，张孝骞老主任把我们叫在一起，对我们表示欢迎，鼓励我们说“协和的未来就靠你们了”，讲了讲协和的规矩、要求，我印象很深。后来知道，医院想从我们这届开始恢复原来老协和培养住院医生的方法，所以带我们实习的大夫都是协和毕业的大夫，比如蒋明、潘国宗、陈寿坡等。
我们实行的是24小时负责制，每天住在医院里。全天的24小时里，你的病人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找你实习大夫，你解决不了就找带你的住院大夫，再解决不了就找总住院医师，总之要把病人该解决的问题解决掉。为什么要实行24小时负责制？张孝骞主任告诉我们，这是因为病人的整个病程，从疾病发病、进展到好转或者死亡，是一个过程，实习大夫要对整个过程都有了解，才能够从中学到东西。
我们那个时候，每两周里有半天自由时间，可以上街买点牙膏牙刷之类的，别的时间你必须在医院待着。什么都要自己动手，病人入院要问病史，做体格检查，要做血、尿、便三大常规，还有各种各样的抽血、输血、输液，都是实习大夫完成。
那时候大部分新病人都是晚上收的，甚至有很多在半夜以后收，因为有些重病人在急诊室待不下了，要收到病房里来。不管什么时候收进来，实习大夫马上要跟上。在第二天早上8点钟主治大夫查房以前，我们要完成大病历的书写，至少要写5页纸；要完成三大常规，结果要做出来；病历里有一页是关于病情讨论的，所以要写分析、拟诊讨论，把初步的诊疗计划提出来。我们自己管的病人每天至少要查4次房，陪着住院大夫查2次，自己还查2次，每天要写病程记录，写上级医生的指示，还要写出自己的意见看法。写病历、收病人……不会在12点前睡觉的，要说不辛苦那是假的，不可能不辛苦，但是学到的东西很多。学医一定不能光看书，看书只是有点概念，但看一个病人，你把病情弄清楚了以后，一辈子都忘不了，实践是非常重要的。
1984年，陆召麟（左三）在为全院病历展审阅病历
王：做内科医生是您自己的选择，还是组织的分配？
陆：有征求我们个人意见，我选了内科。我的手不那么麻利，脑子好，觉得还是搞内科好一点，所以我挑了内科。
王：您还经历了哪些锻炼？有没有参加过医疗队？
陆：住院医师要在病房轮转，包括内科所有病房。我最后一轮的轮转是在外宾医疗科。刚轮了没多久，医院通知我去参加湖北卫生工作队，前后共两年。所以我1965年4月份就离开病房了，去了湖北麻城。中途，我们北京医疗队这一中队里陆续有人回北京，甚至中队长都走了。所以，我当了半年多的麻城北京医疗队的队长。医疗队的任务是：送医送药上门，培训赤脚医生，促进卫生改革。
在麻城，我去的第一个公社叫大河铺，这个公社当时也就4000人口，人口并不多，但是在世的将军就有26位，那是个老苏区，为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去了以后，主要是进行巡回医疗。我背着药箱子到处跑，一天走二三十里路是不稀奇的，病人不多，一个村里只有一两个病人，几个村子一天走下来也不一定看到10个病人。我们用的药是公社卫生院的药，种类很少，像抗生素基本上就是磺胺片。
有一次，我在熊家沟公社卫生院，接到电话说有个中年女病人要死了，让我赶紧出诊。我一个人背着个药包，先爬山，大概爬2公里多的山，然后下山，下到山沟沟里再往上爬，走到最后我都走不动了，一进她家门我就累瘫坐在地上。后来我摸了一下病人的脉，脉搏是好的，用血压计量了血压，也是好的，我再给她掐掐人中，一掐人中，反应很好。我说没事，不会死的，这个病人是癔病犯了。
我们医疗队下去以前也做了点培训，我会拔牙齿。当地很多人的牙都晃动得一塌糊涂，马上就要掉下来了，还有出血、感染，但是没人给拔，我学了一点本领，帮他们把松动的牙拔掉。另外，像感冒、腹泻这些病我们可以治，但有些病很难，有一段时间流脑[3]流行，好几个公社都有流脑病人，有的病人送来太晚，还没到诊所就死了。
▲20世纪60年代，陆召麟（二排右三）与医疗队队员、培训的赤脚医生等在湖北麻城合影
我1967年中从麻城回来，1968年4月又去了海南的白沙县[4]。那时候越南在跟美国打仗，据说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主要是因为恶性疟疾。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海南做新药临床研究，筛选有用的抗疟原虫的新药。我所在的队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牵头，一位研究员带队，研究一种叫常山碱的中药。我们的驻地在白沙县的县医院，我是这个组里唯一的医生，任务是去寻找病人，把病人接来住院、询问病史、体检，还有就是做化验，做疟原虫检验师。通过显微镜看病人的血涂片，可以看到有些红细胞已经破了，里头有一个个的疟原虫。通过数一个镜头里有多少疟原虫，来判断这个病人感染有多严重。然后我们再给他吃药，观察疗效和副作用。常山碱这个药我们试了，效果很好，能让血液中疟原虫很快减少，但是副作用很大，病人服用后吐得很厉害，所以最后没有采用。我的这项工作到当年11月结束，是第一阶段的工作。后来，也有几批医疗队去当地做抗疟研究。
我一共参加过大概4年左右的医疗队工作，除了麻城和海南，还去过西藏阿里和北京平谷。
去阿里是1976年，由一个卫生部副部长带队，以卫生部慰问团的身份去的，目的是去阿里地区各县了解北京派去的医疗队的工作情况，慰问连续在阿里工作两年的医疗队员。我和医科院的一位领导到了改则县和措勤县，因为医科院派出去的医疗队在这两个县工作。改则县人口只有8000，但面积是半个浙江省那么大，车开五百里路见不到几个帐篷。去的时候是6月底、7月初，可是跟冬天差不多，偶尔还要下鹅毛大雪，太阳一下山，冷到必须把羊皮大衣穿上。我们翻过最高的大坂海拔有6000米，还到了班公湖[5]，因为靠近边境，医疗队员每人都发一杆枪。
我在北京的郊区平谷待了一年，1977年过了春节就去，到下一个春节回来，医疗队主要为韩庄公社和靠山集公社服务，在比较大的村子设医疗站给病人看病，还要培养赤脚医生。
这些医疗队的经历，前后加起来一共有4年多的时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农村缺医少药得厉害。尤其是在湖北省麻城，能看到很多老结核病人，咳血，也没药用，病人到处跑来跑去，没有人管。公社卫生院连照X光片的机器都没有。医疗队短期待几个月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培养一支当地的卫生队伍，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这才行。当然，我们现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了。
王：您在内分泌的专业方向，是如何确定的？
陆：1973年上半年，医院党委通知我说，医院决定派我去英国进修。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改革开放还没开始，出去的人很少，完全是公派的，是国家出钱，协和只有2个名额。学什么内容，是由内分泌科池芝盛主任提出来的。那个时候，内分泌激素的测定用的是老方法，就是过去生化的方法，又慢又不准，会影响病人的诊断和研究。60年代初，国际上有了放射免疫测定法[6]，这方法可靠、速度快、灵敏度高，可以测定很多微小量的激素分子。所以医院就决定派我到英国去专门学放射免疫测定方法。
1974年，陆召麟（前排左一）在英国布莱顿学习英语期间与同学合影
我在英国待了一年多，头三个月学英语，然后去进修单位面试，面试通过，就可以去学习。我去的是伦敦大学下属的圣巴塞洛缪医学院[7]，它的内分泌学科在国际上是顶尖的，尤其是在垂体方面。我说我要学放射免疫测定的全过程，他们欣然同意，明确支持我的学习目的，安排得还挺好的。例如学习激素标准品的制备，包括激素的提取、纯化、鉴定，用碘-125标记抗原，还有特异性抗体的制备等。我整个过程都学了。同时，他们也给了我机会到外面参观学习，去了一些获取激素标准品的单位，还去了爱丁堡一个实验室参观。我在英国也听了一些课，当然不完全是放射免疫测定的，内分泌方面的课程我也听了一些，还有一个内分泌科的教授带我看一点门诊。
我临走的时候，他们送了我一些书，还送了我大概5克左右的生长激素标准品，5克已经很多很多了，当时买的话几万美元都不一定买得到。回来以后，我和内分泌科的同事花了一年的时间，一起建立了生长激素放射免疫测定方法。跟我合作的主要是邓洁英老师，她是专门做实验室工作的。
王：生长激素的放射免疫测定方法，这在我国是首次建立吗？
陆：是的，生长激素是首次建立。我回国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做胰岛素的放射免疫测定了，但是还没有出成果[8]，没有已经成熟的能使用的方法。最早能用的就是我们建立的生长激素放射免疫测定，这算是我和其他同事一起，为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做的一点事吧。激素测定在内分泌临床和研究中是一个重要工具，没这个工具很多工作就没法开展。
王：听说后来您还有一次出国学习，是学习哪方面的内容？对您回国开展工作有什么帮助或影响？
陆：我第二次长期出国是去加拿大。1979年上半年，加拿大的米歇尔·克雷蒂安教授（Michel Chrétien）来访，他从广州入境，经过上海、天津，再到北京。医科院找到我，让我去接待他，那时候能说英语的人还不太多，我还凑合，就去了。我全程陪着他，路上聊起来我的经历，我说我去过英国，做过什么事，他对我印象不错，让我跟着到他的实验室去，进一步培养。第一次出国只学习了方法，未学如何做实验研究，那我当然愿意了。医院考虑到我已经出去过一次了，说可以算公派，但得自费，出国期间停发工资。我说是不是公派我都去，因为学习了怎么做研究，回来就可以发挥更多作用。后来这个教授给我出了在加拿大的费用，医院也同意我去了。
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临床医学研究所[9]待了两年多的时间，做垂体激素的研究，学了一些研究方法，除了原来的放射免疫测定，还有免疫细胞化学。我觉得做实验室工作挺有意思的，你得自己考虑题目怎么设计，需要什么材料、仪器，能不能做下来等。两年中，我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了4篇文章。
20世纪80年代，陆召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实验室
1982年，陆召麟在加拿大访学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的其中一篇论文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是我读了很多的书，知道了垂体领域、肾上腺领域的发展，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回去以后做了一些临床工作。另外，我带回去了测定N-POMC的试剂，N-POMC是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相关的一个肽，因为ACTH的测定灵敏度没有那么好，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用这个N-POMC的放射免疫测定来代替。
▲20世纪90年代，陆召麟（右二）在加拿大的导师、蒙特利尔临床医学研究所米歇尔·克雷蒂安教授（Michel Chrétien）（右三）来访协和时合影
另外，我们和别的科室合作，开展了国内首例双侧岩下窦静脉取血。这个方法是分段取血，用来测定ACTH的分泌水平，很复杂，但很灵敏。
我后来的研究方向是垂体-肾上腺轴，垂体虽然是非常小的一个腺体，但它会分泌多种激素，其中一种就是ACTH，ACTH和库欣综合征有密切关系。库欣综合征，也叫皮质醇增多症，这种病分为ACTH依赖性和非ACTH依赖性。ACTH依赖性中有一种是因为垂体的ACTH细胞分泌过多的ACTH，然后让肾上腺皮质增生、皮质醇分泌变多。还有一种ACTH依赖性的叫异位ACTH综合征，占库欣综合征的10%左右，这个ACTH不是垂体分泌的，是垂体以外的其他肿瘤分泌的，这个肿瘤全身各处都可能长，定位非常难。如果你看出来这是库欣综合征，而且ACTH是高的，但你不能判断肿瘤是垂体内的还是垂体外的，做CT、核磁共振做不出来，那我刚提到的岩下窦静脉取血的鉴别诊断就非常重要了。ACTH依赖性的病人，如果垂体没有确定的肿瘤，一定要做这个检查。
我还有一个重点研究的疾病，就是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最常见的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是因为21-羟化酶缺陷引起的，因为基因突变导致合成皮质醇的酶的缺乏，出现了疾病。病人会出现两性畸形，女性长得像男的，阴蒂大，雄性激素水平很高；男性患者雄性化更厉害，但睾丸功能不好。这个病很复杂，之前也没有太多的研究，但经过我们医院这些年的努力，积累了大量的、全国最多的病例，治得比较好了。如果病人小的时候就发现，小心地用激素来调理，可以恢复得很好，女性可以来月经，甚至可以怀孕、生孩子，男性也可以要孩子。
王：您有印象比较深刻的病例吗？
陆：20世纪80年代，我在病房当主治大夫，明确诊断了协和第一例异位ACTH综合征。这个病人一开始住在外院，是库欣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因考虑垂体ACTH 瘤可能性大，他到我们神经外科做了手术。当时手术过程中其实没看到肿瘤，只发现蝶鞍那儿有一些坏死的组织，就把这个东西取出来了。但是，临床上没有好转。过了几个月以后他又来协和做详细的检查，再查胸部CT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肺的上叶有一个哑铃状的小阴影，直径大概是1厘米多一点，我们就怀疑这个地方有问题了。胸外科给做了手术，我们做了ACTH细胞免疫组化，能看到好些细胞是被染色的，也就是说这肿瘤确实是分泌ACTH的。他后来每年复诊一次，复诊了五六年吧，都挺好的，后来就没再来了。 这个病人是我们救治得比较成功的一例，病例也发表在了《中华内科杂志》。
▲1989年，陆召麟等发表的论文《支气管类癌致异位ACTH综合征》
▲1999年，陆召麟等发表的论文《20例异位ACTH综合征的诊断和治疗》
我还有一个病人是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是个山东的男孩。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就不到10岁，我给他用了一些药进行调理，一直随访。后来他来看我，带了一包喜糖，我很感动，也很欣慰。这个病是不太好治的，治到能生孩子是很不容易的。
王：您作为“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请您聊聊这个课题。
陆：1983年，史轶蘩大夫从美国进修回来，我也刚回来，我们俩搭档，她当主任，我当副主任。我对史轶蘩大夫是很崇拜的，她确实有组织领导能力，我配合她做了很多工作。
“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是史轶蘩大夫从国外回来以后搞的第一个大课题。当时从内分泌科的角度来说，激素测定的技术已经有了，具备一定的条件，但是光自己做研究，做不深，需要把有关的科室都联合起来。我记得好像有13个科室，例如神经外科、泌尿外科、眼科、耳鼻喉科、放射科、放射治疗科、检验科、病理科、麻醉科、计算机室等，大家组在一起，重点研究垂体瘤，重要的事情一块儿讨论。
▲“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课题组部分成员合影，左二为史轶蘩，左三为陆召麟
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去想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个目标，做的时候就想着好好做。史大夫那时还没当院士，但她在内分泌学界已经很有地位了，大家都听她的安排。我负责的部分是ACTH瘤、库欣综合征的研究。
1991年，我们获得了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二年，申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得到了一等奖。那时，能有这么大课题的研究很少。评上以后，研究人员根据贡献排名，我是第五位。
▲垂体瘤系列研究的主要完成人合影，前排左起：邓洁英、周觉初、王直中、史轶蘩、劳远琇、尹昭炎、王维钧；后排左起：李包罗、张涛、金自孟、任祖渊、陆召麟、苏长保、赵俊
王：后来是怎样的契机，使您走上行政岗位的呢？
陆：我1986年开始当副院长，当了6年副院长、7年正院长，加起来是13年。说实在的，当院长不是我的理想，我觉得我的性格不太适合做管理，我不是能说会道的人，而且做业务工作比较单纯。我刚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卫生部就询问我的意见，想让我当哪个医院的书记，我说我刚刚花了那么大力气在英国学技术、学业务，回来都还没用呢，我不干。后来当院长，是因为朱预院长找了我4次，他跟我说是组织决定的，我只能服从。
我当副院长的时候，朱预院长是一把手，大事由他决定，我当他的助手，具体工作做得比较多一些。我管院办、外事办、人事处、改革办、教育处、科研处，还要管器材、设备等，事情非常多。但这些处室的处长们都非常努力，帮我分担了很多，大家团结一心，把工作干好。
▲1991年，北京协和医院七十周年院庆时院领导合影，左起：黄人健、陆召麟、王荣金、朱预、方圻、宗淑杰、蒋王元
医生从事管理有他的优势，因为懂医学，懂得怎么用人、医院怎么发展。但这个担子多重啊，当这么大医院的领导，我只能兢兢业业的，不敢疏忽，晚上睡觉都睡不好，电话铃声一响肯定是有事。以前周末只放一天假，上六天班，我最多花一天在临床工作上，六分之五的时间都花在医院管理上，培养研究生也只能用零零碎碎的时间或者中午休息的时间。
▲20世纪90年代，陆召麟在挑灯工作
王：您担任协和医院院长以后，做了哪些工作呢？
陆：当时医院是院长负责制，党委监督。党委书记是宗淑杰，我是院长，副院长有江国柱、黄人健、马遂、蒋王元、方文钧。院长办公会和党委常委会交替开，重要事项由主管院长提交报告，经过讨论，民主集中制由院长或党委书记综合大家意见拍板决定。班子团结合作，气氛挺好。
在我当院长的七年中，做了这些工作。
一是提升医院基建和硬件设备水平。我接手的时候，内科楼结构封顶，还没有内装修、外装修，我们发现计划用的墙体保温材料（泡沫塑料），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当时唐山发生了一场火灾，死了不少人，就是因为这个泡沫塑料着火后释放有毒气体。医院里头绝对不能出现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就找了很多专家论证准备用的泡沫塑料好不好，结论是不好的，那就必须换。多花点钱就多花点钱，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一定要做。
大家现在常走的“新加坡”，即老楼和内科楼之间的连廊，原来设计里是没有的。虽然两栋楼离得很近，但来来去去、进进出出到处都是门槛，病床都没法推，而且冬天进出多冷啊，所以我提出，一定要搞连廊，花钱也得弄。两边高低不平，无论如何对不上，最后就变成坡了。
内科楼1995年秋试运行，我们以病房为单元，完成一个搬进一个，病房门诊都没有停业，手术也没有受到影响。
班子还对教学楼、科研楼、科技开发楼建设作了规划，截止到我卸任院长前，教学楼已建到“正负零”[10]。这些工作对以后医院的发展都有益处。
20世纪90年代，陆召麟（右二）参加内科楼建设讨论会
二是争取财政资金支持。国家对协和事业发展非常支持，建内科楼的时候，一开始只给了基建拨款，没给买设备的钱。没钱如何开办？我带着财务处、器材处的工作人员到计委和财政部反复沟通，得到了设备上的资金支持。内科楼启用后，协和医院的病床由原来的600张增加到1000张左右，放射科、放射治疗科、核医学科、检验科、病理科、超声医学科的大型仪器设备和手术室、麻醉科的设备得到更新，临床科室用于研究的实验室条件有明显改善，为医教研工作较快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是培养人才。对医院发展来说，房子落实了，设备落实了，再就是人了，人是最重要的因素。改革开放是人才培养很好的契机，我们采用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那时，出国进修、学术会议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很多，但医院没钱，医生本人也没什么钱，医院就想办法争取经费，找资源找资助，争取到各种各样的基金组织支持，例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等。我们派出国进修的人很多，考试合格了就可以出去。另外，医院还做到了职称晋升常态化，这对医生的成长很重要。我们还推荐了史轶蘩教授、刘彤华教授参评中国工程院院士，都评上了。每年，我们还会培养相当数量的博士、硕士毕业。
1996年，陆召麟（左一）接待外宾来访
四是重视职工福利。协和的职工住房很困难，医院千方百计筹款自建或和其他单位共建，或购买住房分给职工，基本做到了主治医师以上或相当于主治医师资质的老职工都有房子住。北极阁、潘家园、方庄、草桥、定福庄、望京，都有我们的职工宿舍。我们还将医院的职工幼儿园从雅宝路旧址迁到了东单北极阁职工宿舍院内，离单位近一点，解决大家后顾之忧。职工收入、医院可动用资金也有较大增长。
五是开展合作帮扶。我们和国内多个地级中心医院建立了合作帮扶关系，派协和专家去地级医院会诊、手术或讲课，接受当地医生来协和进修。我印象中的合作单位有辽宁省的抚顺市中心医院，吉林省的白山市中心医院，山东省的泰安市中心医院、聊城市中心医院，贵州省贵阳市工人医院，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广东省潮州市中心医院等。
医院的建设，重视跟不重视差别很大。
王：您既是医疗专家，又是医院管理专家，您是怎样同时扮演好这两种角色的？
陆：人无完人，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医院的成绩是大家一起努力干出来的。要当个医生是很难的，但放弃做个医生却很容易。一个内科医生两三年不看病人，再让他看病人他就不敢看了；一个外科医生要是一年不做手术，他肯定也不敢做手术了。所以，要坚持。我当了院长以后，就按照这个理念，坚持搞一点业务，但坦白地说，一点不受影响也不可能。一个礼拜6天工作，我5天在忙行政，1天在搞业务，我看的病人肯定比别人少，我做的研究也比人家少，这是没办法的。但我还是可以，能跟得上吧。我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都是以优异成绩毕业的，现在也都发展得很好。
陆召麟在问诊患者
王：您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怎样安排的？
陆：我是2004年正式退休。但新冠疫情之前我一直在看门诊、查房，一个礼拜至少有一个半天看门诊，一个半天查房。如果身体健康情况可以的话，我是愿意出门诊的。倒不是为了钱，主要是因为当医生，对病人有感情，病人需要我，我觉得我应该来。
王：您觉得自己与协和有什么样的缘分？
陆：能到协和来工作是我的光荣，是我的好运气。我这一辈子都奉献给协和了，我也一辈子感谢协和给我的教育和培养。在这里，也对所有帮助过我、鼓励过我的前辈、同事表示感谢。
王：对协和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嘱托？
陆：年轻人是我们的希望，希望年轻一代继承协和优良传统，把协和建设得越来越好。
做医生，必须多思考、多分析。协和医院的医生本事大，大在哪？就是善于思考，不是一下子下结论，要讲证据，讲循证医学。救病人、治病人，千方百计为病人服务。对疑难复杂病人，有万分之一的希望都要努力，不能放弃。
另外，医生还应该是一个好的心理学家。好多病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焦虑、困惑，要好好地听，好好跟他解释，安慰他，帮助他理清心绪，这都是非常要紧的。不光要懂业务，对患者的家庭情况、社会的情况也都要了解。
2023年，陆召麟教授参加内科党总支活动
我成长为一名医生不容易，坚持做医生也不容易，但我觉得当医生很光荣，救死扶伤，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
国家给协和的支持非常大，协和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我们应该努力，应该感激，应该比人家干得好。我相信，我们的年轻人一定会做好的。
注释：
[1] 罗店镇，现隶属于上海市宝山区。1949年7月，罗店区人民政府成立。
[2] 现上海市罗店中学的前身，全称为私立罗溪初级中学，创立于1942年。
[3] 流脑，流行性脑膜炎的简称，是一种严重的细菌性急性传染病。
[4] 现白沙黎族自治县，海南省直辖县，位于海南岛中部偏西，地处五指山腹地。
[5] 班公湖，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与克什米尔地区交界处，藏语意为“长脖子湖”，因湖体狭长而得名。
[6] 放射免疫测定法是一种利用放射性标记物追踪特定抗原或抗体的技术。通过竞争性结合反应，它可以精确检测和定量微量物质（如激素、蛋白质），灵敏度极高。
[7] 伦敦大学圣巴塞洛缪医学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 Medical College）是英国顶尖的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之一，隶属于伦敦大学。它与历史悠久的圣巴塞洛缪医院紧密合作，以卓越的临床教学和前沿医学研究闻名。
[8] 1965年，在刘士豪、谢少文、王世真和许健生的先后指导下，研究生陈智周建成“胰岛素放射免疫测定法”，但因时代原因未能投入临床使用。
[9] 蒙特利尔临床医学研究所（Institut de Recherches Cliniques de Montréal，简称IRCM）是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一所独立非营利性医学研究机构，成立于1967年，专注于基础医学和临床研究。
[10] 建筑术语，指建筑物首层室内地坪的基准标高，作为施工测量的统一基准点，用于确定地基开挖深度与地上建筑高度的分界。类似地图的"海拔零点"，对控制建筑垂直尺度精度至关重要。
老专家口述历史专栏
北京协和医院自2017年起设立“老专家口述历史文化传承教育项目”，通过对协和老前辈的个人生命史、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见证的学科发展等进行文字、影像的采集和整理，记录和反映协和人秉承传统、励精图治、再创辉煌的奋斗史，梳理医院及各学科的历史脉络，剖析协和百年基业长青的奥秘。协和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设“老专家口述历史专栏”，以访谈录的形式节选老前辈的部分口述内容刊出，以飨读者。
监制：吴沛新
主编：段文利
整理：李苑菁
视频：杜禹甫 李苑菁 董静格
摄影：杜禹甫
摄像：刘红瑞 靳春
审校：陆召麟
编辑：董静格 史真真
本文内容节选自陆召麟教授的三次访谈记录，文中部分图片由陆召麟教授本人提供。
来源：北京协和医院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