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8岁时误杀领导，毛主席留其一命，4年后他成军长还当过军团长

摘要：在中国近代的革命岁月里，走过的路特别不容易，那时候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形势也复杂，在这样的艰难时刻，涌现出一大批革命志士，他们把一辈子都献给了新中国的诞生，很多人是冲在战场上，和敌人拼命而牺牲的，但也有一些人，他们并不是倒在枪林弹雨中，而是因为一些本来完全

在中国近代的革命岁月里，走过的路特别不容易，那时候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形势也复杂，在这样的艰难时刻，涌现出一大批革命志士，他们把一辈子都献给了新中国的诞生，很多人是冲在战场上，和敌人拼命而牺牲的，但也有一些人，他们并不是倒在枪林弹雨中，而是因为一些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意外事故而丧生，这样的离去让人觉得格外惋惜。

吕赤，本名叫吕希贤，四川人，1925年他考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表达自己对革命的一片赤诚之心，他索性把名字改成了“吕赤”。

1927年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因作战勇猛、指挥灵活，很快就被上级看重，同年9月，他跟随毛主席发动秋收起义，还当上了第一团第三营八连的连长，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吕赤没有退缩，他选择追随毛主席上井冈山，在三湾改编时，他担任军官队的队长，逐渐成长为红军里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将领。

那年秋收起义受挫后，毛主席带着仅剩下的七百多人一路上井冈山，准备在这里建立新的根据地继续打天下，可接连的战场失利让部队士气低落，加上井冈山条件艰苦，敌人的围追堵截更是雪上加霜，一些意志不够坚定的军官干脆丢盔弃甲，原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和团长苏先骏不告而别，甚至还有第一团团长陈浩直接叛变，这些事情在队伍里引起了极坏的影响。

毛主席知道，要想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必须尽快培养一批政治过硬、军事素质也过硬的骨干，只有这样，红军才能挺过眼前的困难，继续壮大，于是1927年12月，在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毛主席亲自主持，创办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军官教导队，后来大家习惯称它为“井冈山教导队”。

这是自南昌起义后我军创办的第一所军事学校，被誉为我军军事院校的“摇篮”，延安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甚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大学，都是在它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

而这支教导队的第一任大队长，就是吕赤，那支队伍里可谓是卧虎藏龙，人才济济，像后来成为开国上将的陈士渠、陈伯钧，当时就在队里担任区队长兼教员，能在这样的“精锐之师”里挑大梁，足见吕赤的本事和威望，吕赤从秋收起义一路跟随毛主席到井冈山，始终坚定支持他的决策，毛主席也把他视为得力干将，格外信任和重用。

陈伯钧与吕赤关系颇深，陈伯钧1910年出生在四川达县，早年考进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因为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后来考进黄埔六期，接受了完整的军事训练，他们两人都是四川老乡，一个是黄埔师兄，一个是黄埔师弟，再加上在井冈山教导队里，吕赤是大队长，陈伯钧是区队长，属于上下级，这样的关系，让他们在军队里走得更近。

井冈山教导队刚成立不久，吕赤带着部队出去打仗，回来时缴获了一把手枪，那时候大家几乎都没见过真正的手枪，听说带回了“宝贝”，不少战士立刻围上来，伸长脖子想要一睹真容。

这枪是一把“曲尺”手枪，造工精细，摸上去冰凉沉重，可惜它是一把坏掉的哑巴枪，根本打不响，大家看了半天，虽然稀奇，但也免不了有点失望，陈伯钧也被吸引过来，挤在人群里凑到吕赤身边，拿过手枪仔细端详，他对机械有天生的兴趣，吕赤看着他兴致勃勃的模样，忍不住大笑：“这不过是个半斤重的铁疙瘩，又打不响，有啥好稀罕的！”

陈伯钧摇了摇头，说还能修好，他向来在队伍里是出了名的“修理能手”，枪械坏了常常能让他鼓捣好，听到他这么说，吕赤干脆把枪递过去，笑着说：“那就让你试试吧！”没想到陈伯钧还真没吹牛，他左看右看，时而扣弄机关，时而琢磨零件，凭着对机械结构的直觉，一点点修复了枪的故障，等他重新装好扣动扳机，枪口竟然冒出火光，真修好了！

在场的战士们惊呼连连，没想到这“哑巴枪”还能复活，吕赤拍着陈伯钧的肩膀，笑得合不拢嘴：“好家伙，果然是个巧匠！”陈伯钧把手枪修好后，心里既兴奋又得意，他忍不住又跑去找吕赤炫耀，一边走一边还故意上膛，想让吕赤看看这“奇迹”。

可谁也没想到，意外偏偏在这一刻发生，明明手指还没有扣动扳机，手枪却突然走火，“砰”的一声，子弹呼啸而出，不偏不倚正中吕赤的头部，吕赤倒在血泊中，当场殒命，这一幕把所有人都吓傻了，陈伯钧整个人呆坐在原地，脸色惨白，手里还攥着那把刚修好的手枪，他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是自己亲手打死了战友、打死了敬重的长官啊！四周很快聚拢来人，气氛骤然凝固，战士们既震惊又愤怒。

消息很快传到毛主席那里。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意见分歧很大：有人说“人命关天，一命还一命”，有人主张军法处置，严惩不贷，毕竟这是在军队里，纪律必须铁一样的执行，否则难以服众，而此时的陈伯钧，心里早已陷入无尽的痛苦，他泪流满面，不停自责：“是我害了吕赤，是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毛主席的信任！不管组织怎么处罚，我都认！”那种撕心裂肺的悔恨，让他几乎站立不稳。

毛主席沉思良久，最后给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罚陈伯钧，打板子一百下，这个结果在场的人一下子炸开了锅，有人愤愤不平，觉得处罚太轻；有人不解，认为毛主席是在“徇私”。可毛主席很快解释道：陈伯钧并不是故意杀人，而是一次意外，如果杀了他，只是少了一个年轻的革命骨干，留他一命，让他用余生去拼命工作、替吕赤继续革命，这才是最有价值的。

随后毛主席当场命令警卫员执行处罚，板子一下一下落下，打到二十下时，陈伯钧的屁股已是血肉模糊，疼得浑身发抖，但他咬紧牙关一句话也没说，最终毛主席叫停了惩罚，以这种既有原则又有灵活性的方式，既平息了众人的怒火，又保住了这位年轻将领的性命。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决定是对的，1930年年仅20岁的陈伯钧就升任红20军参谋长，成为红军里最年轻的军级干部之一，两年后他从左权手里接任红15军军长，当时才22岁，短短几个月后他就成了红5军团的参谋长，成为军团级的领导人。

1933年他因为坚决反对“左”倾冒险路线，一度被降职到红5军团13师当师长，可他很快打出一连串漂亮胜仗，红13师成了红军主力，被誉为“坚师”，中央红军长征时，他率部担任最后的后卫，打硬仗毫不含糊，甚至因此赢得了“铁屁股”的外号，血战湘江后，他再次官复原职，重新出任红5军团参谋长。

两年后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陈伯钧被调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参谋长，但因为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他被罢免，改去红军大学当教员，他毫无怨言，继续埋头培养人才，到1936年，随着错误被纠正，他又重返前线，先后担任红4军参谋长、红6军团军团长。

陈伯钧打仗能耐大，还养成了一个写日记的好习惯，从1933年到1950年，他坚持写下了4000多篇日记，正是这些珍贵的记录，后来帮助绘制出了我们今天熟知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线图”，全面抗战爆发后，陈伯钧又担任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成为八路军最早的六位旅长之一，还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那一年，他才27岁，一个意外险些让他断送前途，但毛主席留下了他，他也用一生去证明了自己。

1937年8月25日，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年仅27岁的陈伯钧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0师359旅的首任旅长，这是八路军最早成立的六个旅之一，分量极重，让人没想到的是，他担任旅长的时间非常短暂，从上任到卸任，前后加起来不过两个月，战友们都替他惋惜，但熟悉他的人也清楚，这和他的直率性格不无关系，陈伯钧向来敢说敢做，遇事直来直去，不善于圆滑应对，这种性格在战场上是优点，可在复杂的局势和组织内部却往往显得有些“吃亏”。

六年后陈伯钧出任八路军385旅副旅长，成了王维舟旅长的左膀右臂，有人感慨，六年前他是旅长，如今却成了副职，命运多有起落，但陈伯钧自己并不在意，他依旧把全部心思扑在部队建设和战士身上，正是因为他这样甘于付出、不计较个人荣辱，才让他在部队里始终有口皆碑。

抗战胜利后，局势进入新的阶段，1946年1月，陈伯钧被派往北平，担任军事调处执行部热河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这份工作更像是一种斗智斗勇的外交与谈判，他沉稳的作风和过硬的军事素养，让他在交锋中赢得了对手的尊重，7月他又转赴东北，先后担任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合江军区司令员，以及东北野战军上级干部大队大队长，那几年，他一边带兵作战，一边培养干部，为解放战争储备了大批骨干力量。