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66 年，52 岁的杜凤治花了37 天时间才从浙江绍兴赶到广东，但他心情极好，因为要当县太爷了。结果他刚进广州城就懵了 —— 在码头吃碗云吞面，老板要价 20 文；在老家绍兴，10 文能买两大碗还加个蛋。他在日记里吐槽：“牛羊鸡鹅猪鱼鸭，柴米油盐酱醋茶，粤

壹

1866 年，52 岁的杜凤治花了37 天时间才从浙江绍兴赶到广东，但他心情极好，因为要当县太爷了。结果他刚进广州城就懵了 —— 在码头吃碗云吞面，老板要价 20 文；在老家绍兴，10 文能买两大碗还加个蛋。他在日记里吐槽：“牛羊鸡鹅猪鱼鸭，柴米油盐酱醋茶，粤东无一物不贵者（省中更甚），天下所无也”。

这不是他瞎抱怨，有数据为证。同治八年（1869 年）广东早稻丰收，谷价跌到 “每百斤只值银六钱”，看着便宜？换算成实际购买力就吓人了：当时 1 两银约合 1500 文，1 斤稻谷能出 0.7 斤米，百斤谷出 70 斤米，六钱银（900 文）买 70 斤米，平均 1 斤米 12.8 文。而同期浙江嘉兴的米价，1 斤才 8 文 —— 广东就算丰收，米价也比老家贵 60%。

更坑的是 “谷贱伤农”。杜凤治在四会当县令时很勤奋，会时常关注物价。根据他的观察，农民把稻谷拉到集市，卖百斤谷得六钱银，雇人收割、挑运的工钱就要四钱，最后到手只剩两钱，就够买两斤肉。

他叹道：“谷贱时，农夫累死一年，不如给商铺当伙计”。可到了同治十年（1871 年）初冬，广州米价又暴涨，“上白米每元银买廿五斤”——1 元洋银约合 0.7 两银（1050 文），百斤上白米要近 3 两银（4500 文），够普通人家吃一个月，比丰收时贵了 5 倍。

为啥广东米价这么疯？背景得说清：广东从清朝中叶就缺粮，每年要从越南、泰国运几百万石米进来，商船过海关、厘卡都要交钱，成本全加在米价上。

杜凤治见过珠江口的米船，“每船装米千石，过三水厘卡要交 20 两银”，这钱最后当然得算在百姓头上。反观广西，米价每斤才 17 文，可从广西运米到广东要过七道厘卡，算完运费厘金，运到广州反而亏本 —— 这就形成了 “广西米贱运不过来，广东米贵买不起” 的死循环。

贰

如果说米价还能忍，广州的房价和租金能把人逼疯。杜凤治刚到广州时，想租个带院子的官宅，中介带他看了西关一处小院，房东开口要 “每月租金 5 两银”（7500 文）。他当场吓退：“我一年养廉银才 1500 两，租这房子半年工资没了”。

某大户人家

后来他的幕客金玉墀租了间 “小房子”，每季度租金 15 元洋银（约 10.5 两银），而且 “住几天也要按三个月算”。换算成现在，相当于租个 10 平米单间，押三付一，月租近 4000 块 —— 这价格放在 1870 年的广州，普通伙计一个月工钱才 1 两银，租这房子得不吃不喝攒 10 个月。

豪宅的价格更是离谱。前浙江盐运使潘仕成的西关大宅院，官府拍卖时喊价 3.8 万两银 —— 这钱能买多少东西？

按当时谷价，能买 63 万百斤谷，够 1000 人吃 10 年；按米价，能买 12.7 万百斤米，够广州城万人吃一个月。后来爱育善堂花 3 万两银买下，改成办公地，杜凤治去办事时感叹：“这院子比我们绍兴府衙还大，花钱却能买，广东真是有钱”。

潘仕成的海山仙馆

为啥广州房价这么高？背后是商业发达带起来的。杜凤治在四会县看到，“水口厘卡两个月上解 5000 两银，相当于四会一年的地丁税”—— 厘卡收入高，说明商船往来多，商人、伙计都往广州挤，住房需求暴涨，房价自然水涨船高。

当时没什么靠谱的人口统计，但他自己在日记里算过：“广州每天要消耗 7000 石米，算下来人口超百万”，这么多人挤在城里，房价能不贵吗？

叁

除了吃和住，广州的日常消费也贵得离谱，尤其是 “精神消费”。杜凤治第一次在广州看戏，就被戏价惊到：“民间请戏班一天要 200 元洋银（约 140 两银），按‘官价’只给 40 元，差的钱全靠我们两首县补”。140 两银是什么概念？够买 47 石上白米，够普通人家吃四年。

看戏

就连寄信都贵。同治七年（1868 年），杜凤治托钱庄寄两封京信，“厚信要 4000 文（约 2.7 两银），薄信要 600 文（0.4 两银）”。他吐槽：“这钱在老家能雇人跑一趟北京，广州寄封信比走路还贵”。后来他派专差从罗定送信到岑溪，“给工食银九钱，限八日来回”—— 九钱银够买 30 斤米，相当于现在寄个顺丰加急，花掉 500 块。

最离谱的是书价。杜凤治很爱看书，有一次想买套《二十四史》，书商报价 “白纸版 160 两银，黄纸版 140 两银，装订装箱要 200 两以上”。他当场放弃：“买两套《二十四史》的钱，够在广州商业区买间铺屋（每间约 400 两银）”。

后来他从潘仕成那弄了好多套《佩文韵府》，送了女婿陈仲和一套，陈 “大喜过望”—— 不是装的，这套书 “极便宜需三四十金”，普通读书人根本买不起，陈虽家境不错，也舍不得自己买。

肆

为啥广东啥都贵？杜凤治在广东待了十年，终于摸透了门道，总结了三个原因：

第一是 “商业太活，钱来得快”。他在佛山看到，“染纸行东家、西家争生意，西家能抱团逼东家按他们的规矩来”；在广州看到，“沙面租界的洋商，一天赚的钱够普通人家吃十年”。商人多、赚钱易，物价自然跟着涨 —— 就像现在的一线城市，工资高但消费也高。

第二是 “厘卡太多，层层加价”。广东的厘卡比浙江多一倍，“从佛山运批布到广州，要过三水、南海两道厘卡，每道收 5% 的税”。商人不会自己承担成本，全加在商品价格上。一匹布在佛山卖 1 两银，运到广州要卖 1.2 两银，其中 0.1 两是厘卡税，0.1 两是运费。所以最后都是百姓买单。

第三是 “官员消费拉高物价”。别笑，这是真的，富豪们的消费力都比不上公款消费。总督瑞麟看戏，“三天花掉千两银”；布政使俊达宴请，“一顿饭够普通人家吃半年”。官员花钱大手大脚，商铺自然敢抬价 —— 反正总有官员买单，普通百姓只能跟着承受高价。

伍

现在回头看杜凤治记的物价，是不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方面是商业发达、富庶繁华，商船满珠江、戏班遍地开；一方面是民生压力大，米贵、房贵、啥都贵，普通百姓累死累活，也只能勉强糊口。

他不会想到，150 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讨论过 “一线城市物价高”“生活压力大” 的问题 —— 只是当年的 “西关豪宅” 变成了现在的 “学区房”或者“海景房”，当年的 “戏班花费” 变成了现在的 “演唱会门票”，还好“厘卡税”没了。

历史总是相似的：哪里商业发达，哪里物价就高；哪里有特权阶层的高消费，哪里的普通百姓就要多掏腰包。杜凤治在日记里写的 “粤东无一物不贵”，放在今天的北上广深，不也有人天天这么吐槽吗？

不过话说回来，物价高也未必全是坏事 —— 杜凤治最后也承认：“广东虽贵，但商机多，我那侄子来广州当伙计，三年就攒够了回老家买地的钱”。就像现在的年轻人，一边吐槽一线城市物价高，一边还是愿意留下来 —— 毕竟，哪里有压力，哪里就有机会，这道理，一百多年前就被杜凤治看透了。

（本文史料均引自杜凤治《望凫行馆日记》，部分日记原文转译为了白话文；货币换算参考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物价对比参考《清代广东粮价史料》）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